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专家，因为要编导一部关于中日关系的电视纪录片，几年来，接触了一些史料、专家和有关人物，由此对于日本的问题格外关注。从而知道了一本书叫《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这本书都是收集的张香山先生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大多是官话。因此，对于我需要的各种资料，意义不大。据说，在国内史学界也没什么影响，却在日本广为流传。是因为书中的一些观点，成为许多反对中国战争受害者向日本索赔的右翼人士的有力依据。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2002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先生一行从日本带来的。小野寺先生是参与多个民间索赔的律师。如细菌战、化学战、731部队受害者的诉讼，是中方受害者的律师。
他们多年来一直与幸存的受害者和遗属们在一起，为争取战争损害赔偿和日本政府对簿公堂。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或中国人给他们工资和报酬。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不少日本人士和旅日华侨。他们或奔走呼号、或倾其所有，顶着巨大的压力，走遍案发地（大多在乡间僻壤）调查取证。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要这样义无返顾的为中国受害者向日本??他们的祖国讨回赔偿，让日本认罪，是在一次一次地审视自己的良知，也审视日本的良知。
他们说，这是真正的爱日本，是不护短的爱，是维护中日真正友好的爱。
他们向我介绍这本书时，话语中流露出的痛苦与不解，目光中流露的失望，让我这个中国人不得不也审视一下我的良知，审视中国的良知。
张香山先生在书中强调了一些观点，对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活动进行了否定。他在1997年日本《论座》杂论12月号上发表文章说：“最近几年来，中日两国出现的所谓民间赔偿问题，据我了解，这不是中国引起的，是日本一些活动家提出来的。
张先生的每篇文章中几乎都提到日本朋友、日本友好人士，但这个名词惟独在这里他把支持对日索赔的日本人士称为“活动家“。
众所周知，早在20年前，作家张洁就曾写过支持民间索赔的文章，中国受害者和中国人民有权向日本军国主义讨回公道，而不是在1997年前后。说是日本“活动家“挑起不知用意何在？
接着他说，中国受害者根本无权索赔。他说：“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称‘人民政府’，这说明我国政府是人民政权，又是代表人民的。所以我国中央政府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理应也包括了放弃民间赔偿的要求。
一个政府不管它的称谓是什么，是否能代替每一个具体的人处理每一件具体的事，在这里没有篇幅细论，但我国外交部近几年来对民间对日索赔的问题明确表过态，却与张先生的说法完全不一样。钱其琛的“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八个字，代表了政府的立场。外交部发言人多次要求日本对中国民间索赔“认真对待，妥善处理”张先生说的政府是哪个政府我们不知道。
张先生还对国内参加民间索赔活动的人士下了几乎诬陷的定义。他说：“在日本，有些社会活动家所进行的要求事实民间赔偿的运动，我个人是不反对的，但我希望不要同中国搞民间索赔运动的人一起来搞”。“因为，中国民间索赔的人，有的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对军国主义抱有极大的愤怒，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确有极少数搞民间索赔的‘活动家’，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对《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友好不满。”
张先生有没有资格反对或不反对日本“社会活动家”要求实施民间赔偿的行动我们且不论他，但他面对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残害的中国劳工、慰安妇、活体解剖及遗害至今的细菌战、化学武器的受害者，面对一个又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具体的被残害的生命，面对自己同胞曾经遭受过和还在遭受的苦难，竟然只是一句“这是可以理解的”一句带过，马上就把矛头指向“极少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活动家”，从而给民间索赔活动戴上“对《中日两国联合声明》与中日友好不满”、“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并置其于困境”的大帽子，“应该加警惕”，提醒日本人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不要和中国索赔者搞在一起。
因为张先生曾是一位长期从事中日友好工作的官方人士，他亲身参与了72年中日建交的高层工作，有许多当时很机密的细节张先生在书中都公布了出来，可谓是一言九鼎的历史见证人。因此，他的这本书使日本一些攻击中日友好的右翼人士如获至宝，在日本广为流传，为他们提供了炮弹，成为了丑闻和笑柄。
被张先生不友好地称为：“社会活动家”的一批日本律师和旅日华侨之所以痛苦和不解，也在于此。他们最不能理解的是，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和他们一起向日本讨还赔偿与公义，只能是使日本政府中的右翼人士和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军国主义者陷于困境，向他们施加了压力，怎么在张先生口中，成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中国政府“陷入困境”，又成了“对‘中日联合声明’与中日友好不满”？中国政府受到了哪些压力，为什么陷于困境？
他们说，有的日本人不理解他们，右翼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威胁。攻击他们也就罢了，而张先生这位自称是代表人民的“人民政权”的权威人士如此打压他们，真让人不寒而栗。
他们还说，按张先生的逻辑，代表人民的政府说国家不要赔偿了，受害者就不能再去索赔了。那么张先生眼中国民党政权不是代表人民的，原来国民党政权放弃赔偿的话就不能算数，现在台湾的受害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索赔，而大陆的民间索赔就是非法的、不正当的。日本的“活动家”支持台湾的民间索赔就变成了友好人士，支持大陆的民间索赔就成了“社会活动家”。
不可否认，任何一项活动，都不可能杜绝个别“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人混进来，但要看这个行动的社会意义和主流。
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团结起来向日本政府和当时加害者讨还公道与赔偿，把过去被隐瞒的加害事实或中日两国人民知之甚少的日本军国主义暴行让世界了解，已经超越了他们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遭遇的内涵。
二战结束后，由于中国国内和国际的众所周知的原因，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侵略罪行一直不像对德国那样受到彻底的清算。政治上、经济上不彻底清算为中日关系留下的隐患不可低估。几十年来，发生在日本的种种为战争翻案的叫嚣和步步紧逼的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钓鱼岛事件、否认南京大屠杀集会一次又一次击打着中国的血性，在这种时候，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和有良知的日本人士站在法庭上还历史的真相，是中国的骨气所在，也是日本的良知所在。
近年来，向日本索赔的几大案件，如花冈案、刘连仁案、细菌、化学武器受害者案、慰安妇案等等，都已在日本开庭数十次。每次审判的过程，都是一次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行的再次调查，取证和认定。客观上压制了日本的战争翻案的风头，为中国政府的外交立场提供了民间支持，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这些人士，有日本人、有华侨、有中国人，多年来，他们冲破种种阻力，耗费了自己个人和家庭的精力和财力。几年来，我所认识的人，如林伯耀、王选、耿淳、新美隆 、田中宏、白西绅一郎......在多年的对日索赔工作中，他们逐渐憔悴，有的疾病缠身，每次见他们的面，总感觉他们很疲惫，头发又多白了一些，不像我接触的其他日本人大都打扮的精神十足。但他们的眼光永远是清澈和坚定。
他们用他们精力、健康、财产换来了日本法庭对细菌战的认定，对劳工残害的认定，对731罪行的认定。这一笔笔都将写在我们的历史上不容抹杀。
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令我这样的中国人汗颜的故事。他们在重视日本良心的同时，也在叩打着中国的良心。他们是英雄。
记得谁曾说过，一个民族要有记性，还要有血性。没有记性和血性的民族，无论有多少钱，都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民族。
张先生是大人物。站得高，看得远，对中国民间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可以从历史大面上一笔了之。小民百姓可都是和张先生一样有血有肉的，他们也知妻离子散痛苦，他们的生命也是生命。日本政府虽然不把中国人当回事，但对自己的子民倒是非常痛恤的，我的一个华侨朋友，1945年时还是一个孩子，住在长崎。50年代回国，70年代日本政府依户籍把她找回去，给予战争损害赔偿。中国的受害者怎么就连向日本政府说声要赔偿就成了大逆不道了吗？
中日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正视历史，追究责任，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消除仇恨。伤害了人，认帐了，认错了，赔偿了，友好就有了基础。有了尊严，讨好换不来友好。
张香山的这篇文章的用词逻辑都不陌生，似曾相识，这种相识曾经很可怕。“左”曾经是个很好的东西，可以用于卫己，可以用于攻人，可以掩盖卑劣，掩盖流言，掩盖卖国。但愿我的祖国永远翻过这一页。但愿所有的中国人，日本人，无论有良知的也好，无良之辈也罢，都能了解，张香山的话不代表政府，更不代表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