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两件事戏剧性地“碰”到一起，再次让人感受到巨大的反差。

      这一天，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原中国劳工刘宗根等6人要求日本政府对战时他们被绑架到日本充当劳工给予经济赔偿的上诉请求。

      刘宗根等人是1944年被侵华日军强掳至日本京都大江山矿山充当劳工的。1998年8月，刘宗根等6名幸存者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公开向原中国劳工谢罪并进行赔偿。2003年1月，京都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虽然认定日本国和日本冶金工业公司有“非法行为”，但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原告提出的赔偿及谢罪要求。去年9月，大阪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原告不能向日本实施《国家赔偿法》前的政府行为索赔）法理为由，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如今，日本最高法院第三次对受害者说“不”。毫无疑问，日本法院的这一系列举动，伤害的绝不仅是6位当事者，而是千千万万战争受害国民众的感情。

      也是在这一天，地球的另一方，德国“记忆、责任和未来”基金会在柏林德国总统府举行仪式，宣布历时７年的对二战纳粹强制劳工的赔偿工作正式结束。7年间，基金会共向100多个国家的166多万名前纳粹强制劳工或他们的合法继承人支付了43.7亿欧元赔偿金。德国总统克勒和总理默克尔亲自出席了这一仪式。克勒说，长期以来，这些二战中的纳粹强制劳工都属于被遗忘、被排斥的纳粹主义牺牲者。拒绝他们的赔偿要求，就是否认他们所遭受的痛苦。赔偿基金会的工作具有历史意义，这是通往和平与和解道路上所必须要实行的苦涩举措。默克尔则坦诚地表示，成功完成对这些劳工的赔偿，让我们如释重负，尽管金钱永远无法弥补这些劳工所遭受的痛苦。

      面对起因相同、结果迥异的两件事，还需要讲更多的道理吗？！不用。神智正常、不怀偏见的任何人，恐怕都不难做出是非判断，也不难分别给日本、德国现实的国际形象打出公平的分数，尽管它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国，尽管它们曾经是“同一条战线的盟友”，尽管它们都曾充当过残害人类的恶魔。时隔数十年，它们却拉开了如此巨大之差距。

      从负责赔偿工作基金会的名称，就清楚地看到了德国政府的良苦用心。“记忆”，是教育本国公民，永远不要忘却德国那段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历史，时刻警惕、防止法西斯纳粹的复活；“责任”，是在承认历史的基础上，勇敢地承担起该负的责任，从精神到经济，给予一切受害者足够的补偿，以尽快卸去历史重负，求得世人的理解；“未来”，则表达了民族维护和平、永不再战的美好向往和长远追求。数十年来，德国不光把这些理念时时“挂”在嘴上，而且扎扎实实“落”在行动中。德国总理在波兰下跪表达对受害犹太民众的谢罪之情，用法律手段严惩否认法西斯罪行、为纳粹辩护的言行，等等，已早为世人熟知。在经济赔偿方面，也做得毫不含糊、细致入微。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已经向众多战争受害者支付了大约640亿欧元的赔偿金。由于起初没有把纳粹时期强征的劳工纳入赔偿范围，1998至1999年期间，波兰、美国、俄罗斯等国的纳粹时期幸存劳工向本国和德国法院提起赔偿诉讼。德国政府为此通过了专门的“赔偿基金法案”，开始了长达7年的全面赔偿工作。到现在终于告一段落。相信随着这一“工程”的结束，德国的国际威望不仅不会贬损，必将有新的提升。

      相比之下，那种歪曲历史、抹杀记忆，那种美化犯罪、推卸责任，那种沉迷于往日 “辉煌”、不愿正视未来的行为，显得多么的低劣、委琐！德国的政治家们肯定不会被 怀疑有什么“极端反日”情绪，在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赔偿上诉的同一天举行宣告赔偿结束的仪式，也绝非故意让日本难堪。难道这一“巧合”是“上天的警示”？笔者更相信这彰显的，是历史潮流、是人间公理、是人心所向的无敌力量。

      经济赔偿是有价的，拒绝合理赔偿导致的损失却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如果说连这点儿浅显的道理都不懂，那只能说真是鬼迷心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