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殷弘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上引“撇出”“外交”“战略”，概括言之，消弭“这一加剧中日敌意和阻碍中日接近的最大问题”，姑名“中日历史问题‘搁置’论”。这是他创造性地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中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新领导集体建言“革命”的头条“战略”。

何谓“搁置”？它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针对南海问题凸显而实施的特定方针。1984年邓小平首倡：“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进行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1988年《关于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问题的备忘录》，中国政府提出“将南沙问题暂时搁置一下，将来商量解决”的主张。到1990年12月中国领导人访问东南亚正式建议“搁置争议”。确切地说，其内涵是“将南海主权争议搁置起来”，“不因争议和分歧影响双方关系”。搁置的实质是克制和容忍。如以历史问题为例，中日两国究竟谁不“容忍”、谁不“克制”？如果一方克制、容忍，另一方不克制、容忍，“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么，克制、容忍方又该如何是好呢？更何况，南海（包括钓鱼岛）油气资源可以“搁置”，而中国人日本人脑海里的认识包括历史认识是否可以移植将它们“搁置”？中日关系是否可以超越历史和历史遗留问题呢？

基于“中国需要超出日本和公众预期”的“外交革命”，时先生在大作中除①“历史问题搁置”外；②平衡日本经济需求；③不公开担忧日本的“军事化大国”问题；④加强与日本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合作；⑤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据时先生说，只要中国作到这5条，即可“争取在果敢重要方面重新构局，以便（夸张地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果整体讨论评价这5条“战略”，至少需要一本小册子的篇幅。本文仅对时文头条搁置历史问题略加评述。据悉：人民网日本版主编唐晖，原想请一些日本研究方面的学者进行探讨，但都不愿出面卷入争端。有学者甚至直言时文不值一驳（《南方周末》2003年6月12日）。笔者非“日本研究方面的学者”，深感事关“外交”大是大非，大值提出不同意见，商榷请益。

200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时殷弘先生提出，近年来“两国政府政策和公众舆论（尤其是中国公众舆论）相关，相当显著的趋于恶化”。“这就需要中国政府本着真正创新性的国策思维和很大的战略决心”，为了解决“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要“优化自己的有关战略和态势”，“促进大幅度改善中日关系”，“大力尝试中日接近”。

时先生认定：“中日关系大为改善的实际需求”，中国超过日本。在日本外务省盛邀访日归来，他进一步阐明：该文“前提是不用确定日本是好还是坏，归根结底一个问题：如何在两国关系中，争取中国利益最大化。”“中日关系的中心点，必须由过去带有强烈感性色彩的历史问题，转到以战略为中心上来”（《南方周末》2003年6月12日）。时先生注释所谓“外交革命”（diplomatic revolution）一词，指国际大格局背景下原先对立的两国间戏剧性的关系变更，或曰戏剧性的“接近”（rapprochement）。看来时先生关于“十六大以后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班子有所创新”，“在今后领导中国期间任务之一”的“外交革命”5条“战略”，倘若被采纳，那么真个名副其实、不折扣地成了 “戏剧性的中日‘接近’”和“戏剧性的‘外交革命’”了。

时先生要求中国通过“戏剧性的外交革命”达到 “戏剧性的中日接近”，笔者愿专诚奉陪一起走近CCTV本年度重点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该剧分“过去”与“今天”两部分，描述二战末期日本掳役中国劳工在仓津岛修筑军事工程的“前事”。剧中人物受害幸存者肖汉生的孙子肖忆赴日寻找证人时遇见日本姑娘青山小百合。两国青年的爱情火焰终使沉睡60多年的历史再现荧屏。从剧中身影可以看出，有日本军警、宪兵，有中国国民党军人，也有穿残破服装的八路军战士。汉语、日语、朝鲜语同在剧中“叽里咕噜”。整部戏剧，闪显人性的复苏。同样“证明”：历史不会湮灭、不会死亡；历史认识不容“一律”，历史问题不容搁置。

（二）

此前，2002，中日复交30周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编者说他“在积怨面前呼唤理性”；时先生却说他“以一名记者充满感情的眼光和笔触，来探讨对日关系问题，不免搀杂主观情绪”。有网友认为“如果这篇文章是日本人写的我觉得很正确”（《南方周末》2003年2月27日）。“china918”网站称之为“马‘思维’”。主要论点是首创性地提出：“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容另文讨论）。

一个“马‘思维’”，一个“时‘战略’”，前者主张“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后者主张中日历史问题应须搁置。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或者起码不是侵华日军当年杀害3600万中国人的受害者遗属，否则为什么如此珠联璧合？他们的高论一时引起不仅洛阳纸贵甚至是国际性轰动效应。据日本龙谷大学新加坡学者卓南生说，“日本方面如获至宝，认为这种思维、战略和他们的历史观相吻合，是发展日本人利益的新机会，于是利用舆论，极力引述两文言论。”日本一些偏右媒体“铺天盖地”甚至鼓吹这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在“投石问路”。《读卖新闻》6月5日称：“北京将改变对日政策。”

众所周知，中日历史问题是两国外交“政治基础”。如果按“时‘战略’”中方一再退让到“搁置”程度，日本政府是否就能“以史为鉴”达到“中日人民的友好关系”的善良愿望呢？时先生明知国际“问题相对复杂，而且事情的可预见性都是相对有限的”（《南方周末》2003年2月21日），仍毅然提出 “搁置”新“战略”，正如国际关系学者庞中英指出：“历史问题不仅是国家间的政治问题，而且也是中日两个民族间的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不是说回避就能回避，说利用就能利用的。没有两个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真诚和解，历史问题回避不了。一厢情愿，简单化，急功近利，甚至缘木求鱼的战略要不得。其实，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单方面让步而求得中日关系的片面发展”（《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30日）。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国法定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坚持的周边外交方针。受害华人、日本民间响往睦邻友好，自不待言。

“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中国政府放弃日本战争赔偿（国家间），难道还不够“撇出历史问题”、费厄泼赖么？从1872年至今的130年间，日本政府有放弃中国战争赔偿和民间赔损的哪怕一次性记录么？怎奈何“中日历史问题搁置论”，正中下怀地迎合和适应否认侵略历史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和冷战后政治主流新保守主义的急切需要，不仅对于各国受害者包括对日诉讼的华人是直接的打击；而且对于侵略战争受害日本人，特别是无条件声援外国人包括华人进行索赔诉讼、相对处于弱势的日本和平民主力量更是猛烈的摧残。这种短视的“战略”，既不符合各国包括中国受害民间的长远、根本利益，也不符合日本国和日本和平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须知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日本是世界的日本，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反映时代主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不可阻遏、更无法逆转。从世界历史的视角看：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两国外交和民间友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抛却对历史事实的镜鉴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离开和平共处和一个中国原则，试问那还谈何政治基础？！

1972年《声明》、1978年《条约》、1989年《宣言》，是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指导原则和法律依据。“中日历史问题搁置论”抛却《声明》《条约》《宣言》，目空一切，不顾日本和平民主力量的艰难存在及其发展潮流，偏离既定中日双方“致力于和平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试问那还谈何邻国特别是日本人民长远根本利益？！

（三）

“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中国如不“搁置”就会“加剧中日敌意”么？笔者孤陋，闻所未闻。果真如此，那么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关于“谁否认过去，谁就在冒重蹈覆辙的危险”；德国总理施密特关于“日本现在的一代，如果承认罪行，表示忏悔，将提高邻国对日本的信赖，并有助于未来的和平”；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关于“日本应该对导致那场灾难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反省”‘英国首相梅杰关于“英国仍然不会忘记日军的暴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关于“我无法忘记日本统治时期的惧怕、震惊和恐怖的情景”；韩国总统金泳三关于“日本必须对过去的侵略历史进行彻底的反省和道歉”；还有荷兰女王访日的忠告等，岂不都成了“加剧”日德、日澳、日英、日新、日韩、日荷“敌意”的铁证？

问题的要害在于是谁、是中方还是日方拨弄历史疮痍、“加剧敌意”。中国江主席1996年9月3日答法国记者：“日本国内不时出现一些人公然篡改历史、美化侵略的事情。特别是最近以来，一些阁员竟然络绎不绝地参拜靖国神社，一些国会议员竟然纷纷散布掩饰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恶事实的奇谈怪论......”

时文所谓“日本目前已达到的致歉程度”；马文所谓“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2000年10月14日朱总理访日时有人问难：“如果中国总是要求日本道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朱答：“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方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据记者了解，关于日本是否进行了充分的道歉，所做的舆论调查表明，20%的日本人认为进行了充分的道歉，39%的日本人认为没有进行充分的道歉；2%的中国人认为进行了充分的道歉，87%的中国人认为没有进行过充分的道歉。我希望日本国内舆论都应该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不要作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这样，中日友好关系才能继续不断发展下去。”这是否可以视为提前先行答复时、马两先生的高论呢？

我们试以中日关系三历史文献为据，“日本就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公开反省”的表述是：“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声明》）；“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宣言》）。日本政府既没有在官方文书中象对韩国同样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致歉”，那么对“侵略”“战争”加害中国人民的“重大”或“巨大”损害，是否应负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的“责任”？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究竟是怎样承担国际“责任”的呢？1995年前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广大受害者由于向日本驻华大使馆申诉泥牛入海、得不到任何答复，从1995年被迫向日本法院诉诸国际法和日本法的几十宗个案，除个别外，至今号称“独立”的日本司法审理结果概不承担理赔“责任”。

请问时先生，中国受害民间（指日本加害致损的中国民间而不是马先生所谓“民间之忧”的民间）对此能“大致满意”，而且“在一段较长时期内” 叫他们“满意”吗？至于诉日本国履行国际责任所有“个案”，“最终能够得到解决”，我以为中国受害原告，不仅具有“从中国总体环境和总体利益出发的大战略全面观念，连同战略分寸和轻重缓急次序意识”，毫无疑问更是具备充分的“耐心”和“历史信心”的。关于中日关系三文献深入的问题是：中日双方无条件执行？中方或日方哪一方不切实履行义务？时先生说：“除非日本政府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意即只有“严重”违反文件、条约义务，才能不搁置历史问题。中方不履行的事实，时先生没有也不可能例举说明。在他看来，可以肯定认为日本政府没有“倒退”，没有“出现严重倒退”，当然更没有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否则，时先生也就不会建言中国 “搁置”历史问题了。但是怎样才算“非常严重”？难道时先生认为违反三文献、条约的日方言论和行动反映出的“倒退”还不够“非常严重”的“程度”么？战后日本国与其“二战”盟国德、意对待历史的认识和行动形成鲜明对照。欧洲各国人民不惜耗费巨资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控告纳粹、法西斯罪行，与德、意两国政府主动清算纳粹、法西斯罪行相结合，终于促使德国和意大利新生，促成旋后“欧盟”的成立。这是亚洲包括中日两国人民特别应是日本政府急起效法的样板。至于中日“官方和准官方”对于各国民间包括中国受害人诉日本损害赔偿的“宣传”，只要媒体做到“大致”如“宣传”马文、时文的一半的“程度”，各国包括受害原告和他们的日本声援者也就应当“大致满意”了。

（四）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一般地说都是和应当是具有连续性而不是和不应是断裂性、戏剧性、180°急剧变化的。只有特殊地才出现例外。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确定外交三条方针：“①另起炉灶；②把房子打扫干净以后再请客；③向苏联‘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了由“联苏反美”到“联美反苏”。正如李慎之生前说的：“这种情况在国际外交史上是很少见的。”今后我们一定要全面正常化，首先清除意识形态的干扰、反对极端民族主义。“要让民族利益成为决定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只有国家充分民主化才有可能”（参见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

1998年，中国主席江泽民访日。在中日《宣言》中明确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同日本小渊首相会晤中说，有人认为应当停止谈论历史，“但我反对这种观点。”江泽民所到之处先后提及：在我国历史上，“在多国列强中，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致使中国军民3500万人口伤亡，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一直是日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只有以史为鉴才能正确地走向未来。中方愿意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向前看的态度，但前提是必须正视和承认历史。”

2003年3月18日，应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姜恩柱邀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履新后首次会见中外记者。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提问关于“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5周年，您是不是打算年内访问日本？”温总理指出：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但是近代以来也有过很大曲折。正确对待和处理日本侵华的那段历史，始终是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日本政府恪守中日之间的三个文件，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愿意发展同日本的各方面关系，包括高层往来。至于我自己，我希望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到日本去访问。

5月31日，俄国圣彼德堡。中国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中日首脑相隔7个月之后首次会晤。《东京新闻》称为“新型中日关系的开端”。新华社电文：胡锦涛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有着2000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实现邦交正常化30多年来，经过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培育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中日关系取得了全面深入的发展，中日友好深入人心。历史告诉我们，中日两国和睦相处，互利合作，不仅可以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可以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胡锦涛强调，发展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又要重视并妥善处理好对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两国领导人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

作者林竹发自莫斯科的《锦涛外交》（《南方周末》2003年6月5日）中，报道胡主席“提醒小泉”：历史问题“关系到两国的政治基础”。双方应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25周年为契机发展中日关系。因此，胡主席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后面增添了“着眼长远，筹谋大局”的期许。

总之，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都从历史中走来，万万割不断血脉联系的历史。两先生主张搁置历史问题，日本道歉已决；我们主张通过民间对日诉讼解决鉴史、道歉、理赔，达成相互诚信，有如法德。可见我们同时、马两先生之间虽然表面上都主张“中日和”，实质上却存在原则性不同。问题根子我以为出于“历史是谁写的”异见。

时文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正在日本讲学的金熙德指出：“‘新思维’在主张搁置矛盾、实现中日和解这一动机上无可厚非，但大大低估了日本对华防范心理，低估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好象中国的国民感情可以靠政府强行压住似的。”“中国民众中存在着强烈的情绪，不是某个人或某届政府可以说了算的”。

以中国民间对日本加害被迫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一鉴史、二道歉、三理赔为例，请允许指出：这决不仅限于中国国民的“情绪”，而且是中国受害平民和日本和平民主力量共具的政治理性和历史责任感。如与《战略与管理》编者认为“今天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了亚洲前面”，马文“在积怨面前呼唤理性”对比，我以为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个案在“呼唤理性”、消除“积怨”、为“亚洲人化敌为友”探索奠基，是更远胜于时、马两先生的新“战略”和新“思维”的。无可怀疑“新思维”“新战略”只信历史是中日政府或某个英雄写的。我们却更相信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说“历史是人民写的”。

如果具体地说，中国历史不是帝王将相而是被日军虐杀的3600万人，耿谆（日本掳役劳工、花冈暴动领袖、拒领鹿岛公司布施捐出金），王选（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团团长、“世界因这场诉讼知道了细菌战”、2002年度新闻人物），王岩松（日本大规模杀伤性毒气弹1987年遗害原告、惊闻败诉、交待儿子：“记住，我这辈子等不到胜诉，你等。你等不到，孙子等。子子孙孙等下去，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解放日报》2003年5月26日），1989年抵御洪水的军民、2003年抗击SARS的白衣战士等亿万老百姓写的；日本历史决不是天皇裕仁、东条英机等“法东斯”写的而是和平民主力量，300正义律师，为历史尊严不屈向历史说“不”的权势打了一辈子教科书官司的家永三郎，历史学家井上清，不容篡改历史事实真相的侵华老兵东史郎等亿万老百姓写的。

笔者酷爱祖国，同时爱日以德。对于来势汹涌的“马‘思维’”和时“战略”委实不容苟同，纵如蚁鸣蚁命。“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2003年6月21日

于王玉梅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