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伟女士


我在日本神户认识了田伟,这个在日本唱中国国歌的人,很个性,很自我,很投入。
日子久了,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时常被她追索的精神所感动。之余,便有了这样一些文字,留下她的身影,留下她的足迹,更留下她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
田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的弟弟田洪的女儿,现居日本东京,任“东方文化艺术团”团长。
她的先生李明晓是华侨,他们婚后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日本,但国籍始终是中国。多年来,田伟积极搭建中日友好文化活动平台,传播国歌精神,被誉为“在日本唱中国国歌的人”。

1952年,田伟出生在长沙,是田洪和陈绮霞的第五个孩子,尽管这个女孩已经有了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但父母期待的还是男孩,名字早就起好了。不是女孩子自己不努力成为男孩,不是谁和她的父母作对,是上苍呼唤她的降生,冥冥之中赋予了这个小龙女神圣的使命,不是惊世骇俗,却也呼天唤地。
她的第一声啼哭,里面饱含了深刻的寓意。只是,没谁知道她的能量,没谁料想她日后会是怎样。那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出身,已经为她量身定做了生命的样子,为她日后的成就奠定了基础。她是个做大事的人,男孩子未必有她的胆识。
生命与命运的合谋,有时不在她的掌控之中。
自然的力量让她来到这个世界,至于机会,现实中,她抓在手上就不会放弃。
就这样,一直走过来。直到今天,随身携带的使命感,让她搭建了中日友好桥梁,以她普通的平民视角看待人类和平,想着她所想的,做着她所能做的。
民间的文化交流,让她做得风生水起,国歌精神在她的生命中传扬。
她在日本建立的“伟伟俱乐部”,十年如一日地教唱国歌;每年,聂耳逝世纪念日,她都去藤泽鹄沼海岸聂耳纪念碑前唱国歌;在中日友人组织的纪念劳工活动中,登上大馆市狮子森山,走进十濑野公园墓地,高唱国歌为中国劳工殉难者慰灵;她还把国歌唱到中国华人华侨总会,唱到各地的市民会馆,唱到大街上,台上台下总都她的身影。一旦她唱起国歌,观众纷纷响应,一种唤起的力量顷刻聚起,不仅仅是为其助阵,更多的是为中华民族而歌。
这位在日本唱中国国歌的人,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爱国的具体意义。


歌舞生涯

田伟,从小活泼顽皮,能歌善舞。
1962年2月末,伯父田汉去广州参加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路过长沙,她去学戏,和父亲在长沙火车站见到伯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伯父让她亮一嗓子,仅有十分钟的时间,她毫不犹豫地唱了歌剧《小二黑结婚》,受到伯父和随行人员的赞扬,伯父说:“以后让你到北京去演戏。”
1963至1965年,她是湖南“长沙市少年宫红领巾歌舞团”的小团长。那时,她才十岁。少年宫原是清朝巡抚衙门所在地。1958年,引入了前苏联“把城市最好的地段让给孩子们”的概念而建,并组织了“小杜鹃艺术团”。田伟在这里尽情地学习,发挥特长,演“草原英雄小姐妹”,跳“鸭子舞”。唱《在毛主席身边成长》、《让我们荡起双桨》、《雷锋的童年》、《十送红军》、《打乒乓》、《马车夫曲》、《摘葡萄》等少儿歌舞剧,留下了童年的梦。
中南地区唯一的专业音乐学院于1965年开始招生。也就是“湖北艺术学院”附中,后来更名为“武汉音乐学院”。学校要招一批尖子生,又称“小太阳班”,从湖南、湖北、河南各县市招收了四十三位同学,仅仅一个班。大家走到了一起,开始了音乐旅程。
那年,田伟十二岁。她和小伙伴从长沙坐火车来到艺术学校,不会讲湖北话,不会看线谱,不会弹钢琴。不会交朋友,不会洗衣服……一切从头学起。离开父母和兄弟姐妹,从湖南移民到了湖北,都还是孩子,人生地不熟。做什么都怯生生的。他们慢慢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生活,经过时间的洗练,开始适应了。
六个人一个宿舍,早上六点起床,穿好练功服装,到练功房学习。民间舞、芭蕾舞都学。上午四节课,有语文、算数、音乐理论、乐理知识。下午三节课,钢琴课、个人专业课。乐器分西洋乐和民间乐器。晚上是自习和排练课。周六有观摩课,观摩和学习大学部学生的排练课。
学习生活丰富多彩,一到晴朗天气,学校就组织他们去郊游,踏青、划船,并和各大院校的留学生联欢,每天都是充实和健康的。
学习时,一个人可以选几种乐器,她选了二胡和琵琶。因为她手指长,定位琵琶。两个人一个琴房,里面配有钢琴、大镜子、桌子和椅子。琴房是他们活动的重要地方,除了上课就是练琴。想父母了,就在琴房给他们写信,汇报自己的生活、学习情况。伯父田汉和父亲田洪曾商量让她去“北京戏校”学习戏曲,可是她自己选择了西洋学校,没当戏曲演员。
开始,老师把她当重点培养,用心教她学钢琴,四首连弹,田伟在老师的笔记本上看到:“重点培养”几个字,坐在老师弹主旋律的一边,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可是,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再看老师的笔记,把她从“重点培养”上面勾去了,放在了“可教育好子女”一边,从主旋律坐到这边来,弹伴奏,弹和声了。
她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此必须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了。尽管她才十几岁,政治环境的变故,让她成熟多了。在团里,她微笑。回到家里,痛苦地想着大人的事,为什么要小孩子来承担,尽管百思不得其解,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投入到各种演出中,只不过,主角从来就没有她的份儿,跑龙套也行,只要能在剧团里就行,因为喜欢歌舞。
“文革”中,伯父田汉受到迫害,父亲也被批斗。
田汉从北京细管胡同走出去就再没回来。临行前,他对母亲易克勤说:“妈妈,我会回来的。”就冲这句话,田伟的祖母一直在等。后来,田汉被押进监狱。身患重病又住进北京301医院,最后惨死,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伯父死后,依旧有每月发下来的粮票,祖母就以为她的儿子还活着。直到1972年,她熬到一百岁,死后没有一个亲人在她的身边。田伟的父亲接到通知,可他属于被管制对象,不让去。他在长沙火车站苦苦转悠一天都买不出来车票,实在不行,让田伟去。她向工宣队请假,那时正在演出《白毛女》,工宣队说:“你走了戏怎么演?”欲哭无泪。只好让母亲陈绮霞想办法去北京,还算顺利。
田伟的母亲到北京的时候,和田汉的大儿子海男一起处理完后事,让田伟中途坐上长沙到郴州的火车,送祖母一程。
那天,她登上火车,抱着祖母的骨灰盒,心里别提多疼了。
为共和国养育了三个好儿子的母亲,就这样离别了人世,而她的三个儿子,死去的,活着的,都无法为她送终。
小小年纪,经历了风云变幻,她在不断成长中增加了阅历。
田伟背上了“狗崽子”、“黑五类”的黑名。受田汉影响,父亲田洪没上过学,却被打成这个派那个派的。田伟在团里没有琵琶弹,没让她上台,不让她唱。后来演白毛女,“湖北省歌舞剧团”团长说:“这个女孩舞跳得好,我们要了。”“你们敢要吗?她是反革命分子田汉的侄女。”但,这个团长重业务,把她调到“湖北省歌舞团”。田伟很感谢那个团长,调到这个团以后,每个月工资四十五元,比父亲还多。父亲经常给她写信,信的后面总是写着:“前进,前进,前进进!”父亲连邮票都买不起,田伟就每月给父亲寄过去几块邮票钱。
演出中,她总是淡淡地微笑着。小小年纪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
在这里,田伟遇到了好人,那就是后来的“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主演《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唱《洪湖水浪打浪》的王玉珍。那会儿,省一级歌舞剧团因当时的管理制度,将歌剧团和歌舞团合并成一个大剧团。乐队人员可以互借互调,声乐演唱可以相互弥补,舞蹈演员也可以借用,演员宿舍也在一处。演员经常下乡、下部队演出,看彩排、看演出,交流艺术成果。那时,王玉珍老师是个大演员,她平易近人,亲切善良,对田伟非常关心,总是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要好好锻炼自己,做又红又专的文艺工作者。”因为知道她的处境,经常鼓励她站稳脚跟,提高业务水平,更希望田家后代能干出个模样来。
休息日,武汉的同学都回家了,外地演员只有在宿舍呆一天。她对田伟格外照顾,“小田伟,到我家去玩吧,来,没关系!”田伟也不客气,到她家里看照片,陪她的宝贝儿子沈峰玩。和她学唱歌,快乐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周末。后来,田伟结婚,还是王玉珍老师代表她父母讲的话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团”副团长的王玉珍老师带领彭丽媛、蒋大为等演员到日本去了三次,一次竟是池田大作先生邀请,他们跑遍了全日本,演出了三十多场。2012年的七月末,田伟到北京见到了王玉珍老师,她把大儿子沈峰也带来了,这个当年的毛头小孩已经长成一米八十的大个子了。她们在海淀区的一个日式烧烤店,聊起当年的一幕一幕,百感交集。
直到1979年,田汉平反昭雪,组织上为田汉和易克勤娘俩补开了追悼会。父亲田洪也解放了。田伟这才被调到“北京中国剧协”田汉编辑室工作。
虽然是伏案编辑工作,但她始终热爱歌舞。1986年,在中国文联机关干部歌咏比赛上,她和在音协工作的伦冰上台演唱了《血染的风采》男女生二重唱,等于是重温了一段岁月,美好的感觉让她激情燃烧,演出获得成功,得了二等奖。
歌舞,是田伟一生的挚爱。

命运的转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历程,田伟也不例外。区别于他人的是,她出生在戏剧之家,且有一个跨国婚姻。所以,生命历程显得与众不同。
当年,她与身在日本的华侨相识、相爱,如果做出决定就必须随夫在日本居住,意味着离开中国,离开这块土地上所熟悉的一切,包括亲人、朋友和这里的一草一木。这是最难的。她犹豫着始终没有答应,心里没底。
华侨先生可是发挥了穷追不舍的劲头,不把田伟拿下绝不罢休。
这个叫李明晓的华侨二代,出生在日本神户一个普通人家。虽然是中国人血统,可他从小在日本长大,读书和工作,从未回到过自己的祖国。他对中国总有一丝神秘感,人家给介绍的这个对象,更增强了他对神秘的向往,田伟的直率、热情让他激情燃烧,可是田伟的犹豫又让他坐立不安。虽在日本长大,但父母从小就对他灌输中国的一些事情,让他不要忘记中国根。平日教他学说中国话,倒是这个英明决策救了他。在他陷入困境之时,田伟仿佛从天而降,岂能放过。于是,他拿出了自己最最富含情感的笔,一封封写下了饱蘸浓情的书信,这让田伟那颗平淡的心有了暖意。
电话的追,书信的情。让田伟动了心思。
只消一句话,她就可以顺利截获这份隔海的情。好长时间,田伟仍然举棋不定,又怕是错过了这个姻缘,因此非常焦灼。隔海相望,让她无法接受离开祖国的残酷。
李明晓知道了她的境状,反复地做她的工作。
也算是苦口婆心,他把爱与誓言同时抛向田伟。终于无法招架,田伟答应了他。
李明晓为能拿下田伟欣喜若狂,田伟也为找到了对自己好的人而夜不能寐。但还是有着一丝丝不舍,很难迈出国门这一步。为了这个人,她赌了一把。
田伟在回忆着这些的时候,像讲故事一样地感人。
直到田伟对这位华侨先生产生了好感,并且开始想人家,那是他的真诚所致。
那时,中国还没有手机,一般情况下,一个住宅区也就只有一部公用电话。田伟住在北京团结湖集体宿舍。华侨先生一到休息日,坐在家里闲得慌,就开始拨打北京国际长途。那真是一出好戏,田伟的宿舍在12楼,她每天都盼着远方的邮件和国际电话。每次来电话,楼下门卫传呼电话的老爷爷,手拿电喇叭就冲着楼上喊:电话,2号楼,1206房的田女士请接电话。他起码要喊上三次。可她无法回音,跑到阳台对楼下传呼电话的老爷爷挥动一条红围巾,示意:“我来了!”
急匆匆跑到一楼电话机前:“喂,喂。”然后换成日语:“莫西莫西……”没有回音。
海外华侨先生已经等了快十五分钟,什么结果都没有就中断了,后面有人排队打电话了。
多少次,她下楼都接不到越洋电话,但却一次次地被感动着。
电话不行,就拍电报。华侨先生倒是招数蛮多,因为那时日本的通讯便利、快捷。电报总会送到吧。他又错了。邮电局的电报没有及时送到田伟手中,可怜他花了三千日元的电报在邮箱睡了两天。电报变成晚报。
不能老是这样,华侨先生终于忍不住踏上了自己的国土,回到真正意义上的家——祖国。
时间推至1988年3月下旬。初春时节,李明晓来到了中国北京。
此一行,推进了他们的婚姻进程。
这之前,李明晓对祖国一片迷惘。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上学时进了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除了会讲国语,对中国一无所知。只是从电视上知道星星点点的祖国政治、经济、文化。当时,一听说找中国的媳妇,他还没那份胆儿。北京在哪儿,上海怎么样,广州在什么地方。真的不得而知。可是,缘分到了,无论你在哪里,都会与你相聚的。红娘传递着两边的信息,句句入耳,直至入心。上世纪八十年代,跨国婚姻,可是需要勇气的。
中国人对日本,脑海里只有侵略战争、山口百惠、高仓健、阿崎婆、歌舞伎……田伟最喜欢的一首歌《北国之春》,经常学唱邓丽君柔软又亲切的声音唱着。
后来,是因为他们有了进一步交往的决心,李明晓才来到北京。
田伟带着他登长城,逛天安门,行走在十里长街,日本哪有这么大气的地儿。北京——世界瞩目的中国首都,让李明晓大开眼界。
中国新娘,他一定要娶到手。
1988年5月16日,李明晓再次飞来北京,他要把中国新娘带回家。
当时,李明晓是日本一家可口可乐公司的支店长,为回中国相亲,请一周的假很难。假期缩短到六天,仅有的几天时间,需要办理各种手续,这个未过门的中国媳妇,使出全身解数,带着华侨先生,将一切结婚手续全部办妥。
北京国际婚姻办事处,经过正式审查,严格文件审理,由法务官盖上大印,他们正式成为夫妻。“祝贺!”法务官严肃地对日方新郎说:“你知道吗,中国是男女平等,不许男尊女卑,希望你们幸福!”相对来讲,比较陌生的新郎新娘互相看了一眼,手捧着金红色的结婚证书感慨万千。
然后是,假期到了,新郎官依依不舍地离开中国,回到日本的工作岗位上。
田伟则开始办理各种入境手续再前往日本,与丈夫团聚。跨国婚姻就是麻烦。
想到远走他乡,去国的路,她满含热泪。抓上一把泥土带上,再看一眼祖国的亲人,泪水刷刷地涌流。直到此时,她才明白,此一去没有回头路。即便回头也很难,只好走下去了。她责问自己:“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离开祖国,离开你所热爱的首都北京,离开你的那么多的亲人,踏上陌生的国度,赶赴那个未知的世界。大有新鲜闯关的意味,不管前景如何,冒一把险,明也好,暗也罢,寻找出一条自己的路,冲一把,或许有所收获,或许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或许,那就是实现自我的广大空间。”

婚姻,是天堂,也是地狱。
为创建幸福,就必须把地狱打造成天堂。她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1988年9月23日,田伟登上开往樱花之国的日本,带上她心爱的琵琶。箱子里没有金银首饰,毛皮贵服,几乎都是各种资料、书籍、杂志、照片等,其中一本书是刘平先生的专论《田汉与日本戏剧》,她要很好地研究伯父,把田汉的文学精神传到日本。
开弓没有回头箭,田伟一脚踏出国门。迎接她的是,一个新奇却陌生的世界。
乘坐飞行,田伟从北京落地在日本大阪关西机场,迎接她的当然是他的丈夫——李明晓。结婚登记后,四个多月的分离,他们日夜想着团聚。
真的团聚时,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感在里面掺和。
李明晓是开车来接她的。一路上,面对阪神高速两侧的风景,她的心始终在空中飘着,还像是在飞行之中。如果不是李明晓在身边,她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虽是同一片蓝天,可就是一切的陌生让她受不了。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语言,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她要在这个国度落脚。从今以后,这条国际航线将伴随她走过大半个人生。这是对她的一个严峻考验。
为了这份爱,她不后悔。
田伟刚到日本,什么也不懂,第一天公公给她的见面礼是24克黄金打的戒指,上有她的名字,十分珍贵。李明晓的家人,为他们在神户楼外楼酒店举行了婚礼。
席间,李明晓的三哥李富晓唱了一首日本经典民歌《漱户的新娘》。这首歌,是将嫁到濑户内海某座小岛的新娘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决心。
其中:

“从这海岛到那海岛,从我家乡到你家乡,从此我要和你一起,共同生活度时光……”

彼新娘的心情正是此新娘的心境。上苍的意愿不可违,田伟的婚姻是天定的。
当她满怀期待地走进日本神户李明晓的家,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差异显而易见,田伟慌不迭地一头扎进现实里,拼尽全力操持着这个叫做“家”的地方。
日本的生活,她在一点点地感知,一点点地融入。生活,硬是把这位千金小姐,塑造成了家庭主妇。家里来十个二十个客人,她三下五除二就能弄上一桌子像样的饭菜。厨艺的逐渐提高,让她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就这样,她搞卫生,洗衣做饭,把每一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成了全职太太。
日子久了,她总是跃跃欲试,想出去做点什么。做什么呢,她没有想好。没想好就窝在家里好了。把全职太太的工作做好,也是她的责任。但她不甘心,不能这样下去,她始终有一种感觉,自己是个能做些事的人。
但眼下,她必须屈服于生活与责任的现实。


田伟和先生李明晓

绝地飞扬

1995年1月17日早上,日本关西发生了7.3级阪神大地震。
这次大地震,源自位于濑户内海的淡路岛北部,距神户仅二十多公里。当时,田伟一家正住在兵库县神户三宫的北野町,那里有许多异人馆,居住着不少外国人,还有许多华人华侨。地震时,他们都还在梦中。
地震来势凶猛,不容你有片刻思考。屋子里所有的东西都稀里哗啦地碎在地上,桌椅东倒西歪,并且不停地晃动。当他们走出被震得破破烂烂的家。然后,举目望去,眼前的情景让他惊呆了。
住宅区一片狼藉,房倒屋塌。通讯设施全部遭到破坏,路上的情景惨不忍睹,交通严重阻塞。瞬间地震,仅仅几十秒,就有六千四百多人丧生,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深重灾难。李明晓的哥哥李富晓妻子家里,一下子失去四位亲人。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让所有的梦都永远地做下去了。
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到外面避难。一年后,田伟才回到家里。这是来日本后,她最沉重的时刻。有些茫然,有些不知所措。毕竟还要生活,可是,现在什么都没了,避难生活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李明晓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很晚。他们说话的机会不是很多。倒是不很紧张,但心的一隅总也放不下。
不想过这样的日子,本来就心有不甘,又遇灾难,她的心也好似来了一场地震,总觉得自己的情绪在低处,要找机会调整自己。
冲出地震阴霾,她在准备着自己。但还不知要做什么。
地震中,难以想象的惨状和亲朋好友的离去,让田伟心中留下阴影。她觉得能够活着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停地追思这些人,那些影像定格在记忆里。

突然的一天,上街回来,发现路边的一个房间传来读书声,她毫不犹豫地走过去敲门,被告知是“创价学会”。“我能进来吗?”回答是:“可以”。
没想到,地震过后居然还有如此的平静之地。
一些人在潜心学习,然后投入到赈灾活动中,发挥学会的作用。
那时,田伟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创价学会”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它的头头是谁,只知道她突然而遇的这帮好人,他们在做着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既然来了,就静下心来与他们一起做。于是,她有了一同做事的朋友。就似自愿者一样,帮助受灾地区的人度过难关。他们从家里拿来衣物,更准备了一些精神上的食粮,唱歌跳舞读诗,给人向上的力量。
后来,她明白了,“创价学会”是一个佛教组织,全称:“日莲正宗创价学会”。日本公明党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为“创价学会”名誉会长,他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倡导人之一。池田大作先生作为“创价学会”的第三任会长,曾多次到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而“创价学会”在人生主张方面,以世界永久和平为目标,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追求幸福,而幸福则在于创造利、善、美的价值……不只可以成佛,而且可以改变命运,得到现世的幸福。
田伟受益匪浅,受了“创价学会”的启示,她非常敬重为人类和平做出卓越贡献的池田大作先生。她想,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且为家人,为社会,往高了说,应该为祖国做点什么。

就在田伟感觉走投无路的时候,一句口号震醒了她,这就是:“神户,努力,加油!”
没有什么特指,没有什么具象。像是一个提醒,更仿佛自己开了窍,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她一下子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那是一份永无休止的工作,是以文化作为武器,在国际起跑线上弘扬中国的文化事业。
此时,田伟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日本的使命了。
这就是那个自己曾经想过无数次的空间,真是天意,竟然让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唤醒自己,她下定决心要为中日文化交流献出自己的后半生。后来,她选择了奉献爱心的公益演出活动。本来就有文艺功底的她,做这件事绰绰有余。她要组织一次慈善公演,找来热爱文化艺术事业的同道一起奉献爱心,表达对死难者的思念与敬重,对活着的人也是一种鼓舞。
为此,简陋的地震棚里诞生了她的“东方文化艺术团”。她利用自己的长处,组织人员,编排节目,跑遍了神户各大地震棚,做慰问演出。一曲洪湖水,一出扇子舞,一把二胡,一段西藏民歌,从几个人开始的小型文艺交流到大型音乐舞蹈,都被这个中国的湘女用心地、自如地融入到这个自己搭建的艺术舞台上。
1996年元月,正逢阪神大地震周年纪念,日本朋友打电话请田伟去避难住宅,为临时居住在那里的人们表演节目。此时,神户正在恢复重建之中。她请了十位艺术家,包括京剧、越剧、二胡演奏和歌唱家等,为避难住宅里的人们献上了一台有声有色的文艺演出,受到了灾民的热烈欢迎。
接下来,她有事做了。这个事,是她乐此不疲的事。
先生李明晓很支持妻子的事业,他们在神户市中央区买下了一间七十二平米的房子,正
式打出了“东方文化艺术团”的旗帜。此后,田伟开始组织中日两国民间人士和艺术家,举行定期、不定期演出。到现在,在日本关西地区的中日文化交流场面,她的演出已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
平时,她教中文,开教室,做最好的中文老师,学生遍地。经常性地举办大型慈善公演,二十年间,公演已达七十多场,观众达数万。她还为红十字会捐赠援金,表达华人的大爱,不忘自己是中国人。正因了这颗慈善的心,她做起事来的执着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后来,当她了解到,很多日本人都很喜爱中国文化,渴望学习中国语言、舞蹈和民乐等。于是,她就办了一个“明伟东方文化教室”,教日本人汉语、舞蹈和二胡之类的民乐,她的文化教室团结了一批日本朋友,在神户也渐渐有了名声。
在此基础上,她的“东方文化艺术团”的足迹遍及大学、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一首杜甫的《春望》,上了数百次的讲堂,无处不在地传播中国文化。大地震时,兵库县长田区灾情严重,那里居住着来自中国、韩国以及北朝鲜、印度、越南等国的人,包括不少来自西欧的留学生。大家选择了长田,是因为离神户三宫比较近,住房条件好且相对便宜,购物又方便。大地震后,长田区一片废墟,死亡上百人。房屋全部损坏,最有影响的“鹰取教会”只剩下一具神像。
为了让长田复活振兴,志愿者动员了所有的慈善家,在天主教会这里,白手起家,办起了民营广播电台。房间有了,广播器材有了,最重要的是请广播员。当然是无料奉献了。一传十,十传百,世界各地的自愿者都来了。
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九点开始播放的语种有英语、汉语、越南语、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韩语等。多语言放送的节目最受人欢迎,异国他乡听乡音,比喝葡萄美酒还香。
1998年的一天,一位教授英文的老师对田伟说:“田老师,你可以帮助一下这个广播电台吗?这里缺少一个中文播音员。”田伟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一脚踏进中国语播音室,成了华声播音员,一干就是三年。
为了办好节目,她请了许多的客人,请他们讲中国故事,民族风情,节目办得红红火火。这段播音生活,口才上在广播电台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让她对舞台演出更有信心了。从小就是歌舞演员,在台上演出不怕人多,人越多演得越好。现在,从报幕到演出,甚至演讲,都不在话下,什么场合都不惧,硬是练出了一副好嗓子,好口才。
田伟,这个中日友好的桥梁,她在用心地做着自己的事业,更为中国的文化传播做着孜孜不倦的努力。

文化交流  没有国界

为了把“东方文化艺术团”做得更好,田伟不断地在视野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演员,也让他们在实现自我中,找到更大的空间,贡献自己的才艺,为民族事业贡献力量。
她身边有一帮支持她的朋友,且不止是中国人,还有日本人。
在关西艺术家大会上,日本著名的“宝塚歌剧团”之星——上條晃坐在田伟身边。还是在2010年的冬天,在“阪神大地震纪念公园”,田伟正在筹划新曲目,两个人遇到一起,互递名片。田伟说:明年1月17日有演出,问她能否参加,她的回答是:“给我十五分钟时间,一定参加这种有纪念意义的演出。”就这样,田伟和上條先生结下不解之缘。此后,连续参加田伟组织的赈灾公演,访问中国公演,到“武汉音乐学院”、“武汉大学”、“广州武术学校”、“湖南郴州大舞台”以及“日本神户国际会馆”、“朝日剧场”、“兵库县艺术文化中心剧场”。还有尼崎、明石、三木的“中华会馆”,“大阪堺市藏寿司”老板的家,手拉手共同高歌,以文化为武器,共创和平之旅,共唱友谊之歌。
友人问田伟:“你知道她是谁吗?”
田伟:“知道。上條先生。”
友人说:“你叫她演出,有多少演出费呀?”
田伟:“没有给。只是给她一百张票,让她自己卖。”
友人说:“她是大明星呀,宝塚的挂牌演员……”
田伟无言以对,心中伸出了大拇指,给她一个赞。
虽然自己同她不是一国之人,不是一个艺术学校毕业,但她们的艺术气息相通,同是舞台人,她那么有名气却从来不拿架子,在“东方文化艺术团”和普通演员一样,义务地为中日友好,为世界和平做着一份努力。
上條先生的一举一动,深刻地影响着田伟,让她受到无言的启示。

自从1996年田伟在神户创办“东方文化艺术团”后,便孜孜不倦地进行着中日间的文化交流,积极传播民族音乐、歌舞京剧,并将日本的音乐文化艺术介绍到中国。她跑遍了日本国土,又回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足迹除台湾外,踏遍全国各地。
作为田洪、陈绮霞的女儿,田汉的侄女,她这个湘女,身上流淌着中国的血液。
父亲从小就告诉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记祖国。”田伟说:“国歌给了她最强大的动力。”她知道,自己肩负着道义上的责任,一旦认准这条路,她便义无反顾。
“每一次演出,我都会和演出人员一起唱国歌,还有《松花江上》。”
田伟回忆:“曾经有一位九十多岁的日本老人织田文雄看了演出后十分激动,他说,他二十二岁时参加侵略衡阳战役。被俘后,中国人不但没有伤害他,还给了他劳动改造和回国的机会。他说他要向中国人民忏悔!”就是这些经历让田伟的信念坚毅无比。

从小,田伟听着中国国歌长大,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她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让她时刻对祖国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她要用文化艺术和爱心,搭建中日友好桥梁,以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爱。
她不仅在日本电视台、各大学和公司做演讲,并且在日本《关西华文时报》担任了十几年的专栏特聘记者,撰写《田伟看神户》专栏。她把听到的和看到的,亲临的和遇见的以及两国之间的文化互动,进行文化交流的信息原汁原味儿地体现在这份报纸上,那是她传递中日两国之间友谊的阵地。
虽然旅居日本近二十年,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一直致力于田汉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孜孜不倦于中日文化交流。
作为华夏子孙,她身上遗传着爱国因子,时刻与祖国荣辱与共。
2008年,当她得知汶川大地震的消息后,立刻拿起纸笔,写上“抗震救灾,爱国爱民”几个字去日本街头募捐。之后还召集日本各界人士、日本朋友、留学生、艺术家,进行赈灾义演。
中国在崛起,北京奥运、世博会在中国举行,都让她备感荣耀。上海世博会期间,她特意带了接近五十人的团来参观,向日本友人介绍真实的中国。
田伟就是这样,不遗余力地在中日之间,在世界性的大舞台,睿智地、自如地展现着自己独特的才华。
与此同时,她把家人也一同带入了她的艺术天地,每一次活动,先生李明晓都在她身旁。除了帮助拿包,掌管财务,还要在这之前整理、翻译、印制所有的文件资料,有时和田伟一样登台表演,用中日两国语言朗诵唐诗。他既是田伟的生活秘书,又是事业上的机要秘书。让李明晓这个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从未到过中国的华侨,经常性地往来于中日之间。硬是把这个在工作岗位上,做了几十年业务工作的人,训练成国际舞台文化战线上的干将。

没有国界的文化交流,让田伟倾注了全部的心血。
她每天都在为这件事忙碌,以这件事为中心,无论以何种方式,只要有利于中日友好,促进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她都会不遗余力。
游走各处,关注中国残留孤儿,是田伟孜孜以求的。
1972年,中日建交后,大批残留孤儿回来寻找亲人。他们含泪离开养父母,回到了一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国土,这些孤儿们,几十年的国外生活,如今回家了,却面临着人生的巨大挑战。
全日本有许多从中国大陆回归的残留孤儿及他们的后代,日本政府对他们很照顾。住房和看病等生活上有了保障,由国家出资,让他们上夜校,学习日语,帮助他们提高文化水准。
在田伟的周围,经常围绕着这样一些人。
他们爱中国的同时也爱日本,他们拿着日本的护照,唱着中国歌曲,身居日本国土,却不会说国语。更不用说一些社会常识和法律知识了,没有一样是他们所熟悉的。
侵略战争造成的恶果,一代以及延伸的下一代都是军国主义的牺牲品。
像日本全国一样,神户市成立了“中国归国者日语教育协会”,就是为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成为正常的日本社会公民。在中国,他们的老一辈多是开拓团过去的,大多出生在东北农村,基本上没读过高中,没有进过高等专业学校。他们有的年幼时回到日本,为了生存,不得不投入到普通行业的打工谋生之道,顾不上文化的学习。
绝大多数遗孤的正常日语会话能力相当低,在家讲中文,在中国朋友堆里讲中文,到超市购物,基本上用不到什么语言。所以,忽视了学习的重要性。
日本政府发现了遗孤中的弱项,抓紧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一大批有奉献精神、善良的,有文化的主妇或教师,利用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给这些残留孤儿或二代、三代热心辅导日语,上日常生活课,在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同时在精神上给予鼓励。
田伟经常受邀,参与业校的文化活动,为学生们演唱或做文化交流。
开始时,她不知道台下都是在中国生活过的日本人,直接用日语对话:こんにちは!台下观众齐声说:“你好!”她一听乐开了,原来是故乡人。甩开嗓子就唱起来。热烈的掌声,让她的歌声也更脆生。一曲思乡情道出了遗孤们的心音。田伟说:“和你一同笑的人,你可以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起哭的人,你永远不忘。”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田伟在补充自己的能量,不断扩大自己的文化活动交流阵地。
2004年春,长田公民馆馆长来电话,想开办中国语学习班。田伟积极响应,随即开办了这样一个学习班,起名“伟伟俱乐部”。
兵库县一共有七个公民馆,但开设中国语班的只有两个。没想到打了招生广告后,竟然来了那么多学员,虽然他们年龄都比较偏上,但他们学习的热情很高,和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学习班经常组织大家去旅行、观剧、赏花等聚会,大家也非常喜欢这个学习班。
“伟伟俱乐部”,田伟倾注了很多心血。
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女人,是个没做过饭的人。结婚后,在家里当上了料理长。没当过老师,现在开始以自己的方式教学,当起了老师。没做过生意,却变成了社长。尤其,她把“伟伟俱乐部”搞得红红火火,无论是当年的日本遗孤,还是纯粹的日本人,在这里都学到了让他们满意的东西。她的第一堂课就是教他们唱中国国歌,从发音、听音到逐字逐句地教唱,讲国歌,唱国歌。有的学生一直跟了她十年,唱了十年。
当田伟听说国歌立法的消息时落泪了,她说:“国歌扬我国威,唤醒了海外华侨深深的乡愁和民族自豪感。”她将继续为国歌的传唱与研究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外,在伟伟俱乐部,她把杜甫的《春望》作为重要学习材料,要大家学习。还把《大海,故乡》这首歌作为必学的歌曲,用中文、日文进行演唱。《樱花》则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独唱与合唱。平时,还学习小快板、舞台剧、对口相声,老师把中国语学习班办得生动活泼,每次来,学生们都可以学到新东西。这让学生们很兴奋。但也有紧张的时候,每次的课前单词默写,谁都不想错,大家都想得到红色的100分。
学员们感到,中文的预习很重要,老师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饺子”一词,特意办了一次饺子会。大家在一起包饺子的同时,又明白了中国饺子的含义和制作过程。
班长小林岩夫今年七十九岁,中国语学了二十年,他说:“只有这个班吸引我,年轻的时候,我就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的文化那么悠久,想要了解中国,不学中文不行。”
爱心学校名誉校长佐佐木本子说:“中国文化里有‘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我学了五年的中文了,讲得不流利,但发音还可以。不信你去问问中国湖南邵阳市新宁县的孩子们,他们都叫我——佐佐木‘买卖’。他们回答说:‘你不是奶奶,是阿姨。’开始,我把奶奶说成‘买卖’,这回他们都笑了,证明听懂了。”
谷川君子和渡部政子也高兴地说:“我们还想去旅行,中国的山山水水多美,要留下美好的印象。”数冈光枝和丸山哲子两位女士,每次都从很远的明石市赶来参加学习,她们说:“再远我们也来,因为学习对我们主妇来说很重要,更何况是学习中国文化,丰富知识,丰富头脑。”
冲绳出身的数冈女士知道,那里著名的首里城是仿北京天安门而建,吃猪肉是中国的习惯。佐藤茂先生说:“我父亲早年从中国山东来日本,在我小的时候他就教我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祖国的文化是根,比什么都重要。”
刚刚参加进来的森洋子女士说:“我出生在黑龙江,战争时在满洲里留下的不是幸福,只有痛苦。幼小时在中国的忆念,永远也忘不了。到学习班能用中文和老师对话,真是做梦都没想到的,感觉很幸福。”金定光枝小姐拿出二十年前的一张“中国京剧院”访日的珍贵节目单对大家说:“戏曲,台词,舞台。中国的京剧是最棒的,我憧憬着有一天我能学会一曲京剧唱段,就是幸福。所以,我一直当宝贝似地珍藏着这张节目单。”
看着这些学员高兴的样子,田伟喜不自胜。
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人们在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这是当年上山下乡时的知青说的。如今的洋插队也证明了这一点。只要发挥自己的长处,就能拥有一片天。在俱乐部里,她发现了日本人善良的一面,便全身心地倾注自己的心血。
因为,她爱他们,她爱“伟伟俱乐部”。

田伟孜孜以求地从事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让她不断地接触了日本这片土地上的好多名流。福永嫮生女史就是其中的一位。
爱新觉罗·溥杰·浩的女儿福永嫮生女史在2004年11月3日,“神户文化剧场”的舞台,手拿麦克向全场八百名观众讲了这样一席话:“首先感谢‘东方文化艺术团’举行了这场纪念晚会,舞台上的演艺内容,就是说,我的父亲溥杰和母亲浩的真实故事,战略结婚的悲剧……造成了我们一家的不幸,这样的事绝不能重演。所以,文化交流促成了中日友好,这是我的祈愿,也是在中国北京八宝山墓地的父母的祈愿。”

一本书,一个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段电视节目……往往都会引起人的深思,引发人的连动,引发创作欲望。
2004年,当田伟从福永嫮生女史的电话中得知“明晚有节目播送末代皇帝的弟弟溥杰的故事”,请转告所有的朋友观看,非常有历史意义。接到电话,田伟马上通知了近五十位朋友,因为中日间的故事感人,何况是皇帝家的真实故事。
当时,没有手机,没有微信,没有短信,她只好拿着电话本打电话,逐一相告。

田伟一气挥笔写下主题歌,为让大家知晓这个故事,她积极创作,构思,招收演员,请大腕儿帮忙。经过一年的精排细练,举世无双的中国新华侨创作剧《流浪的王妃——昭和史》问世。剧场座无虚席,以福永嫮生女史夫妇为中心,来宾席上安安静静。报幕员纯正的一句中国语:“你好!”开始了序幕。
舞台上留下了录像,记下了不曾忘怀的一页。
就这样,田伟和福永嫮生女史结了缘。经中国领事馆介绍,“武库川学园”五十周年大庆,田伟演出,福永嫮生女史演讲,日本乒乓球健儿福原爱到场,在主席台为演出和演讲助威。NHK播音员,宫本先生来电话给田伟,经她引见,福永嫮生女史去商谈拍摄电视事宜。田伟的日本友人,旧关东军警卫的一张珍贵写真竟然出现了溥杰,这张保存了六十年的照片,她送给了福永嫮生女史。
《朝日新闻》记者专访,由田伟介绍。
舞台上演溥杰和嵯峨浩的两位演员去她府上,听福永嫮生女史讲述父母之爱。
田伟的母亲陈绮霞来日本访问,也专程到福永嫮生女史的宅院拜访。

2013年,田伟访问了东北震灾区“气仙沼市濑中学校”的地震棚灾民。送去自己出的书和每人一个的小红挂件。为他们唱歌。这年的10月4日,在她组织的一次活动中,正逢母亲来日本,在“朝日剧场”,母亲表演了当年田汉创作的《老汉驮妻》。
“东方文化艺术团”还打进了“凑川隧道保存会”,也就是1901年日本人修建的“神户凑川隧道”,是日本最古老的过水隧道。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隧道被废弃,但被当作一处现代工程技术遗产得以保留。从2006年起,隧道对外开放,有关方面不定期在隧道里组织音乐会,以吸引更多人对隧道的关注。2009年后,音乐会逐渐成为常规活动。在这里演奏和唱歌,回声效果好,更能使人放松,田伟第一次组织了三十人的表演节目,让中日友好之歌在百年隧道中回荡。
2015年,田伟组织了“东京日中友好音乐会”——祝贺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八十周年纪念公演,神户、姬路、大阪、藤泽市及崎玉县、千叶县的朋友都赶来祝贺。
这些年,田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留下纪念。即日文版的《中国来的新嫁娘》(新风社)、《百叶一枝花》(神户新闻综合出版社)、《田汉 聂耳 中国国歌80周年》(论创社)。
更让人欣羡的是,田伟这个艺术院校毕业的学生,不仅能歌善舞,还作词作曲,好多演出的节目都是事先琢磨好歌词,然后谱曲,并一手张罗着排演。多年来,她先后组织了五、六十场歌舞及音乐会,她家东京的墙壁上贴了好多演出海报,其中有《落地生根》、《震灾の歌姬》、《伟伟の世界》、《阪神·淡路大赈灾》等。
中国的新嫁娘,走出自己,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行走历史缝隙间


在日本的这些年,田伟一面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一面不停地行走在历史缝隙间。
比如在中日两国,参与为中国劳工在二战末期的日本“花冈惨案”中,那些被迫害致死的劳工讨公道,组织“东方文化艺术团”团员赶往花冈,祭奠遇难劳工亡灵,参与纪念活动等。
1944至1945年期间,正值日本侵华战争末期,为弥补国内劳力之不足,强化日本的战争经济,侵略者们强掳中国四万名战俘和平民到日本做劳工,送往北海道、九州、本州、四国等一百三十五个作业点,其中北海道就达五十多处。当劳工到达各处时,死亡人数已经达至两千多人。
在日本国家机器与企业的管辖下,这些中国劳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近四万劳工最后死亡一半。劳工们忍无可忍,自始至终进行着英勇的反抗斗争,1945年6月30日深夜奋起爆发的“花冈暴动”是最大的一起,四百一十八人被镇压迫害致死。确切地说:是“花冈惨案”。制造惨案的鹿岛组,罪大恶极。
2010年4月17日,“花冈和平纪念馆”在日本秋田县大馆市开馆。时隔四十五年,日本政府终于正视发生于1945年的“花岗惨案”。每年的6月30日,这里都有纪念活动。
多年来,田伟一次次去大馆,祭奠那些逝去的劳工。
2014年6月29日,她肩背中国民族乐器二胡,从神户乘飞机到东京,再改乘飞机到秋田县的大馆市,不顾旅途疲累,乘专程巴士到那个日本东北部偏远地区的小镇,看着大馆市政府大楼升起的中国国旗,登上狮子森山,走进市政府修建的十濑野公园墓地,参加大馆市为中国劳工殉难者组织的慰灵仪式。那多远道而来的和平人士到此祭奠,他们中有日本各地和平团体的爱心人士,有中国驻日使馆和国内赶来的爱国者,几百人手捧白花,敬献给死难的劳工们。他们的自发行动和爱国热情以及国人的正义感让她深受感动。
每一次纪念活动,她都进行精心准备,带领“东方文化艺术团”的演员,在纪念现场振臂高呼,讨公道,唱《义勇军进行曲》,唱《松花江上》,歌声在山谷间回荡。田伟坐在椅子上拉着二胡,眼前浮现着那些苦难的劳工含冤而死的凄凉场景,让她泪流满面。在一次遭遇日本右翼分子的攻击面前毫不畏缩,面对面地进行正义的斗争。
为着和平,田伟在历史的缝隙间行走,做了她所该做的。

1986年,田伟在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剧出版社工作,因要编辑出版《田汉全集》,暂时调到编辑办公室任秘书,每天除了负责收集、编排、整理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书籍等有关田汉史料、文章、照片,还要收集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期间的相关史料。特别是老一代文化人、艺术家、作家回忆文章。当时,田伟走访了三十至五十年代和田汉共同工作、学习战斗的各路文人本人或他们的后人以及身边的人,涉及郭沫若、宗白华、常任侠、吴祖光、杨瀚笙、廖沫沙、吴作人、冯法祀、梅葆玖、许姬传等,还找到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徐悲鸿夫人廖靖文和梅兰芳的琴师以及北京的巨赞法师等。时间紧迫,要抢着整理资料,抢着找人录音……
那一段,田伟一头扎进工作之中,一个世纪内出现的那些动人的故事太感人,让她停不下来。走到哪里,找到谁都是一堂珍贵的文化课。
徐悲鸿夫人廖靖文在1987年2月27日送她的墨宝“翰墨传情”题头写到:“田伟侄女从及文艺工作兼有文才,盼能继承田汉同志之志”。
田伟深感责任重大,她无法企及伯父的才能,但她会做到全心全意地为文化事业而奔走。

1988年9月初,田汉基金会理事长周巍峙先生委托田伟说,到日本后有时间去访问你伯父留学的地方,特别是在日本留学的交友录中谈到的几位日本文学家,比如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千田是也等,以便将来田汉全集能收集到更宝贵的资料……
田伟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她首先了解到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写作了《细雪》、《刺青》等文学作品。在和伯父田汉的交往中非常开心快乐。在田伟手头的资料中有一段父亲田洪的录音,最能说明他们的关系。
父亲田洪是这样回忆哥哥田汉的:“……哎呀,哥哥的日本朋友可多了。当时在上海,哥哥每天坐在书桌前写文章、写剧本、写歌词,第二天一大早,把一大堆书写稿交给我说:‘三弟,快把这些原稿送到内山书店赶快打样、印刷、出版……’我毫不迟疑,跑去报社、书店送原稿,一是让读者赶快看到报纸;二是要用这些稿费养家糊口,搞‘南国社’,办《南国月刊》……”
“谷崎润一郎喜欢中国,追求自由。1926年,他从神户乘船到中国上海,一品香酒店是他最喜欢的住处。到上海就找住在虹口的内山完造先生,因为他是上海通,自己起了个汉名叫邬其山,从日本来中国上海开了内山书店已有十年,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郭沫若、田汉等人。通过他可以找到名流,鲁迅后来搬到虹口,与他结成挚友。谷崎先生最能交谈的还是哥哥,他们和郭沫若、欧阳予倩、谢六逸、陈抱一、任矜苹等文人一起谈友情、喝老酒,在上海的每一天,谷崎先生都开心得很。哥哥还给他开了个‘消寒会’,请他看戏,他好快活哟!”
从父亲对哥哥田汉的回忆中,田伟知道怎么去做了,谷崎先生的确是伯父谈得来的朋友。不过,这位先生1965年就已去世,只能去找他的家人了。
田伟很聪明,她寻着大阪和神户之间的小城芦屋一路找去,那里有谷崎先生的故居和纪念馆。她找到了纪念馆和他的故居。在美丽端庄的日式平房里,参观了谷崎润一郎的手稿、生活用品、照片和文具等,还有谷崎先生的全部作品。最主要的是,这里有一间复原的谷崎先生的书房,很亲切的样子。也就是说,田汉八十多年前就来过这里,和谷崎先生一起谈人生,谈作品,谈青春,谈诗歌,谈戏曲,谈男人女人……
馆长加藤丈夫和学艺员井上胜博,还热情地给她介绍了馆内的陈设和历史,并为她能在此开一个小型演讲会而主动协助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最后,在她的要求下,田伟真的找到了这位文学家的后人,她和谷崎润一郎的外甥谷崎秀雄见了面,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属龙,和田伟一个属性,老人也在许多资料中得知舅舅润一郎曾两次去上海,受到田汉先生的接待,没想到八十年后的今天,能见到田汉先生的亲侄女,万万没想到。他高兴地做了俳句一首,即日本短诗:

“珍人(まはびと)の
三人(みたり)来たりて
秋崋(はな)せぐ”

意思是:中国的朋友是珍贵的客人。

田伟也回了一首中国式俳句:

“谷崎和田汉
文豪交友史迹在
友谊同声唱”

在返回时,谷崎秀雄先生说:“再来呀,欢迎你!”
待她回望的刹那,见秀雄先生仍在招手。田伟心头一热,思绪万千。两位文豪都已在天国相见,他们可知,今天为了追寻他们的交友之情,自己追访到此,和秀雄先生会晤,畅谈,这景、这情,难得、难忘。
2015年8月1日,谷崎润一郎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田伟在这个纪念馆组织了一场纪念讲座。她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专门研究中国现当代戏剧的刘平请到日本,讲了《田汉和谷崎润一郎的友谊和文学方向》,介绍了田汉作品《义勇军进行曲》、《四季歌》、《梅娘》、《天涯歌女》。就此,在神户三宫组织演员表演了谷崎先生《细雪》小话剧片段,由八十一岁的飞鸟贞峰表演了《细雪》日本舞。

说来也巧,在我90天日本签证即将到期时,接到田伟邀请,参加东京藤泽市举办的“聂耳逝世82周年纪念会”暨“中日友好特别纪念公演·田汉聂耳音乐会专场”演出。
在纪念会现场,签到后领取了藤沢市聂耳纪念碑保存会发的“聂耳纪念”中文和日语介绍单,上面有纪念广场的碑石和聂耳的图像。田伟还给了我一个“聂耳纪念章”,格外珍贵。
纪念会马上开始,中国驻日大使馆的人来了,藤沢市长和各界人士来了,还有远道而来的中国使者和好多亲近中国,热爱和平的日本市民,不顾盛夏高温,赶来参加追思纪念会。
藤沢交响乐队演奏的《宛如河流》悲怆地萦绕在蓝天之上,当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田伟和日本华侨一起上前高唱《国歌》,场面非常激动人心。
在献花的队列里。我凝重地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让国歌精神在世界传扬。
当天晚上,我住在了田伟位于东京练马区樱台的家。让我吃惊的是,她居然和日本漫画家石森章太郎(原名小野章太郎)是邻居。这位继日本动画艺术教父手冢治虫之后,产量最多的“漫画之王”,他所做的《假面骑士》和《排球女将》非常著名。当然,现在这里住着的是他的后人。好大的围墙外面,一些凹进去的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漫作品模型。我在他家门前留下纪念照,这该是偏得的收获。
第二天,由田伟的先生李明晓开车,又去了秋津东村山市他们的第二个家,带上田伟演出的一些道具和准备发放的一些书籍。
再接下来,田汉和聂耳音乐会专场演出在藤沢市民会馆举行。
此前,田伟说:“你是坐来宾席,还是帮忙”。当然是帮忙。于是,老老实实地到前台搞起了接待,帮助签到,发放田伟著的《田汉聂耳  中国国歌八十年》一书。这时,我发现公演的彩色传单上,舞台监督下面的受付栏中有我的名字。
藤沢市的市民太热心,络绎不绝地赶来。还有从东京各个地区,兵库神户、京都、姬路、大阪等地来的观众,整个会场有近千人,光是国内就来了上百人,有她家乡湖南的,还有北京、河南的。他们都带来了精彩的节目,更带来了精神的支持。田伟的姐姐田湘瑜带队,组织了几十号人,上台演出,场面非常感人。
这让我想到田汉,当年不也是积极地活跃在文化舞台,写出那多的剧本,无数次地组织排练演出,以笔做刀枪,为了一种精神的传扬而披肝沥胆,不懈地奋斗吗?也正是那一代人的奔走呼号,以摧毁一切的意志与力量战胜了顽敌,才有了新中国的站立。
音乐会开始时,我在大厅的录像里看到藤泽市长接见了田伟及国内过来的一行人,并且听到他们的讲话。精彩的表演,不时传来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刻,我在心里为田伟,为这个在日本唱中国国歌的人点赞。



2017年7月17日,田伟在日本藤泽鹄沼海岸聂耳纪念会上为聂耳献花。

2017年11月下旬,田伟带领日本华侨访问团,在中国江南一带进行文化交流。

经常往来穿梭在中日两国文化舞台,二十多年,田伟做了几十次、上百次的文化交流活动。


日本花冈劳工纪念地,田伟哭唱《我的祖国》。  张国通摄影


田伟的学生时代,和同学留影(后排为田伟)。



田伟东方文化艺术团演唱《卖报歌》的演员。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她的伯母安娥,曲作者是聂耳。  张国通摄影

文革期间,田汉生死未卜。田汉大儿子田申(田海男)来见叔叔田洪,在湖北武昌水果湖留影。


右下角是田伟的一家三口,左侧是儿子李未来,右侧是先生李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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