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疯狂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给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一些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历史发展到今天,日本仍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分子沉迷在“皇国论”的梦魇中。尤其是近一段时间,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日美安保指针、发表主张“先发制人”的防卫白皮书、通过国旗国歌法案、觊觎我钓鱼岛,这一系列动作所透露出的危险信息,不能不引起亚太各国人民的警惕。对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果只从动机看动机,从现实看现实,固然可以直观地说明一些问题,但毕竟缺乏历史的透视力。有学者指出:“任何从事战略研究的人都必须重视战略思想的文化背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行为都反映该国高层次的战略文化。因此从战略文化的角度对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复活进行一下剖析,挖掘其深层次的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并且揭示其对现实战略的影响,也许可以为研究国际战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纵观日本的战略文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源于“岛国根性”的外向性战略目光

  日本是一个岛国,却“不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屡屡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策源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地理和民族传统的角度考察,最原始、最直接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岛国根性”。“岛国根性”一词最早出现于 19世纪末,是由当时的日本留美学者久米邦武等人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日本人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岛国根性”或者说“岛民根性”,“蜷缩在蜗牛大小的天地里”,“如井蛙不知海阔”,“精神不振,易于满足,独善,缺乏智慧,有排外思想”等,因此主张把目光投向大陆乃至世界,真正做“东洋的英国”。其真正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鼓动日本民族向外扩张。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日本统治阶级开始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自卑畸变为狂傲自大,由小气变为偏狭固执,不再安于地理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现状,具有明显的外向性特征。日本之所以屡屡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就是这种“岛国根性”特点的体现。 1868年的“明治维新”促使日本实现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但是,这场社会变革是在“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帜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统治阶级需要的“天皇制”和包括“日本主义”在内的思想文化传统。日本统治阶级变本加厉地向国民灌输这些思想,从而把 ?岛国根性”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是“皇国论”,宣扬天皇是“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变”,天皇“万世一系”,应当 ?君临四方”,“皇化日洽,土疆日广”;二是“大和民族优越论”和日本民族文化优越论,认为大和民族居于“神州”,是“天之子孙”,以“言灵”为中心的日本文化优于其他民族文化。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体系中,侵略扩张企图不呼自出。以此为基础,日本不少“变革先驱”提出了“兴邦治国”的对策建议。从1823年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到一百年后的《田中奏折》,一脉相承,莫不以侵略扩张为手段,以最终达到征服世界的目标。一部血淋淋的近代史表明,日本统治阶级正是这样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不少国家一步步推向灾难的深渊。

  今天,在日本仍然存在一股政治势力,不能正确对待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史,日本历届内阁不但不能有效地制止这股政治势力,而且有些阁员和首相往往就是这股势力的代言人。 1996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全国又增加一天新的公共假期,那就是 7月 20日的“海之日”。“海之日”面世,缘于所谓向海洋进军,作环球势力扩张,使日本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一个纪念日。其借口是纪念明治天皇 1876年的出海巡视,是关怀与激励大日本海军不断成长的表现。随后又把它与偷袭珍珠港挂钩,使它成为日本海军赫赫战功的一个重要纪念日。由于“海之日”是赞扬天皇制度,宣扬军国主义,二战后就被禁止。可见,在 50年后“海之日”再次出现,并非是偶然巧合。日本近年来出现了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和把日美安全防卫圈扩大到中国的台湾地区的危险倾向。为了谋求亚太地区政治、军事主要大国的地位,日本政府经过多年的分析、研究和准备,正式决定从1999年度开始与美国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此举不仅对日本的防卫政策,而且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平衡及地区稳定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国家安全也将面临着挑战。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日本还妄图霸占我国领土钓鱼列岛,并多次寻衅滋事,在中国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之后,日本政府竟公然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没有特别加以说明和解释的必要”,并对海上保安厅、警察厅等发出“指示”,让他们对“不测事态”进行研究,并“做好准备”。在日本政治家看来,近年来的一系列举动主要是用“岛国根性”的传统骨髓之药,来医治他们所说的战后日本人的“和平痴呆症”。近年来,日本泛起的“中国威胁论”,也是这类政治家炮制的怪方。

  源于“强兵富国”理论的国家安全观

  “强兵富国”是日本军国主义战略扩张的理论基础。日本的“强兵富国”与大多数国家主张的“富国强兵”存在着原则上的区别,前者把强兵摆在首位,而后者着眼于富国,这反映了日本全然不同的治国方略。“强兵”思想和理论是日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代连年争战不休历史的必然产物。在连绵的战争实践中,不少人悟出一个简单而有实效的道理:要想保持部族、藩国或领地的生存与强盛,必须强兵。于是,“强兵 --扩张 --富国”渐渐成为日本思想文化传统中一条“固邦兴国”的定式,也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安全观的基本信条。及至近代西方列强殖民扩张势力 ?东渐”,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强兵理论的发展,使“强兵”之根深植于大和民族的思想文化之中,成为日本安全观的基础和核心内容。由于深受根深蒂固的极端民族主义“岛国根性”影响,日本认为西方列强殖民势力之所以能够大张,关键在于拥有坚船利炮,因此许多思想界的代表人物都众口一词地主张“急修武备”,就“将无往而不胜”。这种主张后来成为日本大张国势的基本路线。明治维新后,日本军事力量迅速膨胀,至 20世纪初,日本陆军已发展到 7个师 6.9万余人,这一骨干力量若按战时编制进行动员扩编,即可达到 23万人,海军拥有军舰 31艘,鱼雷艇 24艘,总吨位达 7万多吨。日本成为亚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为其后疯狂侵略奠定了军力基础,也为近代日本在战略上追求的最高目标“征服世界”提供了保障。在日本统治阶级看来,不能彻底征服世界,也就没有日本的安全。正如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偶像北一辉所狂言的那样:“惟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这一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和平,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强大国家 (指日本 )而实现。”理论的误导使日本走上了穷兵黩武的不归路,仅从明治维新算起到 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投降,整整 80年间日本杀伐征战,肆虐亚洲,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侵略扩张的步伐。

  现实告诉人们,虽然“大东亚共荣圈”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的侵略逻辑还有可能以新的形式复活。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在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方向努力。其军费自从 1987年突破国民生产总值的 1%的限定之后,一直呈上升状态。从 1991年的近10年来,一直占世界军费水平的第二位,目前已达到每年约 500亿美元,按每个军人的人均计算为世界第一位。有的外国学者认为,日本虽然在表面上保持比较小的军备体制和规模,但潜在的军事力量仅次于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容易刺激日本的战略野心。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防卫地区由日本本土及附近海空扩大到亚太甚至中东和印度洋,其高层官员还公开声称“周边事态”包括台湾海峡在内;防卫对象以主要对付前苏联变为对付以中国和朝鲜为主的“多元威胁”;“远海防御”的作战思想凸现,表明日军的军事力量已经由防卫型向进攻型发展。近来,日本接连制定并通过一系列相关的法案,还决定开发多功能侦察卫星,购买空中加油机,参加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甚至还声称“即使在我国没有遭受实际损失的时候,也可以行使自卫权,攻击敌人的基地”,这种以自己的安全为名,行“先发制人”之实,简直是明目张胆的强盗逻辑。日本如此一系列“强兵富国”的举动,清楚地表明了妄图凭借其膨胀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卷土重来,不但要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可能还有更大的野心。因此,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仍然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项现实任务。

  源于“武士道精神”的扩张性战略观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它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廉耻、尚武、名誉的。但武士道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日本民族固有的神道教充分提供了。神道教的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穷兵黩武的道路之后,被扭曲了的武士道又经历了一次畸变。武士道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却在日益法西斯化的国家军队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为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需要用武士道去激励士气,巩固军队,也需要用武士道去禁锢和统一国民的思想,为此,他们开足宣传工具的马力,打着“拯救日本”的幌子,强行灌输“皇国论”、“大和魂”、“为天皇尽忠”等思想。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正如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的军国主义者福泽谕吉所说的:“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这部疯狂的战争机器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老弱妇孺达 2000万之多,另有 1500万人受伤。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的根源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武士道的战略怪胎文化中去寻找。法西斯军部企图以武士道支撑战争,希冀“武运长久”,但邪不压正,他们及他们所鼓吹的武士道最终只能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并不是无条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国体和天皇不受审判的条件下的投降。又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占领并包庇大批日本战犯,继而又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庇护,日本法西斯战略文化和皇国史观根本没有受到认真清理。德国与日本都是二战的发动者与失败者,但是两者对二战认识与审处这类问题时反差极大,德国是“洗心革面”,而日本非但不承认其侵略,反而宣扬“侵略有功论”等。同样是政府首脑,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向波兰人民谢罪,而日本历届政府要员却不断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丑剧,为战争罪魁招魂;修改教科书,抹煞侵略的历史,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恶事实。更有甚者,在日本战败 50年之后,由日本 105名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精心策划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则是明目张胆的翻案宣言,是为其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国家战略制造舆论。最近又正式确认了在侵略战争中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太阳旗”和“君之代”的法律地位,这是对全世界特别是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的公开污辱。难怪有良知的日本人士说,日本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掩盖历史罪行,骨子里就存在着重复历史罪恶的潜在动机。世界人民在严重关注和强烈谴责的同时,正警惕地注视着日本还要走多远。一个没有清洗自己历史罪恶的国家,对于未来是没有免疫力的。日本今天的繁荣来之不易,日本必须正确对待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否则,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身躯,经武士道毒汁浸泡,再经军国主义膨胀并为法西斯主义毒化之脑所左右,将难免再次吞噬自己栽种的苦果。走向新世纪的日本,实际上正处在一个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中国希望与日本世代友好,但必须做最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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