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二战期间，三菱矿业集团（现三菱材料集团）将3765名中国劳工强掳至日本做苦役，其中711人被折磨致死。近年来，幸存的中国劳工家属多次到日本起诉，结果均不理想。
　　
　　2013年3月31日，河北石家庄，54名在二战期间被掳至日本三菱矿业集团强制劳动的中国劳工及遗属聚集一堂，决定向该公司索赔。他们提出每人10万元人民币（约150万日元）的索赔金额。
　　
　　“现在参加维权的诉求人，已由上世纪90年代末的受难劳工幸存者，变成劳工二代三代为主，说明维权工作真的等不起了。”“中国九一八爱国网”负责人吴祖康说，很多曾积极参加诉讼维权的劳工已经辞世。曾在2003年“长崎中国人强制连行裁判”一案中任原告的10名当事人，已有6人离世。
　　
　　“事情一直没有结果，如果在劳工第三代还得不到一个说法，第四代第五代们还会为他们的祖辈奔走呼号吗？”吴祖康感慨。
　　
　　会上，来自“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劳工分会”等5个团体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团结起来共同推进维权工作。
　　
　　本报首席记者朱春先发自河北石家庄
　　
　　◎“当时，他们都是被掳往作业所煤矿挖煤，干重体力劳动，还不给饭吃，凶残的监工动不动就打人……”孙立确回忆说，岳父经常跟他讲起当年的惨痛经历。
　　
　　◎据了解，二战期间，在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的12个作业所，被强掳奴役的中国人共计3765名，其中711人被折磨致死，死亡率高达19%。
　　
　　◎判决书中指出，当时日本政府实行迁入中国劳工政策，三菱材料公司强制中国劳工在煤矿劳动，日本政府和三菱材料公司的行为都是非法的。
 

 

　日本来信撕开结痂伤口
　　
　　孙立确知道，自己的岳父王白旦在解放前曾被抓往日本做过劳工，但多年来，谁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战后50多年过去，王白旦早已回归一个朴实的北方农民身份，娶妻生子。相比那些死在日本长崎岛的难友，王白旦认为自己还算幸运。
　　
　　直到1997年秋季的一天，从日本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了他尘封已久的记忆，也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
　　
　　至今仍保存在孙立确维权资料夹中的这封信，是由日本民间组织“中国人强制连行真相调查会”（以下简称“真相调查会”）发出的，这个组织旨在帮助二战期间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讨要公道，成员由长崎大学教授高实康稔、长崎县原子弹受害者第二代教职员会会长平野伸人等日本友好人士组成。
　　
　　时年74岁的王白旦被这封信拉回到痛苦的回忆之中。长崎三岛之一的高岛作业所是当时三菱矿业株式会社12个作业所之一，“当时，他们都是被掳往这些作业所煤矿挖煤，干重体力劳动，还不给饭吃，凶残的监工动不动就打人……”孙立确回忆说，自从收到这封信后，岳父经常跟他讲起当年的惨痛经历。
　　
　　王白旦直到1998年春节，才跟回家过年的孙立确提起来信的事情。“各位在1945年8月9日前，是不是在高岛煤矿和端岛煤矿当过劳工，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事情，我写这封信是想了解这个问题。”在这封信中，平野伸人说，“我想通过这次研究为处理和解决战争遗留的补偿问题提供贵重的资料，同时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会为中日真正友好作出贡献。”
　　
　　随信附来的调查表涉及了很多内容，主要包括当年劳工在哪些地方劳动过，干了多久，当时去的时候是多大年纪，现在的家庭情况怎样等等。
　　
　　当然，收到调查信的劳工及劳工家属远不止王白旦一家，现年72岁的王树芳老人也收到了同样的信件。尽管王树芳的父亲王运起早在1945年在高岛做苦力时就已惨死，但作为有名可查的被掳劳工，他家也成为了真相调查会了解的对象。
　　
　　资料显示，日本侵华期间，为弥补国内劳动力不足，日军在中国的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等省强征劳工，超过约4万名中国人被强掳到日本做劳工。
　　
　　据了解，二战期间，三菱综合材料公司的12个作业所，被强掳奴役的中国人共计3765名，其中711人被折磨致死，死亡率高达19%。
　　
　　“三菱公司不仅从中获取了大量的不正当利益，而且还由此从日本政府处得到了补偿金。战争结束已68年了，但三菱公司至今尚未向中国劳工谢罪、赔偿。”3月31日，在石家庄举行的中国二战被掳往日本三菱受害劳工祭奠大会和座谈会上，会议召集人之一、死难劳工王运起之孙王洪杰如是说。
　　

 

 

 

 

 

没有悬念的败诉
　　
　　现在分别担任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高岛、端岛、崎户）受害者联谊会秘书长的王洪杰，与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河北三菱分会秘书长孙立确，均为最早起诉日本政府及三菱材料公司（原三菱矿业）的原告遗属。
　　
　　不同的是，孙立确是劳工二代的代表，而王洪杰则为劳工第三代的代表。2003年，第一次向日本长崎地方法院上诉时，孙立确代表岳父王白旦，与劳工代表李庆云（端岛劳工幸存者，1925年出生，1943年被掳往日本）、王松林（崎户劳工，1925年出生）和遗属代表贾同申（长崎原子弹爆炸死难者贾贵胜之子）一起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
　　
　　孙立确告诉《法制周报》记者，递交起诉书后，他们一行4人前往长崎三岛劳工作业所原址凭吊死难劳工，并参与了一系列友好人士组织的民间活动。
　　
　　在决定起诉日本政府和三菱公司之前，部分劳工幸存者和家属代表在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的帮助下，先后于2000年3月29日和2002年1月16日，向三菱材料公司发出了两封公开信。在第二封公开信中，他们提出了“公布劳工历史真相、公开谢罪道歉、表明忏悔诚意、对845户三岛受难者每人赔偿550万日元，对27个原子弹死难者阐明受害经过和事后对策等5点要求”。
　　
　　记者采访得知，两封公开信均得到了三菱材料股份公司九州支店支店长森荣的回复，“虽然回了信，但却强调因为火灾有关档案全部烧毁，且以事隔57年、找不到当时的健在人、没法听取调查等为由，拒绝对我方提出的5点要求作出回应。”孙立确称。
　　
　　在公开信讨要说法未果的情况下，长崎三岛幸存劳工及劳工遗属等10人决定向长崎地方法院提出诉讼，参与诉讼的10人分别为连双印、李如生、王白旦、李庆云、李之昌、张世杰、王松林、王树芳、贾同申、乔爱民。孙立确告诉记者，诉讼活动由长崎民间和平组织资助，所聘6名日本律师亦均为义务代理。
　　
　　起诉书指出，1944年6月，中国劳工被强行带到长崎县的3个煤矿从事高强度的劳动直至战争结束。在这期间，他们没有工资，饭也吃不饱，煤矿的监督员还经常对他们施以暴力。原告中的两人还因被控“有不当行为”而被逮捕，拘押在长崎刑务所，并最终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原告要求日本政府和三菱材料公司赔偿2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11万元）。
　　
　　2007年3月27日，日本长崎地方法院作出判决，驳回原告的诉求。
　　
　　孙立确回忆，“审判长田川直之在判决书中指出，当时日本政府实行迁入中国劳工政策，三菱材料公司还强制中国劳工在煤矿劳动，日本政府和三菱材料公司的行为都是非法的。但田川又以原告具有赔偿请求权的20年‘诉讼时效’已过和‘国家无答责’为由，驳回原告的索赔请求。”
　　
　　据查，2007年10月16日，《参考消息》载文，“中国战争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案件到目前为止，没有一起胜诉……但日本和平组织帮助中国人打官司的部分目的已经达到，和许多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案判决一样，长崎地方法院不得不承认日本政府和三菱材料公司‘非法’的事实，日本广大国民从判决中知道了在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真相。”
 

 

5个团队合力维权
　　
　　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以三菱受害者名义向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和三菱公司的团体有多个，各自为战的现状给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了阻碍，“近几年，三菱公司表示了愿意和解的意向，但前提是中国国内要统一意见。”王洪杰对记者说，这也成为三菱公司迟迟不解决问题的借口。
　　
　　在王洪杰提供给记者的一份“有关和三菱公司和解交涉的5个团队一览表”显示，除王洪杰担任秘书长的“二战中国劳工长崎三岛受害者联谊会”（即连双印等10人所在团体，曾担任会长的连双印已于2008年离世）、侯顺年担任会长的“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三菱劳工分会”等两个团体，正式在日本相关法庭提起诉讼外，由遗属王万营（与劳工系父子关系）担任秘书长的“山东省三菱受害者联谊会”也提起过相关诉讼。
　　
　　“这就像是人的5个指头一样，任何一个指头单独出击，力量都是有限的，只有把它握成拳头，才有强大的力量。”在3月31日的集会上，来自上述5个团体的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形式，通过成立中国二战被掳往日本三菱受害劳工代表团的决定，决定从当日起，即以该代表团的名义统一与三菱公司进行交涉。
　　
　　会上，来自河北、山东等地的劳工遗属分别在3个相关文件上签字。
　　
　　在致三菱公司的要求书中，与会代表提出了三项要求：1.你公司应当对包括其下属承包企业所做行为在内，承认加害事实及历史责任，并就此作出深刻反省，向中国劳工谢罪。2.作为证明谢罪的诚意，向3765名受害者及遗属每人支付10万元人民币的谢罪金。3.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为了和平，由你公司在当年奴役中国劳工的作业场所，建立正确记载“强掳、奴役劳工”史实的纪念碑。
　　
　　“现在参加维权的诉求人，已由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受难劳工幸存者，变成二代三代为主，这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真的等不起了。”吴祖康说，很多当年积极参加诉讼维权的劳工已经辞世，在“长崎中国人强制连行裁叛”一案中担任原告的10名当事人，已经有6人离世，其中7名劳工原告，仅有2人健在，剩下的2名劳工遗属也都年事已高。
　　
　　“如果在劳工第三代还得不到一个说法，第四代第五代们还会为他们的祖辈奔走呼号吗？”吴祖康感慨。(记者注：部分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