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三年中，敌人对山东之“扫荡”“蚕食”更加频繁，其目的在于巩固其过去“扫荡”“蚕食”成果，企图继续压缩、分割、进而各个击破、最后摧毁我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年内敌人对我津浦路以东各根据地所举行的带战役性的“扫荡”“蚕食”共约五十次，计千人兵力者二十六次，二千人者七次，四千人者一次，五千人者三次，万人以上者四次，两万人以上者两次，共使用兵力在十六万人左右。按地区言，清河、鲁中最为紧张。以季节言，以春秋两季为主要进攻时期。
在敌人全面性的“蚕食”推进下，我曾遭受损失的地区，计有鲁中的莲花山区，博莱边区、胶东的清崮区、大泽山区，冀鲁边区的第三军分区。但在其他二十多地区，敌人的“蚕食”却遭我军重大打击，如清河区麦季反“蚕食”战役，粉碎了敌寇“蚕食”小清河北岸的阴谋，并收复了一九四二年被“蚕食”的清东四边地区。又如滨海区全年反“蚕食”斗争发展至我军攻克赣榆战役，到达最高潮，敌人四周封锁都被击破，在滨海南部保持了原来形势。破坏了敌人企图修筑沿海公路的计划，在北部，我有新的开展。在鲁南，经过歼灭汉奸刘桂棠战役，克服了滕赣沿线及白山、梁邱一带敌伪重要据点后，我基本区已联成一片。鲁中经过三次讨吴大战，也收复了“蚕食”地区。胶东除大泽西区我逐渐恢复了工作外，南海方面较有开展，并策应了滨海地区向北发展。在冀鲁边区虽较为紧张，但下半年也有部分改善，部分地区已恢复了。
在反“蚕食”斗争中，我们反击了敌人，郯城战役，赣榆战役，清河麦季反“蚕食”三次战役出击，鲁中三次讨吴战役，鲁南打死汉奸刘黑七、刘国桢，这在军事上、政治上都予敌伪以严重打击，总计去年我共收复据点二八四个（敌人去年增加三○三个），而今年春又收复了据点岗楼在五百个以上。
在反“蚕食”斗争中，我们开展了敌占区工作，实行“敌进我进”。去年我们在敌占区开展的村庄共二千个以上，恢复地区约二万九千平方里，今年又有新的开展，一般的皆已恢复了一九四○年的情况。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战略根据地，已经扩大了一倍以上。
在反“蚕食”斗争中，我们提高了人民的胜利信心，大大的扩大了我军在山东的影响，丰富了我们的斗争经验，因此我们可以说：去年反“蚕食”斗争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敌人“蚕食”进攻的方向，首先是巩固其交通线，扩大其城镇与经济资源区，同时分割我们，如敌“蚕食”泰山区，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巩固津浦线与济南，另一方面又是为了分割我与鲁西之联系；“蚕食”清河则为巩固胶济路与小清河，断我鲁中与胶东、冀鲁边之联系。就地区来说，则先平原而后山地，如“蚕食”冀鲁边后，移兵清河，然后转向胶东西海分区。其“蚕食”重点，则放在我战略要地，去年一年则着重于清河与鲁南，因为清河为冀鲁边、胶东、鲁中联系的枢纽，鲁南为我华北、华中东西交通门户及山东、华中联系的纽带。
敌人进攻、蚕食我根据地，是由扫荡、分割、封锁、清剿几个环节构成的全套办法。如去年四月，敌寇二万人对我清河地区大举扫荡，安设据点二十几个，掩护其“蚕食”并作为它六月间进一步对我“蚕食”的准备。六月“蚕食”，敌曾以局部“扫荡”为先锋，鲁南二月“扫荡”后，安下白彦等据点，实行分割，然后“蚕食”。由此可见，敌人“扫荡”与“蚕食”是密切联系或完全结合的，有时以“扫荡”为手段，“蚕食”为目的。
“蚕食”的第二步，就是分割、封锁、修路、挖沟、筑堡，限制我大部队的活动，驱逐或驱散我军，然后进一步举行清剿。如敌人对冀鲁边的“蚕食”进攻，就是这样，它首先修路，挖路界沟、修堡、修岗楼，完成后，进一步的清剿合击，企图逐渐驱逐我军，彻底破坏我党政工作。又如在清河，敌人首先完成对小清河的封锁，并企图在黄河两岸筑成四百余里的封锁沟，南北夹击，“蚕食”我广饶、博兴、烟台地区。
分割封锁完成后，即进一步“抉剔清剿”，逮捕我工作人员，实行自首政策。这时，特务活动积极，竭力破坏我地下党的组织，以达到其“确实掌握”占领区之目的。
敌人“蚕食”的这一套办法，有时扫荡、分割、清剿同时进行，有时又有先后，不能机械认识，并必须在具体情况下及时提出对策，不然必遭受严重损害。
“扫荡”“蚕食”中，伪军的比重日渐增大，在某些地区，甚至以伪军为主力，或强压伪军单独进行“蚕食”。这一点，在清河最为明显，一九四三年一月敌扫荡清河后，即整编“灭共建国军”，第一师辖八个团，统一大股伪军的指挥；伪保安队则增加四十四个中队（共约一万五千人），总共伪军达四万二千人，成为“蚕食”清河之主力。所以敌人扩编伪军，是对我推进“蚕食”的准备工作，伪军愈多，则向我“蚕食”愈剧烈。又如在鲁中，自吴化文投敌后，伪军骤增万余人，乃向我淄河、鹿崮山区、博莱一带“蚕食”，并向北沂蒙推进，鲁中区形势因之顿形紧张。在滨海区的赣榆一带，敌自扩充伪保安队后，就逼迫伪和平建国军李亚潘部离开县城，向我“蚕食”，并以不给粮食为威胁，令其积极至我边沿区活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敌人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利用伪军，而伪军则多为保存实力，故虽想扩大地盘，但又愁于作战，敌人逼之过急，矛盾必然增加，因此敌人加强使用伪军，又十分便利于我政治攻势威力的发挥。
在“扫荡”“蚕食”中，敌更加发挥全面总力战的性质。
首先敌人的特务活动，是贯穿于“蚕食”“扫荡”整个战程中的，“蚕食”开始时，调查了解情况，荫蔽发展伪组织，建立情报网，发展新民会等等，为军事推进作准备。在“扫荡”“蚕食”过程中，特务配合军事，打击袭击我部队，捕捉我干部，破坏我地下组织，在“蚕食”的最后阶段即活动建立伪组织，伪群众团体，情报网，警察所，以巩固其占领地。
其次是谣言攻势。这也贯穿于整个“蚕食”“扫荡”中。
“蚕食”开始时，谣言四起，使我兵力疲劳，防不胜防，社会慌乱，民心动摇，以便乘机插入我区，或者声东击西，指南打北。在“蚕食”进行中，谣言更多，如假造某人叛变了，某人战死了，以降低我士气。或者挑拨军民关系，增加我军活动困难，到处散发反动宣传品，张贴布告，写标语，使其占领区面目为之一变。敌人把这种谣言攻势称为“神经战”，并与军事行动密切配合。
为达到其总力战的目的，敌人是不放弃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与时机的。自敌人五次治安强化以来，敌伪特别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也就是说敌人在“蚕食”前调查当地风土人情，历史习惯，有会门即企图利用会门，有土匪即企图利用土匪。经济力量，敌人也常常利用，如在我布匹缺乏地区，即宣传“维持会可配给贱价棉布”，并实际以合作社小恩小惠收买人心，或大量倾销法币，造成我区物价高涨，物资外流，给我以经济上的困难。敌人也常常利用两面派，表面与我拉拢关系，暗地进行“蚕食”，“蚕食”成功即任意妄为，显出他的原形。敌人也会乘我政策执行上有缺点或偏差时，片面夸大并巧妙利用之。在利用时机方面，往往乘我打东面时，他就“蚕食”西面，如当我举行郯城战役时，敌便乘机安设石景巷、竹墩两据点，这些都说明敌人尽力网罗各种力量，以对付我军，值得我们警惕。
敌寇的“建设作战”，在“蚕食”活动中也充分表现出来。
每进驻一地方，即迅速修堡、挖沟、修路，同时即进行户口调查，保甲工作，成立伪自卫团、伪组织、情报网、合作社等。所谓“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人员物资均事先训练准备好，选择时机全力进攻”。
根据一年来各地缴获敌伪文件所见，敌寇经常的制定定期的“治安肃正”计划，这些计划常以县为单位，以日军为指导，指挥伪军伪组织进行“蚕食”，每期肃正计划规定筑路自某处至某处，筑碉堡若干个，由某部负责至某日修成。这是带着经常性质的“蚕食”，但计划实行中，如遭我坚决阻击，时间过后，也往往陷于无可奈何的不了了之。日照、赣榆敌伪打通沿海公路的计划，就是在我坚决打击下被迫放弃的。
除一般的“蚕食”计划外，敌人常选择重点，集中更大兵力，进行规模更大的“蚕食”进攻，构成集团碉堡，采取鲸吞形式。这多用于战略要地或我突出地区，或在敌人分割、封锁、特务活动大致就绪时。这种蚕食事先准备较久，兵力较大，特务也集中使用，其势如狂风暴雨，手段甚为毒辣。今后由于斗争之残酷尖锐，敌人这种鲸吞式的“蚕食”办法可能增加。
但在敌人“蚕食”的过程中，又暴露了他不能克服的弱点，即兵力不足，前紧后松，前实后虚，“蚕食”方向此起彼落。敌人进攻时伪军留守，便于我乘虚打击。分散守备，使兵力更加分散，便于我军各个击破。一年来，我们反“蚕食”斗争攻打敌人据点，时常延长至三、四日，敌人虽想增援，但兵力不大，要想集中兵力，又需相当时日，这就使敌人常常出于被动。在季节上，敌人“蚕食”“扫荡”，多利用春秋两季，夏冬则进入防御状态。我则利用夏苗高梁、青纱帐与冬季夜长时机，反击敌人，改善阵地，恢复工作，收复失地。敌人这一弱点，去年下半年曾被我抓住痛击。但今年春敌寇到处收缩据点，似有改善其弱点之企图，我们必须掌握这些规律和提高警惕性，肃清麻痹太平观念，及时的指导斗争。
所以领导斗争，必须认真的研究敌人过去活动的规律，切实的调查当前的敌伪情况，明确的判断今后的发展趋势，坚决而又灵活的确定我们的对策，才能取得反“蚕食”的胜利。
反之，不能知己知彼，不能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实际斗争中去，或主观的认为“敌人在较重要地区安投据点是可能的，但完全‘蚕食’是不可能的”，都将遭受严重的损失。过去徂徕山、莲花山，大泽山、清河四边之被“蚕食”受损失，和滨海等地粉碎敌人“蚕食”计划而取得反“蚕食”胜利，已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