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军驻北平甲1855部队及其分部是一支反人道、反国际法的，担负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作战任务的侵略部队。在战败投降后的长达二个月时间内，日军充分利用北平地区行政过渡与力量真空状态，彻底疏散其人员，充分销毁其罪证。中日双方学术与社会各界在战后对其进行了揭露与研究。经过50年代、90年代两次高潮，有关1855部队的资料发掘与研究论著等方面均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其设置、活动、性质及其“活体解剖”等罪行已经被学术与社会各界确认。但与731部队研究的丰富成果相比较，甲1855部队方面十分单薄。该课题研究的突破性的进展，需要各方专家和谐有力的合作。发现新资料、或者说“抢救”即将湮灭的人证（证人）与物证，更是当前的紧急任务。

关键词：侵华日军；甲1855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抗日战争研究。

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1
北京大学历史系 徐勇

随着学术界对于日本侵华史研究的逐步深入，日军驻北平甲1855部队作为一支反人道反国际法的、担负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作战等任务的侵略部队，已经广为人知。但有关它的设置及其驻华北各地分部情况，它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及其他细菌战部队的关系，它的主要活动与罪行内幕诸多问题，目前的研究尚属起步，资料零星分散。就既有资料加以综合梳理，以期发现新资料、新问题并推进相关研究，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本文拟进行初步探讨，并吁请各位方家对此问题加以深切关注。

（一）有关资料与研究状况评析
侵华日军甲1855部队是一支秘密特种部队，由于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战败投降时又全力疏散人员、销毁证据，致使其原始材料长期得不到披露，严重妨碍对其深入研究。目前有关资料来源主要是中国与日本两个方向。出现于日本的主要有：原日军官兵的回忆、反省材料，再是包括该部队业务日志在内的各种档案资料的逐渐披露；出自中国方面的，则有战后对于战犯的审判材料（口供、笔供等），幸存的受害人、见证人的证词，以及甲1855部队的遗留文字、物证等其他各类资料。
总体而言，战后关于甲1855部队的各类资料的披露、积累与研究进程，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时期。第一个高峰时期是50年代。当时在日本方面，由于战争灾难的沉痛教训，一些旧日军官兵有了深刻反省，根据亲身经历写出回忆文章，揭露了该部队的真实情况；在受害的中国方面，内战结束，社会各业恢复和平建设，陆续发现一批重要证据。该时期重要的成果是，原第三课卫生二等兵松井宽治首先挺身而出，揭露该部队的细菌战罪恶，文章刊登于1950年1月10日日本《赤旗》报。中国《人民日报》于同年2月21日于第一版转载，同时报道了著名病毒学家、中央防疫处汤非凡教授等人发现甲1855部队遗留的、用于细菌战实验的六管病毒菌种，三只曾用于消毒的重达十余吨的大铁锅，以及大批铝质细菌培养箱的消息，该报还刊登了六支病毒试管和日军曾培养的印度跳蚤的图片。2[1]这是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面向国内、外的公开报导，影响十分巨大。
藉此新闻报道的舆论推动，3月1日，由原静生生物研究所人员（职务不详）夏绰琨写出有关的回忆介绍；3月7日，中央卫生部召集曾在该部队工作过的工人16人座谈回忆，收集整理各方面素材；同年（无具体月份）还有卫生部陆世?写出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纪要，2月23日河北省军区卫生部整理日军细菌战罪行材料。这些可以说是战后对于甲1855部队的最初揭露。
中国方面50年代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对日军战犯进行审判，从而发掘出一批有价值的日军细菌战资料。其中关于甲1855部队北京本部3[2]的，有原日军军医中尉竹内丰1983年2月2日的笔供，原卫生兵长田友吉1954年8月4日、11月1日的笔供，中村三郎1954年8月21日的供词，等。关于甲1855部队在各地的活动及其分部，则有1983年至1955年原日军军医中尉竹内丰关于济南支部的笔供与口供共7份，对济南分部的编制、人员活动，使用中国人做人体实验，以及进行细菌战等罪行，均有详细的交代和揭露；济南市人民检查署在对于战犯的审理与充分调查基础上写出了调查报告。此外还有原卫生曹长林茂美1954年7月17日证言、10月7日的口供，军医汤浅谦1954年11月20日的笔供，原甲1855部队护士中岛京子1954年11月23日关于太原支部的笔供，等。
关于甲1855部队和各分部在各地的细菌战行动和罪行，主要有原第117师团长、陆军中将铃木启久1955年5月6日的口供，陆军大尉中田卯三郎1956年5月5日对于铃木启久罪行的证词，原第59师团长、陆军中将藤田茂1954年8月31日关于筹划霍乱细菌战构想的口供，原第59师团小队长小岛隆男1954年11月关于在山东地区进行“霍乱作战”的口供，卫生曹长林茂美1954年的口供及检举材料，中岛京子1954年9月3日和1955年关于在山西潞安细菌作战的笔供，原独混第4旅团少尉小队长住冈义一1956年5月31日关于在山西进行细菌战的笔供，以及著名战犯河本大作1953年4月10日关于在山西的细菌作战以及石井四郎在山西活动的情况供述，等。
再一批有价值的资料，是抗战时期中国国共两党领导人、军政机关、卫生机关、前线各抗战部队关于日军细菌战的通电、报告、记录等文献及人证、物证资料，数量极多，集中反映了日军细菌战与中国受难概况，史料价值甚大。4[3]
50年代对于甲1855部队本部及其分部的上述揭露，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构成了战后第一次分析与研究的高潮。可惜由于诸多历史原因，该项工作中断，无论资料发掘还是分析研究，都出现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空白时期。
第二轮揭露与研究高潮的出现，是90年代的事情。最为重大的成果是一些核心史料被发现。其中尤以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等人从防卫厅图书馆发现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课员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以及甲1855部队的机密军事资料《业务详报第一一号》（自昭和十九年四月一日至昭和十九年九月三十日）5[4]等，具有重大史料价值，为深入研究该课题、揭开1855部队谜团提供了有力佐证。再是又一批旧日军官兵打破沉默挺身揭露真相，主要有1855部队第一课大尉、担负病理解剖的那须毅 及其夫人那须阳子，北京第一陆军医院军医小川武满，甲1855部队天坛本部堤美耶子、儿玉和子，甲1855部队第一课犬丸良子，等。他们以口述记录、或以回忆文章形式，见诸于日本的杂志报纸，或汇编成书，6[5]成为又一批重要史料。其中以原甲1855部队第3课卫生兵伊藤影明的揭发影响最大，伊藤自1943年6月进入甲1855部队，直至战败投降，任职时间长，了解内情多，在八十年代末打破沉默，先后多次揭露真相，记录成文《ネズミを集め、ノミを饲育》，内容详尽7[6]，还有其他多篇记述材料，是继50年代松井宽治之后的很有影响的个人口述资料。
在研究论著方面，借助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在哈尔滨召开了以研究日军侵华细菌作战为主题的“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甲1855部队正式成为学术会议讨论研究的议题之一。会后，以会议论文为基础由日本明石书店出版《日本军の细菌战.毒ガス战》，其中有日本自由作家、记者西野留美子的文章《北京甲1855部队》,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钟品仁教授与钟虎的《日本侵略军甲1855部队の部分的罪行と遗迹の认定》。8[7]西野留美子及钟品仁等人的论文均引证了上述业务日志等原始资料。由西野留美子等组成的日本七三一研究会，还编辑出版《细菌战部队》（晚声社），其中将甲1855部队作为一支重要的细菌战部队辑为专章介绍。2001年9月北京“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谢忠厚依据中方部分档案材料，提交《华北（甲）1855细菌战部队之研究》。中、日两国专家这些研究活动，共同推出了关于1855部队的首批学术性论文。北京地区的书籍、报刊也先后刊出过一些介绍性文章；9[8]
在资料整理方面，1989年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联合编辑出版《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将前述松井宽治文章及部分重要的档案资料公诸于世。此书是有关侵华日军最重要的原始资料，也是对于甲1855部队的最早的、最为详尽的资料汇编（已在日本翻译发行）。1997年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五章则进一步综合记录了中日双方有关甲1855部队的资料，并做了分析评述，为读者提供了方便。
从上述研究局势冷静思考，尽管还存在许多空白或不足之处，但50年代与90年代的两轮揭露与研究的高潮，确实可以说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甲1855部队的设置及其活动状况得到较为完整的揭露，特别是其作为细菌战特种部队性质及其罪行已经被学术与社会各界确认。
从甲1855部队的资料发掘以及研究进程来看，继中方50年代的高潮之后，日本方面由于专家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使甲1855部队的核心档案资料的发掘以及研究成果具有长足发展，格外引人注目。但战后中国学界在50年代的成绩之后，却因多种历史原因，未能充分、有效地继续展开调查取证，致使有关文字、物证材料大量散失，人证消亡，学术研究更是长期落后。
形成这种局势，有其客观的特殊原因。日军甲1855部队组织严密，其细菌武器的研制、生产与使用都是在极其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在人事方面，甲1855部队只使用了很少的中国员工，且只让担任杂务，中国员工很难了解其机密材料与活动，因此直接的核心材料应该来自日方。
中国方面的后进状态还有其特殊因素。抗战胜利后中国很快转入内战状态，中国军事力量未能及时、有效控制北平地区，致使该地区呈现一种力量与管理的过渡或“真空”状态，这种特殊历史环境使日军侵华罪行未能得到及时清算。
当时，国民党垄断受降大权，规定接收北平的任务由孙连仲主持。北平周遍地区虽有八路军的活跃的武装力量，但力量尚未发展到直接控制该地区的程度，被排斥在受降事务之外。孙连仲1945年7月出任国民政府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和党部主任委员。孙连仲9月9日派出前进指挥部进驻北平，10月9日飞抵北平，10月10日代表中国政府在太和殿受降，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呈上降书，献出军刀投降。但这次受降没有足够的军事与行政力量，被称为“光杆受降”。同期国民党政权的军队调动情况是，在美军帮助下于10月--11月间空运第94军到北平，以第十一战区所属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约4万余人从新乡沿平汉线北进。但该路军队遭受中共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阻击，在 10月底“邯郸战役”中，被毙伤3000余人，副司令官马法五以下被俘1万7千余人，起义1万余人，少数逃逸。10[9]
此役对于国共两党的战略全局影响巨大，而对于当时华北地区力量格局的直接冲击，则是阻遏了国民党军队主力进入北平。其战史《漳河战斗》总结说：“是役之后，…使我对接收华北工作，发生极大的困难，而后虽依空运部队接收平津，究以兵力有限，形成孤立，使政略、战略陷于被动，影响而后之作战，实至深钜。”11[10]李宗仁曾作出评价：孙连仲没有掌握“运用灵活、指挥如意的部队，”以及派系内斗复杂，12[11]这是国民党军队在“邯郸战役”中失败的原因，也是孙连仲“光杆受降”状态及对北平日军清算无力的一个因素。
日军充分利用了北平地区这一行政过渡与力量真空状态。自8·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到10月10日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在太和殿献军刀投降，在长达二个月时间内，日军甲1855部队的人员得以彻底疏散，并充分销毁其罪恶证据。据日本《赤旗报》，该部队卫生二等兵松井宽治揭发，1855部队第三课所在的静生生物调查所销毁罪证工作曾连续进行三天三夜，重要书籍资料和培养器具都被烧毁了，培养跳蚤的汽油桶一万个被卡车运走，墙壁也“喷洗”干净。“然后下令解散部队，把‘北支那防疫供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陆军医院去。”13[12]伊藤影明在90年代的证言：“8·15日那天，我正在站岗。战败这件事，一时间实在没有预料到。战败后，我们花了一星期焚烧那些老鼠和跳蚤，味道难闻极了。”14[13]
总之，由于战后中国特殊的内战形势，致使名义属于国民政府接收与管理的的北平，接收甚晚，工作混乱，未能及时保护和征集有关文字、物证，日军有充足的机会疏散人员、销毁证据，以至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有关1855部队研究的重大课题，存在着史料散失，人证消亡诸多严重障碍。充分认识这一历史背景，有针对性地采取弥补措施，对于发展今后的调查、取证与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二）编成时间、头目及其序列诸问题
甲1855部队作为侵华日军驻北平地区特种兵部队之一，关于其编成时间及其头目资料，学术界目前的考证不多，认识也不统一。笔者初步发现有如下看法：
长期关注该问题研究的西野留美子的结论是：“1938年（昭和13年）2月，甲1855部队在北京市天坛设置本部。部队直辖于北支那派遣军（后为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陆军军医大佐西村英二任部队长。·15[14]
日本专家在调查中曾咨询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参考调查负责官员，1999年8月17日其答复是：“现通告给您调查结果。第1855部队（北支那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开设日期并不确定。厚生省出具的部队略历中，并没有第1855部队（北支那方面军防疫给水部）的记录。因为该部队是北支那方面军的直属部队，可以认为方面军司令部于昭和13年1月18日迁驻北京时，该部队也同时迁入北京。”16·15]
中国方面专家郭成周、廖应昌等认为：“它是1939年和华中（南京）、华南（广州）同期建立的三大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之一。”17[16]
面对以上不同说法，笔者曾查阅日军战史及其序列资料，未发现足够的材料。按防卫厅战史部专家编辑、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帝国陆军编制总览》记载，1937年日本侵入华北之后，曾设置有“第一防疫给水部”、“第十五防疫给水部”以及“北支那防疫部”同为“北支那方面军直辖部队”。在“北支那防疫部”项下记有“（部长）·15.3.23西村英三（医中佐）”（笔者：疑为西村英二之误）。18[17] “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一称是在该书“第7章 大东亚战争期”中首次出现的，并记有“（部长）·15.3.23西村英二（医大佐）”。19[18]日本战败投降时该部队的编制仍然存在，但无部队长姓名记录。20[19]
笔者从上述材料所得出的疑问是：第一，“北支那防疫部”是否就是后来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初期名称？第二，该书对其部队长的多处记录均为西村英二，其就职时间也全为“·15.3.23”即1940年3月23日，这是否就是部队长西村英二的就职时间？那麽此前的头目是谁？
要完全求证于日方资料无疑是困难的，日方资料本身的缺损，源自其战时的保密政策。例如其业务详报曾记载：1944年《北防给作第二六八号命》及《北防给作第二七八号命》的两份指示，均在第一条首句强调：“要格外注意防谍，”要求“使用演习等字句” 隐蔽地表示特定的行动和目的。21[20]
笔者的考查从中方材料中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据伪北平市卫生局档案记载，自“1938年1月开始至同年12月”，进行全市水质等卫生事项调查。担负此项工作的是稽查班郭日升等 “随同菊池部队采取各区界内井水水样。”关于调查情况现存多分文件。其中1938年8月25日有第一卫生区事物所稽查长刘九如具名呈送报告说：“协助天坛菊池部队检查本区井水一案，遵由职等每日陪同前往各井查验办理。至八月二十五日，已将本区三十五井逐次查验完毕。”有关调查结果同年10月27日由“稽查班稽查长朱鼎钧” 具名呈送报告：“截止十月二十二日止停止工作等情前来，查本市共计饮水井三百九十七处，综计采取水井一百七十四处。”22[21]
由此笔者可以确认，1938年初“菊池部队”已经展开活动，其总部位于天坛，具体开设日期当在1938年1月之前。
关于甲1855部队的头目，也亟待新的确认。1950年3月，中央卫生部召集曾在该部队工作过的中方人员16人座谈，他们回忆“第一八五五部队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池，后为西村英二。”23[22]中方的论点大多与此相同。
这里提出的黑江有无其人，目前尚无所考。其次的菊池在日方专家论著中没有记述。最后的西村英二，虽然得到双方确认，但按日方专家西野留美子等论证，西村英二1938年（昭和13年）2月即为部队长，抑或初期头目？此点与各方人员的结论是矛盾的。
笔者经过综合考察后，判断1938年的头目应为菊池，西村在任时间当在菊池之后。主要依据有上述伪北平市卫生局档案中的朱鼎钧等人的文字报告；此外，还发现有似为该报告所附的两张名片，一张为“医学博士郭文宗”，未标注住址、电话等事项；一张为“药剂师东野久住”，左下角标注了电话号码，住址为 “神户市林田区若松町二丁目”，右上角有手写的字迹潦草的二小四大共六字“天坛菊池部队。”报告还记载：“该部郭文宗允将查验于全市完成后检送一分送供参考。”可知这二人完全代表1855部队，权利很大，日方绝对控制着调查活动及其数据成果。24[23]。
这两张名片与报告文书相结合，很能发人思考。按照当时对于日军队惯用的以头目姓氏代称部队的习惯，该部队被称为“天坛菊池部队”或“菊池部队”，而不是“天坛西村部队”或“西村部队”。可知至迟在1938年夏、秋间，菊池确有其人，且是能够代表驻在天坛的甲1855部队的主要头目（是否部队长待考）。所以，上述员工座谈揭发的情况属实，可以弥补日方资料、论著的缺损与不足。

甲1855部队作为华北派遣军直属单位，权力很大，业务范围广阔。出自其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作战需要，该部队大量攫夺北京地区的医疗技术资源。其中一项重大行动是接管协和医院，关于其接管时间目前尚无定论。但其决策的大体情况可从多种资料得到证实，如前述井本记录了日军在1939年时已制定好接管方案。笔者在调查中，曾得到赵庭范先生的一点证实。赵庭范先生是日军接管协和后的第一任由中国人担任协和图书馆馆长，他说，接管协和的是甲1855部队，接管之前经常去协和了解情况的日本军官叫松桥堡，赵老先生说，松桥曾多次去图书馆索要各种资料书籍，和赵庭范认识。赵庭范肯定地说，松桥是甲1855部队的人。25[24]
再一重要课题是甲1855部队各分部的组织及其活动的情况。1944年的《业务详报第一一号》中“部队行动概要”记载：当时共“设置支部及派出所12个，本部直辖5个，第十二军指挥所属4个，第一军指挥所属2个，驻蒙军所属1个。由北京本部统制指导业务，担负北支那全部广泛地区的防疫及防疫给水业务，还有同防疫给水相关的教育、调查研究各种预防剂治疗剂的制造和补充…。”26[25]
作为甲1855部队的又一类下属部队，又在华北各地配属“防疫给水斑”。这种非常设的特种部队，不仅可以遂行特殊的非法的细菌作战，更可以发挥隐蔽行动的谋略作用。按日军建制序列，各军、师团均配置“野战病院”等常规战地卫生机构，甲1855部队再为各军、师团所配属“防疫给水斑”，其性质与任务有别于常设卫生机构，需要担负细菌作战。例如，原59师团长、中将藤田茂1954年8月31日口供，他曾在1945年初领受军司令官的关于筹划细菌战的任务后，命令师团所属“防疫给水斑”做出霍乱细菌战的准备。27[26]
甲1855部队各支部、派出所人员、各师团“防疫给水斑”的作战行动受驻在地的军、师团司令官节制，但其编成人事权力属甲1855部队本部。如1944年7月郑州支部的编成，由部队长西村英二签发命令： “一、本部根据方面军作命丙第七二二号，编成北支那防疫给水部郑州支部；…七、郑州支部编成完结之时即归第十二军司令官指挥；…”28[27]
关于本部机构与各分部大概情况，已为现有研究者注意并有相当介绍，本文不再赘述。唯甲1855部队所属临时性野战分队（部队）及其活动的情况，尚未被各方述及。特据其业务详报的记录加以指出：
1944年4月6日17时由部队长西村英二签发命令： “本部根据方面军作命第五二一号编成野战防疫给水部一个。…四月十日十七时编成完结。”其人员以军医中佐吉见亨为首计有将校16人，士官28人，兵103人，雇佣人员31人，共计178人。编组为“本部”、“防疫班”、“补修”、“防疫给水班”四大部分。其规模之大可以从比较中看出：同期1855部队北京本部人员369人，其余分部人员太原支部100人，郑州支部93人，运城派出所56人。其业务详报还记录了该野战防疫部队的解散情况。西村英二于6月21日12时签发命令：“一、方面军直辖野战防疫给水部队完遂其任务，据コ作命丙第二五一号归还北京本部；二、本部六月二十一日前解散该部队编成。”。29[28]
对于甲1855部队该类临时性的下属单位的存在和作用，战败后石井四郎曾向美军招供：“1938年7月成立了18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即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又补设了机动性部队。”30[29]结合上述业务详报记录可见，甲1855部队根据战场任务，确实曾经大量编组临时性机动野战分队（部队）。对于该类临时性机动野战分队（部队），无论其组织规模还是作用，都十分需要加以注意并深入研究。

（三）部队性质、活动及其主要罪行
自20世纪初开始，国际社会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成文法与习惯法，反对使用细菌武器和其他有毒武器。如1907年的海牙国际公约，1919年凡尔赛对德和约，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气或其他气体及细菌作战方法》，等。
正如日本法律界专家控诉战前日本政府罪行时指出： “细菌战由此而成为全体人类应该加以憎恶的战争犯罪。被告（笔者注：指日本政府）完全了解细菌战是被国际法禁止的，却在此认识基础上进行了本案的细菌作战。”31[30]甲1855部队就是这一罪恶行径的产物。
甲1855部队的建立与发展同731部队关系十分密切，日本细菌战元凶石井四郎一直在该地区频繁活动，并直接参与或指导其行动。井本熊男已经公开出版的一本书中记载，1937年9月日军在华北展开大规模进攻之际，有“防疫给水本部部长”石井四郎到津浦铁路沿线视察并参与战事。32[31]众所周知，石井为日军最重要的细菌战犯，他自20年代开始其细菌武器研制，1933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大规模的试验基地。他在此时出现在华北地区，同该地区细菌作战不无关系，北平的甲1855部队设置决不是偶然的。石井四郎1941年升任少将，1942年调任山西第一陆军军医部部长，长达两年，直接指挥该地区细菌作战。著名战犯河本大作的证词：“他来到太原之后，似乎仍然全面负责有关细菌方面的工作，经常出差，很少在太原。”33[32]1945年石井四郎调回哈尔滨的731部队，官升中将。
甲1855部队是一支违反国际法的、反人道的、担负细菌战任务的侵略部队，这一性质目前已经得到各方公认，而新发现资料可以进一步强化这一定论。甲1855部队是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生产与使用的作战部队，实在是确凿无疑。根据日本学者吉见义明、西野留美子等人发现，井本在其业务日志中记载：对甲1855部队“昭和14年（1939）秋，花费21万日元、完成了细菌研制设施的90%，”还记载已经完成了对协和医学院的接管计划，“制定了接收洛克菲勒的计划和‘ホ’号××建立联系”。34[33]
其《业务详报第一一号》关于“北京本部之一般行动”记载：由北京本部统制指导业务，担负北支那全部广泛地区的防疫及防疫给水业务，还有同防疫给水相关的教育、调查研究各种预防剂治疗剂的制造和补充…。尤规定“收治特殊传染病患者，调查研究、?集防疫情报，进行卫生调查并理化试验，饲养、研究医用昆虫类等，完遂防疫给水部本然之任务。”35[34]这里的诸项活动均与细菌作战有密切关系。
其业务详报关于“特殊业务”一项，记录了对于新调入官兵的细菌战业务培训：“对初任将校和新配属的将校，要实施有关部队业务之特性、以及防疫和防疫给水教育，”而当年5月安排的课程则有尾崎技师之“霍乱和蝇之种类。”36[35]
一批有正义感的日本人士编辑发行的回忆资料证实：“北京也有防疫给水部，称为‘甲1855部队’，最近证实，这里也进行了细菌武器的研究。1938（s13）年，该部队本部在北京的天坛编成，是继731部队之后的、进行生物武器研究开发的部队。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第1课，和设在北海公园内的北京图书馆的第3课，在首都北京市中心这一最为重要的地方，进行了细菌研究和人体实验。”据进入1855部队的日军中护士堤美耶子、儿玉和子等人回忆：“在天坛的主要工作：1、 试验用小动物（兔、老鼠、豚鼠等）的饲养。并且大量饲养传染病媒体的‘跳蚤’、‘虱子’。还有给血粉（粉末状的血液，跳蚤的食料）。我还想起了因为被跳蚤咬了而为难的同事。2 、其他班将从马的血清中提取出来的急性传染病（肠伤寒、斑疹伤寒、痢疾等）的预防疫苗装入安瓿。…”37[36]
据1943年6月进入1855部队的伊藤影明回忆：“所以刚才听说女学生们也曾经帮助饲养跳蚤，真是有点儿不相信。”（原文注：一部分北二高女4期生曾经在天坛帮助饲养跳蚤。）38[37]研制与生产的规模很大，“这是为了万一在细菌战中要使用鼠疫跳蚤时，要保证一定的数量。老鼠本身就带有伤寒病菌，所以我们都进行了预防接种，可是有一回我还是终于发病而住进了医院。19年2月份，增加了12、3名新兵，8月份又来了10来名下士和4个军官，人数达到了50人。我这才认识到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大家都是裸体进行工作的。并且设了研究室、实验室、细菌室、灭菌室。” 39[38]
在中国方面，也发现了直接证明1855部队研制细菌战器的证据。前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的揭露：“我在1945年日寇投降后接管‘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疫处时，曾询问有没有毒性菌种，日本人说只有斑疹伤寒的菌种，因此只交出斑疹伤寒的菌种。但本处在今年成立菌种室后，收集全处各部门的菌种时，发现六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六管菌种经过培养实验以后，发现其中五管是毒性鼠疫杆菌，第八号的毒性可能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寇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40[39]北京生物制品检定所钟品仁教授等有关研究专家分析，试管是保存在地下室的，由于地下室温度低，光线暗，这是鼠疫病毒存活几年而终被发现的原因。日本虽然销毁了绝大多数证据，但仍会有疏漏材料可以被发现。
日军侵华细菌作战的最无人道的罪行，是对战俘等各类活人进行活体实验。尽管存在诸多困难，有关各种资料特别是新近发现的一些反映日军高层决策的文献与档案资料，仍能使我们对日军1855部队的罪行进行确认。
据其业务祥报记载，“病理解剖”始终是该部队的基本业务之一。1944年该项业务完成情况：“部队业务上，病理解剖与组织检索之重点，依然以北支之风土病、传染病和与作战有关系的战疫尸体解剖为指向。这一时期由于参加河南作战之故，解剖数量少。本部诊疗课及北京第一陆军病院东城分院之死亡者，实解剖数为九件。”41[40]
据已经发表的松井宽治等多位日本老兵的回忆揭发材料，也从不同角度证明了日军甲1855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等罪行。由于他们在战前的亲身经历，这些材料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伊藤影明指出，1945年即“（昭和）20年2月份，突然来了一辆陆军的挂篷卡车。并且把3层一侧当成拘留室，把10来名可能是俘虏的中国人押了进去。军队是不允许来这里的。第二天我看到了很恐怖的事情，我悄悄地来到那里，从门上的小窗户往里窥视。窗玻璃涂着黑色涂料，里面一片漆黑，里面一个大概和我同年的青年，可能已经意识到难逃一死，正用一种无法言状的昏暗的眼神回望着我。猛然间，我感到：‘啊，幸好我是日本人。幸好我在门的这边。’那些人之后怎么样了我不得而知，但是复员以后，那一刻的情形也一直在我的眼前浮现，甚至经常梦到。”42[41]
1995年8月，来自原爆地区日本广岛的“中国新闻社”派出资深记者北村浩司采访当年的日军老兵，又到保定、北京、哈尔滨等地实地调研日军的细菌战、劳工等诸问题（笔者曾陪同他对北京地区情况作了一些调查）。北村浩司又一次记录了伊藤影明的证言：“长官说过：‘要准备使用，假如美军在冲绳登陆的话就让美军全部灭绝；’我就担负了繁殖跳蚤的任务。” 伊藤影明还证明，他所看见用卡车运来的中国俘虏，“一定是被送上了实验台。”43[42]

日军甲1855部队在华北地区使用细菌武器多年，范围广泛，次数繁多，危害严重。其1944年业务详报记载了7、8、9月间先后派往曲阳、元氏、石门、保定等地支持各地细菌作战的作战命令。如:为在山东济南实施“霍乱防治”、“急派平田曹长等九人到济南支部以强化该支部”。44[43]等。
从其业务祥报记载中可以发现日军细菌战对中国抗日根据地造成的恶果：“河北省北方约50公里曲阳附近，敌方地区华人之间发现霍乱患者，并有死亡发生。又南方约35公里到元氏及铁道沿线东方地区一带各村落间，发现霍乱患者且有蔓延征兆。”45[44]
甲1855部队在华北地区的罪行已有陆续的揭露。笔者认为其中1943年霍乱在华北地区（包括北平城内）的流行，是其较大罪行之一，可以立案为专项的调查研究课题。目前已发现多方面的相关资料，1943年4月，日军参谋本部召开“保号碰头会，” 筹备在中国发动一次全面的细菌攻击行动。要求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生产跳蚤月产10公斤，华北防疫给水部队月产跳蚤5公斤，等。46[45]其后，就有了日军在北平、山东等地的一系列细菌作战行动。伊藤影明说：“那一年的8月开始，北京突然爆发了霍乱。后来我听说这是1855部队试验性释放造成的，不知是真是假。” 47[46] 长田友吉揭发：“一九四三年八月，北京发生的霍乱，可以肯定为日军的谋略所致。”48[47]
除了日本老兵所揭发，中国许多地方档案亦有记载和证据，有的医学专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佐证。协和医院病历档案中心主任王显星先生与该中心马家润教授分析过历年病案档案，发现自1932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入中国后，北平地区在1932-1933年间首次流行霍乱，其后40年代大量出现霍乱病例，以1943年范围广、受害者多，而此前的二十年代却没有这种病案记录。王显星先生和马家润教授认为，这同日军在华北的存在及其细菌战活动有关。马家润教授还指出，1855部队的松桥堡曾准备销毁医院的病案档案，由于老主任王显星先生的全力交涉才保留下来。49[48]
日军的细菌作战行动，造成北平地区长年流行各种疫病，迫使当时的民政机关不得不采取诸如强化人口检查、加强病区隔离等很多应对措施。此点在伪北京市卫生局档案中有所记述。50[49]

（四）几点结语
总体上说，我们有理由为有关1855部队的研究进展感到欣慰，应该对于日本学者吉见义明、西野留美子等人卓有成就的工作表示敬意。但与731部队研究的丰富成果相比较，甲1855部队方面实在比较单薄。特别是学术性研究论著太少，这并非该问题不重要、更不是没有值得研究的内容。相反，比起731部队，甲1855部队是相同的研制、生产与使用细菌武器的侵略部队，同时又在更为广泛复杂的战场上担负更多的作战任务，因而具有更为特殊的研究内容。
日本在华北地区驻军甚早，20世纪初即已通过辛丑条约向京津等地派驻侵略部队。甲1855部队的活动，添写了日军更多的罪恶记录。被称为“北平的七三一部队”51[50]的日军甲1855部队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共始终，活动范围遍及整个华北地区，犯有深重的生产制造细菌武器、对战俘或平民进行活体解剖，以及1943年在北平地区扩散疫病等破坏和平及反人道罪行。而前述史料整理差，研究成果少，研究人员寥寥无多的局面，同日军与甲1855部队的活动历史是极不相称的，对于认真调查日军侵华罪行，深入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发展中日两大民族的和平友好关系也是不利的。
如果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等一批日军官兵被苏军俘虏，还有相当的文字与物证的发现，是深入研究731部队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必要条件，那麽，特殊历史环境使甲1855部队罪行未能得到及时清算。现在，中日双方的调查取证与研究工作均需大力跟进，甲1855部队研究的突破性的进展，需要中日双方和谐有力的合作研究。展开国际合作，是打开研究局面的重要途径。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展望未来发展，我们需要抓紧发掘中方大量的受害、见证材料并推进研究的深、广度。中方的资料价值及其潜力不可低估，有些分析角度和方法可以说蕴涵重要的科学价值，如王显星先生和马家润教授通过对历年病案档案分析，值得提倡。类似的调查研究还有学术问题需要多方面协同合作，需要整个社会的支持与关注。
甲1855部队的资料发掘与分析研究僵局的打破，就此项工作的特殊性而言，需要继续寻求日本方面工作的持续开展，需要日本专家的努力，要注意继续发掘第一手核心档案资料，需要抢救已属高龄的原日军老兵的口述史料。
阅读原日军老兵的揭发不仅可以找回证据，更可以让更多的人们感受正义与良知的力量。伊藤影明说：“我一直想对我曾在北海公园图书馆旁边的1855部队的事保持沉默。而我在88年的春天，参加了一个北京观光团，时隔43年访问了北京，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我的想法产生了改变。和他们谈话的同时，我开始想，‘不能把那段回忆带进坟墓。不说出来的话就是犯罪’。我岁数也大了，正在考虑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知道了有一个叫做‘战争经历讲述会’的组织。于是92年3月聚会之后，我想‘为了将来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我的话如果可以起一些作用的话’，我就用真名参加了这个组织。我也希望别人也可以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为了不再有愚蠢的战争……”52[51]
伊藤的另一篇文章诉说了打破沉默前后的情绪感受：“7年前（1988），感到不能做背叛同伴的行为，我闭口不语；虽说还有些困惑，但有了勇气作出证言，这一回没有错，是心底现在的实感。”53[52]
笔者需要强调，发现新资料、甚至可以说是抢救即将湮灭的人证（证人）与物证，是当前十分紧急的任务。当事人健在者为数不多，例如前述日军接管协和后第一位中国人图书馆长赵庭范先生，笔者采访时已经95岁。长期关注此问题的北京生物制品检定所钟品仁教授和其余知情、研究者、日本方面的当年服役人员，如今均在70、80岁上下。因此，如不"抢救"，许多信息材料将随同老人们的离去而永远湮没无闻。

（后记：本文的调研及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日本学者江田宪治、江田泉，中国细菌战受害赴日诉讼代表团团长王选，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科研部李宗远主任的帮助；采访过程中又得到北美口述史学会，北京前协和图书馆长赵庭范先生，生物制品检定所钟品仁教授等的支持协助。特此鸣谢！）
笔者注：本文原载（北京）《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1  本文原载（北京）《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2[1] 1950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3[2] 日军称当时的北平市为北京市。
4[3] 上述材料均收入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
5[4] 该份档案只是部分开放，据日本正义人士分析，不开放部分疑为“人体解剖”及“细菌作战"等要害内容。
6[5] 以上资料分别见日本“日本の战争责任资料センタ-刊行"《战争责任研究》（季刊），1993年、1995年各期；以及北京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1855部队资料“The Summer of Beijing ”（日本版非卖品），等。
7[6]伊藤影明：《ずネズミを集め、ノミを饲育》，（日）七三一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日）晚声社，1997年，第164-179页。
8[7] 二文均见日本七三一部队国际シンジウム实行委员会：《日本军の细菌战.毒ガス战--日本の中国侵略と战争犯罪》，（日）明石书店，1996年，第162页。
9[8] 见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的暴行》，知识出版社，1993年；《北京日报》，1995年8月25日；等。
10[9] 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41、149、163页。
11[10] 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戡乱战史》；转见军事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63-164页。
12[11]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7页。
13[12] 见1950年2月21日《人民日报》。
14[13]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mer of Beijing ”（日本版非卖品）。16·15]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mer of Beijing ”（日本版非卖品）。
17[16]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19页。
18[17]（日） 外山操、森松俊夫编：《帝国陆军编制总览》，（东京）芙蓉书房，昭和2年，第518页。
19[18]（日） 外山操、森松俊夫编：《帝国陆军编制总览》，（东京）芙蓉书房，昭和2年，第662页。
20[19]（日） 外山操、森松俊夫编：《帝国陆军编制总览》，（东京）芙蓉书房，昭和2年，第1254页。
21[20] 见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四.一日---十九.九.三十）附录别页。
22[21] 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J5，目录号1（1），案卷号344。
23[22]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0页。
24[23] 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J5，目录号1（1），案卷号344。
25[24] 1996年11月5日笔者采访赵庭范先生及其外孙女李红艳女士谈话记录，赵庭范先生（1901-1998），当时曾担任日军接管协和后的第一任协和图书馆馆长。
26[25] 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四.一日---十九.九.三十），第1页。
27[26]前揭《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08-309页。
28[27]《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命令》，七月二十九日十四时北京；见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四.一日---十九.九.三十），附件。
29[28]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四.一日---十九.九.三十），别纸第一，人数见附表。
30[29] 转见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31[30] 日本军による细菌战の历史事实を明らかにする会：《裁かれる细菌战》第一集?诉状（日本版非卖品），1998年，第44页。
32[31] （日）井本熊男：《从作战日志看中国事变》，（东京）芙蓉书房，1977年，第139页。
33[32] 河本大作口供（1953年4月10日），前揭《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6页。
34[33] 洛克菲勒即协和医学院，见（日）七三一部队国际シンジウム实行委员会：《日本军の细菌战.毒ガス战》，（日）明石书店，1996年，第162页。
35[34]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四.一日---十九.九.三十），第6、7页。
36[35] 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四.一日---十九.九.三十），第40页。
37[36]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mer of Beijing ”（日本版非卖品）。
38[37]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mer of Beijing ”（日本版非卖品）。
39[38]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mer of Beijing ”（日本版非卖品）。
40[39] 1950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41[40] 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四.一日---十九.九.三十），第20页。
42[41]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mer of Beijing ”（日本版非卖品）；另见伊藤影明：《ずネズミを集め、ノミを饲育》，（日）七三一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日）晚声社，1997年，第176页。
43[42] （日本广岛）《中国新闻》，1995年10月31日第五版特集。
44[43] 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四.一日---十九.九.三十），第8页。
45[44]见八月十四日十四时《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命令》，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藏"原本史料"：《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昭和十九.四.一日---十九.九.三十）别页。
46[45]转见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47[46]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mer of Beijing ”（日本版非卖品）。
48[47] 长田友吉笔供（1954年8月4日），前揭《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94页。
49[48] 1996年10月30日笔者采访协和医院病历档案中心马家润教授谈话记录。
50[49] 如《北京地区防疫委员会霍乱预防工作报告》等，见北京市档案馆藏，全宗号J5，目录号1（2），案卷号910。
51[50] 前揭陈景彦：《北平的七三一部队》，见《在北京地区的暴行》，知识出版社，1993年。
52[51] 引自李繁荣译、北京市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馆藏日军细菌战资料“The Summer of Beijing ”（日本版非卖品），另见伊藤影明：《ずネズミを集め、ノミを饲育》，（日）七三一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日）晚声社，1997年，第178-179页。
53[52] 伊藤影明：《ずネズミを集め、ノミを饲育》，（日）七三一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日）晚声社，1997年，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