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不但犯下了使用细菌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还大量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日寇先后在我国的太原、宜昌、济南、南京、汉口、广州等处，设立制造毒剂的工厂或化学武器的装配厂；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驻扎有专门从事化学战的部队。这些部队装备有用糜烂性毒剂、刺激性毒剂和窒息性毒剂等装料的化学弹药。如装有芥子气、路易氏气、苯氯乙酮、亚当氏气、二苯氯胂和光气等毒剂的多种口径的化学炮弹、化学迫击炮弹、化学手榴弹、毒烟罐、毒气盒等。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先后在我国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化学武器1，131次。

　　日寇在战场上滥用毒气。1940年8月至12月，在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日寇就曾施放11次之多，使我一万余名官兵中毒。同年8月，在山东峄县朱沟战斗中，日军使用了"窒息性"和"刺激性"为装料的毒气弹，使我350余名官兵及许多村民中毒身亡。1941年10月中旬，在湖北的宜昌战斗中，日军除使用了毒气炮弹外，还使用了毒剂炸弹，造成1，600人中毒，其中600人死亡。

　　原日本陆军独立混成第10旅团迫击炮大队长阿贺惠，就曾命令部下使用毒所弹。他在《滥用毒瓦斯弹》一文中写道：1940年5月，在山东泰安县红山战斗中，为了达到侵略中国战果，在我指挥下，连续向抗日军阵地发射毒气弹。20分钟后，我去察看，见300名抗日军倒在地上，有的面孔完全变成紫色，口里吐出来污物和黑血，有的还没有死，吐着白沫。这300名抗日军大部分中毒身亡。

　　残暴的日军还灭绝人性地在中国居民区施放毒气，并往河水或井水中投毒。1938年7月，日军在晋南夏县一带，把毒药投在各村水井内，当地农民饮后6-7小时头晕吐泻，12小时面肤发黑，24小时即不能行动，因而致死者不计其数。1943年5月，日军第222联队在太行一带，自辽县的麻田至涉县的河南店约25公里的路上，向水井、水池投毒20多箱，并施放了大量毒气，使我120多人中毒，其中三人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河南店一个七岁的小孩，因染上毒气，从臀部遍及全身发红疼痛，随即溃烂，当晚就惨死了。在索堡，日军逃跑后，群众回到家里便嗅到一股甜味，掀起炕席一看，炕面上有毒液和黄色粉末，中毒的群众达30多人。

　　原日军第137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供认，1941年9月，曾命令部下在河北省宛一县杜家庄施放毒气，伤害学生和居民400多人。

　　更毒辣的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摧毁冀中一带坚持抗战的军民创造的地道战术，1942年5月28日在河北定县北坦村发现地道时，将大量的窒息性毒气向地道内施放，使躲在地道内的老幼妇孺800多人中毒死亡。据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供认，是他制造了杀害800多名和平居民的大惨案。

　　日寇投降后，我国人民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敦化、珲春等16个县、市发现并处理了日军遗散下的各种毒剂弹200余万发，约13，000余吨。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广泛使用化学、细菌武器，大量残杀中国人民的事实还可以举出许多，但仅从以上几例中就足以说明他们是何等疯狂与灭绝人性。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实验及细菌战的罪行，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这批杀人魔王在日本投降时为了逃避罪责，炸毁了全部设施，销毁了几乎所有实验用品和资料。仅第731部队在1945年8月10日一夜，就把1，000多件人体标本扔进了松花江。在这同时，杀人工厂的监狱中数百名中国人和其它国籍的"囚犯"被日本强盗秘密杀死。侵略者来不及把受难者的尸骨投和焚尸炉，便浇上汽油当场焚烧。然而，这帮法西斯强盗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死到临头还罪上加罪，居心险恶地把大批跳蚤和带菌动物放了出来，致使平房一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鼠疫，仅仅一星期中，就有146人死亡。最触目惊心的还是埋在细菌杀人工厂地下的累累白骨，1949年，哈尔滨平房区一家工厂施工，从地下挖出了大批尸骨。1958年，伟建机器厂盖宿舍楼挖地基，公挖出的白骨就装了三大卡车。至今，这里不时还能挖出遇难者遗骨。这一桩桩惨案，这一笔笔血债，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血腥暴行的一部分而已。但它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违反国际公法，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