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互相呼应配合，有力地坚持和发展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大反攻的时候，山东又是我进军东北的重要基地之一。它的战略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八年抗战期间，富于革命传统的三千八百万山东人民和英勇的八路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生死，共患难，粉碎了日寇无数次的“扫荡”，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千百次的进攻，用鲜血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一
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为领导全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毛泽东同志就号召全党：“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抗战爆发，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党的北方局还号召地下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山东党组织根据这些决定和指示，在各地积极建立和发展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救国会”、“抗敌后援会”等抗日团体，在各阶层中间广泛进行救亡活动，为抗日武装起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一九三七年十月，日寇大举侵入山东，当地军阀韩复榘闻风而逃。在这风雨飘摇，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从地下和牢狱中走出来的共产党员，从延安派来的红军干部，挺身而出，带领群众毅然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当时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响应。抗日的烽火立即在泰山、沂蒙山、昆仑山，在黄河两岸，在微山湖边和渤海之滨熊熊燃烧起来。人们抱着响往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心情，怀着对日寇的高度仇恨，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踊跃投入抗日洪流。一时，工人相率离开工厂矿山，农民放下锄头，知识青年走出学校、家庭投笔从戎。兄弟、姐妹、师生、同学联袂入伍的动人事迹，真是层出不穷。
气势磅礴的抗日武装起义遍及全剩主要的有：冀鲁边区的盐山、乐陵等地的起义，文登县的天福山和蓬莱、黄县、掖县的起义，长山县的黑铁山及其临近地区的起义，昌邑、潍县起义，寿光县牛头镇的起义；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徂徕山和附近地区的起义；还有泰（山）西的夏张镇、汶上地区的起义，沂水、莒县、临沂的起义，沛县、峄县、滕县的起义，苏鲁豫边境的沛县、肖县、丰县、金乡、永城的起义，以及鲁西北的冠县、馆陶、濮县等地的起义等。
这些揭杆而起的队伍几乎全是赤手空拳的。山东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的时候只有两支枪，其中还有一支打不响。后来他们收容了五个溃散的国民党军士兵，才增加了五支步枪。
络绎而来的农民、学生，大都扛着土枪、长矛、大刀等原始武器。为了装备自己的子弟兵，人民大力捐献经费和枪支。许多妇女拿出金银首饰和多年积攒的体己钱，交给游击队，购买抗日武器。这些和人民血肉相连的起义队伍，虽然武器严重不足，又极端缺乏军事斗争经验，但是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向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攻城夺地，扒铁路，打车站，消灭了许多日寇和伪组织。天福山起义的抗日游击队，曾冒着大风雪长途奔袭了牟平城，俘虏伪县长以下一百七十余人。
当天下午他们又在城外的雷神庙和赶来反扑的日寇打了一 仗，毙伤敌五十余名，击落飞机一架。泰西人民子弟兵，曾于夜间摸进界首车站，乘敌人酣睡之际，用砍刀杀死不少鬼子。后来，山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将各地游击队加以改编整顿，建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这支部队在与日伪军不断的战斗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战斗力日益提高，装备也逐渐得到改善。到一九三九年底，他们共作战二千余次，毙伤日伪军四万一千余名，克复过县城和重要市镇二十座。山东纵队的创立和发展，对于创造山东根据地和坚持山东长期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上海，太原相继沦陷后，毛泽东同志指出：在华北，“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迫使敌人在侵占广州、武汉之后，不得不将其主要力量转向敌后战常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中央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一一五师在取得威震中外的平型关大捷以后，又战于平定县的广阳镇，歼敌千余。接着进入晋西地区，在午城、井沟和汾（阳）离（石）公路连战皆捷，粉碎了敌人西犯河防、窥伺陕北的企图。一九三八年，一一五 师三四三旅一部，根据党中央决定进入冀鲁边和微山湖西等地区。第二年春，罗荣桓同志又率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
一一五师的到来，对于坚持和发展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对于建设山东根据地，对于整顿和发展山东人民武装，都起了重大作用，使山东抗日斗争的局面为之一新。山东人民一听到一一五师来了，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老八路来了！”“井冈山的老红军来了！”并且踊跃加入这支久负盛名的部队。日寇对一一五师的到来十分恐惧，专门印发了《对一一五师作战研究》。一一五师入鲁以后，发挥了战斗骨干作用，在鲁西、泰西，冀鲁边、湖西、鲁南等地连续给日寇以有力的打击。一 九三九年八月，梁山伏击，我以同等兵力全歼来犯的日军一 个大队六百余人，缴获野炮两门。梁山战斗后，日寇老羞成怒，纠集三千多人，汽车、坦克一百六十多辆，在各据点守备队的配合下，疯狂报复，扬言如果夺不回重炮，就血洗梁山。但是我鲁西军民依托海洋般的青纱帐，大显身手，到处开展游击活动，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击毙敌人二百余名，击毁汽车十辆，坦克三辆，终使日寇狼狈撤走。
由于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的英勇战斗，山东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武装迅速扩大。到一九四○年底，一一五师从一个旅发展到七个旅，共六万余人；白手起家的山东纵队也编为五 个旅、两个支队，共五万余人。山东全省共建立了十个专员公署和七十九个县的民主政权。这一历史事实，充分显示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全民抗战的路线，是一条唯一正确的威力无穷的路线。
抗战开始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使山东的大好河山迅速沦于敌手；但是在日寇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却又乘机钻到山东，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指导下，不打日本，专事磨擦。于是，山东我军与日寇、国民党顽固派的三角斗争日趋激烈。山东国民党特务头子秦启荣部，惨杀我八路军指战员四百余人的“太和惨案”，东北军中的顽固派，惨害我鲁南区党委书记以下四十余人的“银厂惨案”等亲痛仇快的事情相继发生。在这期间，我党我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一面团结了抗日民主人士和抗日友军合作抗战，一面被迫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进攻进行了许多次反磨擦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样就进一步发动了群众，稳定了山东抗日斗争的局面。后来，东北军的第一百十一师，不满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投降政策，光荣起义转为人民武装。另一部分则害怕日寇“扫荡”，狼狈逃出山东。接着我军在冀鲁豫和鲁南地区打退了入鲁反共的国民党嫡系部队李仙洲部。从此，山东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江河日下。除了溃散一些，大部分在国民党“曲线救国”政策指导下，投敌叛国，变成伪军。
二
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一九三九年开始，日寇一方面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另一方面则集中大量兵力，对付我解放区战场，至一九四一年初，日寇把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用来残酷地进攻敌后我军。于是敌后战场的“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便成为敌我的主要斗争形式。在华北，敌人连续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企图用刺刀、警犬、手铐来镇压敌占区人民的反抗，用频繁的“扫荡”和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结合大规模的“蚕食”来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年，敌人在山东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共二十五次，其中万人以上的两次；到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则增加到七十余次，其中万人以上的九次，至于千人以上的“扫荡”和出扰，无日无之，平原地区尤甚。敌人的“扫荡”办法一般多采劝分进合击”，也采取反复平行推进的“梳篦式扫荡”。在多次“扫荡”失败以后，敌人又集中更多兵力，采取大纵深重重包围的“铁壁合围”战术。到一九四二年又发展为更残酷毒辣的“拉网合围”。“拉网合围”是敌人在敌后进行“扫荡”的顶峰。一九四二年秋天至一九四三年初，敌人对我鲁中、胶东、湖西、冀鲁边、清河地区，都轮番进行了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
但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我抗日军民。反“扫荡”作战中，我依照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战略战术原则，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一九 四一年冬，敌人以五万重兵，对我沂蒙山区进行了两个月之久的“铁壁合围”。敌人首先袭击了我山东纵队领导机关驻地，紧接着又以精锐三万，在坦克、飞机配合下，从四面八方向我一一五师师部和山东分局驻地留田（临沂北五十余公里）一 带猛犯，同时在沂河以东荫蔽地布置了强大兵力，准备诱歼我向东转移的部队。但是敌人的阴谋很快被我识破。我留下部分武装坚持内线斗争，大部分则连夜乘隙跳到西南方向，由内线转到外线作战。敌人合围留田扑空，就分区合围、“清剿抉剔”，企图追踪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破坏我根据地。这时候，我派出一部兵力，示形于敌，在费县东北的石兰打了一仗。正当敌人跟踪扑来的时候，我一一五师师部又冒着风雪严寒适时转移。第二天拂晓，刚跨过蒙阴至临沂的公路，踏上中心区的边缘的时候，在原驻地响起隆隆的炮声，表示敌人又一次扑了空。一一五师师部秘密回到中心区，指挥转入内线的主力一部，采取伏击、截击等手段，十天打了七仗。毙敌千余；同时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群众，积极向反复“清剿”大肆烧杀破坏的敌人作斗争。在我广大军民连续打击下，加之我其他区的部队不断出击，迫使敌人不得不分路撤退。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终于被我粉碎。
一九四二年，敌人对胶东区的“拉网扫荡”持续四十多天。除使用了一万五千余名陆军外，还有部分海、空军配合作战。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后，就分成许多小股，互相保持火力联系，边压缩、边搜索，白天摇旗呐喊，夜晚沿合围圈点火，控制山头，封锁要道，以图将我压缩到牟平县西南的马石山狭小地区聚而歼之。这时候，我根据地人民群众早作好反“扫荡”的准备，利用山头、森林分散荫蔽起来。主力部队除留少数在内线坚持外，大部以营为单位接近敌人，掌握情况，在敌人的合围圈即将形成的时候，突然荫蔽地跳到敌占区或敌人已经“扫荡”过的地方开展游击活动，有力地策应了中心区的反“扫荡”。敌人扑到马石山，才发现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无影无踪。当时有外出执行任务的一个班失去联络，陷于合围圈内。他们为掩护群众突围，往返冲杀数次，最后剩下三个人，在班长领导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壮烈牺牲！敌人合围马石山以后，又利用胶东三面环海的地势，沿烟（台）海（阳）公路拉成一线，向东平推，直抵成山头。接着又“扫荡”了烟（台）青（岛）公路以西地区。由于敌人兵力分散，纵深单薄，我广大军民用“转山头”“钻空隙”等办法巧妙地摆脱了敌人。
反“扫荡”期间，英雄的山东人民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根据地的每个村庄都是坚强的堡垒。妇女、儿童，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战时，群众严密封锁消息，空室清野，使敌人看不到居民，找不到物资，煮饭喝水都发生困难。平原地区的群众，还改造了地形，挖掘了纵横如网的抗日沟（仅清河区就挖了一千五百多公里），使敌人的快速部队无法行动，又便于我军民荫蔽活动，打击敌人。广大民兵向敌人展开地雷战、麻雀战，或者配合我军伏击，扰袭敌人。各地建立了绵密的侦察网和通讯网，使我军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作战中发挥了高度主动性和灵活性。群众的热情支援，使我军在连续战斗中，仍有一定的生活保证。我军伤病员大部疏散在群众家中，敌人来了，群众就佯称是自己的亲属，就这样不知掩护了多少同志。敌人“清剿抉剔”的时候，严刑拷打群众，要他们供出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干部，何处埋藏着物资；然而群众宁肯慷慨就义，也坚决不吐露。
山东军民在严酷的斗争中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无比的英雄气概，许多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事迹使人永志不忘。
一九四一年二月，津浦路西的一一五师教导三旅两个连，在反“扫荡”中，为掩护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和超过他们十数倍的敌人奋战终日，毙敌近千。最后由于日寇施放毒气，我两连健儿全部光荣殉国；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敌寇五千人合围博山东部的马鞍山，被围的我军一个排和敌人打了两天，给敌重大杀伤。后来子弹打完了，就用石头、刺刀、枪托和敌人死拼。及至敌人蜂拥而来，排长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战士们高呼：“宁死不做俘虏！”一齐携枪坠崖殉国。在山上避难的抗日干部家属冯老先生目击这一情景，就向全家人说：“不能让鬼子活捉了去！”他和他的女儿、儿媳，四个孙子也一同跳入深谷！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鲁中我军一个连，在敌人飞机大炮猛烈轰击下，凭借险要地形，在岱固山上战斗十 八天，牵制敌人两千余，以伤七人亡二人的代价，取得毙伤日伪军三百多人的胜利。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
经过敌人连续的“扫荡”和大规模的“蚕食”，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夹击，我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失，抗日军民遭到严重困难。如南沂蒙纵横不过五十公里的地区，在一次“扫荡”中，群众被杀害三千多人，牲畜被抢去万余头，粮食被掠夺一百六十余万斤，民房被毁五千余间。广大人民生活极其困苦。在春天，不少地区群众断炊。鲁中的泰山区和鲁南山区最为严重，军民都杂以米糠、地瓜蔓、树叶、草籽充饥。一九四二 年我根据地面积缩小三分之一，部队减员四分之一；军械、弹药、被服、医药极端缺乏。在某些情况下，有的部队夏天还穿着破棉袄，而冬天却打赤脚。许多部队每个战士只有几发子弹。然而我们并未被这些困难所吓倒，在困难面前变得更加团结，更加乐观。“熬过今明两年，这一难关渡过，胜利就在前面。”“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声音极大地坚定了山东军民的胜利信心。当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山东工作的指示，象黑夜里的火炬，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三
正当山东战场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关头，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到了山东。帮助中央山东分局，总结了山东抗战四 年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以后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并且对山东的军事、政治斗争，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党的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等各项政策，都作了深刻的系统的指示。这些指示，对于加强山东的工作，胜利的渡过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和以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给山东抗日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一九四三年三月，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山东实行了党的领导一元化。不久，罗荣桓同志接任分局书记。在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山东分局正确领导下，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继续贯彻了抗战四年总结中所提出的战斗任务，更有力地展开了全面的对敌斗争。这时候，各地区都开展了整风运动，贯彻了精兵简政政策，实行了主力地方化，加强了小部队建设；再次深入减租减息，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对敌斗争和生产的积极性，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加强了军事工业的生产。这些措施，为山东军民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粉碎敌人的“扫荡”和“蚕食”，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矗日寇深感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不到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的目的，于是又实行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密切结合的所谓“总力战”，企图用频繁的“扫荡”和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蚕食”政策，以缩小乃至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年底，敌人在我根据地周围建立据点一千一 百多个，控制公路五千公里；一九四二年底，敌人据点增加到二千四百多个，公路增修到七千公里。一九四二年，敌人光在鲁南就“蚕食”了苍山、码头和临沂、郯城、邳县广大地区，使我鲁南基本区被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严重情况。在平原地区，敌人以据点、碉堡为支点，构成纵横交织的公路网，并沿点、线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在冀鲁边区，敌人就建立了四百五十六个据点，平均每两平方公里、八个村庄就有一个据点，封锁沟、墙加起来共长一千三百多公里，各县、区、乡都被分割成若干碎块，每走三十 公里，要过八条公路、五条封锁沟。真正是：“出门见碉堡，处处是公路”，几乎没有一个村子不被迫向敌人缴粮、纳税，原来的抗日根据地，完全变成抗日游击区，我军活动极度困难。鲁中、胶东、清河、滨海、湖西地区，同样被敌人“蚕食”了大片地区，遭到严重的分割和封锁。
为了打退敌人的“蚕食”“封锁”，山东我军根据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方针，提出了“翻边战术”（即敌人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以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强大的政治攻势反击敌人，把斗争焦点引向敌占区。一九四三 年是“蚕食”与反“蚕食”最激烈的一年。敌人的“扫荡”仍旧很频繁。但是，进一步动员起来的千千万万群众，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结果在这一年，我们共攻克据点三百余处，开辟了五万平方公里的新区，取得全歼惯匪刘桂棠（绰号刘黑七）部和解放郯城、赣榆城等辉煌胜利。
各地民兵在反“蚕食”斗争中进一步发挥了巨大威力。他们用“打、走、散、躲”和“打赚钱仗”等战术，广泛开展了“麻雀战”和地雷战，对敌人进行扰乱，围困，伏击，袭击，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地雷战，使敌人无从捉摸，防不胜防。在普遍开展的“飞行爆炸”运动中，民兵把大量的地雷埋到敌人的交通线上和据点周围，甚至敌人的营房操场里。敌人出动时，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大路小路都不敢走，去走崖头、山岭、海滩和庄稼地。然而这些地方也会响起地雷。有的地方敌人汽车出来，不得不用牛拉着石滚子在前面探路。民兵还用真假雷相结合等办法对付敌人的搜索。敌人起出假雷，真雷却立时爆炸。有一次鬼子起出几个延期爆炸地雷，带回放在桌子上，围着哈哈大笑，忽然一 声巨响，被炸得血肉横飞。
我小部队、武工队的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远在抗战初期，山东就出现过短小精悍的专在敌占区和边缘区活动的小部队。自从加强小部队建设以后，又出现了许多被誉为“怀中利剑、袖中匕首”的武工队、游击队。斗争方法更加丰富多样，规模也更宏大了。在广泛开展的小部队武工队的活动中，鲁南铁道游击队是一面鲜明的旗帜。他们那种可以在火车急驰的时候跳上跳下的超人本领，创造了许多神话般的奇迹。在津浦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线上，人们时常看到，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满载货物的列车忽然前后脱节。敌人补给前线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就这样经过游击队员们的手送往根据地。有时候，敌人赶到出事地点搜捕，然而车皮早已化为灰烬。追到微山湖边，也只看到一片茫茫湖水。这些列车英雄还常常出入敌占城镇，杀敌夺枪，猎取情报，破坏敌人的仓库，捕捉汉奸特务，进行宣传，开辟敌占区工作。愈演愈奇的活动方法，使敌人又怕又恨，千方百计想消灭他们。但是，这支游击队进入一个地区，和他们鱼水相依的群众都严密封锁消息，站岗放哨，使他们避免了多次极其危险的袭击。抗战胜利的前夕，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两千人，从敌人手中夺回四百多个村庄。活跃在沿海地区的海上游击队，经常化装成渔民、船工，以短枪、匕首和手榴弹杀死敌人，夺取物资，破坏敌人的海上交通。有时候他们也挺进敌占岛屿或者潜入敌占海港袭击敌人。敌人常以海、陆、空军配合“扫荡”，他们就潜入交错的河汊和港口，在成群结队的渔船中隐蔽起来。陆地上的武工队、游击队，更是大显身手，活跃异常。从山地到平原，破坏铁路，割电线，平毁封锁沟，消灭敌伪零散人员，袭击小股敌人和车辆，破坏敌人的经济掠夺计划。公路上有时候在悠扬的笙管声中出现娶亲的花轿，专门在狭窄处和敌人的汽车相遇。敌人正欲盘问，在轿里杀出个彪形大汉，和轿夫吹鼓手一起让敌人饱尝一顿子弹，手榴弹。诸如此类的战斗故事各地不断发生，搅得敌人疑神疑鬼，惶惶不安。有的敌人据点就这样在我长期围困下被消灭或者被迫撤走。在群众的掩护下游击队，武工队经常深入敌人据点附近活动，甚至个别化装进入据点以内，敌人也无法发现。为不让敌人摸清我军的实力，雪地行军的时候，他们都把脚印扫掉，有的干脆在自行车后边拖一把扫帚。夜间在敌占区活动，偶然引起狗叫，就把附近各村的夜犬一齐哄起，以迷惑敌人。在敌占区宿营大都选择在基本群众和与我有关系的群众家中。有时候也住到伪乡、保长家中，一面进行教育，一面告诫其不得报告敌人，或者在我走后再去报告。当被敌人发现而又不利于战斗的时候，就灵活转移，一面走一面将人员疏散在群众大海之中，经过三 五个村庄，就不见了，使敌“望洋兴叹”。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初期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我广大军民广泛开展的政治攻势，为军事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双管齐下，使敌人的“总力战”完全破产。我军常常在半夜将敌据点包围，向敌人喊话，或者利用敌人的电话线向日本士兵进行宣传。对伪军的宣传更是丰富多采，除喊话、“上夜课”以外，还专门编印了大批书刊和小说，为了蒙蔽敌人，封面印的是《说岳全传》，内容是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封面是《京戏大全》，内容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画或“伪军投诚”“纳粹的毁灭”等。这些宣传品有时候组织边沿区小商小贩传送，有时候武工队去散发张贴或者由邮局传递，或者仿造敌伪公用信封，利用敌人的传信站送入伪军政机关。我军还开展了伪军家属工作，掀起“索夫唤子”运动，组织伪属到据点去叫回丈夫、儿子。仅鲁中区在一九四 四年中就瓦解伪军六千九百多人。在敌占区，由于我执行了团结全体人民、保卫群众利益、隐蔽的对敌斗争的方针，在一部分伪区、乡政权和相当数量的伪军中发展了革命两面派，建立了抗日工作。有的村庄在向敌伪送粮前，密告我军前去截拦，或者自己打个手榴弹把粮食藏起来，然后向敌人报告：“粮食叫八路截去了。”我又指导敌占区群众以掩藏粮食、少报地亩、产量等办法，使敌人的抢粮计划落空，群众利益得到保护。由于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著有成效，一九四三年，我军利用内线关系赚开了赣榆城门，一举将该城攻克。一九 四四年冬，莒县战斗中，伪军保安大队长莫正民拘捕日籍顾问、教官和伪县长等，率三千余人反正。在这一年我军共争取了伪大队长莫正民、张希贤，伪团长王道、韩寿臣等大小一百五十余股伪军反正。为了惩治死心塌地的汉奸，实施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我又开展了红黑点、善恶录的工作。
凡暗中帮助我军者，记红点，作坏事的登黑点。记了黑点就向伪军、伪属或敌占区群众广为宣布，屡教不改的予以镇压。
敌占区人民被伪军政人员压榨过甚的时候，就警告他们说：“小心八路军给你来几个黑点！”武工队时常夤夜深入敌占区，召集群众讲话，或张贴宣传品，宣传胜利，揭露敌伪暴行，动员抗粮抗捐，建立秘密民兵。敌占区人民在我党我军模范的抗日行动影响下，唱出了充满信心的歌谣：“日本话不用学，再过一年用不着。”有的邀请我军前去开辟工作，更多的人因不堪敌伪的压榨，扶老携幼，络绎迁入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反“蚕食”斗争就是最充分地动员了群众参加的人民战争，终使日寇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遭到灭顶之灾！
四
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我军不仅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愈战愈强，越打越大；根据地建设蒸蒸日上，社会秩序空前良好，政治上一片光明，经济上日益繁荣。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在这激烈的搏斗中，遍体鳞伤，不得不由疯狂进攻转入以守为攻的“重点主义”。一九四四年，毛泽东同志发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号召，号召敌后军民把敌人一切守备薄弱和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和交通要道之中。山东军民热烈响应了毛泽东同志的号召，浩浩荡荡地向敌人展开了多次攻势作战。一九四五年春，山东虽然增加了大量敌人，但是山东军区仍坚决执行了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结果在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和临（沂）费（县）地区，消灭了许多大股伪军，扩大了我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有的地方则连成一片。我军在长期战争中积蓄了力量，获得锻炼，广大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同时以爆破为主的攻坚技术日益提高，在一年半的局部反攻中，连续夺取了敌伪比较强固的县城、市镇十余座和大量据点，消灭了日伪军十余万，收复了广大平原和重要山区。这时，我军由高度分散逐步地集中起来，大大提高了作战的统一性、机动性，因而在大反攻的前夕，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为进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
苏联对日宣战，毛泽东同志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山东我军立即编成八个师、十一个警备旅和四个独立旅投入大反攻。山东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号召解放区青年、妇女、各人民团体，分别担任各种战时勤务，号召敌占区同胞组织起来，配合我军解放家乡，号召工人举行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收复城市。同时以二十万民兵组成子弟兵团，支援前线和维持新解放区治安。分成五路的反攻大军，踏着秋禾灿然的原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胶济、津浦、陇海沿线各大小城市猛进。前锋直逼济南、徐州、青岛等城市。我军所到之处，广大青年配合我军报仇雪耻，父老妇孺箪食壶浆，欢迎我军。
这时日寇虽然已经宣布投降，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伪合流，控制了大城市，阻止我军受降。山东我军立即把反攻矛头转向敌占的中小城市。在一个多月的大反攻作战当中，我收复临沂、曲阜等县城四十六座，烟台、威海卫等海口、商埠六 处，歼灭日伪军六万余人。这时，美帝国主义为了帮助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企图在烟台登陆。经解放区军民一致声讨和驻军的严正斗争，终于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为了配合苏联红军反攻日寇，收复东北失地，山东我军根据中央指示，派遣了六万人的主力部队从海上和陆地兼程挺进东北。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为了夺取人民抗战胜利果实，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向我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接着，山东军民又和全国人民一道，英勇地投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山东的八年抗战是异常艰苦的，斗争是极其复杂的，但是英勇勤劳、坚贞不屈的山东人民，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始终跟着党走，他们对抗战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山东抗战的胜利，是在我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分散的游击战争的胜利，是有力地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进攻，坚持以我党为主的建设抗日根据地、发展人民力量的胜利。总之，山东抗战的胜利，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光荣的八年里，山东我军在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指导和山东人民坚决支持之下，作战两万六千余次，歼灭日伪军五十余万人。到战争胜利结束的时候，山东除几个重要城市外，已经全部获得解放；我军发展到二 十七万人，民兵五十万人。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百折不回地战斗下去，不管面对多么强大、多么狡猾和凶恶的敌人，都是可以把它打败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毛泽东同志还说过：“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山东抗战的史实，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论断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