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界:关于战后 70 周年首相谈话的声明

   今年夏天,据报道,安倍晋三首相将发表战后70 周年谈话,这受到了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关注。我们是国际法学、历史学及国际政治学的研究者(联合署名见文末),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且以世界共同的法律和历 史政治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者,我们对有关这次谈话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多年的研究。

  我们之间在学术立场和政治信仰方面存在差异。尽管如此,我们持有以下几点共同的认识。将这些认识告知日本国民、为政者以及与这次谈话相关国家的人们,是我们作为一名专家应有的社会责任。以下是我们达成的几点共识:

  (1) 首相谈话是在战后 70 周年这一重要时刻发表的。作为国家政策的最高决策者,首先应该向先辈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是他们不懈地努力将 1945 年那样的、众多国民忍饥挨饿、许多城市化为灰烬的日本,建设成了今天这样的、和平繁荣的日本,并且向日本国民表示一定会将和平繁荣的日本完好无损地传递给 下一代的意志和决心。不管是战后 50 周年、60 周年还是 70 周年,这都是作为现在的一代对上一代和下一代国民的责任,这一点是社会大众所广泛认同的。

  (2) 战后日本的复兴与繁荣,不是仅仅依靠日本国民的努力而实现的,同时也与诸多国家对日本的理解、期待以及支援分不开的,是他们在和谈及实现邦交正常化时放弃 赔偿等,为战后日本的重新发展显示出了宽大的态度,并一直以各种形式支援了日本的安全与经济繁荣。这一点,已经从各种研究成果中得到证实。因此,谈话也应 对这些海外各国国民表示深深的谢意。

  (3) 日本国民的不懈努力,带来了战后的复兴与繁荣。而这种努力,是基于认为对台湾及朝鲜的殖民地统治以及 1931 至 1945 年的战争是重大错误的认识之上的,是基于对这场牺牲了三百多万日本国民和数倍以上的中国及其他各国国民的战争的沉痛反省之上的,也是基于不再重犯过去的错 误的决心之上的。对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的强烈的赎罪之感与悔恨之念,是支持战后日本和平与发展的原动力。经历战后 70 周年、80 周年、90 周年,随着时光的流逝,这种想法会变得越来越模糊,也许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是,正是这种想法,才是支持战后日本和平与繁荣的起点与初衷,这是决不应该 忘记的。

  (4) 这一点,也与是否应该继承战后 50 周年村山谈话中所提到的、也被战后 60 周年小泉谈话所继承的对“侵略”、“殖民统治”的“沉痛的反省”、“由衷的歉意”等措辞相关。不应以是否使用某一特定的用词来评论首相谈话内容的好坏,也 不应以是否继承“村山谈话”这一特定首相谈话中的个别措辞来作为评判其之后的首相谈话的水平的标准,这一点很多专家、特别是很多国民都认同。但是,用怎样 的措辞来表述,是评价在国际上具有极大影响、负有重大责任的文件时,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极为重要的标准。对这种措辞的重要性,政治家应比谁都要 负责任地进行慎重考虑。对此,我们作为研究历史、法律和政治的学者,特别向日本的为政者提出强烈的要求。

  (5) 包括谈话措辞的问题在内,“安倍谈话”如何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也因迄今为止首相的言行,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讨论,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不仅 限于日本国内,在中国、韩国、美国等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国家里也可广泛地看到这一现象。若在“安倍谈话”中没有采用“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里的重要措 辞,则恐怕国际上的关注将会集中到这一点上,首相谈话本身极有可能反而受到负面评价,而且有可能引起相关国家连对首相及官房长官至今通过谈话强调过的对过 去的反省也产生误解与不信任。安倍首相多次强调要“总体上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在此,我们强烈希望用具体的措辞表述来明确表示“总体上继 承”的意思。

  (6) 即便战后 70 周年谈话是不经内阁审议决定的“首相谈话”,上述想法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首相都是国政的最高决策者,代表着日本的立场,一般 国民几乎不会留意到有无内阁审议决定这一问题,更不用说海外各国的国民了。最重要的在于谈话的内容。如果 70 周年谈话由于其措辞的原因被国际社会所否定的话,其结果是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日本所有国民都将处于不光彩的立场。为了不让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民处于不利的 境地,殷切期望安倍首相在“谈话”中所使用的措辞是经过深思熟慮的、明智的。

  (7) 对日本国民来说,承认日本自 1931 年至 1945 年所实施的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是 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那个时代,先辈们经受了比包括现在在内的任何时代的日本国民都要严峻的考验,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许,我们这些后辈没有资格去 轻易断定先辈们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日本并不是被侵略的一方,而是日本去攻击中国、东南亚及珍珠湾,造成了三百多万国民的牺牲、数倍以上的其他各国国民 的牺牲,这些战争是极大的错误,很遗憾地说,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且,日本对台湾和朝鲜进行了殖民统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任何国家都会犯错 误,日本也应干脆果断地承认这一时期犯下的错误。这种干脆果断的态度,才能让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得到道义上的正面评价,也是我们日本国民值得自豪的态度。

  (8) 与此相关的一点是,包括安倍首相在内的历代首相,在国会答辩等时都提到过侵略的定义尚不明确的问题。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看,这未必是正确的解释。而更为重 要的是,这样的言论让人质疑,日本是否是在试图否认日本从 1931 年开始进行的战争是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而这一点已经是国际社会的共识。这样的言论,将给日本带来极大的不利。

  20 世纪上半期,由于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遭遇,国际社会致力于将战争界定为违法行为。 1928 年的不战条约就是其典型代表,日本也是缔约成员国之一,条约中明确规定禁止自卫以外的任何战争。历史学上已经证明,1931 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从 1928 年炸死张作霖事件以来开展的阴谋所引起的。当时的日本政府主张那是行使自卫权,但这一主张并未被国际联盟所接受。包括之后的日中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在 内,1931 至1945 年的战争,无论其名称如何,实质上都是由日本发起的、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这一点,无论在国际法学还是历史学上,都已是国际上的定论。

  战后国际社会一贯保持了这样的认识,若否定这一认识,则不仅否定中国和韩国,还否定了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对这一历史的共同认识。决不能 因为模糊了日本过去实施的战争的不正当且违法的性质,而使日本国民在战后 70 年间努力建构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高度评价化为乌有。我们确信,这不仅仅是我们这些专业研究者的想法,同时也是大多数日本国民所共有的想法。

  1924 年,孙文在神户举行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讲,曾经对日本国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日本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我们不见得一定要完 全接受孙文将西方与霸道、东方与王道结合在一起的见解,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欧美列强与日本所造成的半殖民地状态下,孙文提出的问题实是击中要害。很遗 憾,之后的日本走上了霸道之路,其结果也几乎使日本灭亡。

  战后的日本,将此作为深刻教训铭记于心,走上了能自傲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之路。将来的日本,也要继续走这一王道之路,加倍巩固战后构筑起来的和 平、繁荣与安全的社会,通过与其他国家在经济、技术及文化上的合作,并分享合作的成果,让日本继续成为国民能感到自豪的世界典范之国。这是我们作为研究历史、国际法及国际政治学的学者,更是作为日本国民的一员的想法。

  我们深切期望,首相能够深思世界对战前战后的日本历史的评价,发表这样一个谈话——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的日本国民,不管他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能挺起胸膛自豪地说:“这是我们首相的谈话!”

  2015 年 7 月 17 日

代表

  大诏保昭 (明治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法)

  三谷太一郎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

  吾乡眞一 (立命馆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国际法)

  浅田正彦 (京都大学教授,国际法)

  浅野丰美 (早稻田大学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

  阿部浩己 (神奈川大学教授,国际法)

  天儿慧 (早稻田大学教授,现代中国论)

  栗谷宪太郎 (立教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近现代史)

  石井宽治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经济史)

  石田淳 (东京大学教授,国际政治)

  石田宪 (千叶大学教授,国际政治史)

  位田隆一 (同志社大学特别客座教授,国际法)

  入江昭 (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外交史)

  内海爱子 (惠泉女学园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关系论)

  远藤诚治 (成蹊大学教授,国际政治)

  绪方贞子 (前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国际关系史)

  小此木政夫 (庆应義塾大学名誉教授,南韩,北韩政治)

  小畑郁 (名古屋大学教授,国际法)

  加藤阳子 (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史)

  吉川元 (广岛和平研究所教授,国际政治)

  木畑洋一 (成城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史)

  木宫正史 (东京大学教授,国际政治)

  仓泽爱子 (庆应義塾大学名誉教授,东南亚史)

  黑泽文贵 (东京女子大学教授,日本近代史)

  黑泽满 (大阪女学院大学教授,国际法)

  香西茂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法)

  小菅信子 (山梨学院大学教授,近现代史)

  後藤乾一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东南亚近现代史)

  斎藤民徒 (金城学院大学教授,国际法)

  佐藤哲夫 (一桥大学教授,国际法)

  篠原初枝 (早稻田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史)

  申惠丰 (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国际法)

  杉原高嶺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法)

  杉山伸也 (庆应義塾大学名誉教授,日本经济史)

  添谷芳秀 (庆应義塾大学教授,国际政治)

  高原明生 (东京大学教授,国际政治)

  田中孝彦 (早稻田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史)

  田中宏 (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日本社会伦)

  外村大 (东京大学教授,日本近现代史)

  丰田哲也 (国际教养大学副教授,国际法)

  中北浩尔 (一桥大学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

  中岛岳志 (北海道大学副教授,政治学)

  中谷和弘 (东京大学教授,国际法)

  中见立夫 (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东亚国际关系史)

  中见真理 (清泉女子大学教授,国际关系思想史)

  纳家政嗣 (上智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政治)

  西海真树 (中央大学教授,国际法)

  西崎文子 (东京大学教授,美国政治外交史)

  野村浩一 (立教大学名誉教授,中国近现代史)

  波多野澄雄 (筑波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

  初瀬龙平 (京都女子大学客座教授,国际政治)

  原朗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经济史)

  原彬久 (东京国际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政治)

  半藤一利 (现代史家)

  平野健一郎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东亚国际关系史)

  广瀬和子 (上智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法)

  藤原归一 (东京大学教授,国际政治)

  保阪正康 (现代史家)

  松井芳郎 (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国际法)

  松浦正孝 (立教大学教授,日本政治外交史)

  松尾文夫 (现代史家)

  松本三之介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政治思想史)

  真山全 (大阪大学教授,国际法)

  三谷博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本近代史)

  宫野洋一 (中央大学教授,国际法)

  毛里和子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中国政治)

  最上敏树 (早稻田大学教授,国际法)

  森山茂德 (首都大学东京名誉教授,近代日韩关系史)

  山影进 (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国际关系论)

  山形英郎 (名古屋大学教授,国际法)

  山室信一 (京都大学教授,近代法政思想史)

  油井大三郎 (东京女子大学特聘教授,日美关系史)

  吉田裕 (一桥大学教授,日本近现代史)

  和田春树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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