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香港“两航”起义忆述-918爱国网

1949年11月9日是，十架中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和两架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央航）的飞机从香港起飞到祖国解放了的北方城市天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同日，在香港的数千名“中航”、“央航”员工由“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领衔发表起义通电，庄严宣布与已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回归祖国的怀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用航空企业。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香港“两航”起义。我当时是“中航”的一名飞行报务员，参加起义驾机北飞。今虽事隔三十余年，但记忆犹新，历历如昨。特忆录其经过如下：

1949年11月9日凌晨，在香港九龙启德飞机场，我和机长（正驾驶员）陈达礼、副驾驶员刘景春一起登上中航XT154号飞机，这是一架美国制造的C46型双发动机运输机。几个月来中航公司每天都有一、二十架飞机从这个机场登上飞机飞到重庆、昆明、柳州、海南岛和台湾等地（这些地方当时尚未解放）。我每月至少也有十来次在这个机场登上飞机飞行到各地去。这本来是十分寻常的日常工作，但这天我们各人却都带着异样的神色，严肃、紧张而又十分激动。进入机舱后，我们各自做着自己的例行检查工作――我检查无线电通讯设备，正、副驾驶员检查油料、各种仪表和飞机操纵系统等，这次做得比平时更加认真细致。接着，机长用报话机和机场指挥塔台取得联系，然后按塔台的指挥将飞机滑行到跑道起飞点起飞。我照例发出飞行报告：“XT154号飞机，香港至柳州，机长陈达礼，副驾驶刘景春，飞行报务员黄焕元，起飞时间0603，进入航线时间0611”。进入航线飞往柳州方向应该是朝西的，可是我们却掉转机头朝北飞行，原来我发出的飞行报告是假的，我们假装执行日常的飞行任务，实际上则已安排好了飞向祖国解放了的北方城市天津。同时，还有九架“中航”双发动机运输机也和我们一样在香港起飞后北飞天津。这是一次筹划和组织得很周密的集体起义行动。

朝北飞行十来分钟后，我们三人开始谈论起有我们亲自签名的起义通电来了。我们兴奋地议论着在香港的近两千名“中航”员工中，有多少人会在起义通电上签名，通电发出后会有多大的反响。原来事先已经商量好，由我们几十个对起义态度坚决的人驾机北飞作为起义的具体行动，同时继续动员在香港的“中航”员工参加起义，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后来，我们知道，除了极少数受国民党影响较深对起义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的人外，绝大部分在香港的“中航”员工，包括地勤和空勤的，都参加了起义的行列并先后回到了祖国。

在谈论间，我突然在收报机里听到一架由昆明起飞的“中航”飞机的信号，驾驶员是张家骅，目的地是重庆。我知道张家骅是一位坚决参加起义的驾驶员。他因在昆明耽搁没有及时回到香港不能参加北飞，我将张在昆明起飞的消息告诉陈达礼后，陈达礼要我立即发一封电报给张家骅。电报内容为：“你的夫人被汽车撞伤，有生命危险，请即回香港。”这是暗号，告诉张家骅我们已经在香港起义。要他直接飞回香港，不要到重庆去。因为当时重庆还是在国民党政权掌握之下，如果张家骅驾机到重庆，那里的国民党当局在知道香港“两航”起义消息之后，是肯定不会让张家骅驾机回香港的。张家骅接到了我的电报，果然直接飞回香港。以后他回到祖国，为新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出过不少力。他曾多次为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出国访问驾驶飞机。可恨的是，在十年动乱中，张家骅同志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以潘国定、陈达礼为首的叛逃集团”大冤案中被迫害至死。潘国定、陈达礼以及几十名被冤的“两航”起义人员都已于1979年得到彻底的平反。但张家骅同志已不能复生，至今念及犹觉痛心。这是以后的事了。

根据气象测报，我们预计这天沿途的天气会是多云或少云的。但是，我们朝北飞行半小时后，却发现前面和四周都是碧空无云。陈达礼是我们十架“中航”北飞起义飞机的领队。他警惕起来了。他一方面对我和刘景春说：我注意前方，你们两人多注意两旁。同时用报话机与其他北飞飞机联系，要他们多注意四周有无敌人飞机的影迹，随时互相联系。我们这些飞机都是时速不到200公里的运输机，如果遇到敌人的战斗机截击的话，那是很难逃脱的。如天空有云，还可以钻进云里去躲避，如果没有云，那就只好冒险贴近地面低飞，这样才可以较易逃避速度较快的战斗机的视线，就是被发现了，因为战斗机速度快不敢过于低飞，也不易被击中。幸而我们的机密没有泄漏，没有遇到敌机的拦截，因而十分顺利地完成了北飞起义的任务。

“两航”起义是一次几千名“两航”员工参加的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正义行动，是当时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所属的“中航”、“央航”两家民用航空公司，包括“两航”总经理在内的数千员工毅然摆脱国民党的控制，弃暗投明，回归祖国的爱国行动。自从一力四七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两航”的飞机，除了维持一些重要航线的客运班机之外，大部分被胁迫去为国民党军队运送军用物资。在一些国民党军队被围的地方，如太原、济南、蚌埠等，还被迫冒着炮火的危险去从事空投。几年来国民党在他们统治的地区内散布许多诬蔑和诽谤共产党的谣言，说什么，共产党不要父母、不要家庭、公妻、共产等等。随着国民党军队在一个个战场的溃败，一片片地区、一座座城市的解放，这些谣言当然不攻自破，还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同时，由于无限制地滥发纸币，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急剧贬值，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国币、黄金、金元券都相继变成废纸。最后发出的银元券更是无人敢要，弄到许多地方只好以物易物。我们还亲眼见到过这样的事情：从上海到北平，飞机上装的是一箱箱的钞票，从北平飞回上海时，飞机上装的还是一包包同样的钞票。原来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新印的钞票运往北平，造成北平的极恶性通货澎涨，货币贬值的速度大于上海，因此投机商人包飞机将钞票运回上海有利可图。国民党政府经济上的破产由此可见一斑。现实生活使大部分“两航”员工逐渐看清了国民党的腐朽反动的本质和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

“两航”的总公司和飞行基地原来都设在上海，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才将飞行基地匆匆迁到香港。蒋介石原来要将“两航”的飞行基地迁往台湾的。“两航”管理人员以台湾缺乏维修设备为理由将基地迁往香港（这是违背蒋介石的意旨的）。他们看到了国民党必然灭亡的命运。知道跟着到台湾去是没有出路的，因而采取拖延、找借口，先将基地迁往香港。“中航”员工中觉悟较早的便开始在香港酝酿、组织起义。在几千名员工正承担着繁忙的飞行运输任务的民用航空公司中秘密起义，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由于人心所向，经过几个月的串连、组织，终于使起义工作筹备得十分周密，没有遇到什么阻难，一举成功。当时在“中航”工作的几位中共地下党员，如：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飞行报务员陆元斌，在台北任气象员工作的陈耀环等，他们平日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在同事中威信高。他们在动员“中航”员工参加起义期间，还通过进步人士，秘密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并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和指示。在起义的关键时刻党还派了吕明同志秘密到香港参与具体的组织和筹划工作。

当时的机航主任美国人艾礼逊（ALLison）是一位老“中航”。三十年代初“中航”刚成立时他就是机航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他离职回美国去，但一九四八年他又回到上海重新担任“中航”机航主任。由于他掌握飞行工作支配大权，我们在香港组织集体起义是不可能完全瞒过他的。当他知道了一些消息之后，他却表示支持起义，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至今也还无法确切地知道。

1949年11月9日中午，我们十架“中航”北飞起义的飞机都先后在天津机场着陆，其中有一架曾在上海着陆后又继续北飞，同日到达了天津。同时还有一架北飞起义的“央航”双发动机运输机也于当天中午到达天津。这架飞机的正驾驶员是林雨水，副驾驶员是郑家琼，飞行报务员是罗柏。机上还有林雨水的夫人和刚满周岁的小女儿。林雨水带着全家人北飞，足见起义意志的坚决。“中航”十架飞机的正驾驶员是：陈达礼、杨积、边任耕、徐作诰、卢开周、秦永棠、黄雄畏、张镒、邓仲煌和蔡觉沧；副驾驶员是：刘景春、李凤朝、颜恩锡、周纪祥、刘安、方甫、周炳、温可煌、陆华应和黄文彬。飞行报务员是：黄焕元、陈汉斋、霍斌臣、方榕满、赖冠生、李荣、康正之、周丕显、顾杰飞和戴礼昭。同乘这些飞机起义同来的还有领航员杨宏量、副驾驶员李宏揆、机械员张德馨、冯俊涛和甘嘉霖。

我们在天津飞机场受到人民政府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天津市人民政府还特地为我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当时的天津市市长黄敬出席了晚会并向我们致欢迎词。

当天，另一架“央航”四发动机空中行宫（CONVAIR）型客机由香港直飞北京也于中午到达。这架飞机的正驾驶员是潘国定，副驾驶员是路家玖，飞行报务员是韩家琪。同乘这架飞机起义回来的有“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顾问查夷平、邓仕章、秘书吴景岩等。他们一行十五人（包括机组人员）在北京受到热烈的欢迎，并于当晚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接见和设宴招待。

“两航”起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国内外许多报纸都用大标题刊登这项消息。它予国民党以重大的打击，使残留在西南各省企图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失去空运接济，加速了他们的崩溃。同时也推动了国民党政府所属的其他海外企业，如中国银行、招商局轮船公司、资源委员会等相继起义，回归祖国。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了祝贺“两航”起义的贺电并向“两航”起义员工表示慰问。同日周恩来总理发函代表政务院接受刘敬宜、陈卓林两位总经理的请求，公开宣布接受“中航”和“央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并发出慰问信，鼓励“两航”起义员工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为建设新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而奋斗。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了我们北飞到天津的三十多名“两航”起义人员，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设宴招待我们。陪同接见的有：聂荣臻将军、刘亚楼将军、肖向荣将军、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图8 周恩来总理在宴请两航人的宴会上致词

周总理给我们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他神采奕奕而又和蔼可亲，他不用讲稿，以从容的语气随便讲来却字字印入我们的心坎。他谈到当时的形势说，国民党的军队经过几次大败仗已成强弩之末，毛主席已向人民解放军发出命令要彻底干净地把他们消灭，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了，西南各省很快就可以解放。他谈到国民党发动反动的内战如何不得人心，所以虽然有几百万军队和较好的装备，但终究还是彻底失败。他谈到美国表面上装作调停，实际上帮助国民党打内战。他本人就曾在军调会上反对美国人的做法。他说美国人的帮助毕竟挽救不了国民党失败的命运，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何等正确。这些话在当时我们听来都感到十分新鲜。他亲切地勉励我们为新中国的民用航空事业的建立和发展贡献力量。他说你们这次起义回来可以作为我国民用航空事业的新起点，并说我国的民用航空事业将来要发展到比你们过去的航空公司不知大多少倍。一切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以无线电通讯为例，当初我们没有无线电，后来有同志弄了两套收发报机来，才开始有无线电通讯，发展到今天，国民党的一举一动我们几个小时便能够从无线电里得到消息。他还十分体贴地关照我们不要为生活问题有所顾虑，说你们过去的生活待遇比较高，目前全国人民的生活还比较艰苦，但你们用不着担心，国家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照顾，让你们的家庭生活不至降低，使你们能够放心地把精力用在工作和学习上。

当时我们这些人穿的都是飞行衣或西装，但有一个年龄只有十几岁的机械员甘嘉霖却穿着一套灰色的棉干部服。原来小甘登上飞机参加北飞起义时，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什么衣服都没有带，到达天津时天气已经相当冷，因此天津市的同志便送了一套棉干部服给他穿。周总理见到小甘便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是什么人，当工作人员把情况告诉他后，总理便轻声对工作人员说：“可以每一个人都送给一套嘛！”我当时坐的地方离周总理很近，所以总理说的话我都听得很清楚。果然回到天津后不久便有人给我们量身体，给我们每个人免费缝了一套灰色的棉干部服。我一直把这套衣服看作是周总理赠送给我的，穿着感到特别温暖。在十年动乱中，这套衣服的上身丢失了，我现在只还保存着其中的一条棉裤作为纪念。

1982年10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