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预定从龙王庙附近的永定河堤，向大瓦窑进行演习。

下午四时半左右，去演习地看了一下。河堤上有二百名以上的中国兵，穿着白衬衣正在努力构筑工事。

（中略）

开始演习的预定时刻过去了。过了下午六时，他们的工作不象有停止的样子。

于是，我集合士兵，就平常所教育的关于我军对中国军方面的注意事项，提出具体问题来问一下，以唤起注意；以后，改变了预定计划，从河堤的这一边大约一百米左右，背着河堤，配置部队，进行演习；薄暮时分，指挥官和其他有特殊任务的人，开始到前面活动，一般部队在天完全黑了以后，向前方二百米一线的假想敌移动。这时，一面命令身旁的指挥班长，一面自己也留着神，观察中国军的行动。他们虽然干完了工作，也没有显出回兵营去的模样。

这天晚上，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这里指宛平县城）的城墙，和旁边移动着的士兵的姿态，是个静悄悄的黑夜。

晚上十时半左右，前一阶段的训练完毕了，为了休息到次晨黎明为止，我叫传令兵对各个小队长和假想敌司令传达了演习中止和集合的命令。一吹军号是可以迅速集合起来的，可是中队为了训练的必要，已经习惯于晚上尽量不用军号了。

我站起来看了一下集合的情况，骤然间假想敌的轻机关枪开始射击起来。我以为是那边的部队不知道演习已经中止，看到传令兵而射击起来了。这时，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

可是，我方的假想敌好象对此还没有注意到，仍然继续进行着实弹射击。于是，我命令身旁的号兵，赶紧吹集合号。

这时，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了十几发子弹。回顾前后，看到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似乎打什么信号）。中队长正分别指挥逐次集合起来的小队作好应战准备时，听到了一名士兵失踪的报告，就一面立即开始搜索，一面向在丰台的大队长报告情况，等待指示。

失踪的士兵，不久就被发现了。我命令传令兵，向大队长报告，对于中队以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作了种种考虑，下不了决心。可是，等到好象在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了怪火，终于决意撤离当地，向西五里店移动，子夜一时左右到达那里，待机而动。到达后不久，大队代理副官龟中尉就来了，由于他的联系，知道大队主力已经出动，以后就归带领大队先头部队的一木大队长指挥。

在此之前，知道大队长从丰台用电话报告了在北平的联队长，接到命令：‘作好准备后，把卢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接着，依照大队的命令，以占领一文字山为目的，派负责侦察的军官潜入一文字山。”

对于上述情况，有关人员的证言是一致的。即，实弹是从龙王庙河堤方向飞来的。第８中队官兵于７日傍晚演习开始前即确认该阵地有中国兵，清水中队长于８月午夜２时过后与一木大队长会合，他为侦察河堤阵地及捕获非法射击的活证人，遂作为斥候侦察了该阵地。确认中国兵曾彻夜在河堤上进行警戒。８日晨，一木大队占领龙王庙一带，检查了该地附近的中国正规军尸体。

从而笔者认为即便当真是第２９军的中国兵进行了射击，但既未抓到犯人和证人，所以不能如此断定。因此是否在中国军内混入企图使日中两军交战的人，这是未解的疑问。

据当时驻北平大使馆武官辅佐官今井武夫少佐谈：“第一 枪是属于中国兵偶发性的？有计划的？还是阴谋？对这一阴谋有人认为是由日军采取的谋略，或者是中共，也或者是抗日激进分子制造的谋略。对此虽做过多方面调查，但究竟谁是肇事者，至今仍难判断。据我调查的结果看来，估计决非日军所为。至于认为是单纯偶发性的看法，中国兵出于恐怖心理由于过失引起开枪，这种情况却是有可能的。此外，抗日情绪高昂的中国兵对日本抱有极大反感，由一人忽然开枪引起同伴开枪，也并非无此可能。从而对照事件前后发生的种种情况来看，单凭以上因素，仍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并不能排除阴谋的说法。最重要的是，应该弄清何以在开始射击以后，使事件连锁性地扩大下去的政治背景。”

此外，“北平特务机关日志”７月１６日的记事中“关于华北事变的开端”情报中，有如下叙述部分。

关于华北事变的开端，冀察要人谈话如下。

“事变主要人物系驻平津蓝衣社第４总队，该队在军事部长李杏村、社会部长齐如山、教育部长马衡、新闻部长成舍我等组织下，并将西安事变时曾在西安的第６总队的一部参加在内，经常以日军演习最频繁的卢沟桥为中心，巧妙地策划使日军与第２９军间发生冲突，第３７师完全陷入圈套。

此外，北宁铁路，据说有戴某者潜入，正在进行工作中。”

关于一名士兵失踪问题

第８中队长急忙将受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的情况向大队长报告后，约过２０分钟，该士兵即被找到。中队长撤回西五里店，８月２时后，会见一木大队长，并将失踪士兵已归队情况作了报告。

大队长、联队长在最初听到事件报告时，对“暗夜的实弹射击”且有“一名士兵失踪”表示重视，决定出动部队。但在２时过后，又接到失踪士兵已经找到的报告，因此在以后与中国方面交涉中，并未以之作为问题。

然而中国方面却有意将一名士兵失踪，以及对其搜查，作为卢沟桥事件及事件扩大的原因，而对非法射击一事则置之不问。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秦德纯的陈述、《蒋介石传》、以及“何上将军事报告中”也是如此。在《抗战简史》中也有如下叙述。

“民国２６年７月７日夜１１时，驻丰台日军一部，于宛平城外卢沟桥附近以夜间演习为名，借口一名日军失踪，由日军武官松井率领部队要求进入宛平城内进行搜查。当时我驻卢沟桥部队为第３７师第２１９团吉星文部队的第１营金振中部队。时值深夜，将兵正在熟睡中，对日军要求当然予以拒绝。日军立即包围卢沟桥。以后，双方同意派代表到现场进行调查。然而日方所派的寺平辅佐官仍然要求日军进城搜查。我方未允。日军在东西两门外开始炮击。我方未予还击。及至日军发动正式攻击，我守军为了正当防卫，才开始抵抗。双方均有伤亡。短期内，在卢沟桥北方，形成对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