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编著《词典》
《新汉日词典》在日本很受欢迎,在日本只要是想学中文的人,几乎人手一本
4月9日,谈起被篡改出版的《新汉日词典》,69岁的尚尔和显得十分激动。他说,“忽略这些篡改,会让中国在以后的国际事务中遇到一些历史问题时显得被动”。”
《新汉日词典》是大型汉日双语词典,是我国目前同类词典中规模最大、发行量最高的一部书。该书由尚永清主编。
尚永清,我国汉日双语语言学家,原中国商务印书馆资深编审。
而尚尔和就是尚永清的儿子。
通过网上搜索,记者发现了诸多对《新汉日词典》的评价,“该书不仅收词全面,而且释义准确,例句丰富,特别在编排上独具风格,曾多次在国内外荣获大奖,获中国第1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尚永清在2001年去世,但只要一提起父亲这部“穷一生精力主要编著的作品”,尚尔和的脸上就立刻浮现出一种自豪的表情:“我为父亲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坚持8年完成一部作品的执着而感动和自豪!”
尚尔和说,父亲有编著大型汉日双语词典的想法是在1981年,当时国内虽然已有同类词典,但收词与释义都不够广泛,编辑方式也相对陈旧。
在1981年,在尚永清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与日本小学馆签约合作,决定在中日两国同发行。
经过8年的仔细编著,由尚永清等中国学者编著的词典完成。
到1991年,书名为《新汉日词典》的国内版正式出版,同年书名为《中日辞典》日本版也在日本与读者见面。
“由于该书收词规模大、释义准确,很快就受到国内外读者广泛欢迎。”
尚尔和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在日本的朋友向他这样描述了该书的受欢迎程度:“在日本只要是想学中文、了解中国的人,几乎人手一本。平时大家只要对一些中文的含义产生分歧,最后都以该书的解释作为评判标准。”
一个偶然发现
大量释义被篡改,包括对“九?一八事变”和台湾问题的释义等
1991年,《新汉日词典》和同书日本版《中日辞典》出版后,尚永清因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尚尔和说,因为国内没有日本版,日本小学馆随后寄了一本《中日辞典》给父亲,“但父亲因为身体很差,加上有青光眼,阅读时间不能太长,他只是翻了一遍,就把书搁置了。”
2001年尚永清去世,尚尔和对父亲呕心沥血的著作十分关心,“我只要经过书店,总会进去翻找一下父亲主编的词典,也算是对父亲的纪念。”
因为当时尚尔和已经退休,他随后和儿子一起到深圳定居。
但一个偶然的发现,打破了尚尔和平静的生活。
2002年,一位在日本的朋友给尚尔和寄来了《中日辞典》第二版。因为尚尔和此时已退休,便开始仔细地阅读该书。
尚尔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了他当初仔细阅读此书的原因,“我本来只是想比较一下,日版第二版与父亲原著的区别。”
“开始时还发现什么,但很快,我发现其中出现了对‘九?一八’的曲解,内容令我十分愤怒,我开始有意识地仔细比较,竟发现其中还有多处提法有问题。”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里,尚尔和几乎足不出户,整天把自己锁在家里仔细比较。
为了比较充分,他还专门翻出父亲当年收藏的《新汉日词典》和《中日辞典》第一版,并把他认为的日版第二版中出现的“有问题”的提法逐条记录整理下来。
在尚尔和执笔写下的厚达28页的《基本事实材料》中,记者看到他专门用一半的篇幅记录了日本版二版的篡改增加内容。
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新汉日词典》日本版第二版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日文释义。
《新汉日词典》中强调使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等字样,而日本版第一、二版都将其分别改成了“日本军”、“占领”等字样。
此外,在日文版中,原来的“中国东北地区”后加上了“(旧满洲)”。
“东北地区没有‘旧满洲’,在我们历史上只有‘伪满洲’”老人激动地说。
“像这样的肆意歪曲的释义还有很多,包括对国家领导人、一些敏感问题解释的曲解,从这些词条和释义的选择和数量上,我认为这决不是日版第二版增补方的疏忽和巧合。”尚尔和说。
“相信日本版第二版中,还有一些问题是我没发现的。”尚尔和说。
注明中国人编著
日方把例如“九?一八事变”这样的修改内容留下,没有传给当时的主编尚永清审阅
虽然该书日本版中进行了多处肆意篡改增加,但该书注明着出版方之一是中国商务印书馆,是中国人编著。
在该书日本版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版权页上,记者看到了“日本小学馆和中国商务印书馆共同编集”、“编集主干、校阅:尚永清”等字样。该页编集委员一栏,还有中国其他编者的名字。
同时也出现了日本编集委员的栏目,有8名日本学者被列入其中。
尚尔和认为,在中国知名出版社和中国学者编著的词典中,出现歪曲中国历史的内容,“只能让中国在日后国际事务中遇到一些历史问题时显得被动”。
“辞书不同于一般的书籍,它具有该领域中的权威性。如果出现歪曲历史的内容,以后其他国家就会说‘这说明中国已经承认了我们的观点,日本没有侵略中国’,会成为一个佐证,如果编者百年之后,又有谁说得清楚,篡改和增加内容是肆意加上的?”
4月初,记者看到当年由尚永清亲自起草了一份与日本出版方签订的协议。
其中有一条这样规定:“乙方(日本出版方)为充实该词典的内容而提出修改的建议或资料等,均要获得著作人的同意方可进行。”
尚尔和说,在他和母亲的印象中,日本出版方也确实在日本版出版前,将一些修改的内容样本邮寄给父亲审阅。
尚尔和说,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日本方有选择地把例如“九?一八事变”这样的修改内容留下,没有传给尚永清。
要求该版修改
商务印书馆表示,已向日方发函要求就一些问题进行更正
去年12月,尚尔和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商务印书馆总部,向他们反映了情况。
“出于对父亲的崇敬,和对中国的热爱,我认为在父亲去世后,我有这个义务一定要亲自把这件事情妥善处理。”
商务印书馆一位负责人接待了他们,表示“商务印书馆会研究处理”,让他们先回深圳等消息。
至今,尚尔和还没有得到商务印书馆方面的最后答复。
4月初,记者与商务印书馆有关人士取得联系。
该人士称,商务印书馆已向日方发函要求就一些问题进行更正。函件还表示,日方应对书中一些内容进行修改,才能继续出版。
该人士还表示:“词典的第二版商务印书馆没有版权,我们只是给日方提供一些资料。”
就“被篡改的书能否收回”的问题,该人士没有明确答复。
该人士说,我们不是发行方,收回很难,商务印书馆早已经买断了尚永清先生的版权,其他一些具体细节她并不知情。
4月9日,尚尔和说,日版第二版目前还在出版、印刷、发行。
尚尔和说,“凭我个人的力量,估计这件事的解决将是一场‘持久战’!”
本版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宋元晖 本报记者 王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