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上午，日本冈山县举行日中共同慰灵祭典,追悼在太平洋战争中遭强掳并丧生的中国劳工。6月30日,是“花冈暴动”60周年纪念日。这天，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的中国红十字宾馆内，庄严肃穆的灵堂前，200多名劳工幸存者及其后代、以及旅日华侨、日本友人面向“中国殉难者烈士慰灵之碑”（拓本）一起三鞠躬。
同时，在中国劳工曾经服过苦役的日本大馆市的山林中，市长小田元在祭坛致辞中提到：“过错不容再次重复！”
前一日上午，暴动幸存者李铁垂老人在前日本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的陪同下前往日本首相官邸递交了23万人签名的公开信。信中要求日本政府向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公开谢罪，并给予经济赔偿。日本内阁副官房长官杉浦正健收下请愿书时表示，“实在对不起”。
历史走过60年，中日两国关系还远未能走出“花冈”这一页，这是个遗憾。但人们也看到，与幸存者们携手并肩，为恢复劳工尊严、申张历史正义而斗争的队伍中，不仅有旅日爱国华侨，也有很多日本律师、教授、民间友好人士、甚至政治家，他们不分国籍，在近二十年的诉讼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我有责任清算父辈的罪行”
花冈诉讼案原告律师团团长新美隆
7月1日傍晚，一名高大魁梧却气色灰黯的日本男子在大夫的搀扶下走出中国红十字会大楼。临上车时，他挥手向众人道别：“我一定还会回来，在中国和大家见面！”
他是花冈诉讼案原告律师团团长新美隆，今年58岁。一年前，他还是满头青丝，可如今却没有一根头发。去年年底，他被查出患有肺癌，将近半年的化疗彻底改变了他的模样。医生说，3年内他的存活概率是25%，因此，没有人会想到，这次新美竟拖着病体来到北京。
这次见面和告别意味着什么？没有人掉泪，人们只是把出租车团团围住，重复着一句话——“早日康复！再来中国”。一双双热切的眼睛和双手伸进车内，争相和新美握手、道别。新美一直在微笑。此时，借“护送”之名坐在车后席的记者，早已泪流满面……
“哎呀，这么多人关心我，真不好意思啊！要是不康复的话，真对不住大家！”车开了，新美还是不改他一贯平稳的语调。
记者很诧异，新美能说一口还过得去的中文。原来，在接手对日索赔案后，出于与原告方沟通的需要，他特地请了中国留学生当家教。他曾十几次踏上中国，唯独这次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在说了“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这句话后，他就带上药坐上了飞机。新美向记者展示一位日本老中医为他配制的中草药，“效果很好”！他说着，脸上笑容绽放。
谈起为何要倾力为中国战争受害者打官司，他说，“那是父辈犯下的罪过，作为他们的后人，我这一代人有责任去清算这一切。碰巧我从事法律工作，自然就接手了这些案件。”
2000年底，东京地方法院宣布花冈诉讼案“和解”成立，绝大部分原告及中日专家、媒体肯定了这一结果所具有的“阶段性成果”和积极意义。但作为原告律师团团长，新美隆仍背负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谴责。对于这些，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日本社会及法律体系复杂，外人难以理解所致”。
新美坚信，花冈事件的“和解”对其他劳工诉讼案能起到突破性的作用。为了让幸存者能在有生之年见到诉讼成果，他和同仁们一直在努力着。半年多来，化疗、养病成了他最重要的日课。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在家中整理诉讼资料，支持受害者的维权斗争。祝愿新美先生能早日康复，再来中国和他的朋友们举杯共饮！
“要让日本政府低头认罪”
爱国华侨林伯耀
他是一位银发老人。他曾经和日本警察扭打在一起。他让日本右翼分子见到后就会咬牙切齿：“不能放过那个白头发的老家伙！”
他说：“每次出门之前，我都要整理好家中物品，转移好需要保护的文件。对付日本右翼的最好方法就是绝不让步。你让一寸，他们就会进一尺。”记者无法相信，出此豪言之人，就是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老先生——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p#分页标题#e#
林先生今年66岁，从父辈起旅居日本。高中时代，他就参与了挖掘死难中国劳工遗骨的工作。他说，自己目前经营贸易公司只是谋生手段，揭露历史真相、伸张正义才是毕生的事业。为了花冈诉讼，他曾数十次组织寻找幸存者，调查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为诉讼案取得阶段性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这样介绍他心中的“花冈情结”：
“小时候，周围的日本人常说‘你是支那人’，欺负我。可那时的我，并不懂那是什么意思。中学时，我听说了花冈暴动，才知道中国人是懂得反抗、知道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民族，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骄傲！花冈是我人生的老师，是它培养了我的民族自豪感。”
“过去，日本政府一直强调劳工是合同工，不承认强掳的事实；甚至还说，日本政府善待这些工人，逢年过节时杀牛宰羊犒劳他们。可当我1987年陆续找到幸存劳工时，才知那完全是一派胡言。历史不容歪曲，日本要为过去犯下的罪行谢罪、赔款。”
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放弃对日战争赔款。林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请教了国际法专家。调研结果表明，政府不可代替民间放弃战争赔款。林先生强调，打官司不是为钱，“第一为恢复人的尊严，还历史以公道；第二是要让更多的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知道历史真相；第三，要让日本政府承认加害事实，低头认罪。”
由于花冈是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起步时各方面的阻力都很大，林先生的行动也曾遭遇过很多不理解，但他一直没有停下步伐。谈起这一切的原动力，他只说了一句话——“为了民族的崛起，我是中国人！”
“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
幸存者李铁垂
李铁垂老人今年83岁，1944年被日军掳到花冈。花冈暴动中，他第一个冲进通信室，砸烂电话机，掐断电话线，抡起榔头打死了日本的恶监工。日本投降后，李铁垂曾前往国际军事法庭，为审判乙丙级战犯出庭作证。
抗战胜利后，李铁垂9次赴日。老人重返花冈时，一看见屹立在山林里的殉难者纪念碑，就顿时百感交集，胸口如撕裂般剧痛，晕倒在石碑前。
谈起暴动，老人很自豪：“我们起义前就商量好了，不得骚扰日本百姓，不恐吓儿童、妇女和儿童。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啊”。暴动时，为了不伤害平时力所能及帮助他们的一个年轻日本监工——“小孩太君”，他们甚至推迟了起义时间，以避开他的值班时间。
在幸存者的记忆里，暴动并非已经远去，而是伴随着他们身体、情感上深深的伤口延续到现在。对于与日本被告企业达成的和解，老人说，“怎么不高兴？他们嘴上不承认这是赔偿，但愿意出资就等于承认自己理亏。新美是个好人！”
说话之间，有2名来访的日本中年女性看到了李铁垂老人。她们快步走到老人身边，要求合影留念。老人爽快地应允。“绝大部分日本人民是友好的，是热爱和平的，问题出在他们当官的身上”——老人的语言很直白，也很切中要害。
李铁垂老人凭着顽强的意志，自学了读书写字。他说，现在他与3个女儿和2个外孙一起在河北老家生活。家中一切都好，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见到日本政府的道歉和赔偿。他要为这个目标一直斗争下去。
“我没有理由放弃”
幸存者遗属王红
王红的父亲也是花冈暴动的骨干策划人之一。
王红原本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但为了花冈诉讼，她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现在是花冈和平友好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专职干事。
王红一开始并不了解那段历史。她称自己“从不知到知道，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做，是被鞭策着、感动着、推着、拉着、拽着才走到现在”。是两种人给了她力量：一个是父辈；另一个就是林伯耀、新美隆等日本友人。
“父亲曾说过，能够活着回来就是幸运。一定要为难友伸冤、讨回历史公道。和解的金额是5亿日元，但在这之前，林伯耀和日本友人为此捐的钱就多达二三个亿。花人家的钱，我腰杆不硬。和解的信托基金下来后，联谊会曾商议，拿出其中的部分资金以酬谢日本友人，但他们至今也不肯收。”#p#分页标题#e#
近20年来，一直站在对日民间诉讼最前沿的王红也坦言自己心态上的变化。这体现在如何超越个人的苦痛，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战争的历史。
“以前我怀着仇恨的心情工作，我表哥就是被日军割头后挂在门楼上的，家仇不能忘！可以前我只在家仇上做文章，这样做太狭隘了，是不会有发展的！
“我不是个爱哭的人，可是每次看到新美隆，都忍不住掉泪。和解公布后，很多人对他进行谩骂，不让他说话，甚至进行人身攻击。为了广岛的案子，他忙得连医院也没时间去。年底，他被查出患有肺癌，医生说已经无法手术了。现在，我们斗争的时间长了，媒体报道多了，可是像新美隆这样的日本人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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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暴动及讼案大事记
1943年至1945年，日本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计41758人。劳工们被强迫分到日本各地建筑工地、矿山、造船厂、港湾等服苦役。期间，中国劳工共死亡6830人，幸存者在日本战败后返回中国。
1945年6月30日深夜，700名被掳到花冈（今秋田县大馆市）的中国劳工不堪虐待，发起暴动,遭到镇压，死亡113人。1944～1945年，共有986名中国劳工被掳至花冈，418人死亡。
1989年12月，“花冈受难者联谊会”成立，要求日方谢罪、赔偿、建立纪念馆。1995年6月，11名幸存者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赔偿诉讼，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2000年11月，东京高等法院宣布和解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