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刊登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笔者读后，觉得文章通篇是在为日本说话。现就其中几点，谈谈个人看法。
一、 日本经济高踞世界第二焉能成为亚洲的骄傲
    《对日关系新思维》说，日本“能取得国内生产总值5万亿美元的成就，高距世界第二，实事求是地说，是亚洲的骄傲”。二战后的日本，经济发展确实很快，据一些材料介绍，从1968年起日本就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了。但是，作为《人民日报》评论部一员的马立诚先生，不应该不知道战后的日本经济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日本战败投降后，以麦克阿瑟为统帅的美国军队，对日本实行单方面占领。美国出于利己的政治需要，不仅没依照《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的原则对日本彻底加以制裁，反而对日本采取了包庇、扶植政策。美国一方面在政治上扶植日本的右翼势力，另一方面着力在经济上扶持日本。“为了努力重建战后日本破碎的经济，使这个国家成为冷战中的强大盟友，美国给了日本一系列的经济优惠政策，包括提倡外向型贸易政策，鼓励日本国内实行保护主义；出于政治而非经济的原因，对美国公司的贸易申诉作出有利于日方的判决；没有使日本遵循法规，允许美国公司在日投资；朝鲜战争期间把军事承包合同交给日本公司完成；每年向日本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用于特别防御开支，最多的年份达7.5亿美元。尽管世界银行官员认为，40年前（指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日本是不值得提供信贷的，但美国仍敦促世界银行同意向它提供重建贷款。”1952年美国杜鲁门政府认为“应当促进日本产品对美国的出口”。“美国应利用日本作为商品供应基地，提供美国军队需要的设备及物资，或根据美国的援助计划向别的国家提供物资”。（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均摘自1993年7月27日《参考消息》）。
    在美国的积极扶持下，不仅使日本的军事工业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更主要的是使日本的整个经济计划得到战后的快速起飞。1952年日本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就恢复到战前水平，1955年的工业生产超过战前和战时的最高水平。
    除朝鲜战争时美国以日本为军事物资、设备供给基地外，在长达12年（1961??1973年）的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又让日本作军事物资、设备供给基地。因此，日本从这两次战争中发了大财，经济增长迅猛，到1968年日本国民经济生产总值超过西德和前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不言而喻，如果没有美国从各方面的大力扶持，特别是如果没有美国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期间将日本变成军事物资、设备供给基地，日本即使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使其战后经济飞速发展。这清楚地说明，高距世界第二的日本经济，是用朝、越两国人民的鲜血和白骨提升起来的，也是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鲜血和白骨所提升。因为中国在两场战争中都派了志愿军，在与朝、越两国人民并肩作战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作为亚洲成员的朝鲜、越南和中国，怎能把日本的经济成就视为自己的骄傲？！即使我们按照马立诚先生的要求，把他抨击的“民族主义”完全抛弃，也奈难为日本染血的经济成就而骄傲。我想朝鲜人民、越南人民在日本的经济成就面前，会与我们有同样的感情。至于中、朝、越之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对日本的经济成就是否有骄傲感，我不得而知。恐怕别人也不能代替那些国家作肯定回答。
日本取得高踞世界第二的经济成就，除了美国的扶持，尤其是通过两次战争予以扶持外，无可否认，也有日本人自身的作用。2003年1月17日林治波先生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日本人“辰于战术和工于精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人的精细成就了他们的经济奇迹”。这种评论不无道理。但是，过于“精细”的日本人，在世界经济交往中，却得了一个“经济动物”的“美誉”。这就是说，世人普遍认为日本人在经济活动中缺少一点属于人性、道德范畴的“诚信”二字。因此，我们撇开日本从两次战争中发财的成份，作为亚洲人，尤其是自古以来就讲诚实讲信用的中国人，也绝不能为日本以“经济动物”的本领所获得的经济成就而骄傲。

二、 日本人的军事诉求不是恢复正常国家之举
    《对日关系新思维》认为，“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
    我们历来不反对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但是，战后几十年来，日本所走之路不是追求正常国家之路，它越走越不像正常国家。如果日本真想成为一个合乎人情、公理的，使世界普遍认可的正常国家，它就应该像二战后的德国那样，首先搞清算，清算军国主义。既要接受别人清算，也要自己清算。然而，日本战败后在美国庇护下，对产生战争根源的军国主义，不但没有进行应有的清算，反而使军国主义进行了成功的政治交班。现在日本政坛上的战后一代（即新生代），相当多的人基本上自觉地承袭了军国主义思想。他们否认侵略，美化侵略，美化战犯，美化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天皇，不认为应该向被侵略的国家道歉，不认为应该向在侵略战争中的受害者进行赔偿......这是主宰日本政坛的所有右翼政党和一切右翼分子的共同行为和态度。
    日本不能坦率面对历史的同时，却又在美国的怂恿下拼命发展超出自卫能力的军事力量，并且一有机会（借口）就积极向海外派兵。日本现在既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军费大国，每年的军费约达500亿美元之巨。它用如此巨额军费发展高新军事技术装备，使之不断更新，走向更先进，尤其注重海、空自卫队武器装备的发展。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实力已是世界公认的亚洲第一；航空自卫队的飞机性能已处于世界前列，并且有了超出自卫需要的空中加油机，日本的火箭技术也已处于世界先进行列，还在迅猛发展。它的H2A火箭和M?5火箭都能成为洲际弹道导弹的运载工具。目前日本已有侦察卫星在天上，又要发射间谍卫星，届时中国大地全要在其监察下。日本储有大量的钚，在暗中发展核武器，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最近，在朝鲜核危机的借口下，日本防卫厅头目叫喊要公开拥有核武器，并声称要“先发制人”和改变“专守防卫”战略。
    己是军事大国的日本，还在不断追求军事力量的发展，它的假想敌是谁呢？
    日本从1967年3月公布的第三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就把朝鲜和中国列为假想敌了（见《岛国困兵??日本》195页）。苏联解体后，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公布的“防卫白皮书”，更是明确的把中国列为主要敌对国家。2000年、2001年、2002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都有中国武器装备和军情的内容，渲染“中国威胁”。1997年日美共同制定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把1978年的旧《指针》中所说的“日本有事”，在日本的主使下改为“日本周边有事”。根据这一提法，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
    对于“周边事态”这一概念，中国曾向日本提出质问和交涉，让日本予以澄清。日本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声称“周边”不是地理概念。但是，包括当时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内的许多日本高官在各种场合都毫不掩饰地说“周边事态”的范围，不仅及于朝鲜半岛，而且也包括南沙群岛和台湾。这就是说，中国在属于自己的台湾和南沙地区，都要被日制约，如果中国解放台湾或在南沙地区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就将冒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这绝非笔者危言耸听。1997年当时的日本官方长官?山静六就明确地说：“在中共进攻台湾时，美军介入，日本不采取行动是不可能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山崎拓也发出过与?山相同的言论。
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的概念，使人不由得想起日本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山县有朋1890年提出的“主权线”“利益线”的问题。所谓“主权线”，即是日本之疆土，所谓“利益线”，则是指与“主权线”的安全密切相关的地区??周边的邻国。今天的日本右翼分子与老牌军国主义分子一样，认为日本不能只防卫“日本有事”，也就是不能只守卫属于日本疆土的“主权线”，还必须把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的地区和国家，因为那是与日本疆土安全紧密相关的“利益线”。
由于日本奉行属于“大陆政策”的“利益线”，导致了从甲午战争到卢沟桥事变的一连串侵略中国的战争。今天日本奉行的“周边事态”与1890年奉行的“利益线”，二者名词不同，含义无异。推行“利益线”的“大陆政策”，导致侵略战争；推行“周边事态”其结果能如何？看看日本战后至今对我台湾的表现，再看看它对我钓鱼岛的行为，还要看看它近些年与美国共同研制的涵盖我台湾、南沙的战争导弹防御系统（TMD），有几人能说这些都是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一种诉求？
按照《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说法，日本的军事发展似乎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恢复正常国家的军事诉求之路，另一条则是重新恢复军国主义的道路。然而《新思维》却没向人们说两条道路如何区分，各有何标志。所以我们无法按照《新思维》的要求去想问题，我们只能认为日本无论过去或现在对军事的追求，有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因此，我们对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我们之所以这样看问题，是根据以上所谈的三个前提：一、日本战后几十年一直不能正视历史，并作百般歪曲篡改；二、日本已拥有远远超出“专守防卫”需要的军事力量，也还在不断追求，并且紧紧地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三、日本又把被它侵略过70年的中国作为假想敌??军事、经济、外交，全方们的以中国为敌。
新加坡资深政治家李光耀先生1995年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1995.1.18《参考消息》）。“它很特别”四个字，确实需要我们记住。所谓“记住”，无疑就是提高警惕。李光耀先生正是看到日本政坛人物不能坦率的面对历史，却又拼命作军事努力，这样下去会离正常国家越来越远，最终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八年之后的今天，如果再问李光耀先生对日本的看法，我想，他面对比八年前歪曲历史和军事追求犹甚的日本，他绝不会说日本现在的军事诉求是恢复正常国家之举。
需要说明一下。“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其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一语，是引自倪乐雄教授2002年3月28日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日本会重走军国主义道路吗？》笔者认为，倪教授文章中的许多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个别观点可以再商榷。就倪文的整体看是一篇探讨问题的文章，值得欢迎。而马立诚先生将上述一语引用在自己的文中，就把它绝对化了，或者说把它曲解了。倪文并未绝对说日本根本不可能走军国主义道路。例如，倪文说：“......同时也要准备应付它重新回到军国主义道路。”又说：“如果日本将来仍选择军国主义道路，这些军事努力则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还说：“只有日本的生存资源受到威胁时，它才会投入全面战争。”这些都说明倪文并未将日本是否会走军国主义道路问题绝对化。《对日关系新思维》却与倪文不同，马立诚先生站在使人难以理解的立场上写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客观上可以起到麻痹人的作用，使人放松对日本会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警惕。

三、 中国对日本任何时候都没有苛刻，而是以大国气度宽宏待之
《对日关系新思维》第四节说：“其实，战胜国对于战败国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能够创造更为和解的环境，也比采取苛刻的态度对自己更安全。”第五节中又说：“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 。”
谁都记得中日建交前，战后的日本各界政府都十分敌视新中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非常重视同日本人民发展友好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主动同比他地位低的多的日本官员高岐达之助私下接触过两次，目的在于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周总理屈尊以大国总理的身份与没有结束敌对状态的日本职位低的官员相见，这充分体现了大国气度。
1972年中日建交时，尽管中国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侵略战争问题上所做的不象样子的表态不满，中国仍给予了谅解，并主动放弃了对日本国的战争赔款要求。可以说旷古罕有的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宽大为怀。
1978年中日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从大局出发，将本来属于中国的钓鱼岛问题予以搁置，采取不纠缠争议，以求同存异的态度，使《条约》得以顺利签定。这又是中国的宽宏大度之举。
中日建交后，日本首相、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在侵略战争问题上屡发狂言和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但中国始终从中日友好愿望出发，本着中日间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严肃地提出忠告，从无任何过激行为。
2001年日本政府伤害中国的行为屡屡发生。例如，在教科书中为侵略战争翻案，否认南京大屠杀，给李登辉发签证使他实现访日，日本几十名国会议员访问台湾，小泉首相 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等等。尽管日本有这些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不友好行为，中国都以大国之仁对之??让小泉在这一年到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也邀请他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
2002年中日建交30周年，中国很重视这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事先决定两个大的举措。一是邀请万名日本各界民众访问中国，二是李鹏委员长对日本进行专访。此外，还举行了其他友好交流。这些都是中国对日本十分友好的表示。可是日本如何回报的呢？2月底3月初，日本在不与中国沟通的情况下到中国经济海域探测被其开枪击沉的不明国籍船只；4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然进行他上任后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5月发生了朝鲜人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事件，对这件事日本故意歪曲事实，诬蔑中国侵犯了日本主权，无理要求中国向日本道歉；也是5月，日本政府公然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WHO）；还是在5月，日本再一次不与中国沟通的情况下，第二次在中国经济海域探测被其打沉的船只；8月“世界台湾同乡联合会第29届年会”在日本首都东京举行，陈水扁在台湾以视讯直播方式向这个会议致词，提出所谓“一边一国”和以台湾民众公决的办法实现台湾“独立”的荒谬的主张。中国邀请的万名（实际来了13800人）日本各界人士中大约有百名国会议员，在这些议员来中国大陆的同时，日本又向台湾派了10名议员，并与陈水扁会谈。这明显是在大陆和台湾之间搞平衡。另外还有，日本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四月会见中国人士时说：日本“一夜之间就可以拥有数千枚核弹头”，以此向中国恶意挑衅。上述这些事实，都说明日本并不把同中国建交30周年当成一回事，对中国该怎么反对还是怎么反对，无任何顾忌。但是，中国仍以大国气度，以中日友好为重，按预定计划于9月接待了13800名日本各界人士来中国，并于9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日建交30周年纪念会，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出席并讲话。如果中国没有大国涵养之风，凭着日本上述诸多恶劣行径，中国对日本若采取苛刻做法，取消一万三千八百名日本人到中国访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最高规格和最为隆重的纪念活动也就不存在了。这是日本自己若的祸，它就只能在尴尬中无奈了。
尽人皆知，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中日战争（1931??1945年），中国遭受的劫难极为深重，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国军民死伤3500万，无数妇女被日本侵略者奸污，被强迫充当慰安妇者多达20万，被抓到日本去的劳工数万，中国的经济损失多达6000亿美元以上，被抢掠到日本的各种无法估价的古玩、古籍和其他各种稀世文物无数。中国的社会发展由于日本的侵略大受迟滞。21世纪的今天，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日本的侵略是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既是战胜国，又是遭受上述深重劫难的被侵略国。无论根据国际法还是国际惯例，中国都有充分理由要求日本赔偿。但中国从友好愿望出发，放弃了赔偿要求。日本对中国的“以德抱怨”，却还之以“以怨报德”。建交30年来，日本首相、阁僚和国会议员等政坛人物，不断否认侵略，美化侵略，污蔑中国捏造南京大屠杀，参拜供奉甲乙丙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不断在中国人民的伤口上撒盐，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还插手台湾，制造两个中国；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各种军事演习和制定的防卫白皮书，均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各种军事装备的发展尤其是海军的装备和火箭的发展也主要是针对中国。日本还霸占着我钓鱼岛。所有这些，都促使中国人民对日本没好感，这是完全正常的，可以理解的。在日本让中国没有好感的情况下，当我们的同胞中有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做出伤害民族感情的事情时，受到舆论的谴责，全属正常，无须大惊小怪。例如赵薇穿上印有日本军旗的模特装，姜文参观日本靖国神社，都引起众多人不满，这是理所当然。它说明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普遍蕴藏着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至于对赵薇的过激行动，当然不对，但那是个别人所为，多数人是不赞成的，就连高兴兴对日本的认识（我未看过高兴兴的文章，而且此前也未听说过），若真如《对日关系新思维》所引，也属个例。这些既不代表中国官方，也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不能把13亿人中的少数人的偶然行为视为中国全社会的民族主义崛起和飚升，也不能把一些个别情形视为对日本的苛刻。何况，这少数人的情绪也是日本无收敛的不友好行为所引起。
《对日关系新思维》要求我们要有战胜国的大国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以求得“对自己更安全”。这无异于要求中国人民无论日本怎么侮辱、诬蔑中国，甚至以中国为敌，中国为了求得苟安，都不要作声，免得挨打。这种不顾民族尊严的苟安哲学，与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要求，没有丝毫一致之处。在民族精神中必然要讲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的。
江泽民主席1995年12月19日在会见日本外相河野洋平时说：“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要有正确认识，要保持和发展这一主流，同时对待错误观点之逆流要予以遏制”（1995.12.20《人民日报》）。2002年8月28日江泽民总书记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主席不破哲三时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和台湾问题是两国关系中的大是大非问题，需要严肃对待，正确处理”。为实践江泽民同志上述谈话，今后我们对于日本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都要遵循中日间签署的三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以严肃的态度，该批判就批判，该揭露就揭露，该怎么遏制就怎么遏制。绝不含糊。中国人民绝不会对中日之间的大是大非问题默不作声，以乞求“对自己更安全”。我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对日本的批评，既不能视为没有大国气度，也不能视为对日本的过于苛刻。

四、 民族主义狂热和民族主义飚升的情形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对于赵薇和姜文事件，以及“一些媒介为了商业利益”而“热炒‘猛料’”，还有网上高兴兴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都视为“民族主义崛起”、“民族主义狂热”和“民族主义飚升”。笔者却认为，民族主义狂热和民族主义飚升的情形在日本，而不在中国。
中国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非常重视与一衣带水的日本发展友好关系，所以他们分别与日本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共同宣言》。三位领导人和三个文件，奠定了中日友好的基础。“十六大”以后的领导人肯定会“萧规曹随”，把握好中日友好的大方向。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人下的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对日本的民族主义表现，其中包括众多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亦是如此。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就民族整体说有着宽厚的性格素养。正因为有这样的素养，中国56个民族才做到了世世代代和睦共处。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对外也总是宽厚的。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更是一个守纪律和有理性的民族，无论对日本或者其他国家，永远都不会表现出民族主义。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更不会将一衣带水的日本，以民族主义对之。至于少数人出于民族义愤，无论在网上或用其他形式对日本表示的不满，往往也都是事出有因。多是由于日本对中国一再伤害所引起。尽管其中的过激言行属于不可取，但这也与日本那种官民一致针对中国而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对少数人表现出的对日本的不满笼统用“民族主义”去鞭挞，未必符合实际。
战后几十年来倒是日本的民族主义一直十分突显，并且还在上升。1996年法国《解放报》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人民原以为已经靠边站了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现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现在，极右势力的回潮已成为日本社会一景；装载着右派团体成员的黑色或白色的卡车经常在东京的大街上游行示威，用高音喇叭播放着军歌和颂扬‘大日本帝国’皇军过去占领大半个亚洲时的丰功伟绩的口号，这些右派成员一有机会就上街......大部分老百姓对此却习以为常”。“据警方统计，这些右翼小团体有1000来个，其积极活动分子约有9万人”（引号内的文字见1996.10.17《参考消息》）。毫无疑问，这1000来个右翼小团体中绝不会包括像“日本遗族会”这样在日本政坛颇具影响力的大型右翼团体，因为这个“遗族会”的人数相当众多，仅“日本遗族政治联盟”所属的自民党员在1986年时就有16万，“遗族会”在日本国民中的人数就可想而知了。恐怕“日本青年社”这样有“名气”的右翼组织也不一定包括在1000个团体之中。日本全国究竟有多少大大小小的右翼组织和总人数是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可以肯定其数字是大得惊人。
右翼分子就是民族主义分子。日本是右翼政党执政，日本国会议员右翼分子众多，民间的右翼团体无数，能量很大，所以日本的民族主义的势力是官民结合，相互呼应的。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现举几例：
例一：1996年日本右翼组织“青年社”到我钓鱼岛上设标志桩、灯塔的行为，是日本政府默许，并得到日本海、空自卫队的保护。最近，日本政府又与右翼组织合演了一场“租用”钓鱼岛的既不高明又颇为滑稽的戏法。
例二：日本青年自由党拍摄美化侵略战争、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的影片《自尊??命运的瞬间》，该片1998年出笼后，在日本政府和自民党支持下，在日本全国150家影院开始放映，十分火爆。
例三：2000年日本一些右翼团体在大阪搞的所谓“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彻底验证南京大屠杀”的集会，是一次无耻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铁的事实，明目张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反华活动。这次大规模的集会，又是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下举行的。
例四：由一个叫做“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右翼组织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实际是日本政府授意而编写的，所以当书编完后，2001年4月被日本文部科学省正式审定通过并颁布执行。《对日关系新思维》却说“修改教科书是日本极少数人所为”。虽然编写是少数人在日本政府授意的行为。但书出笼后是日本政府审定通过的，也是日本政府颁布执行的，可以说从始至终都是在日本政府主导和参与下的行为。这怎能说“是日本极少数人所为”呢？是不是马立诚先生用感情蒙住了眼睛？
日本社会党原属左派政党，从1994年6月至1996年1月与自民党、新党魁党联合执政后，社会党和它的党首村山富市，都明显向右转。1996年社会党退出执政后，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改名本身就是该党右转的结果。日本社会党的右转是日本社会民族主义化的标志之一。
2002年6月日本《正论》月刊报道，日本出现期待石原慎太郎当首相的呼声，且呼声很高。甚至札幌、名古屋、大阪和东京等大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集会，呼吁由石原出任首相。这是因为日本国民嫌小泉在“国家观上缺乏骨气。去年参拜靖国神社、打捞可疑船只和北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就是很好的例子，小泉在这些问题上挺不直腰杆。”日本人普遍认为石原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都是很强硬的，所以在民族主义情绪很高的日本国民的心目中，石原就成为首选的“救世主”。“越是到地方去‘小泉没有能力改变日本，我们寄希望于石原’的呼声就越高。经常在地方发表演讲的竹村健一说，地方期望石原担任首相呼声的高涨出人意料，从地方议员到一般家庭主妇 ，唱起了大合唱。不少有识之士甚至说：‘小泉没有任何魅力’。在领导下届政权的首相候选人中，除了石原之外，听不到别人的名字。由此可见，石原的人气正在直线上升。”（以上引号内的文字均见2002.6.28《参考消息》）
人人皆知，现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是甲级战犯之子（2002.4.10《生活时报》），是极右翼分子。他极端仇视中国，把中国恨得咬牙切齿，动辄咒骂，经常叫喊“中华帝国必然灭亡”。现在石原在日本国民中有那么旺的人气，由此可窥日本民族主义之一斑。
如果有谁在日本每年春季、秋季和8月15日这三次参拜靖国神社时，看看右翼们那种疯狂地美化侵略战争和嚣张地针对中、韩等亚洲国家的批评发出的歇斯底里的表演，就不会对日本民族主义之高涨有任何怀疑。
对于日本严重的民族主义，《对日关系新思维》却用“日本有些民族主义者利用经济衰退引起的不满，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企图开倒车的言行应引起两国人民的警惕。”如此轻轻一描而过。虽然《对日关系新思维》也提了一下石原的狂妄，但却没有把他与日本狂热的民族主义作进一步的联系。相反，却说“石原的狂想并不是日本的主流”。这种结论未必符合日本社会的实际。

五、 日本国对中国没作过正式道歉，道歉问题没有解决
    《对日关系新思维》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和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卢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于刻板形式。”
首先，必须指出，村山富市和小泉纯一郎，他们都没到过沈阳。只有桥本龙太郎任首相时到沈阳“九一八”事变博物馆参观了25分钟，最后在留言簿上写了“以和为贵”后离去。
村山富市1995年访问中国时，向李鹏总理表示“深刻反省”。2001年小泉纯一郎访问中国时，在参观了卢沟桥抗战馆后对记者谈话时，表示“衷心的道歉和哀悼”。之后，他与江泽民主席会见时，第二次说了“道歉和哀悼”。
小泉在一天之内两次说“道歉与哀悼”，比他的任何前任在道歉问题上都显得干脆、痛快，显得无保留。这是为什么？众人皆知，小泉2001年10月8日到中国工作访问一天，是在他一再要求的情况下，中国才答应他访问的。小泉为什么非要急于访问中国呢？一方面是因他在教科书问题上和参拜靖国神社（8月13日）问题上，极大的伤害了中国，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十分气愤。小泉从日本的政治需要考虑，他不能不缓和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日本的盟友和主子美国，不希望日本在“9.11”之后把与中国的关系搞僵，所以美国也要求小泉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0月20日要在上海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小泉担心中国不邀请他参加或者参加时江泽民主席不与他会见。无论是不邀请他参加会议或者会议期间江主席不会见他，都是他个人和日本国的莫大耻辱。小泉为了不陷于受辱的境地，就一再要求在APEC会议前先到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既然中国给了面子，所以他到中国后两次假惺惺的表示“道歉和哀悼”。尽管小泉在作假，中国仍以宽宏大量的态度让他参加了在上海的APEC会议。他如愿以偿后，假面具摘掉，2002年4月21日和2003年1月14日先后两次参拜靖国神社，并表示要年年参拜。此外，小泉在访问中国后还做了诸多敌视中国、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上面已谈，不在赘述）。这充分说明小泉是一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政治小丑。小泉的“道歉和哀悼”能值几何？！
除小泉纯一郎外，日本的其他领导人包括村山富市在内，他们对中国表示的“反省”也罢，“道歉”也罢，其他的表示也罢，我们都要听其言观其行，而且重在观其行。我们必须看到，日本领导人说出的反省或道歉一类的话，多是外交场合临时应对局面之举，也就是纯属个人一时的应酬言论。在日本，前任首相说的话，对后任首相不起任何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历届（1993年以后）首相多属不同党籍，即使是同党籍者，也往往是不同派系，各有各的主张；另一方面是日本一贯不具有诚信的民族性格所造成。因此，日本历届首相说的“反省”和“道歉”一类的话，都是说完过后就云消雾散，全然不算数。
我们不乞求，但我们希望日本就侵略战争问题向中国作出认真的正式道歉，如果这样做，也算是对历史问题在认识上的一点进步，这也有利于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相处。但我们要求的日本道歉，不是哪个首相个人的道歉，而是日本国通过日本国会作出正式决定的道歉。然而，中日建交30年来，日本始终不肯这样做。199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之际，江泽民访问日本，中日发表了《共同宣言》，本该是日本在《宣言》中向中国正式道歉的大好时机，但日本的顽固的立场不改，最终造成未能举行《中日共同宣言》的签字仪式（见1998.11.28《参考消息》）。
战后几十年来，一直由以自民党为主要代表的右翼势力主宰的日本，顽固地坚持着“侵略有理”论，要想使日本为侵略战争道歉是万难的。笔者想用以下两件事，说明在日本如果没有以自民党为主的右翼势力的认可，日本政府和国会要想在有关侵略战争问题上作出什么表态，是多么不容易。
村山内阁成立之初（1994年6月）就表示，日本要在战后50周年之际，以日本国会的名义通过一项反对战争的决议。后来被称为“不战决议”。但是，由于以日本自民党为代表的右翼势力的反对，在日本政坛经过长达一年的争吵，直到1995年6月6日日本执政三党经过艰苦的相互讨价还价，才对决议案达成一致意见。6月9日日本众议院对执政三党提交的题为《以历史为教训重下和平决心的决议》在新进党议员不出席的情况下获得通过。这个被称为“不战决议”的决议案，实质上是文字模棱两可、毫无实际价值的一纸空文。为什么如此呢？因为有以“日本遗族会”为核心组织的反对“不战决议”民间组织征得自民党同意，坚决反对政府和国会通过任何表示反省和道歉的决议。这个民间组织叫“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该会由“日本遗族会”、“不辜负英灵会”和“保卫日本国民议会”等民间右翼组织组成。这个委员会为了阻止不战决议通过，还发起签名运动。到1995年6月初，已有500万人签名（见1995.6.2《参考消息》）。除上述受自民党支持的民间组织反对“不战决议”外，还有一个由213名议员组成的名为“战后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的组织，反对“不战决议”。这个以自民党议员为主的“联盟”告诫说，不论国会通过什么决议，都不得出现“侵略行为”、“殖民统治”、“领土扩张政策”和“反省”等内容（1995.6.3《人民日报》）。日本执政三党和日本国会都完全依从了“议员联盟”的要求，使“不战决议”不仅没有“侵略行为”等字眼，连“不战”二字也未出现。
还有，村山富市政府原定1995年8月15日这天召开“战后50周年纪念集会”，但由于当时受到自民党人的反对，被迫推迟到12月18日在村山的强烈主张下始得举行。村山在集会上的讲话，根本不敢触及侵略战争问题，只是说日本要谦虚地记取历史教训（1995.12.19《人民日报》）。本该在8月15日这个历史性时刻召开的会，却推迟四个月，到12月18日才召开，这真可让世人传为笑柄。
从所谓“不战决议”和“战后50周年纪念集会”这两件事，充分说明以日本自民党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政坛之主宰。这股主宰势力，几十年来一直在侵略战争问题上顽固地坚持站在与被侵略国家敌对的立场，根本没有悔罪、道歉之意。马立诚先生仅凭日本一两位首相在外交场合只代表个人，而代表不了日本国的口头“反省”和“道歉”，就说“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这只能是马立诚先生自己的认识。何况这种认识是根据“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卢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这一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的判断而得出，更使人对马立诚先生的认识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