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侵华日军，中国军队中由国民党领导的那部分军队（简称国民党军），曾多次专门研讨抗日作战战术问题。早在九一八抗战之前，就有一些官方人士提出了“对日国防策略”，但都被搁浅。

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几乎年年都制定“国防计划”，军政部及有关各部也断断续续地进行抗日准备。但是由于当时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所以国防计划年年拟定，都比较粗疏，实际意义不大，只能束之高阁。

长城抗战结束不久。1933年7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由朱培德、唐生智、张治中、杨永泰等20余人参加的秘密高级军事会议，决定由军事委员会与参谋本部联合组织警卫执行部，开始在全国部署构筑国防线。选定华北以济南、保定之线为国防第一线，兖州、安阳之线为第二线，东南以无锡江阴（锡澄）线为国防线，在南京、武汉、徐州、开封、杭州等地建筑强固工事。

1934年，国民党就发布《御侮图存之要诀》，强调对日作战战术的关键是“强迫敌人与我近距离决战。”这主要是基于中日双方武器水平差距提出的。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抗日成为当前主要任务，国民党一切抗战准备才得以积极进行，国防计划也才有的放矢、有可行性地拟定出来。

1937年卢沟桥抗战起，国民党方面逐步把对日作战战术扩大为：以守为攻，即取“攻势防御”；步步为营，即步步设防，每一地都修筑坚固的城防以及极深的战壕，以逸待劳，抗击日军；就地固守，即“稳扎稳打，有进无退”。注意游击，是指利用游击队、义勇军、壮丁等多种形式，开展袭击和骚扰日军活动，以牵制其主力；军民合一，即要“十分注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全国民众都能军事化，能帮助正式的军队作战，军民真正能合而为一片”等。

比如，1、以守待攻的战壕理论指导前线作战，就将“士兵捆绑在战壕里”，十分教条地与敌人打阵地战。淞沪抗战时，为了一条战壕，一条路，一个师一个师地拼光了。2、战前修筑的坚固防御线，形同虚设。都是其战争理论的落后所带了战术的落后造成的。淞沪抗战时的日军，与国民党军队以阵地战对垒，损失不小，日军总结教训，最终以迂回，包抄，渗透，便衣队等战术，赢得了“上海附近作战的胜利”。3、再如，国民党军的游击战，只是在战术层次上游击，并且这样的游击战没有与人民群众结合起来。

国民党军在南岳组织游击战训练班，叶剑英做教官。当叶剑英讲到游击队要与群众打成一片，要穿草鞋，穿民装。有些受训军官提出，我们的皮鞋怎么办？政府给的物资与给养怎么给？陈诚严肃地说，共产党人是中国人，我们也是中国人，同为中国人，共产党能打游击，我们为什么不能打游击。总起来看，国民党抗日战术中的“军民真正打成一片”做的不好，蒋介石历数国民党军的十二个大问题中，老百姓不支持国民党军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到了抗战最末期，这个问题也没有真正解决。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抗战战略上的持久战理论，国共双方都认可，并以此指导战争。但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与中共的“持久战战略”有重要不同。比如，国民党方面只承认战略防御与战略反攻，而否认中共提出的在“两阶段论”之间有战略相持阶段。这一区别，使得国民党的抗日战略没有弹性，抗战第一阶段，由于盲目相信第一阶段后就是反攻阶段，所以拼上老命和日军干。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作战就消极了很多，在相持阶段不断延长时，悲观论调多起来。

以“消耗持久战战略理论”指导战争，出现了很多战役与战术上的错误。战略决定作战方式与战术，战略的失误或错误靠前线官兵拼命获得的一点胜利，是不能挽救失败的。淞沪抗战最后的溃败阶段，国民党军队的三流部队在浙江的嘉善与江苏松江的枫泾镇之间的阻击战，虽然打的英勇，阻击日军七天七夜，但对淞沪抗战的失败，对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从根本上说，淞沪抗战失败的原因是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与错误。国民党在总结这次失败时，碍于蒋介石这位最高统帅面子，总是找不到要领，或者隔靴搔痒地“批评几句”罢了。

【注】 中共的抗战“战略相持阶段”理论的提出，是持久战理论的精彩独到之处，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抗战必将遇到的严重困难具有充分思想准备等等。抗战历程早已证明了中共的抗战战略与理论是正确的。

把抗日游击战争提高到支撑战争全局的战略高度进行谋划和组织，这是毛泽东对游击战争理论的重大创新。把游击战和根据地联结起来，使游击战不仅限于单纯的军事行动，还与广大民众的政治、经济要求相结合，从而植根于民众的沃土，堪称中共抗日游击战争思想的妙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