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卓南生教授是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今天我们请卓老师来上课,讲一下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今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觉得中日关系目前处于建交以来最坏的阶段,连西方也都这么认为。比如,英国《经济学家》在最近一期中有一篇社论,题目叫《日本人生气了》。文章说,因为中国现在对日本采取了好战的态度,对日本要求过分了,所以日本人生气了。另外说日本现在经济不景气,所以日本人也一肚子气。到底中日之间关系怎样,和媒体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日本媒体对于中日关系恶化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甚至妖魔化中国的作用;还是象某些日本人说的,中国媒体本身也存在某些问题,在煽动反日情绪。今天请卓老师就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一场报告。让我们热烈欢迎。
卓南生:谢谢李教授。各位朋友,我今天的题目是“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在谈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稍微介绍一下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这两个都是大题目,我想先简单地对日本媒体和中日关系的特征作一番介绍,然后再谈谈日本媒体在中日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

    “国论二分”时代特征
    大家都知道中日关系处在十分恶劣的阶段。我是在1966年到日本留学的,那时中日还没有恢复邦交,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以后才恢复邦交。1966年刚好是1945年战争结束后20多年,也是东京奥运会后的两年,尽管当时官方不承认中国,基本上跟着美国走,中日两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能感受到日本有一股力量在积极地推动中日关系,民间有一股要求中日友好的声音很洪亮。在新闻传媒方面,虽然基本上也跟着官方走,但也有不同声音。首先是来自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或者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和“恐战病”;第二股力量就是不少日本人也知道在战争期间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他们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是出自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他们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另外还有一股力量,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以及日本财界,他们也想促进友好,但主要是出自市场和资源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在中国。他们认为中日友好是日本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60年代日本的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全不能忽视的。这四股力量发出不同的声音。
另外,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一边在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另一边却在支持它,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即日本人所说的“国论二分”。可以想象,当时日本媒体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

    这是我留学时代感受到的气氛。这种气氛也很自然地反映在了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上。我60年代到日本,当时还没有中国留学生。我们华裔冬天穿着中国棉袄,有时会被称为“支那人”,这是很不愉快的回忆。“支那”这个词充满了轻视,用郁达夫那个时代的人的说法,“支那人”就相当于中国人骂人家是猪猡。

    当时的媒体称呼中国为“中共”。日本媒体解释:“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这当然是强词夺理。可以这么说,日本媒体基本上跟着国策走。尽管如此,当时日本国内(包括日本媒体)还有一股经常制衡的力量出现。这是恢复邦交之前的情况。有关1972年恢复邦交之后,特别是后冷战的中日关系,稍后将再详述。接下来我想先介绍日本媒体的一些特征。

    “报业大国”舆论导向
    日本是一个新闻事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也自称为“报业大国”。日本总共有121家日报,共发行5367万份报纸,每2.34个人拥有一份报纸,每1.16个家庭拥有一份报纸。几乎是家家户户订报纸,可见普及率很高。这个数字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还会更高,因为日本报纸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在中国和新加坡,早报和晚报都是两批人马在负责,算两份报纸。但在日本,象《朝日新闻》早上发行傍晚也发行,由同一批记者同一批编辑人员同一批经理、行政人员、广告人员来运作。这些早报和晚报合起来算一份报纸。刚才的数字是把早报和晚报合算一份,如果分开算的话,普及率就更高了。

    另一方面,日本报纸的发行量也是很高的。比如说《朝日新闻》超过800万份,《读卖新闻》是900万份,《每日新闻》是400万份以上,这些全国性报纸不只在大城市发行,它们在乡村和小镇也很有影响力。这样大的发行量就决定了它们不能象美国那些高级报纸(即qualitypaper)那样保持很明确的办报方针和高水平。比如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时报》等基本上是以政治经济的硬性新闻为主的报纸,但在日本,因为是800万份、900万份的销量,需要迎合很多读者的口味,在新闻处理方面就需要照顾方方面面。因此,日本新闻学界有人对日本是否有高级报纸的存在表示怀疑。在日本,一种说法是日本的全国性报纸融合了高级报纸和大众报纸(popularpaper)二者的特征,另一说法是认为没有所谓高级报纸的存在。
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即日本报纸影响力很大。上述三家报纸就占有了日本40%的报分,如果再加上《日本经济新闻》、《产经新闻》这两家全国性报纸,五家报纸的发行量就超过全国总发行量的50%以上。与此同时,日本报纸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经常采用如日本人所说的“集中豪雨式”报道,也就是狂风暴雨式的报道。当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第1版、第2版、第3版,甚至倒数过来第35、34版都是相同的事件。除此之外,煽情性报道也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上。

    报纸普及率高,又采取煽情性报道,而且是狂风暴雨式报道,这意味着日本在短暂的时间内很容易制造某种气氛和舆论,这是日本媒体的一个特色。其他国家当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相对而言,竞争越激烈,不同看法也可能越多。而在日本,竞争越激烈,看法却越接近。为什么?除了上述这些特征以外,日本媒体还有一个特征,即在新闻形式和编排方式上的“划一性”,基本上可以说是统一口径。

    日本媒体在内容和形式上很接近,再加上前述的特征,如果日本媒体对一个问题集中地报道集中地评述的话,很快便可以在日本国内形成共识,大家都心照不宣,不需要进行什么争论。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日本朋友:为什么你们竞争越激烈观点越接近?他们的回答是:因为我们的读者十分相似。竞争的结果是,这个标题在这个位置最好,这个内容这么写最好,受众的口味差不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促使受众口味接近的问题上,媒体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如果日本媒体说今年汽车流行的颜色是白色,那么几天以后街上可能会涌现大量的白色汽车。到底是大众喜欢白色还是媒体宣传白色的结果,这是说不清的,这有点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的问题。借用前首相宫泽喜一的说法是: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民盲从政府的是日本的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民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他认为大众传媒已经取代了教科书扮演的角色。他认为这是日本的优点,也是日本的缺点,不管优点也好,缺点也罢,日本人在战前战后都变成了“金太郎糖”(一种传统的日本糖果,无论从什么角度切成片块,都是同样的图案)。这说明日本媒体取代了教科书在大量地制造“金太郎糖”,也说明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经常说的“舆论导向”,日文称之为“舆论诱导”,“诱导”二字可能更加形象,而日本的媒体也的确做得比其他国家更为出色。日本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

    记者俱乐部与“内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记者俱乐部的存在。记者俱乐部在很多国家都存在,美国和新加坡都有,它的作用是促进记者之间的友谊,大家到那里喝酒聊天,有时也举行晚宴或舞会,而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则在新闻采访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采访的一个基地。日本几乎每个机构,从政府官厅、政党到工商团体、警察署,每个地方都有记者俱乐部,设立在建筑物的一个角落,各家报馆(加入日本新闻协会的报社)及各电视、广播机构都能派固定的记者去办公。这些记者可以不到报馆或电视广播机构报到,但必须去记者俱乐部上班。换句话说,他们与受访者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记者俱乐部每天都有新闻发布会,一天两次或三次,如果有重要新闻的话随时都有发布。在发布会上,有关当局告诉他们今天有什么事发生,发布会由俱乐部干事主持。这样的俱乐部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里需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在俱乐部中,他们常有一些内部协定(即所谓“内规”),彼此同意某条新闻可以发,某条不可发。发布新闻者也会告诉记者,哪些资料只是作参考而不可公开报道。这些规定本来是违背新闻采访原则的,然而在日本却司空见惯。如果一位记者写了俱乐部内部规定不能写的新闻,他便会被俱乐部开除,而他在工作单位晋升的机会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皇太子选妃的新闻。其实大家都早已知道是小和田雅子,但都没有报道。后来由《华盛顿邮报》先独家刊登。很多人就抨击日本报界为什么让外国人抢了先,报界就说,我们早就知道了。但问题是知道了为什么不报道?这其中就是记者俱乐部的“内规”起了作用。俱乐部的存在其实是统一口径很重要的因素。曾经有一位日本记者回忆,他当时驻守在某个市政厅,每天十点发布新闻,按照惯例,在发布新闻后,发布者就拉几个老练的记者去打麻将,到了中午,市政厅的职员已经帮他们写好了新闻稿,然后分发给每个记者参考。很多记者几乎一字不改就刊发了。市政厅为了让记者回去好交代,还从不同角度拍了几张照片分给记者。

    这种“内规”为什么会对记者起这样的约束作用,这固然是俱乐部的一个特色,然而也跟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养成的风气和文化习惯有关系。在日本,不管是什么样的组织,都有一些不对外公布的“内规”,这些内规往往比正式的法规或条文更有约束力,其成员一旦违反内部规定,在日本社会将比什么都难受。记者一旦违反俱乐部内规,就被开除出去,就会被认为很难与人协调,从此被打入冷宫。这个内规在日本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日本新宿,有很多无家可归者。在我们看来,他们无牵无挂,应该很自由。但有一天我看了报纸上一则颇令人深思的小新闻,内容是这些无家可归者有一天打起架来,其中有两个竟被活活打死了。什么原因呢?原来为了阻止对他们不利的舆论压力,他们聚在一起开会订了不少内规,比如早晨7点整理纸箱去公园散步,直到晚上几点以后才可以回到睡觉的地方等。可是有两个新来的无家可归者不肯接受“前辈”们定下的内规,于是就被活活打死了。从中我们看出日本社会的一个现象,如果你不遵守“内规”或不能被周围人接受,你就很难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国际新闻与“国益”论
    日本媒体的上述特征反映在国际新闻上又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在国际新闻报道上,日本媒体基本上是以欧美,特别是以美国新闻为中心,最近10多年来亚洲新闻也有所增加。在这点上,日本报界和日本外交部是很相似的。在外交部,被派到美国的大使是最重要的。在报界,派到美国去的记者和派到亚洲的记者等级是不一样的。被派往美国的一般是大牌的记者。这是跟日本战后的政治密切相联的。其次,日本传媒的报道是站在“国益”(“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日本一些多事的评论家经常会把某些报纸分别称为“亲华”或者“反华”报章。某些报章始终贯彻“反华”路线确是事实,但把60年代和70年代的《朝日新闻》称为“亲中”报纸,我认为并不适当。第三,日本传媒基本上是紧紧站在日本人的利益和日本企业的利益之上的,也就是说日本的新闻报道是以日本的利益为依据的。有关日本报纸只为日本人或者日本“国益”服务也许会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因为任何国家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像日本这么突出的却为数不多。特别是在标榜所谓“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高级报纸”中间是比较突出的。这里有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也是日本人经常自我反省但却经常发生的例子。如果是发生飞机失事,日本媒体首先确认的是其中是否有邦人(日本人),如果没有日本人的话,那么这条新闻就没有新闻价值。即使该新闻在早晨7、8点的时候是头条新闻,到了10点这条新闻也许就会完全消失了。新闻价值取决于与日本是否有关。就以1997年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事件的新闻来说,日本传媒在人质被救出当天,始终都在强调“日本人质全员救出”。实际上在这一事件中,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其他国籍的人,甚至还有人员伤亡,但始终不被重视。当天早晨我在吃早餐时,从7点到8点都在听广播,听到的全是日本人全部被救出来了。而我所想要知道的这次行动中有没有其他人质及游击队员死亡的消息却始终未被报道。针对此事,《朝日新闻》在一个专栏里面曾进行自我反省,批判传媒都在高唱“日本人无事”的曲调,但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其他人因为出席日本大使馆的宴会而成为人质。照理客人有没有伤亡才是新闻报道重点之所在。

    在谈到日本“国益”的时候,首先应该明白什么是日本的“国益”。在冷战期间或者说在日本国内走向“总保守化”道路之前,尽管口径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日本人称之为“杂音”或者“国论二分”。有些人也许会缅怀战争,但同时还会听到反战的声音。当然这里面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有的人是从内心里反对战争,有的是和战后日本缺乏信心有关,因为过去打了败仗,所以害怕打仗,害怕打败仗。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教科书上做手脚,就是为了治疗日本人的“恐战病”和“厌战病”。在这个期间,日本的主流媒体看法固然一致,但还是有不同的意见。这样的背景实际上也深深影响了他们对于中日关系的看法。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日本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在相对上是比较平衡的(仅仅是相对的)。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前,当时的佐藤荣作政府推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反华路线,当然这是贯彻美国的意旨。但是,传媒中仍然有不同的声音出现。在战后,日本以“南进”为主。战前日本把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即“北进”)作为它发展的对象,认为大陆和满蒙都是它的“生命线”。战后的格局如果没有美国的因素,日本肯定得与中国和解,并在彼此互惠互利的基础下发展新的关系。但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允许这种局面的出现。换句话说,在日本最弱的时候,它没有走上跟中国大陆和解的道路。恰恰相反,美国要日本在亚洲扮演一个前线哨兵的角色。那么,日本的市场和资源从哪里来呢?解决办法是美国创造条件,让日本在东南亚发展。如果按照正常的情况,日本受其战时形象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回到东南亚的。它重返东南亚主要依靠的就是美国的力量。当时东南亚各国人民要求赔偿的呼声很高,在美国的帮助下它就以非常低廉的成本(所谓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应付了东南亚的赔偿要求。对于这种所谓的援助,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清楚地指出,日本考虑的其实只是买卖,是另一种形式的买卖。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东古?拉赫曼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的经济援助是附带条件的。所谓“经济援助”,就是“左手给你一笔钱,右手拿走一倍以上的钱”。这样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74年1月,也就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的时候,终于爆发了雅加达反日大暴动。日本人称之为日本战后“南进的破产”。这就是战后日本与东南亚的基本关系。

    战后的“北进”与“熊猫热”
    应该指出的是,在战后日本始终不忘“北进”,不忘向中国大陆寻求发展的机会,但不为美国所允许。到了1971年尼克松访华,日本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得人心的佐藤政权被迫下台。日本国内就掀起了一股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力量。这就是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前的形势。这段时期日本的新闻媒体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前,当时日本传媒都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共”,日本传媒也牵强附会地说“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这种简称体现了媒体基本上跟着日本政府走的精神。不过,它们虽然把“国益”摆在第一位,但是至少还有各种不同声音的出现。这是因为在恢复邦交之前,日本国内由于意识形态、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等因素的作用也想采取睦邻友好政策,而且日本财界的一些人士也十分重视中国的市场与资源,所以尽管对中国不存好感者有之,但极力推动中日友好运动的人士也不少,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到日本媒体中。特别是在1971年尼克松宣布对中国改变政策之后(当时日本人称之为“尼克松震荡”),日本国内的大气候发生了变化,佐藤荣作由于一意孤行推行反共反华政策被迫下台,接着田中角荣上台。在这个大气候的改变过程中,日本传媒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促使中日恢复邦交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更是把中日友好关系推至一个新的里程碑。日本人习惯于把1972年到1989年冷战结束前的这段时期,特别是这一段时期的前半部分称为中日关系的“蜜月期”。我个人认为这种比喻不很妥当,因为中国和日本首先是不可能也不会联姻的,如果我们使用“蜜月期”这一说法,那么就很容易掉入某些日本专家的“俗论”,说什么中日原本互相不了解,现在彼此关系加深了,双方难免产生有如“结婚”之后的吵吵闹闹。如此这般罗曼蒂克的解析,当然不符合中日两国的关系。中日关系虽然曾经有过相对友好的阶段,但并不能与“结婚”联系起来。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时,日本财界与日本政界都对中国的巨大市场与丰富资源抱有很大的期望,田中角荣之所以动作迅速地访问中国,原因之一就是要赶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以享“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当时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熊猫热”与“茅台酒热”,日本媒体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979年大平正芳与福田纠夫争夺首相宝座,大平正芳虽然胜利,但不久便病逝了。当时《朝日新闻》曾刊登了一幅对照熊猫去世与大平逝世的漫画,相形之下,为大平正芳去世难过的人寥寥无几,由此可见当时“熊猫热”的热烈场面。

    但是这种“中国热”的状况很快就消失了,尤其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由于日本媒体大肆渲染中国负面的东西,结果导致许多日本人对所有的中国人都产生了反感。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留学生在那段时间内很难找到工作。这其中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媒体大肆渲染当时出现的“伪装难民事件”,即有许多人假装为越南经济难民漂流到日本谋生的事件。在此之前,日本媒体曾经把在日本打工的学生宣扬为“苦读生”,对他们一片同情,从而在日本人中掀起一种“可怜论”。他们将留学生视为另一形式的“难民”。当时有一名孟加拉青年客死日本异乡。这名孟加拉青年并不是留学生,也不是学习日语的学生,他到日本的身份只是游客,但日本传媒却将其渲染为“留学生饿死记”。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这位青年并不是留学生,但是经过日本多家报纸的渲染之后,这位青年的身份便从游客变为一名留学生。当时日本曾渲染如下的论调,即如果不救济留学生,将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饿死事件。这也是日本报纸(包括大报章)不负责态度的一个表现。实际上,日本媒体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为了配合日本政府的国家政策。当时为了解决21世纪初期日本出生率下降的问题,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提出了10万留学生计划。而孟加拉青年死亡事件如果只作为单纯死亡事件处理就不是一条大新闻,但是要把他作为一名亚洲留学生在日本饿死事件来看待的话,那就是一条很可以炒作的新闻。因此,媒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推销自己的商品(新闻)而将其宣扬为“留学生可怜论”。然而在1989年之后,“留学生可怜论”又转为“留学生排斥论”,并且主要针对中国留学生。至此,留学生的形象大大恶化,他们认为留学生到日本并非读书,而是为了打工、从事风俗行业,或者作为经济难民,这些负面描述使中国留学生不仅不再是“熊猫”,而且成为被排斥的对象。

    安保重新定义后的格局
    另外一个促使日本媒体对中国问题进行更多负面报道的因素就是政治大气候。这里我想着重分析三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是1996年4月17日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定义,它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美日同盟与中日关系;另外两个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国务院总理朱?基分别于1998年10月和2000年10月对日本进行的访问,这两个访问在日本媒体中都有较大篇幅的报道。
第一个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此之前,尤其是在1990年之前,日本经济处于泡沫经济时期,当时日本的梦想是要成为世界第一。如果说日本人在60年代、70年代时期都有“厌战”、“恐战”情绪的话,那么在80年代经济泡沫期,媒体却将日本描绘成“金满国”的国家。当时在谈到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时,日本人明确表示亚太的世纪实际上就是日本的世纪,他们认为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中国当时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因此不少日本人认为中国至少要落后日本几十年,不可能对日本构成威胁。当时日本媒体与日本专家集中渲染的一个理论是“亚洲经济雁行论”,它的含义是指日本是亚洲经济的带头雁、领导者,之后紧接着起飞的是亚洲四小龙,再下来是东盟,而中国则位居最后。该理论有两点至关重要,那就是日本必须是带头雁,其次是起飞的顺序也不能改变。所以日本不仅要在亚洲当老大,还要在世界上争夺第一。当时日本传媒界争论的焦点就是日本要不要和美国争夺世界第一,用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提出了日本到底要走亚洲路线还是美国路线的问题。有人错误地理解为日本只要“脱美入亚”就好,实际上这两者都是可怕的。不少日本人所谓的走亚洲路线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与亚洲人民平等合作,而是有着浓厚的“兴亚”味道。而无论是“兴亚”还是“脱亚”都是以大日本为中心的,对我们来说都不会有利。这种论争一直延续至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才告结束。

    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他们经常在谈论“美国病”,掀起了一股讨厌美国的热潮(也就是“嫌美论”)。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滑坡,这个争论渐渐消失了。最初日本朋友告诉我,日本的经济泡沫就像啤酒一样,只要把最上面的一层泡沫去掉,就是日本的实力。但事实说明喝掉三分之一的泡沫,还有三分之一的泡沫,再把这三分之一的泡沫吹开仍未见底。后来日本人终于甘拜下风,认为和美国分庭抗礼终究不是一个好办法,日本还必须继续卧薪尝胆。这就是1996年4月17日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的背景,重新定义实际上也就意味着美日安保本质的改变。如果说,在此之前美日安保的潜在敌人是苏联的话,那么1996年之后的假想敌人已经转为中国。1996年之后,日本虽然仍旧依靠美国军事力量的保护,但是日本也要求扮演某种军事角色。我们不能再以旧安保的眼光来看待日美关系,现在与其说是美国压着日本这么做,不如说日本由于自己没办法争夺第一而不得不勾结本区域以外的强权来共同对付中国。因此在美日安保重新定义之后,出现了一个中国最关心的问题,那就是美日的防范范围及周边事态是否涵盖台湾。对于日本或对于美国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少日本政治家和媒体清楚表示,如果不包括台湾那何必要重新定义。但中国在外交上当然会要求日本清楚表态。然而实事求是地来看,日本即使表示其周边事态不包括台湾,也不等于日本不会插手台湾事务。正如不少日本专家指出的一般,日本就是为了涵盖台湾才与美国重新定义安保的。中日之间的这种交锋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方要另外一方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争执,而另一方(日本)却连“此地无银三百两”都不愿说。日本官方(包括一部分所谓“鸽派”政治家)明确表示,模糊就是他们的政策。美日安保的重新定义对中国绝对是不利的,中国国内常常谈起中美日是三角关系,但实际上不论旧安保还是新安保中体现的三者关系从来就是不等边的三角关系。

    江泽民访日与日本反应
    1998年10月江泽民对日本的访问是美日重新定义安保后的一次访问。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到日本访问,当然希望取得一定的外交成果。中日之间有两个比较引人瞩目的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另外一个是历史问题。如果江泽民不能就其中之一取得成果的话,作为国家元首外交,也许缺乏其重大意义。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中日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因为日本对于台湾问题的态度非常明确,它从战后一开始就鼓吹“台湾归属未定论”。尽管1972年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茅台酒热”和“熊猫热”,但是官方从未正面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于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一部分的看法,他们只是表示“尊重和理解”。而日本媒体和日本政府一样,认为“尊重和理解”并不等于支持。因此如果江泽民要求日本发表“三不”声明,日本肯定不会同意。日本媒体和日本官方同样都在强调:如果要发表“三不”,就得再发表“一不”,即“四不”--“不准动用武力”。而在中国看来,第“四不”等于是对前“三不”的否定,中国是不会同意的。因此我个人以为,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交锋。

    因此江泽民就只好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至于有人认为江泽民就此问题讲得太多,或讲话技巧如何等,那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理应另当别论。但只是由于他大谈历史就把责任完全推到他身上是不公平的。我个人早先的预测是,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日本可能会在历史问题上作一点妥协。因为在历史问题上道歉或做书面声明之后,他们还会有很多小动作。我们知道韩国总统金大中到日本之后,日本官员通过日文韩文的不同搞文字游戏,做了书面的道歉,但是结果又如何?历史教科书照样被篡改了。由此可见,在历史问题上即使日本做出妥协也不一定就会兑现。我最初以为日本方面也许会在历史问题上做一些表面上的妥协。但事实证明,日本连这一点都不愿做。他们在台湾问题上不妥协,在历史问题上也拒绝做书面道歉。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媒体是如何报道的呢?在江泽民访日期间,日本的媒体可以说是倾其全力统一口径。所有媒体都在强调江泽民在大谈历史、在教训日本人,江泽民紧紧地抓住了“历史牌”。“牌”者,策略、手段也。如果把历史大是大非的问题矮化为一种手段的话,那么中国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而日本的受众在“邻国领导人大打历史牌”的舆论引导之下,肯定会对中国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其父辈或祖父辈的侵略,而中国现在却用它来敲竹杠,自然会认为中国很可恶。

    日本媒体所采用的渲染方式,例如描写江泽民教训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的漫画或文字,几乎出现在日本的每家报纸上。此次报道的重点是,中国揪住日本的小辫子而大打历史牌。我知道中国国内也有些人在谈论要不要打“历史牌”的问题,这已经是跑到日本人设计的舞台上去了。如果中国人也来讨论所谓“历史牌”的问题,就是变相地承认自己要揪住人家的小辫子进行敲诈。另外,还有人在谈论该不该“敲打”日本的问题,殊不知“敲打论”实际上也是日本人刻意渲染的,是旨在制造日本“挨打”、“受害”危机意识的理论。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就提出ABCD包围论,A是美国,B是英国,C是中国,D是荷兰,目的在于说明当时日本发动战争是被包围的结果。这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日本渲染“敲打论”是为了刺激日本人狭隘的爱国热情,而亚洲人是不应该从“敲打论”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因为这实际是日本出口转内销的一种宣传理论。日本人很喜欢制造某些舆论,然后在外面大肆宣扬,之后再把它介绍回日本。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马哈蒂尔或李登辉的“日本到底应该道歉到几时”的说法,这是百分之百的出口转内销,用日本话说是“逆输入”的货色。他们利用出口转内销的理论来说服日本的一些开明人士:连亚洲人士都认为我们不应该道歉了,我们为什么要道歉?这是我们在接触日本舆论界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江泽民访问日本期间,日本媒体也采取了一些不平凡的报道方式。江泽民到早稻田大学演讲时,日本的几家大报如《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的记者都到现场进行采访,然而它们刊登的却是同一张照片,甚至连图片说明都一模一样:“江泽民主席以严肃的表情要求听众鼓掌”。我出席了现场演讲会,实际的情况是当时由于听众鼓掌,因此江泽民也以鼓掌作为回应,这原本是中国式的礼貌,但所有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同样的照片。我注意到照片署名为代表拍照,也就是几家报纸派一个代表去拍照。这样的现象是很少有的,日本国内的皇室新闻可能会采取这样的报道方式,但对一个邻国的领导人进行这样统一口径的报道却是不寻常的,它说明中国问题在日本已经成了一个禁区。

    还有一个特点,没有一家报纸报道早稻田大学校长的演讲。这是不符合报道原则的。因为东道主的演讲肯定也是新闻的一个重点,而此次东道主讲了些什么话,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早稻田大学的校长的演讲稿这么重要呢?因为早稻田大学的创办者是大隈重信,大隈重信就是在1915年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主谋者,他当时是日本的首相。人们一般只知道大隈是一个开明的政治家,但是很少有人记得他是与侵略中国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所以当江泽民决定到早稻田大学去演讲的时候,早稻田大学的校长就面临着如何回答的问题。因为一到早稻田大学,每个地方都写着“大隈”,比如“大隈讲堂”、“大隈礼堂”,而江主席就要在大隈礼堂演讲--这讲堂是以一个侵略中国的人物命名的。因此校长不得不有所表态。并且对于早稻田大学来说,好不容易才请来江泽民。我们知道江泽民原本是打算到庆应大学演讲的,因为当时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是庆应出身的。可是由于洪水的原因,访问从9月延迟到12月。这期间首相换了人,小渊惠三上台,而小渊是早稻田出身的,于是演讲的地点就从庆应换到了早稻田。后来,早稻田校长讲了一些话,但是他的讲话稿在会场却没有发布。

    早稻田校长在致词中说:“在阁下的演说中,我想应该会提到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战争结束已经时过50年,但有关问题还是经常被提起,这是因为我国(日本)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侵略行为与殖民支配等的战争责任,还未充分与正确认识‘加害者责任’的结果。”他接着说:“以本校的情况而言,在1915年向中国提出著名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全面促使往后近30年中日关系恶化的当时的政府首领,正是本校的创立者,在辛亥革命时期应该是支持共和政治的少数(日本)政治家之一的大隈重信。”

    作为东道主,早稻田大学校长承认早稻田的不光彩历史。这段话可以让江泽民比较轻松的站在礼堂上。可是,这么重要的发言却没有一家报纸刊登,这是很不寻常的现象。我只看到一家日本杂志曾在不显眼的版面上以“早稻田大学校长向江泽民下跪”为标题,抨击早大。由此可以知道标榜言论自由、不偏不倚的日本传媒实际上是什么样子的。在关键的时刻他们的口径是一致的,要掩盖一起掩盖,要渲染一起渲染,共同使用一张照片,并且同时发表,就连说明也是一样的。正是在日本媒体倾尽全力报道中国国家主席揪住日本的小辫子大打“历史牌”的舆论引导下,日本不管哪一派的人士都觉得这次访问效果很坏,并且都把责任归为江泽民大谈历史的结果。

    媒体渲染“感谢外交牌”
    在上述背景下,去年10月朱?基总理访问了日本。在这次访问之前,日本媒体渲染重点有二:一是朱?基在接受日本记者访谈时,曾经表示不主动谈历史,即“中国答应不打历史牌”;二是中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ODA)“表示感谢”。但是,在渲染中国做出不打“历史牌”和做出“感谢”表示的时候,日本媒体也没有对于中国表示出好感。在朱?基访问日本以前,《朝日新闻》一名代表性的专栏作家便把朱?基的访日定性为展开“感谢外交”。他说,过去中国对日本的经济援助只字不提,最近这几个月来不管是哪一个层次的中国人到日本都会开口闭口说“感谢”,对于日本的援助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好处表示谢意。这位记者指出,翻开底牌,这只是因为中国要进行西部大开发,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换句话说,“感谢”也是一张“牌”。他还表示,对于中国来说,西部大开发是很重要的,是为了缩小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贫富差距。但他认为,这对日本没有什么好处。他指出西部地区是多元民族杂居的地区,政治上比较敏感,他认为日本没有理由卷入这个漩涡。因此这位专栏作者表示,与其参与西部大开发,倒不如去救救黄河,象征中日两国的友谊。《朝日新闻》被认为是所谓“开明”的报纸,并且有的人误认为它有“亲中”的倾向。这篇文章的作者提出不赞成日本参与西部开发,当然并不能完全代表财界的利益,也不完全代表报馆的立场,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日本某些报人的言论倾向。另外一份一向高举“反共反华”旗帜的报纸《产经新闻》就在社论中明确表示朱?基是在展开“微笑外交”。认为“微笑外交”和江泽民大打“历史牌”的“高压外交”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要“敲诈日本”,向日本讨钱。两家报纸的上述言论都代表着一个共同的看法,即大力渲染负面的因素。可以这么说,从传媒的报道中可以看出日本媒体对朱?基访日相对来说不是很重视。媒体的报道无论是从数量方面还是从版面的大小上看都不大。换句话说,日本媒体对朱?基的访问基本上是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原因之一,《日本记者俱乐部报》是这样说的:“中国总理来日本访问前答应不打历史牌,可是他毕竟还是谈了。”意思是,你本来答应不谈,为什么还要谈呢?实际上,朱?基是在一家民营电视上被问到“日本到底应该道歉到几时”的时候才谈到历史问题的,而且是不卑不亢的回答:“日本从来没有在正式文件中向中国人民道歉过。”另外,当问到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是不是真有其事时,他说是“真有其事”。老实说,象这样的问题在任何其他地方根本不需要回答。但好在这些人提出这些问题,朱?基也有了一个机会给予回答。然而正因为他回答了这些问题,日本媒体就认为他没有遵守诺言,还是谈了历史。换句话说,责任是在中方。天中日关系越闹越僵,既与日本“总保守化”的政治大气候有关,也与上述媒体的舆论诱导方向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想今天的谈话就此结束。最后,我想有必要再三强调的是,由于长话短说,今天谈的只是突出日本媒体对中日关系报道与评论的特征和倾向,而无法涉及全貌。谢谢!
(王 晶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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