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伟女士

我在日本神户认识了田伟，这个在日本唱中国国歌的人，很个性，很自我，很投入。
日子久了，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常被她追索的精神所感动。之余，便有了这样一些文字，留下她的身影，留下她的足迹，更留下她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田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的弟弟田洪的女儿，现居日本东京，任“东方文化艺术团”团长。
她的先生李明晓是华侨，他们婚后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日本，但国籍始终是中国。多年来，田伟积极搭建中日友好文化活动平台，传播国歌精神，被誉为“在日本唱中国国歌的人”。

1952年，田伟出生在长沙，是田洪和陈绮霞的第五个孩子，尽管这个女孩已经有了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但父母期待的还是男孩，名字早就起好了。不是女孩子自己不努力成为男孩，不是谁和她的父母作对，是上苍呼唤她的降生，冥冥之中赋予了这个小龙女神圣的使命，不是惊世骇俗，却也呼天唤地。
她的第一声啼哭，里面饱含了深刻的寓意。只是，没谁知道她的能量，没谁料想她日后会是怎样。那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已经为她量身定做了生命的样子，为她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她是个做大事的人，男孩子未必有她的胆识。
生命与命运的合谋，有时不在她的掌控之中。
自然的力量让她来到这个世界，至于机会，现实中，她抓在手上就不会放弃。
就这样，一直走过来。直到今天，随身携带的使命感，让她搭建了中日友好桥梁，以她普通的平民视角看待人类和平，想着她所想的，做着她所能做的。
民间的文化交流，让她做得风生水起，国歌精神在她的生命中传扬。
她在日本建立的“伟伟俱乐部”，十年如一日地教唱国歌；每年，聂耳逝世纪念日，她都去藤泽鹄沼海岸聂耳纪念碑前唱国歌；在中日友人组织的纪念劳工活动中，登上大馆市狮子森山，走进十濑野公园墓地，高唱国歌为中国劳工殉难者慰灵；她还把国歌唱到中国华人华侨总会，唱到各地的市民会馆，唱到大街上，台上台下总都她的身影。一旦她唱起国歌，观众纷纷响应，一种唤起的力量顷刻聚起，不仅仅是为其助阵，更多的是为中华民族而歌。
这位在日本唱中国国歌的人，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爱国的具体意义。

歌舞生涯

田伟，从小活泼顽皮，能歌善舞。
1962年2月末，伯父田汉去广州参加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路过长沙，她去学戏，和父亲在长沙火车站见到伯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伯父让她亮一嗓子，仅有十分钟的时间，她毫不犹豫地唱了歌剧《小二黑结婚》，受到伯父和随行人员的赞扬，伯父说：“以后让你到北京去演戏。”
1963至1965年，她是湖南“长沙市少年宫红领巾歌舞团”的小团长。那时，她才十岁。少年宫原是清朝巡抚衙门所在地。1958年，引入了前苏联“把城市最好的地段让给孩子们”的概念而建，并组织了“小杜鹃艺术团”。田伟在这里尽情地学习，发挥特长，演“草原英雄小姐妹”，跳“鸭子舞”。唱《在毛主席身边成长》、《让我们荡起双桨》、《雷锋的童年》、《十送红军》、《打乒乓》、《马车夫曲》、《摘葡萄》等少儿歌舞剧，留下了童年的梦。
中南地区唯一的专业音乐学院于1965年开始招生。也就是“湖北艺术学院”附中，后来更名为“武汉音乐学院”。学校要招一批尖子生，又称“小太阳班”，从湖南、湖北、河南各县市招收了四十三位同学，仅仅一个班。大家走到了一起，开始了音乐旅程。
那年，田伟十二岁。她和小伙伴从长沙坐火车来到艺术学校，不会讲湖北话，不会看线谱，不会弹钢琴。不会交朋友，不会洗衣服……一切从头学起。离开父母和兄弟姐妹，从湖南移民到了湖北，都还是孩子，人生地不熟。做什么都怯生生的。他们慢慢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经过时间的洗练，开始适应了。
六个人一个宿舍，早上六点起床，穿好练功服装，到练功房学习。民间舞、芭蕾舞都学。上午四节课，有语文、算数、音乐理论、乐理知识。下午三节课，钢琴课、个人专业课。乐器分西洋乐和民间乐器。晚上是自习和排练课。周六有观摩课，观摩和学习大学部学生的排练课。
学习生活丰富多彩，一到晴朗天气，学校就组织他们去郊游，踏青、划船，并和各大院校的留学生联欢，每天都是充实和健康的。
学习时，一个人可以选几种乐器，她选了二胡和琵琶。因为她手指长，定位琵琶。两个人一个琴房，里面配有钢琴、大镜子、桌子和椅子。琴房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地方，除了上课就是练琴。想父母了，就在琴房给他们写信，汇报自己的生活、学习情况。伯父田汉和父亲田洪曾商量让她去“北京戏校”学习戏曲，可是她自己选择了西洋学校，没当戏曲演员。
开始，老师把她当重点培养，用心教她学钢琴，四首连弹，田伟在老师的笔记本上看到：“重点培养”几个字，坐在老师弹主旋律的一边，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可是，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再看老师的笔记，把她从“重点培养”上面勾去了，放在了“可教育好子女”一边，从主旋律坐到这边来，弹伴奏，弹和声了。
她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此必须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了。尽管她才十几岁，政治环境的变故，让她成熟多了。在团里，她微笑。回到家里，痛苦地想着大人的事，为什么要小孩子来承担，尽管百思不得其解，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各种演出中，只不过，主角从来就没有她的份儿，跑龙套也行，只要能在剧团里就行，因为喜欢歌舞。
“文革”中，伯父田汉受到迫害，父亲也被批斗。
田汉从北京细管胡同走出去就再没回来。临行前，他对母亲易克勤说：“妈妈，我会回来的。”就冲这句话，田伟的祖母一直在等。后来，田汉被押进监狱。身患重病又住进北京301医院，最后惨死，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伯父死后，依旧有每月发下来的粮票，祖母就以为她的儿子还活着。直到1972年，她熬到一百岁，死后没有一个亲人在她的身边。田伟的父亲接到通知，可他属于被管制对象，不让去。他在长沙火车站苦苦转悠一天都买不出来车票，实在不行，让田伟去。她向工宣队请假，那时正在演出《白毛女》，工宣队说：“你走了戏怎么演？”欲哭无泪。只好让母亲陈绮霞想办法去北京，还算顺利。
田伟的母亲到北京的时候，和田汉的大儿子海男一起处理完后事，让田伟中途坐上长沙到郴州的火车，送祖母一程。
那天，她登上火车，抱着祖母的骨灰盒，心里别提多疼了。
为共和国养育了三个好儿子的母亲，就这样离别了人世，而她的三个儿子，死去的，活着的，都无法为她送终。
小小年纪，经历了风云变幻，她在不断成长中增加了阅历。
田伟背上了“狗崽子”、“黑五类”的黑名。受田汉影响，父亲田洪没上过学，却被打成这个派那个派的。田伟在团里没有琵琶弹，没让她上台，不让她唱。后来演白毛女，“湖北省歌舞剧团”团长说：“这个女孩舞跳得好，我们要了。”“你们敢要吗？她是反革命分子田汉的侄女。”但，这个团长重业务，把她调到“湖北省歌舞团”。田伟很感谢那个团长，调到这个团以后，每个月工资四十五元，比父亲还多。父亲经常给她写信，信的后面总是写着：“前进，前进，前进进！”父亲连邮票都买不起，田伟就每月给父亲寄过去几块邮票钱。
演出中，她总是淡淡地微笑着。小小年纪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在这里，田伟遇到了好人，那就是后来的“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主演《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唱《洪湖水浪打浪》的王玉珍。那会儿，省一级歌舞剧团因当时的管理制度，将歌剧团和歌舞团合并成一个大剧团。乐队人员可以互借互调，声乐演唱可以相互弥补，舞蹈演员也可以借用，演员宿舍也在一处。演员经常下乡、下部队演出，看彩排、看演出，交流艺术成果。那时，王玉珍老师是个大演员，她平易近人，亲切善良，对田伟非常关心，总是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要好好锻炼自己，做又红又专的文艺工作者。”因为知道她的处境，经常鼓励她站稳脚跟，提高业务水平，更希望田家后代能干出个模样来。
休息日，武汉的同学都回家了，外地演员只有在宿舍呆一天。她对田伟格外照顾，“小田伟，到我家去玩吧，来，没关系！”田伟也不客气，到她家里看照片，陪她的宝贝儿子沈峰玩。和她学唱歌，快乐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周末。后来，田伟结婚，还是王玉珍老师代表她父母讲的话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团”副团长的王玉珍老师带领彭丽媛、蒋大为等演员到日本去了三次，一次竟是池田大作先生邀请，他们跑遍了全日本，演出了三十多场。2012年的七月末，田伟到北京见到了王玉珍老师，她把大儿子沈峰也带来了，这个当年的毛头小孩已经长成一米八十的大个子了。她们在海淀区的一个日式烧烤店，聊起当年的一幕一幕，百感交集。
直到1979年，田汉平反昭雪，组织上为田汉和易克勤娘俩补开了追悼会。父亲田洪也解放了。田伟这才被调到“北京中国剧协”田汉编辑室工作。
虽然是伏案编辑工作，但她始终热爱歌舞。1986年，在中国文联机关干部歌咏比赛上，她和在音协工作的伦冰上台演唱了《血染的风采》男女生二重唱，等于是重温了一段岁月，美好的感觉让她激情燃烧，演出获得成功，得了二等奖。
歌舞，是田伟一生的挚爱。

命运的转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历程，田伟也不例外。区别于他人的是，她出生在戏剧之家，且有一个跨国婚姻。所以，生命历程显得与众不同。
当年，她与身在日本的华侨相识、相爱，如果做出决定就必须随夫在日本居住，意味着离开中国，离开这块土地上所熟悉的一切，包括亲人、朋友和这里的一草一木。这是最难的。她犹豫着始终没有答应，心里没底。
华侨先生可是发挥了穷追不舍的劲头，不把田伟拿下绝不罢休。
这个叫李明晓的华侨二代，出生在日本神户一个普通人家。虽然是中国人血统，可他从小在日本长大，读书和工作，从未回到过自己的祖国。他对中国总有一丝神秘感，人家给介绍的这个对象，更增强了他对神秘的向往，田伟的直率、热情让他激情燃烧，可是田伟的犹豫又让他坐立不安。虽在日本长大，但父母从小就对他灌输中国的一些事情，让他不要忘记中国根。平日教他学说中国话，倒是这个英明决策救了他。在他陷入困境之时，田伟仿佛从天而降，岂能放过。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最最富含情感的笔，一封封写下了饱蘸浓情的书信，这让田伟那颗平淡的心有了暖意。
电话的追，书信的情。让田伟动了心思。
只消一句话，她就可以顺利截获这份隔海的情。好长时间，田伟仍然举棋不定，又怕是错过了这个姻缘，因此非常焦灼。隔海相望，让她无法接受离开祖国的残酷。
李明晓知道了她的境状，反复地做她的工作。
也算是苦口婆心，他把爱与誓言同时抛向田伟。终于无法招架，田伟答应了他。
李明晓为能拿下田伟欣喜若狂，田伟也为找到了对自己好的人而夜不能寐。但还是有着一丝丝不舍，很难迈出国门这一步。为了这个人，她赌了一把。
田伟在回忆着这些的时候，像讲故事一样地感人。
直到田伟对这位华侨先生产生了好感，并且开始想人家，那是他的真诚所致。
那时，中国还没有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住宅区也就只有一部公用电话。田伟住在北京团结湖集体宿舍。华侨先生一到休息日，坐在家里闲得慌，就开始拨打北京国际长途。那真是一出好戏，田伟的宿舍在12楼，她每天都盼着远方的邮件和国际电话。每次来电话，楼下门卫传呼电话的老爷爷，手拿电喇叭就冲着楼上喊：电话，2号楼，1206房的田女士请接电话。他起码要喊上三次。可她无法回音，跑到阳台对楼下传呼电话的老爷爷挥动一条红围巾，示意：“我来了！”
急匆匆跑到一楼电话机前：“喂，喂。”然后换成日语：“莫西莫西……”没有回音。
海外华侨先生已经等了快十五分钟，什么结果都没有就中断了，后面有人排队打电话了。
多少次，她下楼都接不到越洋电话，但却一次次地被感动着。
电话不行，就拍电报。华侨先生倒是招数蛮多，因为那时日本的通讯便利、快捷。电报总会送到吧。他又错了。邮电局的电报没有及时送到田伟手中，可怜他花了三千日元的电报在邮箱睡了两天。电报变成晚报。
不能老是这样，华侨先生终于忍不住踏上了自己的国土，回到真正意义上的家——祖国。
时间推至1988年3月下旬。初春时节，李明晓来到了中国北京。
此一行，推进了他们的婚姻进程。
这之前，李明晓对祖国一片迷惘。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上学时进了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除了会讲国语，对中国一无所知。只是从电视上知道星星点点的祖国政治、经济、文化。当时，一听说找中国的媳妇，他还没那份胆儿。北京在哪儿，上海怎么样，广州在什么地方。真的不得而知。可是，缘分到了，无论你在哪里，都会与你相聚的。红娘传递着两边的信息，句句入耳，直至入心。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国婚姻，可是需要勇气的。
中国人对日本，脑海里只有侵略战争、山口百惠、高仓健、阿崎婆、歌舞伎……田伟最喜欢的一首歌《北国之春》，经常学唱邓丽君柔软又亲切的声音唱着。
后来，是因为他们有了进一步交往的决心，李明晓才来到北京。
田伟带着他登长城，逛天安门，行走在十里长街，日本哪有这么大气的地儿。北京——世界瞩目的中国首都，让李明晓大开眼界。
中国新娘，他一定要娶到手。
1988年5月16日，李明晓再次飞来北京，他要把中国新娘带回家。
当时，李明晓是日本一家可口可乐公司的支店长，为回中国相亲，请一周的假很难。假期缩短到六天，仅有的几天时间，需要办理各种手续，这个未过门的中国媳妇，使出全身解数，带着华侨先生，将一切结婚手续全部办妥。
北京国际婚姻办事处，经过正式审查，严格文件审理，由法务官盖上大印，他们正式成为夫妻。“祝贺！”法务官严肃地对日方新郎说：“你知道吗，中国是男女平等，不许男尊女卑，希望你们幸福！”相对来讲，比较陌生的新郎新娘互相看了一眼，手捧着金红色的结婚证书感慨万千。
然后是，假期到了，新郎官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回到日本的工作岗位上。
田伟则开始办理各种入境手续再前往日本，与丈夫团聚。跨国婚姻就是麻烦。
想到远走他乡，去国的路，她满含热泪。抓上一把泥土带上，再看一眼祖国的亲人，泪水刷刷地涌流。直到此时，她才明白，此一去没有回头路。即便回头也很难，只好走下去了。她责问自己：“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离开祖国，离开你所热爱的首都北京，离开你的那么多的亲人，踏上陌生的国度，赶赴那个未知的世界。大有新鲜闯关的意味，不管前景如何，冒一把险，明也好，暗也罢，寻找出一条自己的路，冲一把，或许有所收获，或许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或许，那就是实现自我的广大空间。”

婚姻，是天堂，也是地狱。
为创建幸福，就必须把地狱打造成天堂。她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1988年9月23日，田伟登上开往樱花之国的日本，带上她心爱的琵琶。箱子里没有金银首饰，毛皮贵服，几乎都是各种资料、书籍、杂志、照片等，其中一本书是刘平先生的专论《田汉与日本戏剧》，她要很好地研究伯父，把田汉的文学精神传到日本。
开弓没有回头箭，田伟一脚踏出国门。迎接她的是，一个新奇却陌生的世界。
乘坐飞行，田伟从北京落地在日本大阪关西机场，迎接她的当然是他的丈夫——李明晓。结婚登记后，四个多月的分离，他们日夜想着团聚。
真的团聚时，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感在里面掺和。
李明晓是开车来接她的。一路上，面对阪神高速两侧的风景，她的心始终在空中飘着，还像是在飞行之中。如果不是李明晓在身边，她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虽是同一片蓝天，可就是一切的陌生让她受不了。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语言，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她要在这个国度落脚。从今以后，这条国际航线将伴随她走过大半个人生。这是对她的一个严峻考验。
为了这份爱，她不后悔。
田伟刚到日本，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公公给她的见面礼是24克黄金打的戒指，上有她的名字，十分珍贵。李明晓的家人，为他们在神户楼外楼酒店举行了婚礼。
席间，李明晓的三哥李富晓唱了一首日本经典民歌《漱户的新娘》。这首歌，是将嫁到濑户内海某座小岛的新娘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决心。
其中：

“从这海岛到那海岛，从我家乡到你家乡，从此我要和你一起，共同生活度时光……”

彼新娘的心情正是此新娘的心境。上苍的意愿不可违，田伟的婚姻是天定的。
当她满怀期待地走进日本神户李明晓的家，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差异显而易见，田伟慌不迭地一头扎进现实里，拼尽全力操持着这个叫做“家”的地方。
日本的生活，她在一点点地感知，一点点地融入。生活，硬是把这位千金小姐，塑造成了家庭主妇。家里来十个二十个客人，她三下五除二就能弄上一桌子像样的饭菜。厨艺的逐渐提高，让她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就这样，她搞卫生，洗衣做饭，把每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成了全职太太。
日子久了，她总是跃跃欲试，想出去做点什么。做什么呢，她没有想好。没想好就窝在家里好了。把全职太太的工作做好，也是她的责任。但她不甘心，不能这样下去，她始终有一种感觉，自己是个能做些事的人。
但眼下，她必须屈服于生活与责任的现实。

田伟和先生李明晓

绝地飞扬

1995年1月17日早上，日本关西发生了7.3级阪神大地震。
这次大地震，源自位于濑户内海的淡路岛北部，距神户仅二十多公里。当时，田伟一家正住在兵库县神户三宫的北野町，那里有许多异人馆，居住着不少外国人，还有许多华人华侨。地震时，他们都还在梦中。
地震来势凶猛，不容你有片刻思考。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稀里哗啦地碎在地上，桌椅东倒西歪，并且不停地晃动。当他们走出被震得破破烂烂的家。然后，举目望去，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
住宅区一片狼藉，房倒屋塌。通讯设施全部遭到破坏，路上的情景惨不忍睹，交通严重阻塞。瞬间地震，仅仅几十秒，就有六千四百多人丧生，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深重灾难。李明晓的哥哥李富晓妻子家里，一下子失去四位亲人。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所有的梦都永远地做下去了。
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到外面避难。一年后，田伟才回到家里。这是来日本后，她最沉重的时刻。有些茫然，有些不知所措。毕竟还要生活，可是，现在什么都没了，避难生活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李明晓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很晚。他们说话的机会不是很多。倒是不很紧张，但心的一隅总也放不下。
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本来就心有不甘，又遇灾难，她的心也好似来了一场地震，总觉得自己的情绪在低处，要找机会调整自己。
冲出地震阴霾，她在准备着自己。但还不知要做什么。
地震中，难以想象的惨状和亲朋好友的离去，让田伟心中留下阴影。她觉得能够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停地追思这些人，那些影像定格在记忆里。

突然的一天，上街回来，发现路边的一个房间传来读书声，她毫不犹豫地走过去敲门，被告知是“创价学会”。“我能进来吗？”回答是：“可以”。
没想到，地震过后居然还有如此的平静之地。
一些人在潜心学习，然后投入到赈灾活动中，发挥学会的作用。
那时，田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创价学会”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它的头头是谁，只知道她突然而遇的这帮好人，他们在做着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既然来了，就静下心来与他们一起做。于是，她有了一同做事的朋友。就似自愿者一样，帮助受灾地区的人度过难关。他们从家里拿来衣物，更准备了一些精神上的食粮，唱歌跳舞读诗，给人向上的力量。
后来，她明白了，“创价学会”是一个佛教组织，全称：“日莲正宗创价学会”。日本公明党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为“创价学会”名誉会长，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倡导人之一。池田大作先生作为“创价学会”的第三任会长，曾多次到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而“创价学会”在人生主张方面，以世界永久和平为目标，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而幸福则在于创造利、善、美的价值……不只可以成佛，而且可以改变命运，得到现世的幸福。
田伟受益匪浅，受了“创价学会”的启示，她非常敬重为人类和平做出卓越贡献的池田大作先生。她想，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且为家人，为社会，往高了说，应该为祖国做点什么。

就在田伟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句口号震醒了她，这就是：“神户，努力，加油！”
没有什么特指，没有什么具象。像是一个提醒，更仿佛自己开了窍，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她一下子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那是一份永无休止的工作，是以文化作为武器，在国际起跑线上弘扬中国的文化事业。
此时，田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日本的使命了。
这就是那个自己曾经想过无数次的空间，真是天意，竟然让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唤醒自己，她下定决心要为中日文化交流献出自己的后半生。后来，她选择了奉献爱心的公益演出活动。本来就有文艺功底的她，做这件事绰绰有余。她要组织一次慈善公演，找来热爱文化艺术事业的同道一起奉献爱心，表达对死难者的思念与敬重，对活着的人也是一种鼓舞。
为此，简陋的地震棚里诞生了她的“东方文化艺术团”。她利用自己的长处，组织人员，编排节目，跑遍了神户各大地震棚，做慰问演出。一曲洪湖水，一出扇子舞，一把二胡，一段西藏民歌，从几个人开始的小型文艺交流到大型音乐舞蹈，都被这个中国的湘女用心地、自如地融入到这个自己搭建的艺术舞台上。
1996年元月，正逢阪神大地震周年纪念，日本朋友打电话请田伟去避难住宅，为临时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表演节目。此时，神户正在恢复重建之中。她请了十位艺术家，包括京剧、越剧、二胡演奏和歌唱家等，为避难住宅里的人们献上了一台有声有色的文艺演出，受到了灾民的热烈欢迎。
接下来，她有事做了。这个事，是她乐此不疲的事。
先生李明晓很支持妻子的事业，他们在神户市中央区买下了一间七十二平米的房子，正
式打出了“东方文化艺术团”的旗帜。此后，田伟开始组织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和艺术家，举行定期、不定期演出。到现在，在日本关西地区的中日文化交流场面，她的演出已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
平时，她教中文，开教室，做最好的中文老师，学生遍地。经常性地举办大型慈善公演，二十年间，公演已达七十多场，观众达数万。她还为红十字会捐赠援金，表达华人的大爱，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正因了这颗慈善的心，她做起事来的执着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后来，当她了解到，很多日本人都很喜爱中国文化，渴望学习中国语言、舞蹈和民乐等。于是，她就办了一个“明伟东方文化教室”，教日本人汉语、舞蹈和二胡之类的民乐，她的文化教室团结了一批日本朋友，在神户也渐渐有了名声。
在此基础上，她的“东方文化艺术团”的足迹遍及大学、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一首杜甫的《春望》，上了数百次的讲堂，无处不在地传播中国文化。大地震时，兵库县长田区灾情严重，那里居住着来自中国、韩国以及北朝鲜、印度、越南等国的人，包括不少来自西欧的留学生。大家选择了长田，是因为离神户三宫比较近，住房条件好且相对便宜，购物又方便。大地震后，长田区一片废墟，死亡上百人。房屋全部损坏，最有影响的“鹰取教会”只剩下一具神像。
为了让长田复活振兴，志愿者动员了所有的慈善家，在天主教会这里，白手起家，办起了民营广播电台。房间有了，广播器材有了，最重要的是请广播员。当然是无料奉献了。一传十，十传百，世界各地的自愿者都来了。
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九点开始播放的语种有英语、汉语、越南语、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韩语等。多语言放送的节目最受人欢迎，异国他乡听乡音，比喝葡萄美酒还香。
1998年的一天，一位教授英文的老师对田伟说：“田老师，你可以帮助一下这个广播电台吗？这里缺少一个中文播音员。”田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一脚踏进中国语播音室，成了华声播音员，一干就是三年。
为了办好节目，她请了许多的客人，请他们讲中国故事，民族风情，节目办得红红火火。这段播音生活，口才上在广播电台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让她对舞台演出更有信心了。从小就是歌舞演员，在台上演出不怕人多，人越多演得越好。现在，从报幕到演出，甚至演讲，都不在话下，什么场合都不惧，硬是练出了一副好嗓子，好口才。
田伟，这个中日友好的桥梁，她在用心地做着自己的事业，更为中国的文化传播做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文化交流  没有国界

为了把“东方文化艺术团”做得更好，田伟不断地在视野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演员，也让他们在实现自我中，找到更大的空间，贡献自己的才艺，为民族事业贡献力量。
她身边有一帮支持她的朋友，且不止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
在关西艺术家大会上，日本著名的“宝塚歌剧团”之星——上條晃坐在田伟身边。还是在2010年的冬天，在“阪神大地震纪念公园”，田伟正在筹划新曲目，两个人遇到一起，互递名片。田伟说：明年1月17日有演出，问她能否参加，她的回答是：“给我十五分钟时间，一定参加这种有纪念意义的演出。”就这样，田伟和上條先生结下不解之缘。此后，连续参加田伟组织的赈灾公演，访问中国公演，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广州武术学校”、“湖南郴州大舞台”以及“日本神户国际会馆”、“朝日剧场”、“兵库县艺术文化中心剧场”。还有尼崎、明石、三木的“中华会馆”，“大阪堺市藏寿司”老板的家，手拉手共同高歌，以文化为武器，共创和平之旅，共唱友谊之歌。
友人问田伟：“你知道她是谁吗？”
田伟：“知道。上條先生。”
友人说：“你叫她演出，有多少演出费呀？”
田伟：“没有给。只是给她一百张票，让她自己卖。”
友人说：“她是大明星呀，宝塚的挂牌演员……”
田伟无言以对，心中伸出了大拇指，给她一个赞。
虽然自己同她不是一国之人，不是一个艺术学校毕业，但她们的艺术气息相通，同是舞台人，她那么有名气却从来不拿架子，在“东方文化艺术团”和普通演员一样，义务地为中日友好，为世界和平做着一份努力。
上條先生的一举一动，深刻地影响着田伟，让她受到无言的启示。

自从1996年田伟在神户创办“东方文化艺术团”后，便孜孜不倦地进行着中日间的文化交流，积极传播民族音乐、歌舞京剧，并将日本的音乐文化艺术介绍到中国。她跑遍了日本国土，又回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足迹除台湾外，踏遍全国各地。
作为田洪、陈绮霞的女儿，田汉的侄女，她这个湘女，身上流淌着中国的血液。
父亲从小就告诉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祖国。”田伟说:“国歌给了她最强大的动力。”她知道，自己肩负着道义上的责任，一旦认准这条路，她便义无反顾。
“每一次演出，我都会和演出人员一起唱国歌，还有《松花江上》。”
田伟回忆：“曾经有一位九十多岁的日本老人织田文雄看了演出后十分激动，他说，他二十二岁时参加侵略衡阳战役。被俘后，中国人不但没有伤害他，还给了他劳动改造和回国的机会。他说他要向中国人民忏悔！”就是这些经历让田伟的信念坚毅无比。

从小，田伟听着中国国歌长大，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她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让她时刻对祖国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她要用文化艺术和爱心，搭建中日友好桥梁，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爱。
她不仅在日本电视台、各大学和公司做演讲，并且在日本《关西华文时报》担任了十几年的专栏特聘记者，撰写《田伟看神户》专栏。她把听到的和看到的，亲临的和遇见的以及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进行文化交流的信息原汁原味儿地体现在这份报纸上，那是她传递中日两国之间友谊的阵地。
虽然旅居日本近二十年，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一直致力于田汉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孜孜不倦于中日文化交流。
作为华夏子孙，她身上遗传着爱国因子，时刻与祖国荣辱与共。
2008年，当她得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后，立刻拿起纸笔，写上“抗震救灾，爱国爱民”几个字去日本街头募捐。之后还召集日本各界人士、日本朋友、留学生、艺术家，进行赈灾义演。
中国在崛起，北京奥运、世博会在中国举行，都让她备感荣耀。上海世博会期间，她特意带了接近五十人的团来参观，向日本友人介绍真实的中国。
田伟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在中日之间，在世界性的大舞台，睿智地、自如地展现着自己独特的才华。
与此同时，她把家人也一同带入了她的艺术天地，每一次活动，先生李明晓都在她身旁。除了帮助拿包，掌管财务，还要在这之前整理、翻译、印制所有的文件资料，有时和田伟一样登台表演，用中日两国语言朗诵唐诗。他既是田伟的生活秘书，又是事业上的机要秘书。让李明晓这个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从未到过中国的华侨，经常性地往来于中日之间。硬是把这个在工作岗位上，做了几十年业务工作的人，训练成国际舞台文化战线上的干将。

没有国界的文化交流，让田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她每天都在为这件事忙碌，以这件事为中心，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有利于中日友好，促进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她都会不遗余力。
游走各处，关注中国残留孤儿，是田伟孜孜以求的。
1972年，中日建交后，大批残留孤儿回来寻找亲人。他们含泪离开养父母，回到了一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国土，这些孤儿们，几十年的国外生活，如今回家了，却面临着人生的巨大挑战。
全日本有许多从中国大陆回归的残留孤儿及他们的后代，日本政府对他们很照顾。住房和看病等生活上有了保障，由国家出资，让他们上夜校，学习日语，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准。
在田伟的周围，经常围绕着这样一些人。
他们爱中国的同时也爱日本，他们拿着日本的护照，唱着中国歌曲，身居日本国土，却不会说国语。更不用说一些社会常识和法律知识了，没有一样是他们所熟悉的。
侵略战争造成的恶果，一代以及延伸的下一代都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像日本全国一样，神户市成立了“中国归国者日语教育协会”，就是为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成为正常的日本社会公民。在中国，他们的老一辈多是开拓团过去的，大多出生在东北农村，基本上没读过高中，没有进过高等专业学校。他们有的年幼时回到日本，为了生存，不得不投入到普通行业的打工谋生之道，顾不上文化的学习。
绝大多数遗孤的正常日语会话能力相当低，在家讲中文，在中国朋友堆里讲中文，到超市购物，基本上用不到什么语言。所以，忽视了学习的重要性。
日本政府发现了遗孤中的弱项，抓紧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一大批有奉献精神、善良的，有文化的主妇或教师，利用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给这些残留孤儿或二代、三代热心辅导日语，上日常生活课，在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同时在精神上给予鼓励。
田伟经常受邀，参与业校的文化活动，为学生们演唱或做文化交流。
开始时，她不知道台下都是在中国生活过的日本人，直接用日语对话：こんにちは！台下观众齐声说：“你好！”她一听乐开了，原来是故乡人。甩开嗓子就唱起来。热烈的掌声，让她的歌声也更脆生。一曲思乡情道出了遗孤们的心音。田伟说：“和你一同笑的人，你可以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起哭的人，你永远不忘。”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田伟在补充自己的能量，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活动交流阵地。
2004年春，长田公民馆馆长来电话，想开办中国语学习班。田伟积极响应，随即开办了这样一个学习班，起名“伟伟俱乐部”。
兵库县一共有七个公民馆，但开设中国语班的只有两个。没想到打了招生广告后，竟然来了那么多学员，虽然他们年龄都比较偏上，但他们学习的热情很高，和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学习班经常组织大家去旅行、观剧、赏花等聚会，大家也非常喜欢这个学习班。
“伟伟俱乐部”，田伟倾注了很多心血。
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女人，是个没做过饭的人。结婚后，在家里当上了料理长。没当过老师，现在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教学，当起了老师。没做过生意，却变成了社长。尤其，她把“伟伟俱乐部”搞得红红火火，无论是当年的日本遗孤，还是纯粹的日本人，在这里都学到了让他们满意的东西。她的第一堂课就是教他们唱中国国歌，从发音、听音到逐字逐句地教唱，讲国歌，唱国歌。有的学生一直跟了她十年，唱了十年。
当田伟听说国歌立法的消息时落泪了，她说：“国歌扬我国威，唤醒了海外华侨深深的乡愁和民族自豪感。”她将继续为国歌的传唱与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在伟伟俱乐部，她把杜甫的《春望》作为重要学习材料，要大家学习。还把《大海，故乡》这首歌作为必学的歌曲，用中文、日文进行演唱。《樱花》则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独唱与合唱。平时，还学习小快板、舞台剧、对口相声，老师把中国语学习班办得生动活泼，每次来，学生们都可以学到新东西。这让学生们很兴奋。但也有紧张的时候，每次的课前单词默写，谁都不想错，大家都想得到红色的100分。
学员们感到，中文的预习很重要，老师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饺子”一词，特意办了一次饺子会。大家在一起包饺子的同时，又明白了中国饺子的含义和制作过程。
班长小林岩夫今年七十九岁，中国语学了二十年，他说：“只有这个班吸引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文化那么悠久，想要了解中国，不学中文不行。”
爱心学校名誉校长佐佐木本子说：“中国文化里有‘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我学了五年的中文了，讲得不流利，但发音还可以。不信你去问问中国湖南邵阳市新宁县的孩子们，他们都叫我——佐佐木‘买卖’。他们回答说：‘你不是奶奶，是阿姨。’开始，我把奶奶说成‘买卖’，这回他们都笑了，证明听懂了。”
谷川君子和渡部政子也高兴地说：“我们还想去旅行，中国的山山水水多美，要留下美好的印象。”数冈光枝和丸山哲子两位女士，每次都从很远的明石市赶来参加学习，她们说：“再远我们也来，因为学习对我们主妇来说很重要，更何况是学习中国文化，丰富知识，丰富头脑。”
冲绳出身的数冈女士知道，那里著名的首里城是仿北京天安门而建，吃猪肉是中国的习惯。佐藤茂先生说：“我父亲早年从中国山东来日本，在我小的时候他就教我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祖国的文化是根，比什么都重要。”
刚刚参加进来的森洋子女士说：“我出生在黑龙江，战争时在满洲里留下的不是幸福，只有痛苦。幼小时在中国的忆念，永远也忘不了。到学习班能用中文和老师对话，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感觉很幸福。”金定光枝小姐拿出二十年前的一张“中国京剧院”访日的珍贵节目单对大家说：“戏曲，台词，舞台。中国的京剧是最棒的，我憧憬着有一天我能学会一曲京剧唱段，就是幸福。所以，我一直当宝贝似地珍藏着这张节目单。”
看着这些学员高兴的样子，田伟喜不自胜。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人们在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这是当年上山下乡时的知青说的。如今的洋插队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就能拥有一片天。在俱乐部里，她发现了日本人善良的一面，便全身心地倾注自己的心血。
因为，她爱他们，她爱“伟伟俱乐部”。

田伟孜孜以求地从事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让她不断地接触了日本这片土地上的好多名流。福永嫮生女史就是其中的一位。
爱新觉罗·溥杰·浩的女儿福永嫮生女史在2004年11月3日，“神户文化剧场”的舞台，手拿麦克向全场八百名观众讲了这样一席话：“首先感谢‘东方文化艺术团’举行了这场纪念晚会，舞台上的演艺内容，就是说，我的父亲溥杰和母亲浩的真实故事，战略结婚的悲剧……造成了我们一家的不幸，这样的事绝不能重演。所以，文化交流促成了中日友好，这是我的祈愿，也是在中国北京八宝山墓地的父母的祈愿。”

一本书，一个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段电视节目……往往都会引起人的深思，引发人的连动，引发创作欲望。
2004年，当田伟从福永嫮生女史的电话中得知“明晚有节目播送末代皇帝的弟弟溥杰的故事”，请转告所有的朋友观看，非常有历史意义。接到电话，田伟马上通知了近五十位朋友，因为中日间的故事感人，何况是皇帝家的真实故事。
当时，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短信，她只好拿着电话本打电话，逐一相告。

田伟一气挥笔写下主题歌，为让大家知晓这个故事，她积极创作，构思，招收演员，请大腕儿帮忙。经过一年的精排细练，举世无双的中国新华侨创作剧《流浪的王妃——昭和史》问世。剧场座无虚席，以福永嫮生女史夫妇为中心，来宾席上安安静静。报幕员纯正的一句中国语：“你好!”开始了序幕。
舞台上留下了录像，记下了不曾忘怀的一页。
就这样，田伟和福永嫮生女史结了缘。经中国领事馆介绍，“武库川学园”五十周年大庆，田伟演出，福永嫮生女史演讲，日本乒乓球健儿福原爱到场，在主席台为演出和演讲助威。NHK播音员，宫本先生来电话给田伟，经她引见，福永嫮生女史去商谈拍摄电视事宜。田伟的日本友人，旧关东军警卫的一张珍贵写真竟然出现了溥杰，这张保存了六十年的照片，她送给了福永嫮生女史。
《朝日新闻》记者专访，由田伟介绍。
舞台上演溥杰和嵯峨浩的两位演员去她府上，听福永嫮生女史讲述父母之爱。
田伟的母亲陈绮霞来日本访问，也专程到福永嫮生女史的宅院拜访。

2013年，田伟访问了东北震灾区“气仙沼市濑中学校”的地震棚灾民。送去自己出的书和每人一个的小红挂件。为他们唱歌。这年的10月4日，在她组织的一次活动中，正逢母亲来日本，在“朝日剧场”，母亲表演了当年田汉创作的《老汉驮妻》。
“东方文化艺术团”还打进了“凑川隧道保存会”，也就是1901年日本人修建的“神户凑川隧道”，是日本最古老的过水隧道。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隧道被废弃，但被当作一处现代工程技术遗产得以保留。从2006年起，隧道对外开放，有关方面不定期在隧道里组织音乐会，以吸引更多人对隧道的关注。2009年后，音乐会逐渐成为常规活动。在这里演奏和唱歌，回声效果好，更能使人放松，田伟第一次组织了三十人的表演节目，让中日友好之歌在百年隧道中回荡。
2015年，田伟组织了“东京日中友好音乐会”——祝贺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八十周年纪念公演，神户、姬路、大阪、藤泽市及崎玉县、千叶县的朋友都赶来祝贺。
这些年，田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留下纪念。即日文版的《中国来的新嫁娘》（新风社）、《百叶一枝花》（神户新闻综合出版社）、《田汉 聂耳 中国国歌80周年》（论创社）。
更让人欣羡的是，田伟这个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不仅能歌善舞，还作词作曲，好多演出的节目都是事先琢磨好歌词，然后谱曲，并一手张罗着排演。多年来，她先后组织了五、六十场歌舞及音乐会，她家东京的墙壁上贴了好多演出海报，其中有《落地生根》、《震灾の歌姬》、《伟伟の世界》、《阪神·淡路大赈灾》等。
中国的新嫁娘，走出自己，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行走历史缝隙间

在日本的这些年，田伟一面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一面不停地行走在历史缝隙间。
比如在中日两国，参与为中国劳工在二战末期的日本“花冈惨案”中，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劳工讨公道，组织“东方文化艺术团”团员赶往花冈，祭奠遇难劳工亡灵，参与纪念活动等。
1944至1945年期间，正值日本侵华战争末期，为弥补国内劳力之不足，强化日本的战争经济，侵略者们强掳中国四万名战俘和平民到日本做劳工，送往北海道、九州、本州、四国等一百三十五个作业点，其中北海道就达五十多处。当劳工到达各处时，死亡人数已经达至两千多人。
在日本国家机器与企业的管辖下，这些中国劳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近四万劳工最后死亡一半。劳工们忍无可忍，自始至终进行着英勇的反抗斗争，1945年6月30日深夜奋起爆发的“花冈暴动”是最大的一起，四百一十八人被镇压迫害致死。确切地说：是“花冈惨案”。制造惨案的鹿岛组，罪大恶极。
2010年4月17日，“花冈和平纪念馆”在日本秋田县大馆市开馆。时隔四十五年，日本政府终于正视发生于1945年的“花岗惨案”。每年的6月30日，这里都有纪念活动。
多年来，田伟一次次去大馆，祭奠那些逝去的劳工。
2014年6月29日，她肩背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从神户乘飞机到东京，再改乘飞机到秋田县的大馆市，不顾旅途疲累，乘专程巴士到那个日本东北部偏远地区的小镇，看着大馆市政府大楼升起的中国国旗，登上狮子森山，走进市政府修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参加大馆市为中国劳工殉难者组织的慰灵仪式。那多远道而来的和平人士到此祭奠，他们中有日本各地和平团体的爱心人士，有中国驻日使馆和国内赶来的爱国者，几百人手捧白花，敬献给死难的劳工们。他们的自发行动和爱国热情以及国人的正义感让她深受感动。
每一次纪念活动，她都进行精心准备，带领“东方文化艺术团”的演员，在纪念现场振臂高呼，讨公道，唱《义勇军进行曲》，唱《松花江上》，歌声在山谷间回荡。田伟坐在椅子上拉着二胡，眼前浮现着那些苦难的劳工含冤而死的凄凉场景，让她泪流满面。在一次遭遇日本右翼分子的攻击面前毫不畏缩，面对面地进行正义的斗争。
为着和平，田伟在历史的缝隙间行走，做了她所该做的。

1986年，田伟在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出版社工作，因要编辑出版《田汉全集》，暂时调到编辑办公室任秘书，每天除了负责收集、编排、整理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书籍等有关田汉史料、文章、照片，还要收集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期间的相关史料。特别是老一代文化人、艺术家、作家回忆文章。当时，田伟走访了三十至五十年代和田汉共同工作、学习战斗的各路文人本人或他们的后人以及身边的人，涉及郭沫若、宗白华、常任侠、吴祖光、杨瀚笙、廖沫沙、吴作人、冯法祀、梅葆玖、许姬传等，还找到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徐悲鸿夫人廖靖文和梅兰芳的琴师以及北京的巨赞法师等。时间紧迫，要抢着整理资料，抢着找人录音……
那一段，田伟一头扎进工作之中，一个世纪内出现的那些动人的故事太感人，让她停不下来。走到哪里，找到谁都是一堂珍贵的文化课。
徐悲鸿夫人廖靖文在1987年2月27日送她的墨宝“翰墨传情”题头写到：“田伟侄女从及文艺工作兼有文才，盼能继承田汉同志之志”。
田伟深感责任重大，她无法企及伯父的才能，但她会做到全心全意地为文化事业而奔走。

1988年9月初，田汉基金会理事长周巍峙先生委托田伟说，到日本后有时间去访问你伯父留学的地方，特别是在日本留学的交友录中谈到的几位日本文学家，比如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千田是也等，以便将来田汉全集能收集到更宝贵的资料……
田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她首先了解到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写作了《细雪》、《刺青》等文学作品。在和伯父田汉的交往中非常开心快乐。在田伟手头的资料中有一段父亲田洪的录音，最能说明他们的关系。
父亲田洪是这样回忆哥哥田汉的：“……哎呀，哥哥的日本朋友可多了。当时在上海，哥哥每天坐在书桌前写文章、写剧本、写歌词，第二天一大早，把一大堆书写稿交给我说：‘三弟，快把这些原稿送到内山书店赶快打样、印刷、出版……’我毫不迟疑，跑去报社、书店送原稿，一是让读者赶快看到报纸；二是要用这些稿费养家糊口，搞‘南国社’，办《南国月刊》……”
“谷崎润一郎喜欢中国，追求自由。1926年，他从神户乘船到中国上海，一品香酒店是他最喜欢的住处。到上海就找住在虹口的内山完造先生，因为他是上海通，自己起了个汉名叫邬其山，从日本来中国上海开了内山书店已有十年，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郭沫若、田汉等人。通过他可以找到名流，鲁迅后来搬到虹口，与他结成挚友。谷崎先生最能交谈的还是哥哥，他们和郭沫若、欧阳予倩、谢六逸、陈抱一、任矜苹等文人一起谈友情、喝老酒，在上海的每一天，谷崎先生都开心得很。哥哥还给他开了个‘消寒会’，请他看戏，他好快活哟！”
从父亲对哥哥田汉的回忆中，田伟知道怎么去做了，谷崎先生的确是伯父谈得来的朋友。不过，这位先生1965年就已去世，只能去找他的家人了。
田伟很聪明，她寻着大阪和神户之间的小城芦屋一路找去，那里有谷崎先生的故居和纪念馆。她找到了纪念馆和他的故居。在美丽端庄的日式平房里，参观了谷崎润一郎的手稿、生活用品、照片和文具等，还有谷崎先生的全部作品。最主要的是，这里有一间复原的谷崎先生的书房，很亲切的样子。也就是说，田汉八十多年前就来过这里，和谷崎先生一起谈人生，谈作品，谈青春，谈诗歌，谈戏曲，谈男人女人……
馆长加藤丈夫和学艺员井上胜博，还热情地给她介绍了馆内的陈设和历史，并为她能在此开一个小型演讲会而主动协助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最后，在她的要求下，田伟真的找到了这位文学家的后人，她和谷崎润一郎的外甥谷崎秀雄见了面，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属龙，和田伟一个属性，老人也在许多资料中得知舅舅润一郎曾两次去上海，受到田汉先生的接待，没想到八十年后的今天，能见到田汉先生的亲侄女，万万没想到。他高兴地做了俳句一首，即日本短诗：

“珍人（まはびと）の
三人（みたり）来たりて
秋崋（はな）せぐ”

意思是：中国的朋友是珍贵的客人。

田伟也回了一首中国式俳句：

“谷崎和田汉
文豪交友史迹在
友谊同声唱”

在返回时，谷崎秀雄先生说：“再来呀，欢迎你！”
待她回望的刹那，见秀雄先生仍在招手。田伟心头一热，思绪万千。两位文豪都已在天国相见，他们可知，今天为了追寻他们的交友之情，自己追访到此，和秀雄先生会晤，畅谈，这景、这情，难得、难忘。
2015年8月1日，谷崎润一郎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田伟在这个纪念馆组织了一场纪念讲座。她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专门研究中国现当代戏剧的刘平请到日本，讲了《田汉和谷崎润一郎的友谊和文学方向》，介绍了田汉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四季歌》、《梅娘》、《天涯歌女》。就此，在神户三宫组织演员表演了谷崎先生《细雪》小话剧片段，由八十一岁的飞鸟贞峰表演了《细雪》日本舞。

说来也巧，在我90天日本签证即将到期时，接到田伟邀请，参加东京藤泽市举办的“聂耳逝世82周年纪念会”暨“中日友好特别纪念公演·田汉聂耳音乐会专场”演出。
在纪念会现场，签到后领取了藤沢市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发的“聂耳纪念”中文和日语介绍单，上面有纪念广场的碑石和聂耳的图像。田伟还给了我一个“聂耳纪念章”，格外珍贵。
纪念会马上开始，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人来了，藤沢市长和各界人士来了，还有远道而来的中国使者和好多亲近中国，热爱和平的日本市民，不顾盛夏高温，赶来参加追思纪念会。
藤沢交响乐队演奏的《宛如河流》悲怆地萦绕在蓝天之上，当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田伟和日本华侨一起上前高唱《国歌》，场面非常激动人心。
在献花的队列里。我凝重地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让国歌精神在世界传扬。
当天晚上，我住在了田伟位于东京练马区樱台的家。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和日本漫画家石森章太郎（原名小野章太郎）是邻居。这位继日本动画艺术教父手冢治虫之后，产量最多的“漫画之王”，他所做的《假面骑士》和《排球女将》非常著名。当然，现在这里住着的是他的后人。好大的围墙外面，一些凹进去的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漫作品模型。我在他家门前留下纪念照，这该是偏得的收获。
第二天，由田伟的先生李明晓开车，又去了秋津东村山市他们的第二个家，带上田伟演出的一些道具和准备发放的一些书籍。
再接下来，田汉和聂耳音乐会专场演出在藤沢市民会馆举行。
此前，田伟说：“你是坐来宾席，还是帮忙”。当然是帮忙。于是，老老实实地到前台搞起了接待，帮助签到，发放田伟著的《田汉聂耳  中国国歌八十年》一书。这时，我发现公演的彩色传单上，舞台监督下面的受付栏中有我的名字。
藤沢市的市民太热心，络绎不绝地赶来。还有从东京各个地区，兵库神户、京都、姬路、大阪等地来的观众，整个会场有近千人，光是国内就来了上百人，有她家乡湖南的，还有北京、河南的。他们都带来了精彩的节目，更带来了精神的支持。田伟的姐姐田湘瑜带队，组织了几十号人，上台演出，场面非常感人。
这让我想到田汉，当年不也是积极地活跃在文化舞台，写出那多的剧本，无数次地组织排练演出，以笔做刀枪，为了一种精神的传扬而披肝沥胆，不懈地奋斗吗？也正是那一代人的奔走呼号，以摧毁一切的意志与力量战胜了顽敌，才有了新中国的站立。
音乐会开始时，我在大厅的录像里看到藤泽市长接见了田伟及国内过来的一行人，并且听到他们的讲话。精彩的表演，不时传来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刻，我在心里为田伟，为这个在日本唱中国国歌的人点赞。

2017年7月17日，田伟在日本藤泽鹄沼海岸聂耳纪念会上为聂耳献花。

2017年11月下旬，田伟带领日本华侨访问团，在中国江南一带进行文化交流。

经常往来穿梭在中日两国文化舞台，二十多年，田伟做了几十次、上百次的文化交流活动。

日本花冈劳工纪念地，田伟哭唱《我的祖国》。  张国通摄影

田伟的学生时代，和同学留影（后排为田伟）。

田伟东方文化艺术团演唱《卖报歌》的演员。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她的伯母安娥，曲作者是聂耳。  张国通摄影

文革期间，田汉生死未卜。田汉大儿子田申（田海男）来见叔叔田洪，在湖北武昌水果湖留影。

右下角是田伟的一家三口，左侧是儿子李未来，右侧是先生李明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