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我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派,离开北平到太原,在薄一波同志的领导下,通过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这一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和阎锡山搞统战工作。开始,我在牺盟会太原市委主持工作。1937年10月份左右,由于薄一波同志率领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赴晋东北、晋东南开展游击战和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我就调到牺盟总会参与了牺盟会的主要领导工作,直到1939年“晋西事变”(也叫“十二月事变”)后,由于统战工作遭到阎锡山的严重破坏,我才奉党的指示由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撤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这3年多的时间内,我一直在牺盟会的领导机关工作。现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就记忆所及略记如下。
一 牺盟会是在抗日高潮中产生的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毛主席并在12月27日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内战,红军抗日先锋军经过3个多月的东征,主动回师陕北。1936年5月5日,红军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个通电振奋了全国民心,伸张了民族正义,在统洽阶级内部也引起了极大震动。尤其是对阎锡山来说震动更大。
1936年5月红军回师陕北后,由阎锡山请来的蒋介石10个师却赖在山西不走,想借“剿共”之名把阎锡山吃掉。这对阎锡山来说,已成了他当时的最大威胁。他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当时,摆在阎锡山面前的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继续“联蒋剿共”,一条是“亲日反共”,一条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联共抗日”。究竟哪一条路对他有利呢?经他再三考虑,还是从他的“存在就是真理”这一哲学原理出发,最后选定了“联共抗日”这一条路。这时,隐蔽在阎锡山政府机关和各社会团体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杜任之等,便在1936年下半年发出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的号召。后经阎锡山审定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指定由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岱峰、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张文昂、张隽轩、刘玉衡等人正式发起,在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那天,正式宣布成立。
当时,太原一方面存在着日本领事馆,挂着日本的国旗,日本特务机关和阎锡山还明来暗去地勾搭。另一方面又允许成立“牺盟会”这样的抗日组织,不过不让提“抗日”,而只能提“抗敌”。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级领导人中绝大多数是生产党员。就是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种组织中,共产党员也很多。这一点,阎锡山心里是清楚的。他自认为凭他多半生的政治经验,是有办法来对付这些人的。但是在阎锡山上层集团中的旧军政人员,几乎都是反对牺盟会的。在阎锡山面前讲了许多牺盟会的坏话,甚至还在阎锡山面前造谣说什么“山西国民师范挂起了红旗”。意思是说牺盟会都是共产党。我记忆较深的一 次是阎锡山从太和岭口退却下来以后,有一天半夜里,突然把我们几个牺盟会的领导人找去说:“现在我要革命了。日本人马上就要进攻太原了。我库里还有一些枪枝,发1万枝给你们牺盟会。”阎锡山要发枪给牺盟会的消息一传出去,就引起了一些军阀、日军政人员的竭力反对。结果减了一半,只给了5000枝。5000枝也好。我们除发给一些县区牺盟会游击队以外,太原牺盟会还留了一些搞训练用。
牺盟会从总部到各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心区和县,可以说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是掌握实权的。但是也夹杂着一些阎锡山的旧势力。在牺盟会内部,尤其是在刚成立的时候,斗争还是很复杂的。1937年太原撤退以前,就听到有一股风言风语,说什么“牺盟会是薄一波的。”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分裂作用和破坏性的。为了及时打击坏人从中离间,由薄一波同志主持在总部整整辩论了一上午。他曾在会上说,牺盟会是牺盟会的,怎么能说成是我的?来牺盟会工作的人大都是由别人介绍来的,又不是我委派的。类似这样的明争暗斗还不少。但占绝对优势的,还是以薄一波为首的一批严格遵守抗日统一 战线原则的共产党员。
二 牺盟会的组织机构和人事配备
1936年10月,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工作后,经过改组,从组织领导、人事配备、工作任务到活动范围,都与初期有很大的不同。
薄一波同志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以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又增派了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侯振亚、刘有光、廖鲁言、冯基平、唐方雷、刘亚雄、谷景生等10几位在白区工作有经验的党员骨干。同时为了适应阎锡山在用人问题上的特点,北方局又挑选了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回到太原。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原先在北平清华大学学习。曾在清华大学的党支部、西郊区委、北平市委组织部工作过。1936年12月,李雪峰同志(当时他是我的党内直接领导人)对我说,要挑选一些对山西情况熟悉一点的同志回山西工作,而且最好是山西人。因为阎锡山不信任外地人,而薄一波带回去的10多个同志又都不是山西本地人。所以这一次你也要回去。于是,我就和武新宇、梁寒冰等同志一起回到了太原。
我离开北平的时候,是市委书记安子文和我谈的话,由安写的介绍信。我和薄一波接上组织关系后,薄对我说:“你要自己找职业。能到牺盟会工作更好,不到牺盟会去别的单位也可以。然后我再给你安排党的工作。”随即我便找到原来在清华大学的同学牛佩琮同志,由他介绍我到牺盟会。这时,牺盟会的骨干就多起来了。如在山西本地参加牺盟会工作的宋劭文、戎子和、牛佩琮等同志,都是牺盟会的重要领导成员。
(一)太原时期牺盟会总部的领导成员
会长:阎锡山。常委:薄一波、雷任民、冯基平、牛荫冠、宋劭文、傅雨田、梁化之,共7人。
执行委员:张隽轩、杨贞吉、刘玉衡、刘岱峰、戎子和、郭挺一、梁膺庸、张文昂、董天知、周子贞、顾永田、李力果、杜春沂、张干臣、徐宏文、王永和、智生元、薄右丞、楼化蓬,共19人。
阎锡山指定的牺盟会具体负责人是梁化之和薄一波。当时,牺盟会的负责人称为秘书。但对梁与薄都没有人这样称呼过。
在牺盟会总部下面,设有以下几个组织:组织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组织工作、干部训练和干部分配,负责人是李力果、雷任民。主要干部:吕调元、楼化蓬。干事:王仲义、亚苏。在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的有二 三十人。
宣传训练委员会。负责牺盟会的宣传工作。在委员会工作的大约也有二三十人,负责人是裴丽生。主要干部:张稼夫、侯振亚。
太原市委员会。是在总部直接领导下的工作单位。它主要负责太原市工人、学生和各阶层的组织发动工作。有时也和总部一起做一些上层人员的工作。负责人(秘书)牛荫冠。
市委委员:傅雨田、梁膺庸、冯基平、黎颖。干事:王耿人、王世益、赵辉。
市委会下属5个区。各区负责人:一区张国声。二区顾永田。三区谷景生、高晋才。四区牛荫冠(兼)、王兴让。五 区李涛。
抗敌救亡先锋队(简称“抗先”)。队长:董天知。在总队工作的有:陈平、纪毓秀、凌则之、陈永年、王竟成、陈大东、陈颉学(陈岱)、叶其瑾。
总务负责人:戎子和。
(二)牺盟会领导下的各政治机构及其组织概况(1)军政训练班。最初有5个连队,后来扩充为12个连队。其中有几个连队的学员较特殊,如六连和七连,都是红军东征时被俘的红小鬼,还有政治犯和进步青年。十一连学员为女生。训练班指导员的来源分三个阶段:1936年8月至10月主要是由自强救国同志会派遣的阎锡山的政工人员担任;1936年10月至1937年4月,主要是由薄一波派遣的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1937年8月以后,各连队原有的指导员都被调往国民军官教导团工作,就从原来连队的干事中提升继任。曾在各连队担任过指导员的人,大约有:一连杨贞吉,二连童克明,三连崔道修,四连周新民,五连牛佩琮、韩钧,六连周仲英、杨献珍,七连雷任民、戎子和、周仲英,八连张韶芳、张汝俊,九连谷景生,十连王鹤峰、智力展、周仲英,十一连刘亚雄,十二连韩钧、廖鲁言。
(2)民训干部团。成立于1936年底,是专门训练民运干部的机构。总负责人是牛佩琮和张隽轩。牛佩琮兼政训主任。
民训团共有7个队:一队指导员张隽轩,政治工作员刘有光。
二队指导员牛佩琮。三队指导员李一清、刘有光。四队指导员王鹤峰。五队指导员王耿仁、智力展。六队指导员杨献珍。
七队指导员雷任民、徐荣。
(3)国民兵军士训练团及国民兵军官教导团。1936年11月在祁县、太谷成立了两个国民兵军士训练团,训练班级军士干部。1937年4月,又成立了8个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培训中下层军事干部,在全省招收学员。原计划训练6个月,实际上七七事变后即告结束。各团军事工作人员均由晋绥军官教导团和军士训练团中调来。其中团、营级军官由阎锡山警卫旅旅长杜春沂提名,经杨爱源同意后由阎锡山委派。各级政训干部由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中的政训人员或学员中选拔。
在教导团中任团长的有:陈纯汉、贾毓芝、徐纪璋、武玉山、李挺秀、李冠军、刘鸿英赵世铃、朵珍等。
在教导团中任政治主任的有:韩钧(军训二团)、张文昂(教八团)、李一清(教五团)。刘玉衡、傅雨田也在教八团待过。
(4)村政协助员训练班。成立于1936年10月。学员来源,主要从太原各校招收,也有来自外省外县的中学学生。集中训练10天到半月,就很快分配到各县去了(一县3至4人)。至1937年3月左右又集中回来,到训练班总结经验,其后,一部分人又到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继续学习。
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分两部分:在太原的一部分归军政训练班负责;在省城以外的一部分由宋劭文负责。
(5)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成立于1937年4月间。是由军政训练班的七队扩大组成的。训练班的工作人员基本上是军训班和民训团的原班人马。
以上两个训练班也是军政训练班的一部分。
三 太原失守前牺盟会办了六件大事
(一)派村政协助员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抗日为了发展牺盟会的组织和发动群众抗日,首先组织了一 批临时村政协助员,以协助村长办理村政的名义下到基层,去做实际上的抗日救国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太原,我们用招考的办法,招收了1000多名各中学以上的进步青年和乡村中一 部分小学教员,由牺盟会主办,集中训练10天,派到乡下去工作。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向农村各阶层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把日军侵略的惨痛事实告诉群众,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发展牺盟组织,用十人团的方式发展100万会员;挑选会员中抗日意识强、努力工作者,介绍其投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村政协助员下乡的时候,正处于绥东抗战开始和西安事变的当中。这些惊心动魄的事实,给了村政协助员以极大的鼓舞。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又利用阎锡山所提出的“消除社会不平”、“制裁坏官、坏绅、坏人”等口号,进行宣传发动工作。这一下,全省农村很快沸腾起来了。群众不仅要求抗战,而且提出了要民主与国民生计的改善;要建立能代表民意的政府;要爱国运动的一切自由;要反对土豪劣绅;要与坏村长算帐……。这一形势形成,是对旧势力的猛烈冲击,当然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强烈不满。曾有不少人到盛县当局告村政协助员的状。但经过一段艰苦的过程之后,形势就有所好转了。村政协助员下农村仅3个月的时间,牺盟会的会员就发展到了60万,两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的动员任务也完成了。
(二)开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为了武装群众抗日,借阎锡山提出要武装30万民众的口号,牺盟会主办了训练两万名国民兵下级军官的教导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一共分了8个团,分散在崞县(原平)、忻县、祁县、太谷、寿阳、平遥等地。所有的学员都是牺盟会员。这是一批有政治觉悟的、抗日情绪高、有文化的优秀青年。他们平时受训、上课,星期日就到附近的农村宣传抗日。
军官培训能和群运结合起来,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在山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37年8月,教导团改编为青年抗敌决死队到前线去参加作战了。决死队是党通过牺盟会直接领导与指挥的一支革命武装。
(三)开办了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
军政训练班与民训干部团成立于1936年冬,这是给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培训工作人员,给新军培训军政干部,为民运工作造就民运干部的机构。那时,抗日救国运动还没有完全的自由,青年人的思想还受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大压抑,全国青年正处于走投无路、报国无门的苦闷之中。由于牺盟会纲领的宣布和这两个训练团的成立,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就如潮水一般地涌到太原来了。两个团(班)合计有4500余人,包括着22个省的学生。尤以平、津、上海、武汉、河南、四 川等地最多。这两个训练团(班)都住在太原国民师范的旧址,内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军队政工人员)、冲锋上士训练班(培养军队下级干部)、妇女运动训练班(做妇女工作)、寒假或暑期训练班(前者专为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开设,后者专为太原中学以上学生开设)、牺盟干部训练班(训练牺盟特派员)。七七事变后,还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由战地动委会主持)。这两个团(班)的主要功绩就是为决死队、工卫旅、暂一师、政卫队及各种抗日游击队、各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民族革命大学、各县牺盟会、各县抗日政权培养了大批骨干和军政指挥员。据1938年10月份左右统计,担任以上各单位领导干部的人数已达到3000人左右。当时就有人把这两个团(班)比拟为大革命时代的黄埔军校,这虽不甚恰当,但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四)狠抓了太原市委员会和往各县派特派员的工作1937年春天,牺盟会太原市委员会建立之后,又建立了区一级的组织。此外,还建立了兵工厂工作委员会、铁路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都是在太原市委员会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
1937年四五月间,牺盟总部从设在军政训练班中的牺盟特派员训练班中抽了180余名特派员,分配到各县去开展工作。以前,虽然有过村政协助员下乡工作,但还只限于进行一般的宣传鼓动。真正开展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给牺盟会工作打下基础的,还是牺盟特派员。这批人下去后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有时连宣传抗日都要遭到旧势力的为难和阻拦。
他们的工作重点是放在发动农民上。广大农民的觉悟和踊跃参加抗日工作,是和牺盟特派员的工作分不开的。
(五)召开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使牺盟会的工作发展到了最紧张和最实际的阶段。当我们一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牺盟总部便连续七八个晚上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通过牺盟会机关刊物《牺牲救国》和太原市委员会办的《大众园地》刊物向各阶层人民加紧宣传,动员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要准备参加对日作战,反对一切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迅速通电国民党政府中央,要求速调海陆空军北上抗日,援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作战,并派出代表和各军界洽谈援助二 十九军的具体办法;立即组织了大批宣传队、话剧团下乡宣传,并发动了一个“一百万人一大枚”每人一枚铜板的捐款签名运动;号召并征调了5万名少年先锋队员到太原受训。经过1个多月的紧张活动,一百万人的签名捐款运动完成了。
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9月,牺盟会又向山西当局提出了抗战紧急动员意见书。大体内容是:请政府颁布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条例(如减租1 #5,停付外债利息,家属赤贫者应受粮食衣服之优待,子女入学免费,疾病官医负责,商医半价等10几条);颁布“战时工厂法”(给年老体弱者以养老金,对参加前线抗战的要多发工资作为奖励等10几条);改革政府机构,裁减冗员,提倡减薪;普遍减租减息;军内一律建立政治工作等。这些建议提出后,均被阎锡山批准实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向前发展。但由于部分旧军政官僚的阻挠和旧行政机构的不很好配合,使太原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于是牺盟会又发出了“向政府同胞哭泣陈词”。大声呼吁:严惩阻碍动员抗日的官吏;撤换动员抗日不力的官吏,代之以革命青年分子;减员减薪裁汰骈枝机关立即实行;坚决执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严惩抗战失败之军官;军队政治化等。这几条阎锡山也都照准执行了。
为了适应全面抗战的要求,总结前一段工作,于1937年9月25日至27日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牺盟会代表大会。参加人数300余人。农民占25%,小学教员占20%,学生占20%,工人占15%,商人占10%,军官占5%,其他占5%。
这时,全省已有六七十万会员,没有一个县和工厂、机关没有牺盟会的组织。在会上首先由我代表牺盟总部执行委员会作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报告,肯定了一年来牺盟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活动方式是灵活多样的,是适应山西具体情况的,成绩是显著的,在一年的工作中已培养出450多名能独立工作的各级干部。
在傅雨田同志所作的《抗日形势及牺盟会任务》的报告中谈到牺盟会当前任务时指出:一、更进一步地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前后方工作,真正把最大多数的群众组织到战争中来;二、推动政府改革行政机构,挑选革命青年参加到政权中,裁汰一些骈枝机关,撤销一切动员不力和阻碍动员的官吏;三、每一个牺盟会员必须准备参加武装斗争,参加正规军、游击队、决死队,不准备参加武装斗争就不是好会员;四、把牺盟会的组织改造成为更适合于抗战的领导机构。
在这次会议上还纠正了过去想用一种组织形式(牺盟会)把各种不同要求的人都组织起来的错误做法,选择了按照部门,根据群众不同的要求成立各种各样的救亡团体,即工、农、兵、学、商、妇女、儿童、宗教等,然后再把这些团体吸收为团体会员。这样一来,就可以团结和组织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工作。
(六)建立抗日武装,直接对日作战
代表大会之后,山西的形势已异常紧急。为了坚持山西和华北抗战,实行牺盟会常委提出的“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这一著名口号,总会号召全体会员要参加决死队、自卫队、游击队,每一个会员必须参加一个武装部队,随时准备与敌作战。并决定派一批政治上坚强的牺盟干部到军队中工作,为建立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作了人事安排。
决死队是在党的领导下由薄一波等同志于1937年8月在太原创建的。开始只有一总队,到1938年上半年,就发展成为4个纵队了。部队的成员,一半是由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和军政训练班改编的,一半是太原失守后招收的。前者的成份均为富有民族意识、热心于抗日的知识青年,后者则全是有觉悟的、决心牺牲救国的优秀工农分子。决死队全部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这种制度,除去八路军以外,在其他军队中还是很少有的。决死队中的政工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员。队员也全是牺盟会员。就是旧军官中,也差不多一半以上是牺盟会员。所以说,决死队是牺盟会的武装,是以牺盟会的政治纲领武装起来的一支军队。
太原失守前后,牺盟会就在各县普遍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队总队部的组织。自卫队有两种,一种是脱产的,一种是不脱产的。脱产的每县有200至500人,不脱产的人数就更多了。不论脱产与不脱产的自卫队的组织领导,都是在当地党的直接领导下由牺盟会派干部去掌握的。
在各敌占区,牺盟会不仅坚持了当地的政权工作,而且还在当地发展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游击队。就是在未失陷的地方,也都组织了牺盟游击队。这些人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敌人一来就可以进行游击活动,敌未来之前也可以进入敌占区活动。
四 牺盟会总部撤到临汾后的组织活动
大约是在太原失守的前一个星期,即1937年10月底或11月初,牺盟总会在太原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了三项工作:一、用常委薄一波等同志的名义,指示全省牺盟会同志,要根据当前的严重局势,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抓紧时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自卫队。二、娘子关、雁门关已经沦陷,太原也可能失守。正规军的正规战即将结束,运动战、游击战将成为今后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牺盟会要组织群众和地方武装大力开展游击战争。三、牺盟会干部绝不能因战争失败,国土沦亡而离开各自所在县境,应全部留在当地,在敌后开展抗日工作。
太原失守前,为了适应在各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在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周恩来、刘少奇和北方局、山西省委的领导下,牺盟会已派出一大批坚强有力的干部随同决死队分赴晋东北、晋东南、晋西、晋西北建立抗日政权和开展游击战争。接着中共的领导机关??北方局、山西省委以及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随同牺盟会总部也撤到了山西临汾。1938年夏秋之交,为了适应山西被敌人分割的新情况,中共中央便决定撤销山西省委,成立晋西南区党委,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有林枫、张友清、张稼夫等同志。牺盟总部中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是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有时候也通过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王世英处长,接受党中央的指示。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前,牺望总会随同阎锡山于11月4日离开太原撤至临汾办公。1938年2月18日临汾失守,阎锡山经蒲县、大宁、乡宁、吉县退至陕西宜川县桑柏村,牺盟总部坚持“宁在山西牺牲,不到他乡流亡”的口号,由临汾搬到汾西,同年三四月间又由汾西搬到吉县。
从太原到临汾的4个月中,山西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阎锡山在撤退中,感到其历年辛苦培训出来的10几万旧军队几乎全部垮台,到临汾时,仅剩两三万人。这时,山西半壁河山已全部沦陷敌手。就是没有沦陷的地区,阎锡山旧政权已几乎无人当政,有的专员、县长,虽未逃亡,但也无能为力,处于瘫痪状态。与其相反的是,在太原失守前派往各县的牺盟会工作人员遍及全省,并有不少人当了县长,绝大多数都参与了县、区领导。他们配合八路军、决死队(包括所有新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严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这时的阎锡山已元气大伤,他深感要想求得“存在”,靠旧军、旧政权已不行了,只有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才有前途。而牺盟会也就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各地党委的领导下,大刀阔斧地抓了以下几件大事:一、迅速把牺盟会转变为广大群众的组织,首先将占全省人口90%以上的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并建议阎锡山当局通过了农民救国会章程(由刘少奇同志起草)。牺盟会把组织农民当作太原失守以后最迫切、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二、继续把武装群众,组织人民武装自卫队、游击队的工作抓紧抓好。要求在3个月之内完成20团的人民武装自卫队以及各种游击队的组织编制工作。
三、太原失守前,牺盟会派往各地的特派员有的实际上参加了政权工作,有的牺盟会还起了政权组织的作用,但没有公开号召牺盟会要参加政权和掌握政权。到临汾后,由于各地旧官吏跑的跑,逃的逃,大部政权(县、区、村)处于无人负责状态。于是牺盟会便公开提出了要掌握政权的号召。
四、加强对决死队的领导和扩建,并且把在敌后创立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发展生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为了适应太原失守后出现的新形势,完成上述任务,牺盟会总部撤到临汾后,首先整顿和健全了各级组织。牺盟会总部下辖10个中心区。
总会组织机构:
总部负责人还是梁化之、薄一波(薄已到晋东南,有大事时回总部掌握),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牛荫冠。
组织部:部长李力果。副部长楼化蓬、李涛、纪毓秀、吕调元。干事:李质(李逸之)。
宣传部:部长黄介(黄?然)。副部长张力之、石磊、白天。
牺盟会内设置的群众团体机构:
工会筹备组负责人:王永和、赵华清、徐宏文。
农救会筹备组负责人:李蒙。
青救会负责人:史立言。
妇救会筹备组负责人:姜宝珍、赵辉。
各中心区的组织概况:
五台中心区(第一区)辖:五台、定襄、崞县、代县、繁峙、盂县、忻县7个县,属第一专署管辖,专员宋劭文。
牺盟中心区秘书:于寿康、戴新民。
本地区属晋察冀行政委员会领导,由于日军占领而分割,和阎锡山来往甚少。
岢岚中心区(第二区)辖:岢岚、五寨、神池、宁武、河曲、保德、偏关、神池7个县,属第二专署管辖,专员杨集贤。
牺盟中心区秘书:张国声、孔繁珠。
沁县中心区(第三区)辖:沁县、沁源、安泽、武乡、榆社、辽县(左权县)、和顺、平定、昔阳、襄垣、榆次、平遥、寿阳、太谷、黎城15个县,属第三专署管辖,专员薄一波。
牺盟中心区秘书:侯振亚。
临县中心区(第四区)辖:临县、岚县、兴县、方山、介休、离石6个县,属第四专署管辖,专员武灵初、张隽轩。
牺盟中心区秘书:苏谦益。
长治中心区(第五区)辖:长治、晋城、屯留、潞城、长子、壶关、平顺、高平、陵川、沁水、阳城、浮山12个县,属第五专署管辖,专员戎子和,做实际领导工作的人还有第五专署秘书主任杨献珍。
牺盟中心区秘书:王兴让。
洪赵中心区(第六区)辖:隰县、赵城、洪洞、临汾、汾西、灵石、大宁、永和、蒲县、霍县、石楼、中阳12个县,属第六专署管辖,专员张文昂,做实际领导工作的人还有第六专署秘书主任张衡宇。
牺盟中心区秘书:楼化蓬、阎秀峰。
夏县中心区(第七区)辖:平陆、虞乡、夏县、绛县、解县、翼城、芮城、垣曲、闻喜、曲沃、安邑、永济12个县,属第七专署管辖,专员关民权。
牺盟中心区秘书:李涛、王竟成(女)。
太原中心区(第八区)辖:交城、文水、阳曲、静乐、太原、清源、徐沟、汾阳、孝义9个县,属第八专署管辖,专员陈兴邦。
牺盟中心区秘书:金少英、米建书。
乡宁中心区(第九区)辖:汾城、襄陵、新绛、河津、万泉、荣河、乡宁、稷山、吉县、猗氏10个县,属第九专署管辖,专员尚因培(即尚厚庵)。
牺盟中心区秘书:岳维藩。
雁北中心区(第十区)辖:左云、右玉、平鲁、朔县、怀仁、阳高、应县、大同、天镇、浑源、广灵、山阴、灵邱13个县。这几个县当时大都已沦陷,阎锡山没有设行政区划,但各县均有由中共委派的县委书记、县长和游击队在活动。
牺盟中心区秘书:吕调元、武养民、屈剑与牺盟总会在一起的一些机关(有时人们也广义地称为牺盥会的一部分)还有:第二战区长官部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副主任刘岱峰。干部中有黄一然、赵宗复、张玉梅(又名江涛、江冬)、叶诚。
民族革命大学。名义负责人是梁化之,实际负责人是杜心源、梁膺庸、杜任之、杜若牧。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随营学校干部总校。负责人是张韶芳、牛荫冠、吕调元(以张为主)。实际负责人是教育主任梁膺庸。
黄河出版社(不出版报纸,只出版小册子)。当时负责人是赵石宾。
五 山西新军概况
山西新军,广义地讲,应包括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工卫旅、暂一师、政卫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和在牺盟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各地游击团、队、自卫队等革命武装。但一般人所说的新军,主要是指决死队而言。当时的新军组织概况是:决死一纵队辖六个团:一团、二团、三团、游击一团、游击二团、保安五团(决死一纵队,后来发展得很大,远远超过编制人数,比其他几个纵队都大得多)。
政治委员:薄一波
政治部主任:牛佩琮
政治部副主任:刘有光
纵队长:鲁应麟、梁述哉
三专署保安司令:薄一波
保安副司令:李一清
一团团长:徐吉璋、台耀西
政治主任:周仲英、刘有光
二团团长:贾毓芝、潘云祥
政治主任:梁膺庸、傅雨田
三团团长:李成芳
政治主任:王鹤峰
游击一团团长:白书棋
政治主任:阎定础
游击二团团长:郑军
政治主任:邢宇洪、宋巨澜、高德西
保安五团团长:黎锡福
政治主任:郭守贞、李志敏
决死二纵队辖8个团:四团、五团、六团、游击三团、游击十二团、游击十五团、保安十一团、保安十二团。
政委:张文昂
副政委:王逢元
政治部主任:韩钧
副主任:唐方雷(徐荣)
纵队长:陈庆华
参谋长:艾子谦
四团团长:王英清
政治主任:郝德青
五团团长:郭熙青
副团长:钟义成(钟仁舫)
政治主任:廖井丹、吴振刚
六团团长:张开基、陈雉卿、熊钧
政治主任:廖鲁言、李曙森
副主任:刘英
游击三团团长:曹诚
政治主任:李文炯
游击十二团团长:郭庆祥
政治主任:张范
游击十五团团长:杨育才
副团长:李怀忠
政治主任:李明成
六专署保安司令下属保安十一、十二两个团。
保安司令:张文昂
政治部主任:彭永年
保安十一团团长:张龙韬
政治主任:金村源
保安十二团团长:李子法
决死三纵队辖七个团:七团、八团、九团、游击十团、游击十一团、保安九团、保安十团。
政委:戎子和
政治部主任:董天知
纵队长:陈光斗
参谋长:颜天民
七团团长:王子玉、张济
政治主任:马适安、郭鸿璜
八团团长:白英杰、孙瑞琨
政治主任:纪忠
九团团长:赵世铃
政治主任:任行舰任映仑、郝廷*#
游击十团团长:雷震
政治主任:戴云程
游击十一团团长:李卜玉
政治主任:杨绍曾
五专署保安司令:戎子和
参谋长:王子玉
政治主任:车敏樵
保安九团团长:于文化
政治主任:高体乾、张恒业
保安十团团长:卢有年、李綮之
政治主任:陈学文、宋之春
决死四纵队辖5个团:十团、十一团、十二团、游击六 团、游击七团。
政委:雷任民
政治主任:李力果、刘玉衡
纵队长:梁浩
副纵队长:孙起群
十团团长:朵珍
政治主任:王玉波、周秋野
十一团团长:刘武铭
政治主任:刘玉衡、郭实夫、冀春光、刘耀礼十二团团长:卢宪高政治主任:姚仲康,刘仰峤、郑洪太游击六团团长:李宝森副团长:马成业政治主任:张孝惠游击七团团长:杨业澎政治主任:冯基平政卫队(政卫旅、二○九旅)的前身是第二战区随营学校。学校到汾西后扩建成了政卫队。张韶芳任政治部主任,共分为9个支队(相当于营)。秋林会议后改队为旅,张韶芳任旅长,廖鲁言任政治部主任,廖不在时,由张一琦负责,共辖3个团。
一团团长:郭生彬
二团团长:白鹏年
政治主任:乔明甫
三团团长:贾耀祥
副团长:孙为
政治主任:景人杰
工卫旅(工人自卫队)
旅长:郭挺一
政治主任:侯俊岩。其他负责人有:康永和、周子贞、王子本、王庆生。
二一二旅:
旅长:孙定国
政治主任:王成林、朱佩?、张天珩
参谋长:涂则生
二一三旅:
旅长:郝玉玺
政委:程国梁
政治主任:朱佩?,做实际领导工作的人还有刘裕民。
在临汾那一个阶段,由牺盟会主持挑选了40名牺盟特派员到县长训练班短期学习,又通过牺盟会推荐和委任了不少县长(大都是中共党员)。同时,阎锡山还叫我以他名义从随营学校(该校的教官和指导员均是牺盟会派的)毕业生中挑选和委派了不少各县武装自卫队的队长。这一批人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但是,那时中共党组织不公开,我们只能凭印象和平素的观察来挑眩他们临走前,都参加了牺盟会组织,举行了隆重的入会仪式,并且让他们分别带上了和各区、县特派员联系的组织介绍信。这样一来,各县的武装自卫队,就掌握在牺盟会手里了。
1939年7月,阎锡山又决定把各县的自卫队合并起来编成了“二一二旅”和“二一三旅”。这两个旅的组建都是由我一手经办的。二一二旅刚刚整编好,阎锡山就派了一个青年旧军官孙定国来当旅长。二一三旅编成后,阎锡山把我叫去说:“这两个旅,新旧军各派一个旅长。二一三旅的旅长由牺盟会派。你们推荐谁,我就委任谁。”我们推荐当年只有23岁的郝玉玺同志当旅长。后来在“十二月事变”中,孙定国表现进步,跟着我们一起行动,郝玉玺被阎锡山杀害了。事变爆发后,一天郝玉玺由胡西安领着到牺盟总会来见我。我说:“情况这么紧张,连我都要走了,你回来干什么?”他说:“情况有变化,看该怎么办?”我说:“这里不宜久待,你赶快回 去掌握部队。你从秋林能公开走就公开走,不能公开走就从小路偷走。要赶快走,越快越好,由胡西安负责送你走。”后来他见到了阎锡山还领了枪械、子弹、经费,由大路公开走。
这一下子弄坏了,当他走到黄河边上,守防部队早已得到阎锡山的密令,由旧军把他抓起来就地枪毙了。
当时县长、专员、新军中的旅团长一级干部的任命权是完全掌握在阎锡山手里的。凡是新军干部和在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