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200海里经济区还是350海里大陆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依据国际公法和平发展海洋事业，均过分狭小保守。
方兴未艾的太平洋热，促动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摆脱数世纪以来被封闭于大陆的狭窄视线，要求经略海洋。这一振兴中华，关涉东方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科学的战略定位。这一定位的关键在于，中国人需要突破陆界的拘束，又不能过分望洋鹜远。如果热情多于理智，看不透美日等大国炒热太平洋的韬略意图，就容易由盲动附会而造成被动。中国人的海洋经略应该具有层次感，分为两步走，第一是经略边缘海，其后才是经略太平洋；没有成功的以台湾为焦点的边缘海经略，就不会有中华民族在太平洋上的未来地位。
一．关于边缘海问题的基本思路
边缘海(Fringing sea, Marginal sea)，简称边海。是位于大洋边缘滨靠大陆，由半岛、岛屿或群岛分隔，但水流与大洋交换通畅的水域。太平洋西部有一串链珠般的岛屿，划出了这样一些水域，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黄海、东海、南海，此外还有著名的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珊瑚海等。而太平洋东部没有这种水域，北南美洲均直接滨靠太平洋。
边缘海成了亚洲大陆与太平洋主体之间的分隔性水域，是中国所面对的海洋所特有的地理现象。中国人要出入大平洋和其他地球上的水域，必须首先穿越这些边缘海。
边缘海对中国命运攸关，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目前还没有见到对这些边缘海进行的专门研究，在日常的运用中对边缘海和大洋之间也很少作出应有的区分。甚至边缘海概念本身亦很少被人使用，为了方便，通常是将滨靠大陆的几个边缘海统称为“近海”，常见的说法如“中国近海”、“近海开发”、“近海防卫”等等。这实质反映出我们对海洋的认识还有某种局限性。应该明确使用边缘海概念，并用以规范我们的海洋经略大业。
第一，边缘海这一基本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综览太平洋整体，又能有区分地认识周边水域，提高主体的地缘战略意识。
按传统习惯以“近海”概念统称邻近海域，给人的印象主要是紧靠海岸，难以提示应有的经略范围。按通常理解，“近海”范围应为12海里领海与200海里经济区，或说应包括350海里的大陆架。无论是200海里经济区还是350海里大陆架，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依据国际公法和平发展海洋事业，均过分狭小保守。甚至日本这样由宪法规定为非武装的国家，也要求保卫远离海岸的两条一千海里航运带。而且，近海一词对中国东部海域被岛链所分割的特殊态势，及其同大洋主体的关系，都难于被引发应有的及时的关注。
在大洋彼岸，作为两洋大国和太平洋唯一跨据两岸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在使用类似的“沿海”概念。美国90年代以来的海洋新战略规定，全球距岸线历650英里(1046公里)以内陆地和海洋区域均为“沿海”，进而又定义“沿海是从海岸延伸至公海的、为支援岸上作战而需要控制的区域”。[1]这一概念明确标示了美国在无边缘海的太平洋东部以及在世界各地复杂地理条件下的扩张范围。“沿海”概念成了美军阐释如年代以来其世界战略构想的核心用语。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所用“近海”和美军所用“沿海”，字面同义，但内容迥异且作用悬殊。美军的“沿海”富有鲜明的扩张性与前倾性，而中国人的“近海”则是小心翼翼，门庭自守。“沿海”可以帮助美军通释其全球性的海洋位置，而“近海”于中国人开眼放洋实有诸多不便。
第二，将一片过于广阔的地域(含水域)区分出若干区域(region)以作个案或逐个研究，是发展战略和地缘战略学所应有的基本方法。
太平洋广袤18，000万平方公里，几近地球表面1／3，比陆地总面积还多约3000万平方公里。中国人经过数世纪的锁国闭关之后，若不循序渐进而欲一蹴即至，是很难进入海洋时代，在太平洋里获取自己的一席地位的。神奇的自然造化已经在东亚大陆和大洋之间划出了一片特殊水域，它究竟是进入大洋的阶梯，还是阻碍逾越的障壁，将取决于我们对它的直接的认识与经略。没有边缘海经略就没有中国在太平洋上的位置。
第三，随着国民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的海洋事业早已超出了近海范围。试以图们江区域开发及环日本海经济圈为例。图们江发源于长白山，是流入日本海的一条国际性河流。图们江口为中俄朝三国交界处，其问中国浑春县敬信乡防州府距海·15公里。该地区已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制定投资300亿美元加以开
目前太平洋的大局实态是，太平洋热的大炒家美、日等国忙于自己的区域整建，小区合作取代了环太合作。
发的计划。1995年10月在中国延吉召开“95中国图们江地区投资贸易洽谈会”，取得极大成功，已签署合同、协议或达成合作意向的项目有142项，总投资9.5亿元。[2]图们江区域及日本海经济合作的发展，必将对于中国东北地区与内蒙等省区经济产生巨大推动，也将予其极大的海洋特色。但它既不属于传统的“近海”范围，又不能直接纳入“大洋”概念，显然只能使用日本海边缘海概念加以阐释才是适当的。
第四，边缘海概念将以其崭新观察角度改善人们的视线，克服狭隘的大陆观念。中国的海洋事业在改革开放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1979年中国海洋经济仅占国民生产总值0.7％， 10年后的1989年上升到1.7％。海洋经济的增长带来了人们思维观念的逐渐更新，例如80年代出现的“海洋国土”概念，就反映了中国人以陆地为主、以“海角天涯”为特征的单元的平面国土观已经发展为陆、底(土)、海、空等多元架构的立体国土观。单就海洋来说，人们还普遍地提高了对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海槽等新概念、新知识的认识和运用。显然，中国人对海洋的观察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飞跃。
第五，边缘海作为地理学的术语，定义简单且语义通俗，“它的推广运用还可以帮助改善人们的社会政治的心理素质。正如美国区域地理学专家所说，这种区域性概念“不是一个人定的或自然出现的客体，而是一个知识的概念，一个供思考的实体”。[3]海洋经略大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人们的思维概念也必须有同步的补充和更新。
二．对太平洋热的冷静思考
80年代中期，在“太平洋世纪”、“太平洋挑战”呼声最高的时候，巴黎一家报社记者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研究太平洋的这一挑战(或者说是竞赛)之前，可能应该先考虑一下，‘太平洋”是不是存在。我的意思是说，在太平洋地区处于上升地位的各国是否构成了一个实体，是否形成了这个‘新的新大陆’，形成今天对我们这旧大陆说来是可怕的东西。”[4]已经有许多人对此问题进行了解答。要否认环太平洋地区的飞跃发展及其影响是不可能、不客观的。威尔逊、汤因比、基辛格等名人哲士的论证与肯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北美经济、东亚经济奇观都作出了实际的证明。
但是，在环太平洋地区形成一种常规意义的文明或文化同质体，还有很长的路程要走，目前顶多是萌芽而已。也可以说，这一片地球上最为辽阔的水域，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大的鸿沟。对这一最大鸿沟的完全征服，必将意味着人类“地球村”时代的真正来临。这一宏大的意义说明了在可以估测的近、中期内，它的实现是困难的。
建成太平洋经济自由贸易圈以形成太平洋经济共同体，这一主张由日本学者于60年代提出，80年代初由日本制定文件作为国策加以推动，曾得到美、加、澳等发达国家的支持。[5]，一、二十年过去了，建立了“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等虚体，其成就仅此而已。“环太合作”呼声余音绕梁，而“亚太合作”等新口号声浪叠起。日本实际地着手编制以自我为中心的“雁阵”，美国则在自己的后院同加、墨等国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圈”；目前太平洋的大局实态是，太平洋热的大炒家美、日等国忙于自己的区域整建，小区合作取代了环太合作。作为太平洋文化或太平洋“新文明”的前提条件，太平洋经济共同体遥遥无期。
由近、中期看来，美国放弃大西洋和西欧地位而转向太平洋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其根据地重心仍在大西洋和西欧。炒热太平洋是美国的一着棋。
有不少明眼人士已经对预言中的太平洋热持慎重态度，许多欧美学者认为不会出现所谓“太平洋世纪”，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指出，“今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可能移动，但是，大概不会像现在许多人考虑的那样会发生彻底变化。”[6]克鲁格曼否定亚洲经济的前景不太受欢迎，但其关于世界经济重心的论证是值得重视的。中国学者也强调：“太平洋世纪或太平洋时代的到来，不是短期或中期内容易实现的事。”[7]或说：“那种认为类同‘地中海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太平洋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是不切实际的。”[8]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大炒太平洋的热潮呢?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与太平洋热大炒家的美、日等国的战略发展史，或许就能很清楚地得出个中答案。
美国的太平洋政策与其在太平洋上的势力地位发展紧密相关。建立横跨两洋的大美国，在200年前立国之初，即由不少政治家、战略家加以规划，并在其后逐步变成现实。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扩张是迅速的，在19世纪内曾先后占领夏威夷、中途岛，迫使日本开国，19世纪末又占领菲律宾作为殖民地，正式成为太平洋上唯一的跨据两岸的势力大国与军事强国。美国这一优势曾在二战期间受到日本挑战，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地位进一步强化。时至今天，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地区保持着近10万名陆海空军，仍然是太平洋上唯一的全洋大国或两岸大国，同时也是以北美为依托包揽太平洋、大西洋的两洋大国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显然，以太平洋为后院的美国，炒热太平洋将使其自身获益匪浅。冷战结束后，美国太平洋战略更富于前倾性。1993年克林顿访问韩国时宣布了美国的太平洋政策即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a New Pacific Community)。该政策继承其前任总统布什的“东亚战略新构想”，其目标是继续保证美国在东亚的权益。[9]众所周知，美国还在同期正式促建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巩固本土。所以，作为世界两洋大国同时又是太平洋上两岸大国的美国，无论在太平洋上投入程度如何，都是其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由近、中期看来，美国放弃大西洋和西欧地位而转向太平洋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其根据地重心仍在大西洋和西欧。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全方位、多手段对外战略，对此其官方亦不隐讳。1994年11月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对记者说：美国促进世界贸易经济战略由“多国间战略”、“两国间战略”及“地域战略”等多部分构成，或可说是多管齐下，[10]“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和实际权力位置。故简而言之炒热太平洋是美国的一着棋。
倡导环太平洋合作最力的另一个太平洋大国是日本。日本由西太平洋岛链上若干岛屿组成，其本身是分隔若干边缘海和大洋主体的分界线，在开发太平洋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便有一位名叫稻垣满次郎的日本人写出了一本颇有影响的
《东方策》，强调“太平洋是未来世纪的政治贸易的主要舞台”，还指出“如果以东洋为世界万国之一大市场，我日本实必成为中心而使商工业取得难以意料的繁荣昌盛”。[11]“稻垣有可能是太平洋世纪最早的预言人。在后来的数十午时间内，日本的对外战略由于军国主义的支配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并演变成了向大洋扩张的南进论，其代表人物竹越与三郎曾说：“日本人应该注目的大业是变太平洋为我之湖沼。”[12]
战后日本随着经济力量的重建与发展，再度提出了以太平洋为中心的诸多战略构想。1965年小岛清首先提出“太平洋自由贸易地域”构想，1980年大平首相主持制定《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将战后日本太平洋发展战略推向高潮。
日本在七、八十年代推出新的环太平洋发展战略，其目标主要有三点：第一是解决日本经济起飞对资源与市场的迫切需求；第二是打开同美、加等北美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并脐身于太平洋的领导大国之列；第三是作为“综合安全保障”政策的补充，改善外部环境。综而言之，日本所倡导的“环太平洋合作构想”带有强烈的“政战”色彩，它以提高环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度”而增进“战略相互依存度”，达成国家安全保障目标并增进日本大国地
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13]
特别需要指出，“环太合作”在大平首相“文化时代”等理想主义口号映衬之下，颇带有一层玫瑰色彩，于环太地区各后进国家较受欢迎，但在实际上其利己主义或排他性是十分明确的。日本野村事务所的专家德山二郎
边缘海上的紧迫形势，首先是指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呈现了一种重要需求。
已经明确指出：“以往的环太平洋构想中没有包括中国，……对南朝鲜加入环太平洋圈也需要等待时机的成熟。”[14]
此外，欧洲国家对太平洋的瞩目，也主要是出自对资源、市场或对美、苏外交等国际关系制衡的需要。
从上可见，太平洋文明发展的远景当然是美好的，但由于各炒家推波助澜，反而使太平洋弥漫了一层光亮而虚幻的泡沫。合作当然比对抗有利于经济发展，但简单附会或盲从，将美日等大国的利已韬略误视为超渡众生的慈航妙道，便可能招致抉择失误。特别是中国这样的不能简单依赖原料进口的大国，应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根据自身同大洋的关涉范围与深度，以决定经略海洋的规划。换句话说，要对自己的发展战略进行正确的战略定位。
三．紧迫形势下的战略定位
面对太平洋上的诡谲风云，有两种倾向：其一是过高估计自身的海洋地位和力量，其二是对大洋远景过分乐观而忽略海上紧迫的形势。这两种倾向都将妨碍我们对海洋大业中的轻重缓急作出正确估量、影响我们在广阔大洋中的战略定位与部署。
边缘海上的紧迫形势，首先是指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重要需求。据预测公元2000年世界海洋开发总产值将达世界总产·15?17％，下世纪人类蛋白质和各类食物70％将来自海洋。美国海洋经济在1985年已达360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国80年代海洋经济比重不到2％，确实还有很大的事业要做。而目前中国既不能大规模东渡加利福尼亚水域去开采海底矿石，也不能像日本人那样去收购夏威夷的产业，中国的海洋经济重心仍离不开西太平洋各边缘海。
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大陆上已出现了一条生机勃勃的海岸繁荣地带，东部八省三市地区在80年代已有全国40％的人口，拥有总产值的60％，今后的产值比重还将进一步提高。
西太平洋边缘海各国家地区已同中国建立了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密切关系。1992年中国对日、韩、港、台和东盟贸易额达871．9亿美元，占当年进出口总额1656亿美元的约53％。1995年中国对外10大贸易国有8个在西太平洋边缘海范围。对欧美的经济交往，除少数经由陆空运输之外，大部分需穿行边缘海。
西太平洋还出现了以边缘海为中心的更小型化的区域集团和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在东北亚有初显轮廓的环日本海经济圈，同时还潜伏着北、南朝鲜统一、部分岛屿主权归属、大陆架分割等问题，需要制定稳妥的有远见的对策。在东南亚方向，东盟建立已近30年，并已成为拥有4.7亿人口的10国集团，具有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南海问题同东盟有着直接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作为太平洋大国的日本在边缘海域的动态格外值得重视。日本是近代亚洲唯一自主独立的现代化国家，但在对外战略问题上，为追求自身利益而打上了深刻的“脱亚”或“入亚”的矛盾特征。在60?70年代日本所倡导的环太合作，其本质是脱亚的，它要求以日、美、澳、加、新发
西太平洋一千海里航运带沿着岛弧，跨越台湾，直达巴士海峡，日本要求单独守护并强化该航运带的军事色彩，无疑是对中国边缘海直接或间接的封锁。
达国家为主要的合作对象。在当时日本人的概念中“‘太平洋’意味着‘北’(发达国家)，而‘亚洲’意味着‘南’(发展中国家)”。·15]新的脱亚论“再见吧亚洲”出现于80年代中期不是偶然的。而由于北美经济区的出现和东西经济的发展，80年代后期，“亚洲太平洋”及“西太平洋”等等说法逐渐多于或代替了“环太平洋”的说法。这种新的“入亚论”正如韩国金泳镐教授所批评的，“不仅表现了日本和欧美摩擦的深刻化与向亚洲论的倾斜，还表明了日本人心底脱亚论意识还深深地存留着。”[16]尽管如此，作为环太合作的最早倡导者，太平洋世纪热的最大炒家日本再次入亚，这是事实。
近年来在日本政治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小泽一郎曾强调：“日本经济合作的重点必须再度确认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所谓亚洲太平洋地区即大陆与大洋的交汇地区，具体包括东盟、东亚“四小虎”，甚至还有中国海岸地带。至于日本的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回归，因为“站在前头扮演牵引火车头的是日本。与美国一样，日本也供给资金与技术，然后以此为杠杆，让亚洲四小龙追在日本的后头发展，再后是东南亚国协跟着，这个队形让我们联想到雁群飞行的样子，也就是‘雁行型发展’”。[17]日本学界更有明确论证：“总之是要以日本经济为中心，包含亚洲新兴工业群体、东盟诸国甚至还有中国沿海地区推进网络结合，实际上是要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称之为东亚经济圈的实体。”[18]
日本再度入亚所安排的“雁阵序列”，应该说是自命盟主的一种胸襟狭小而锋芒毕露的战略，但同时也很实在地表达了日本在西太平洋边缘海上的目标追求，即担当盟主并像美国那样发挥领导作用，要与美国“北美经济圈”和“欧洲圈”鼎足而三。
日本在西太平洋边缘海的力量膨胀，对中国的海洋事业既是推动，更是一种压力。因为日本战略家总是首先把中国的力量视作为对其盟主地位的挑战。前日本防卫厅长官、国会众议员中西启介在1994年推出《日本的新国防论》，公开强调“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是对日本的威胁”。[19]正如日本倡导“环太合作”构想不包括中国一样，日本现时所要求的“亚洲太平洋”，也不乏回避或排斥中国的因素。据19％年5月8日《产经新闻》报道，日本甚至在4月7日吉隆坡“亚洲太平洋安全保障合作会议”上发表“新时代的保卫海上通道计划”，准备将亚太海域自北而南划成三大段，由日本、东盟、澳大利亚分别扭负保卫重责。其中日本所要保卫的北太平洋海域同70年代提出的自主保卫西太平洋一千海里航运带的构想是一致的。该条航运带沿着岛弧，跨越台湾，直达巴士海峡，日本要求单独守护并强化该航运带的军事色彩，无疑是对中国东部边缘海直接或间接的封锁。
值得重视的还有，日本的膨胀势力与美国在东亚的“前沿力量”相结合，构成了后冷战时期的对华遏制力量。
如前所述，美国于如年代的海洋战略所规定的“沿海”已将中国东北部、东部及东南部边缘海纳入其海军打击范围。今年7月，美国海军联合俄罗斯海军在日本海内进行军事演习，距图们江口经济开发区仅数十公里。[20]今年早些时候日美·15次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是其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演习，同以前演习不同，实际演练了200米浅海反潜作战训练项目，这显然是针对中国的浅海作战。《日本经济新闻》的评论认为：“亚洲的冷战还没有结束”，日美军事同盟已将“战场从外洋转移到了沿海”。[21]
这些从边缘海飘出的火药味，足以提醒我们，美日等炒热太平洋的大国，已实际地加热了边缘海的气氛。中国在海上本来只保有低水平的防卫力量，如果继续退避三舍，肯定难以息事宁人。因为日美所针对的不光是中国的军事力量，还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视为“威胁”。只要中国的民族与国家力量还在发展，便总会有人不放弃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四．以台湾为焦点的边缘海经略
中国的边缘海经略是振兴中国与东方的和平与发展的海洋大业，能否成功其焦点在台湾。如果说中国的大陆岸线弯曲如弓，那么台湾位于弓背要害之处。台湾既是大陆岸线的重要屏障，也是进入大洋深处最近的踏脚石。从西太平洋特有的岛弧上看，台湾北连日本列岛与冲绳岛链，南接菲律宾和印尼等千岛之国。台湾岛本身物产丰饶、人口密集、经济文化发达。在目前两岸分裂状态下，对台湾首先当然是内政与统一问题，但同时还关系着中国海洋经略的全局。台湾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怎样
或如明眼人所评论：“如果不把台湾拿过来，中国就可能永远难以外向，永远困守在中国大陆。”
估计也不过分。
明清以来的中国历史业已证明，台湾安定则大陆安定，台湾有危则国事不宁。
清初统一台湾，其后近三百年海疆大体安定，且对大陆经济商贸带来巨大利益。岛内新兴有许多大市镇，“街衢纵横”、“舟车辐辏，百货充盈”。到乾隆之后，“贸易甚盛，出入之货岁率数百万元。”“煤、糖、茶、稻米等是输出大宗，樟脑在19世纪末占世界销量1/3?2/3。稻米丰收时“千仓万箱，不但本郡足食，并可资赡内地”。[23]有记载乾隆初年“盖缘拨运四库及各营兵饷之外，内地采买既多，并商船所带，每年不下四五十万。又南北各港来台小
船，巧借失风名色，私装米谷，透越内地”。[24]
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运动，曾带来中国有限的“同光中兴”，而台湾亦成为中兴要区。至日本割占台湾之前，在台湾曾出现全国第一家机器煤矿，第一条电线，第一台电话，第一盏电灯，第一家现代邮局，自行设计建造第一座大铁桥(淡水河大桥、长463米)等等。台湾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省份。[25]日本据台使中国遭受了十分沉重的经济损失。
台湾自晚清以来对于中国国防、尤其在海防上更具有关涉全局的作用。台湾防务的存在曾与晚清的三洋海军相配合，为绵长而空虚的中国海防线保存了改善的希望。杰出的晚清战略家丁日昌建议，以台湾为战略基地，对入侵大陆之敌特别在对付京畿方向敌寇，“由台出奇兵断其后路”。他强调：“欲筹海防宜以全力专顾台湾，庶台湾无事而沿海可期安枕”。[26]然而由于日本的突然袭击，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台湾被日本割占。于是攻防易手，台湾成了日本不断攻击侵略大陆最重要的海陆空军战争基地。二战中无数驻台湾的日本飞机轰炸大陆内地，攻占“九州通衢”武汉的日军先头部队，便是从台湾开拔的波田支队。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台湾地位未定论”等暗地或公开支持台独的努力仍活跃着，美日等大国的一些战
路家总是千方百计将台湾纳入其控制线内，以维护其“太平洋自由国家”利益。例如曾担任过日本海上自卫队参谋长的石辰彦强调：“站在海、空观点，台湾为日本南方航线的重要海域，一旦情势有变，可能有被切断之虞。”担任过陆上自卫队副参谋长等要职的崛江正夫强调：“如果中共与台湾接近，对日本的防卫将大有影响。”[27]于此可知凯觎台湾者大有人在。
中国如果再度丢失台湾，台湾将很容易地再度变成受人操纵的航空母舰。遭受沉痛挫伤的，不只是中国的海洋事业，还有文化社会诸多领域，整个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将受到严重伤害。或如明眼人所评论：“如果不把台湾拿过来，中国就可能永远难以外向，永远困守在中国大陆”。[28]
采行切实可靠的措施，排除外来干涉，在稳步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上，逐步达成国家统一，是为中国边缘海经略的最重要任务。
边缘海经略是一盘大棋，要求我们以广大的目光，观察全局。除了继续开发我们已较为熟悉的“近海”水域，更要关注那些注意较少却又意义重大的边角要地及岛链以东海域。前述图们江经济开发区与环日本海经济困的合作与投入，便是这样一个重大项目，它将有效地维护我们通过图们江的人海权，极大改善吉林、黑龙江与内蒙地区的对外环境，取得较大的经济利益。在短短几年的开发期间，晖春已由封闭的边陲小县发展为25万人口的沿海城市了。不少学者预计，以图们江开发区为中心，将出现一个北方深圳。
再如南海的经略问题，除了海底矿产、岛屿问题之外，还有一些关涉改善南海的中长期重大项目也应赋予有远见的关注，例如克拉地峡运河的修建，可以预测它是继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之后的又一重要国际通道。它将使我进入印度洋的海路减·1500海里路程，为南海带来新的发展契机，进而还将带动西太平洋诸边缘海发生新的变化。
再如大西南的入海口问题，南昆线的完成(计划于1997年)并不能完全解决大宗磷出口及其他物产的运输问题，若能开通动议已久的滇湎铁路，直接进入印度洋，比走南昆线绕马六甲海峡缩短3000海里以上路程，还可以缓解西南货运对华南铁路与海路的压力，有利于改善华东与华南的边缘海经略。滇缅运输线曾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运输生命线，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应重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29]
我国陆域广阔而地形复杂，交通一直是制约国民经经济发展的瓶颈。近年加速建设的京九铁路形成为一条新的北南大动脉，高速公路、航空等已广泛得到重视，相形之下，海上运输领域则沉寂多了。众所周知海运较陆运
发展岸线城市是解决人口、资源、交通等问题的战略手段，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珠江、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显示了这一发展战略的客观走向。
成本低而运力大，按每马力计算，飞机只能运载7公斤，汽车为45?90公斤，火车260?700公斤，船900?4000公斤。中国历代重视挖掘北南运河，也未能发展海上漕运，如果说这是海上技术所限制的话，那么今天的气象、造船等技术发展已消灭了外观的一切困难，而需要克服的则是漕运方式所产生大陆观念。研究太平洋问题的著名学者，法国地缘政治研究所长玛丽?弗朗斯?加罗夫人曾强调：“水是一种非常实用非常便宜的运输和交流手段。你们可以想一想，一艘巨型油轮运送的石油需要一列一千公里长的火车才能运送。”[30]岛国日本的国内、岛内运输，也尽可能以海运解决，举世闻名的新干线只运人，不运货，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要从观念上摆脱岸线的束缚，但在实践中必须加速岸线的开发。海洋开发不是修筑海底龙宫，岸就是水域的依托或根据。将岸视为陆域“率土”界标的大陆观念是错误的，但忽略岸的开发建设也是错误的。近年的滩涂开发与海上养殖已经初步展示了岸的作用和意义，
而岸线城市建设的课题进一步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与城市经验值得我们重视。日本的太平洋工业带，长约1000余公里，连结丁东京、中京、版神、濑户内海及北九洲等五大要区，为世界最发达工业带之一。其中东京、中京、阪神三大城市圈，仅占国土面积6.6％，却集中了人口41.2％，产值47.9％。另有统计显示，我国海岸线18400公里，有临海(离岸线5公里以内)城市37座，平均每497公里一座。相比之下，美国21600公里海岸线，平均每180公里有较大城市一座；日本30000公里海岸线，平均每30公里就有一座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1]可见中国建设海岸城市还大有潜力可挖。
在这方面，香港的城市与楼房建设更有现实意义。香港最重要的办法是建筑高层楼群以节省用地面积，在港岛和九龙还填海造地。港岛上的摩崖大楼与岸礁公路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奇观。与此同时，则在郊野、离岛尽全力保护茂密的森林。这种在市区充分集中人口而在郊野努力保持自然的做法，值得人口众多的大陆内地城市建设借鉴。
与此比较，我们的社会发展却出现了很多短视行为。例如，珠江、长江三角洲星罗棋布的新兴市镇，公路两旁那红墙绿瓦的二、三层高的民居与稻畦蔗林交映如画，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飞跃进步，但同时也包含着难以弥补的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因为我们的平原仅占陆上土·15％，而各三角洲则是其中的精华，对最宝贵的土地资源的浪费实在是对子孙后代的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而，发展岸线城市是解决中国人口、资源、交通等问题的战略手段。近年已有学者建议，以精英移民为基础，在珠江三角洲推行新兴大城市的发展战略。[32]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珠江、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已显示了这一发展战略的客观走向。目前从内地流入沿海城市的被称为“盲流”的人口少则数千万，多则上亿，已带来许多紧迫的社会问题。要阻止这一人口流动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各地新兴乡镇企业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满足于这种低技术水平的乡镇企业并使之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必将付出生态环境、资源诸方面的巨大代价。发展沿海城市，是解决人口增加，保护内地环境的战略性措施。
中国近二、三千年以来的历史已显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移并开发海岸建设是不可逆转的规律。开发内地首先是要保护内地，转移人口是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内地部分地区采取的村镇集体移民、退耕还牧、退耕还林的做法非常值得总结。
中国多建几座渡口城的可能性极小，而多建几座滨海的深圳则完全可能。
中国有将荒山建成渡口市这种内地城市建设的经验，也有将渔村建设成深圳这种海滨城市建设的经验。实践证明，中国多建几座渡口城的可能性极小，而多建几座滨海的深圳则完全可能。如果我们能够使海岸城市建设数量接近上述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必然为我国的现代化城市与工业布局带来极大改善，数千年传统的大陆农业性质亦将产生根本性的巨大飞跃。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著者注：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北京）1997年第1期；
转载于《青年报》（上海），《大公报》（香港）等。
注释：
[1](俄)C?塞索耶夫“谈美国海军新战略”，1996年第1期《海军译文》。
[2]1996年第1期《东北亚论坛》，第8页。
[3](美)普雷斯顿?詹姆斯《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23页。
[4]时事出版社编《太平洋的挑战》，1986年，第52页o
[5]参见太平正芳政策研究报告书《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6]转1995后1月号“中央公论”，《虚幻的亚洲经济》。
[7]何芳川“太平洋时代与中国”，1995年第5期《北京大学学报》。
[8]周荣耀“‘亚洲倔起’的真实含义是什么”，1996年第l期《战略与管理》。
[9](日)川上高司“克林顿政权的亚洲综合战略”，1995年第1期《海外事情》。
[10](日)小池洋次“美国的亚洲经济战略与APEC”，1995年第1期《海外事情》。
[11]渡边昭夫《亚洲太平洋的国际关系与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7??58页。
[12]渡边昭夫《亚洲太平洋的国际关系与日本》，第101页。
[13]参见拙文“日本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战略意义”，1988年第1期《外国问题研究》。
[14]《太平洋的挑战》，时事出版社，1986年，第33?34页。
·15]渡边昭夫《亚洲太平洋的国际关系和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8页。
[16]转见长谷川启之，“APEC日本的立场和作用”，1994年第10期《经济往来》。
[171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83年，第143?148页。
[181西口清胜《亚洲的经济发展和开发经济学》，法律文化社，1993年，第162页。
[191《当代国外军事名著精选》上，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第570页。
[20]19明年8月19日《参考消息》。
[21]1996年7月6日《参考消息》。
[22]连横《台湾通史》下，第456页。
[23]黄福才《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97页。
[241黄福才《台湾商业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97页。
[25]黄福三“刘铭传与台湾近代化”，《台湾史论丛》第一辑，台湾众文图书公司，1980年。
[26]马鼎盛“丁日昌对台湾防务的贡献”，1987年第1期《近代史研究》。
[27]崛江正夫《日本防卫战略》，(台)黎明文化事业公司，民国67年版，第85?86页。
[28]吴国光、刘靖华“‘围堵中国’：神话与现实”，1996年第1期《战略与管理》。
[29]关于克拉地峡运河与滇缅铁路对策建议，请参阅拙文“向南看：现阶段对外开放的重点”，1988年5月29日《亚太经济时报》。
[30]《太平洋的挑战》，时事出版社，1985年，第53页。
[31]董签泓《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发展规律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年，·15页o
[32]广东外来民工联合课题组“在流动中实现精英移民”，1995年第5期《战略与管理》。
1本文原载《战略与管理》（北京）1997年第1期；转载于《青年报》（上海），《大公报》（香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