我们同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这几十年，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批评、批判、谴责、揭露的几十年。通过斗争，我们伸张了正义，澄清了史实，教育了人民；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我们的斗争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变本加厉，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和反华逆流越演越烈。
面对中国、日本、中日关系以及相关国际关系的新形势、新动向、新趋势，一方面，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对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还需要进行新的思考，拿出新的对策，采取新的行动。
综合近几年来本人和同人的一些思考，在这里提出十条建议，供大家参考。
（一） 警惕日本右翼与台独的勾结
中日之间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历史认识问题，二是领土领海争端，三是台湾问题。历史认识问题，自战争结束至今，一直未得解决，预计以后也很难解决；领土与领海争端，虽然日方不断挑衅，但由于中方的克制，目前尚不致激化为主要矛盾；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问题。
日本右翼势力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台独势力出于台湾独立的欲求，双方加紧了相互勾结，并且把台湾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绞在一起，企图在分裂中国的问题上推波助澜，浑水摸鱼。李登辉的访日、大批日本议员的访台、小林善纪《台湾论》的出笼，都是值得严重关注的事态。如果我们不能阻止日本右翼势力与台独势力勾结趋势的发展，那么无疑会使台湾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二） 警惕日本政客对中韩的离间
我们注意到，在教科书事件中，日本右翼政客扬言只修改与韩国有关的部分内容，而完全不接受中国的修改要求。按理说，中国是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若修改教科书首先应当考虑中国的要求才是。而日本恰恰相反，宁可接受韩国的要求，也不接受中国的要求。这不禁让笔者联想到一些事：去年日本政府就侵略战争正式向韩国谢罪，却拒不向中国谢罪；今年韩国以禽流感病毒为由禁止进口中国家禽，日本也以闪电速度紧随韩国对华发出进口禁令。可见日本对中韩实行不同政策的做法并非一时冲动而是蓄意为之。其用意就是在中韩之间一打一拉，借以离间分化中韩关系，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今后，日本有可能继续采用这种小人伎俩。因此，我们在要求日本端正历史认识的问题上，应注意与韩国协调关系，结为统一战线，采取共同立场，以免中了日本政客的离间之计。让我们欣慰的是，韩国方面也表达了相同的愿望。
（三） 做扎实精确的历史研究
对日本侵华历史的研究，其意义早已超出了一般的史学研究，而成为政治斗争的需要。我们必须从这个高度看待这项研究工作。
日本人办事非常认真，尤其对自己“受害”的历史更是一丝不苟。他们对广岛、长崎原子弹死难者都登记造册，统计数字精确到个位数。每年有年老故去的，还追加造册，举行存放仪式。反观我们的统计数字，常常失之笼统，大约、大概比比皆是，让人汗颜。这里固然有客观上的种种困难，但主观原因也不可推卸。
记得鲁迅先生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即便是敌人，也要把他们的优点学到手。所以我们不妨学学日本人的长处，把我们的研究也搞得细致些、精确些。在揭露日本暴行的问题上，我们务必要防止夸大的倾向，不是说得越大越好，而是越准越好。只有把我们的研究搞扎实了，搞准确了，我们的观点才有真实的基础，我们的斗争也才更有力量。
（四） 修补我们的教科书
日本在教科书上大做文章，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何不也在教科书上做做文章？我们目前的教科书虽然有一些日本侵华的内容，但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内容单薄，二是有前无后。对于日本政客如何歪曲历史，为何歪曲历史，以及他们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的情形，我们的教科书根本没有反映。
据报道，我们有的小学生在观看电影《紫日》时，居然对日本兵拿中国活人练习刺杀的镜头发出笑声。荒唐的事情发生在孩子身上，责任却应当由成人来负。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教育的失败。
今年6月，新加坡已经决定，把过去从初一开始的历史教育，提前到小学四年级进行，重点讲授“日本占领时期的历史”，并在新的教科书中增加日本侵略的内容，以培养学生的爱国心和国防意识。
对我们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日本人对历史的歪曲，而是我们自己对历史的遗忘。正反两个方面的事例都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忽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而教科书的修补改进正是加强教育的最好途径之一。
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教科书，也是值得考虑的。最可行的是中韩两国探讨合作的可能性，然后把日本进步史学家吸收进来，共同编写一部得到国际认同的教科书。
我们还不要忘了小人书的作用。我们过去的《鸡毛信》、《山乡巨变》、《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连环画佳作至今仍广为流传；日本右翼画家小林善纪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论，也采用了连环画的形式。这也提醒我们，如果把日本侵华的历史和日本政客翻案的丑行，用连环画的形式加以反映，或许会产生很好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效果。
（五） 加强对民间索赔的支持
我国民间的对日索赔已经进行多年了。虽然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索赔要求，但民间索赔的放弃与否，不是政府所能决定的。因此，我国的民间索赔具有道义和法理的双重基础。
民间索赔固然是经济上的索赔，但其更加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却表现在政治上。因为索赔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斗争方式。通过索赔，有助于我们揭露日寇暴行，澄清侵略真相，伸张正义，争取同情。政府与社会各界对这项斗争理应给予支持和帮助，使其索赔斗争更加有效、更加有力。
（六） 加强对日本左翼力量的声援
在日本对华关系和对战争认识的问题上，日本国内并非铁板一块。这是值得我们欣慰并可加以利用的态势。主张对华友好、反省侵略战争的日本左翼力量主要是社民党、共产党、民主党、工会、日中友好团体和部分知识分子。在反击日本右翼的问题上，日本左翼力量和进步人士有需求，也有经验。但这些年来，左翼力量渐处下风，他们渴望得到声援和支持，我们应当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和联系，给以不同形式的援助，并向他们请教孤立和打击日本右翼的对策。相信这方面的工作如果加强，必有效果。
（七） 加强与韩、朝、新、马、泰、越、印尼等国的联合
东亚与东南亚各国都是日本侵略的受害国，在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上，各国的立场是相同的。但这些年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日本以经援实施拉拢分化，亚洲各国对日本侵略历史和日本右翼美化侵略的谴责批判，有日益淡化、弱化、分散化的趋势。我们应当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协调、沟通，在谴责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日本端正历史认识方面结为统一战线。
另外，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都有一些受到日军虐待的老兵，与我们有共同语言。加强与他们的联络，互为应援，造成国际声势，无疑有利于我们同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
（八） 更多地通过美国法院对日起诉
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十分特殊。一方面，历史上，美国与日本曾是二次大战中的交战国，美国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另一方面，美日两国又是现实中的军事同盟国，两国关系紧密。前一个因素使美国便于理解日本军国主义残暴性和中国人民警惕军国主义复活的正义立场；后一个因素又使得美国在对日本施加影响方面具有特殊作用。
通过美国法院提起对日诉讼，我们已经有了成功的先例。如果能够更多地发挥这个渠道的作用，对日本侵略暴行将是有力的揭露，对日本右翼势力也是一个压力。
（九）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与以色列比较，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说起纳粹的大屠杀，说起纳粹的集中营，说起犹太人的苦难，世界上几乎无人不晓。但说起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说起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知之者寥寥，甚至比知道广岛、长崎原子弹的人还要少。一位研究纳粹历史的以色列史学家在与我们交流时就曾问起：日本法西斯是否比纳粹要好一些？造成这个局面的责任主要在我们自己。
几十年来，我们的对外宣传工作，一是数量少，二是质量差。至今没有一部叫得响的具有国际水准的电影或电视片，也没有一部过得硬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著作。一些译成外文的著作，因为译文水平不高，不适合外国阅读习惯而难以产生影响。
今后应当把加强对外宣传作为工作重点，推出一批质量过硬、译文地道，又适合外国读者的读物或影视片。
（十） 成立专门的对策机构
同日本右翼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并且涉及政治、外交、教育、法律、学术研究和新闻宣传等方方面面，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够单独承担这项工作。这就需要由政府有关部门出面牵头，成立一个专门机构，对这项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策划，制定对策，组织实施。如果有了这样一个机构，我们的工作将会大有起色；否则就无法摆脱目前的被动和分散状态，同日本右翼势力斗争的效果必定大打折扣。
以上建议，纯属个人之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