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收容近20万难民
在六十多年前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上海也有一位辛德勒式的传奇人物。法国神父饶家驹(1878—1946)在上海南市区倡导建立了南市难民区，前后收容了近二十万名战争难民。在日军进占南京后的大屠杀后，饶家驹协助德国商人拉贝，建立南京安全区，保护几十万战争难民。
虽然时间已经过了六十多年，可80岁的上海老人朱伟仍然清晰地记得那些恐怖的日子。1937年8月13日上午，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闸北、虹口、杨浦一带发动进攻，第二次凇沪战争爆发。大量的难民从上海的各个方向，涌向苏州河南岸的租界。
因为在五角场的房子成为中日两军交战的阵地，爸爸妈妈领着当时才12岁的朱伟和奶奶、三个妹妹坐了两辆黄包车，领着一家老小进了一个叫168的难民收容所。和很多进入难民区的难民一样，在那里，他可以每天吃到馒头、烧饼、稀饭，可以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
这个名为168的难民收容所正是经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批准，由法国神父饶家驹领导国际救济会成立的南市难民区的一部分。从1937年11月9日成立，到1939年6月20日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南市难民区共保护、收留了二十多万上海难民。
南市难民区台前幕后
特约撰稿 乌力斯
饶家驹(jacpuinot de besange,S.J.)1878年生，字轶才，生于法国洛林地区。父亲是著名工程师，母亲为美国籍。饶家驹在上海成名的行为，要数他在1932年“一二八”第一次淞沪抗战时的举动。
为救出几天来在闸北区和虹口区因为战火不能撤出的难民和伤兵，饶家驹冒险深入战区，以中立的宗教身份吁请交战的中日军队停火4小时，以便撤出战区内的伤兵和难民。经过他的努力，获得成功，因此名声大振，成为上海报纸上的明星人物。
应该承认，饶家驹对建立南市区难民区的想法实在是迫不得已。“八一三”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当天，据1937年《救亡日报》8月26日报道，在一天时间内，仅闸北及虹口区居民逃至租界者，总数在20万以上。当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人口分别为118万、47万多。而且在战争爆发几天时间里，有八十多万难民涌进租界。
面对越来越多的难民，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恐惧因此日军趁机寻衅进入租界，8月15日，法租界公董局决定，在租界与华界交界口安装铁栅门，架设铁丝网，建构围墙，以阻止难民大量涌入。
怎么帮助这些难民呢？当时，靠法租界的原南市居民大部分进入租界，留出了大批无人看守的空屋。每天在南市区穿行的饶家驹有了一个惊人奇想，能不能把这一区域的公共场所和居民空屋全部开放，用来作为流亡难民的容身之所呢？这一想法，如果不能得到中日交战双方同意，是不可能实现的。
身为法国人的饶家驹首先与租界当局进行了沟通工作。饶家驹的具体建议是，沿着租界的范围，建立一个难民区，保护无家可归的难民，并建议中日双方不在此展开任何军事行动。这一建议迅速为租界当局所接受。
11月2日，饶家驹直接找到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因为长期在华的救济工作，与中国的政府机关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表示支持饶家驹设立南市难民区的计划。
因为与日本方面没有打过交道，饶家驹找到了自己在华洋义赈救灾会的同事、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上海的记者田伯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田伯烈，请他帮忙联系日本方面。
田伯烈深感责任重大，在这一天晚上，紧急约见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松本重治是日本侵华内阁首相近卫的“智囊”，以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名义长期驻华，亲身经历过30年代中日关系史上诸多重要事件，也是诱降汪精卫的主要参与人之一。
难民区粉饰日军侵略形象
在同盟社上海分社社址内，松本重治接见了田伯烈。在得知田伯烈的来意时，松本重治表示，个人赞成饶家驹的计划。
11月3日，由松本介绍，饶家驹、田伯烈与日本大使馆参赞日高信六郎面谈设立难民区的详细计划。在会谈中，日高信六郎担心这个难民区会成为中国军队抵抗阵地，饶家驹则代表法租界保证：这个由美国、英国、法国等民间人士管理的难民区将是彻底中立的区域，目的只是保护难民。如果有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法租界的维护人员将解除他们身上的武器。
在得到这样的承诺以后，日高信六郎马上与负责南市事务的日本陆军特务部楠本大佐联系，并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及陆军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海军司令长谷川汇报这一计划。
对日方来说，由于进攻上海已付出惨痛代价，进入房屋密集、道路复杂的旧城厢地区，为避免与熟悉地形的中国军队展开巷战导致更大的伤亡，设立难民区不仅对其战略有利，而且可以粉饰自身形象。
11月5日，日本方面同意了这一计划。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致信给饶家驹，“我向你证实，日本陆海军当局在获悉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救济委员会委员长所给予的担保以及在特别警察保卫之下，该区发生一切越轨情况时，将立即得到报告之保证后，出于人道，同意该区域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此进攻，也不在该区域进行局势行动或敌对武力行为。”日本方面保证，日本军队不进入难民区，日常的维护工作由少量法租界的武装人员负责。
11月5日出版的《申报》报导说，上海市政府批准由英、法、美驻沪外交官提出设立南市难民区的建议，并提出具体要求：“(一)不与日方洽商；(二)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绝非变相租界，任何外邦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三)外邦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邦武装警卫，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四)不订任何协议，凡不违反上述原则，中方予以考虑。”
11月5日下午，饶家驹公开宣布划南市北部为难民区之建议已获中日双方之同意，并开始组织人员实施难民区的计划。
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发表布告：“红十字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南至方浜桥路，东、西、北至民国路之前区域为难民区，以为战区难民暂时寄托之所……”
11月8日下午，上海国际救济会派员在难民区四周各路口、屋顶竖立国际红十字的旗帜，旁缀“国际救济会”中英文字样，以免遭日机轰炸，并在方浜路各路口构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定在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今方浜东路、中华路交界处)，西端为方浜桥(今方浜西路、人民路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半月形地带。该难民区可通法租界，东端至小东门直达黄浦江边，便于浦东难民登岸；沿方浜路有三路开放，可接纳难民。
11月9日12时起，南市难民区正式对外开放。这一天，就收容了两万难民。至11月15日，南市难民区收容难民已超过10万人，难民收容所共104处。据不完整统计，难民区自成立至1938年11月一年间，所收容的难民不下30万人。
南京安全区角力
1937年11月19日中旬，日军将向南京发起进攻。留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拉贝德士、史迈士和米尔士等和金陵大学任教的传教士和鼓楼
医院的美国医生们开会，一致决定模仿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先例，在南京建立一个安全区(也称难民区)，以便在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保护未来得及撤离的难民。这个想法得到了美国大使馆和国民党方面的孙科、张群和南京市市长马超俊的支持。
11月22日，德国商人拉贝被推选为筹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会议并决定于当天晚上将成立安全区的建议和计划通过上海美国总领事转交给日本大使，并呼吁日本当局迅速考虑答复。
建议书里称：“国际委员会将负责用白色旗帜或其他有待确定的标志清楚地标出这些边界，并将其公布于众。委员会建议从收到双方政府表示完全同意的通知之日起，视安全区为正式建立。”
与此同时，国际委员会同时和中国政府接触，并开始筹建常机构。中国政府承认了安全区，承诺实现安全区的非军事化，并且提供给国际委员会现金、粮食和警察。南京市市长马超俊还把安全区的行政责任交给国际委员会，同时交给该委员会一些款项、粮食及警察。
然而，时间截止到25日，日本方面仍然没有对建议书作出答复。27日，由于还没有收到日本当局的答复，国际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给上海的日本大使发去了内容相同的电报。
11月29日晚上，国际委员会再想方设法找到了创建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法国神父饶家驹，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同日本驻华大使联系，或者联系参赞日高信六郎，把南京安全区的地图交给驻上海的日本军队司令看，请他同意在南京成立难民区。
12月1日，饶家驹得到日本政府关于南京安全区的答复，电文称：日本政府已获悉你们建立安全区的申请，却不得不遗憾地对此予以否决。但是，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
电报解困
尽管日本政府对安全区的建议予以否决，但国际委员会认为日本政府的答复措辞巧妙，给安全区留了一条后路。据电台报道，伦敦把这个答复视为断然拒绝。国际委员会认为，“但是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等等这些已经令人非常满意。
收到这一电报后，国际委员会立即通过美国大使馆，给饶家驹神父回复了一份电报，希望他同日本当局再次联系，以便使委员会能获得日本政府带有保证性的正式通知。
这封电报内容如下：“饶家驹神父：衷心感谢您的帮助。日本政府承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它将尊重安全区区域，对此，委员会表示认可和感谢。中国当局完全同意严格执行我们原来的建议。因此，委员会将继续开展安全区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并通知您，难民已经开始迁入安全区。委员会将在适当的时候，在进行适当的检查之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安全区业已开放。
委员会恳请您，以最友善的方式再次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促使对方注意：如果对方直接给委员会一个带有保证性的通知，将会大大减少陷于困境中的居民的忧虑。我们诚恳地希望不久便能收到日本政府相应的通知。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拉贝”
在此同时，南京国际委员会仍然加紧实施安全区的计划，积极敦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内撤离。按照计划，国际委员会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等教会学校为中心，在约3.86平方公里内分设交通部大厦、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高法院、金陵大学等25处难民收容所。
12月12日，南京沦陷，南京市民及外地逃来的难民，蜂拥而入难民区，少数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也进入安全区避难，各个收容所都人满为患。
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对南京城长达数月的屠杀中保护了25万中国难民的生命。
应拉贝先生的邀请，饶家驹准备到南京，指导南京安全区的救济工作。但由于事务繁忙，未能成行。
1938年1月底，日军当局开始强迫安全区内难民各自还家。2月18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1938年5月，国际委员会及难民区不复存在，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关闭。
2005年12月底，由西门子公司出资，南京市人民政府宣布，将在南京大学校园内，重修拉贝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