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在抗日战争开始的问题上一向存在着异议。本文以史实为根据既论证了江桥之战是当时黑龙江省政府所策划的有领导、有组织地正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战役，并考证出其确实得到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授权和支持而具有了民族抗战的性质；又重新评价了其在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定位是中国抗战中局部抗战的第一战，因而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澄清了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三阶段的“抗日战争”阶段和中国全面抗日战争与作为那场重大历史事件的“抗日战争”之不同内涵，也即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三阶段和全面抗战阶段“八年”说与中国抗日战争之持续时间多长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从而对“抗战八年”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并代之以“抗战十四年”的概念。最后的结论是江桥之战的爆发日就是中国抗战的开始之时。
[关键词] 江桥之战；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
[中图分类号]k246.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
中国抗日战争究竟从什么时间开始算起，迄今为止学术界显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尽管大中学校教科书和其它权威性著作早就把1937年的“七?七事变”修订为全面抗战或全国性抗战开始之日，但由于所谓“抗战八年”或“八年半”说的广泛流传，大多数人实际上依旧把它视为那场战争的爆发日；有些学者则主张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开始；有的又认为黑龙江省的江桥之战为其开端。那么，我国的抗日战争究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呢？还是让事实回答这一问题吧！
众所周知，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强盗在沈阳悍然进攻我国驻军北大营，挑起了现代史上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为“九一八事变”。由于我东北军奉命没有抵抗，致使当时的日本侵略军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辽、吉林两省的大部分地方。然而，出乎人们意料地是，当侵略军的铁蹄继续北进的时候，竟在齐齐哈尔附近的江桥一带遭到了我黑龙江省军队的英勇抗击。这场战事一向被人们称为江桥之战或江桥抗战，而正是它标志着我国抗日战争的开始。
江桥之战简要概况
这场抵抗始于1931年11月4 日拂晓，止于同月19日，先后历时16天，又被称为江桥抗战。最初，主战场设于江桥以北约10公里处的大兴车站一带。据当时人尹秀峰所撰《江桥抗战日记》的记载，黑龙江地方部队参战者2700余人，竟在第一天（4日）的战斗中打得6000多日伪军“遗尸四百余具，遗弃武器，几无隙地。……伤亡1000以上”；而我军仅“伤亡300余人。”[1]真可以说是以少击多，重挫强敌，取得了开门大捷，堪称现代史上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个胜局。紧接着在随后的两天，英雄的守军们再接再厉，浴血奋战，继续打退了“皇军”的多次进攻。如5日的战果是，“敌遗尸七百余具”，我方只伤亡200余人，就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用步兵及骑兵实行包围式反攻，日军蒙受极大之损失，而不得不向后撤退（见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嫩江桥之役）。”同样，在6日的战斗中，又“毙敌六七百人”。但另一方面，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火力和装备都远不如人的情况下，我方“亦损失奇重”，且“士兵连战三日两夜，无援军替换，异常疲困”；加之，“大兴阵地已被摧毁”，故作为这场战事总指挥的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将军，不得不下令“将主力撤至距大兴站18公里之三间房第二道阵地，”[2]并继续在前线组织抵抗。因之，守军又在7日的战斗中，“毙敌甚众”，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敌机七八架连续俯冲扫射和狂轰滥炸而我方完全没有高射炮火拦击的被动局面下，智勇双全的将士们竟表现出了惊人的聪明才智，居然“以20人为一组，仰卧地上，用步枪向上射击”，因得以创造性地击落了敌机一架。事后检查其残骸“两翼有26个子弹洞”，是为中国对日作战史上所击落的第一架敌机。以此之故，在后来的战斗中，日本飞机再也“不敢低飞。”[2]
由于连日进攻受挫，在随后的几天里，日军不得不放慢了进攻的步伐，一面极力调兵遣将，不断增派援军，准备发动新的攻势；一面通牒马占山进行施压，要求其立即下野、让出权力并撤出在齐齐哈尔的中国军队。这自然遭到了马主席的断然拒绝。于是，从12日下午开始，得到大量增援后的侵略军开始了为时三天的新一轮攻势，数以千计的日伪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车的掩护下向我三间房等处阵地分路进攻。不过，同前此的战斗一样，在我英雄守军的顽强抗击下仍旧没有占到便宜，而不得不灰溜溜的后撤并等待新援军的到来。至17日，陆续到达的日伪军已增至30000多人，再度分兵三路疯狂扑来，致使“战事异常激烈”。而当时我前线守军虽因连日奋战已遭到重大损失和急剧减员，“总共步骑”已只剩下了4000余人，又由于“粮秣储存处所被敌机炸毁”而“不得饮食，疲饿过甚”；却仍旧是上下一心，“同仇敌忾”，个个“奋勇异常”，“喊杀之声，惊天动地”，竟与“数倍之众”[3]的强敌展开殊死的决战。其中在主阵地三间房一带的战事更是彻夜未停。
尽管如此，敌强我弱的局面不但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日趋严重。在侵略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补充和增援的同时，伤亡过大的守军一方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增援，加之阵地被毁， “实在无力支持”[4] 下去。故到18日下午，马占山将军已不得不痛苦地做出决定：下令撤出战斗。19日，省城齐齐哈尔陷落，江桥之战以最后失败而告终。
江桥之战虽败犹荣
江桥之战虽然最后失败，却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事件，并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江桥的守军们继承了爱国主义传统，沉重地教训了日本“关东军”，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国军队的威风。自甲午战争失败以来，在傲慢的日本人眼里，中华民族和中国军队如同一盘散沙，哪里会是自己的对手；尤其是不久前的偷袭北大营得手和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辽、吉两省大部地区，就更不把处于孤立无援状态下的区区黑龙江军队当作回事了。况且，当时黑龙江省的确形势混乱，人心浮动，大小官员们纷纷出逃，商户大多闭门迁避，主和投降者又大有人在。对这一切，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就连仓促出任代理省主席的马占山本人又何尝不知道抵抗“决难持久”，甚至还不得不担心违令出战会“给国家惹出乱子”[5]而遭致杀身之祸。然而，在大敌当前的危险关头，马占山和他麾下的爱国将士们却偏偏不听这个邪，竟不顾个人安危而毅然决然地要“为国家争国格，为民族争人格”；“不管如何困难，必与日本一拼”。故当日方发出最后通牒而主和者们纷纷“以库空如洗，兵力不够，请顾全地方，和平应付，附和此说者甚多”；乃至于在省政府的会议上“辩论多时，意见不能一致”之际，他拍案而起并坚定表示：“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与敌人！……我已决定与日本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紧接着，“卫队团长徐宝珍拔出手枪，向众言曰：‘在座如再有主张议和者，便以汉奸论处’”。[5]于是而做出了进行抵抗的庄严决定。显而易见，正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浩然正气给予了这些军人们无比的勇气和力量，并能够让他们在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时刻做出了坚定抵抗的抉择，齐心合力地以劣势的装备和血肉之躯，“迎头痛击”了要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侵略者。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江桥之战虽然是一场依托阵地阻击日军进攻的阵地战，但抵抗日军的正式决定直到11月2日才最后做出，而且我方的主阵地已由“嫩江桥北岸”改设在距江桥近10公里外的大兴车站及其周围一带，附近的地形既无险可守，仓促的一二天时间也只能构筑出谈不上坚固的土木结构阵地；加之，人员、火力和装备都远远逊于敌军（详情见后文），因之，这场所谓的阵地战之困难和被动程度是可以想见的。但这支弱旅恰恰就是在如此困窘的情况下，敢于以劣势的装备和血肉之躯组织起坚强而有效的抵抗，不但严格的执行了主帅马占山将军的“如无我之命令，擅自退却，致失一寸土地者，即以军法从事”的命令，在整个战争期间不论战局如何凶险都始终坚守阵地而并无擅自后退者；而且在实战中接连打得拥有、坦克掩护和装备优良的“关东军”损兵折将，并迫使后者“领受”了“我军教训”而“不敢盲动者计五日”，只好接连不断地“向国内乞援。”[6]即如当时《滨江时报》评论员所评论：“黑龙江的中国军队，可以说是真正的捍卫国土的勇士！”[7]一言以蔽之，江桥之战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侵略军的威风。
其次，在战役的初期和中期，这支孤军确曾一再地以少击众、以弱敌强，重挫了侵略者，打造出现代史上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战争的光辉战例。据《江桥抗战日记》载：当时双方的兵力是：“敌军兵力，计多门第二师团全部（长谷、天里两旅团）、铃木旅团、朝鲜混成旅团、南满铁道守备队、旅顺炮兵队、空军等共三万余人，同时参战者，多至一万余人”，其中的多门师团还是日本关东军的主力；而我方投入的兵力，则总共只有“13000余人，同时参战者，最多不过3000余人。以兵力比较，我军不及敌军之半数，其同时参战之兵力，我不及敌四分之一。”同时，因“黑省精锐（按指王永盛的第29旅和于兆麟的第30旅）均开往关内，所余皆老弱之军，无大战经验”。而兵器的比较则是：“敌有坦克车、飞机、重炮、装甲车，我均无之。我之步枪有百米射程外无效者，更不成比例。”勿须赘述，这决非一般意义上的敌强我弱，而是实力对比之过于悬殊。唯其如此，“关东军”的决策者们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并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黑龙江军队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抵抗，“遂遣不废一弹而得吉林之多门第二师团，仍欲依样葫芦而得江省。”而多门之流也确实是轻敌冒进，竟“摆出所谓皇军架子，长躯直入，如入无人之境。”[6]但完全出乎敌人意料的是，这支孤军不但在开战之初，以高昂的斗志和旺盛的士气压倒了“皇军”的气焰，并成功地利用对手的轻敌而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而且在饱经战阵、智勇双全的杰出将领马将军的总指挥下，善于运用兵法和战术，既懂得巧妙地利用地形布设伏兵，又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部署和抓住战机，从而能够接连不断地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如开战前马将军到前沿地带视察时，发现了可以利用的地形，就明确地指示徐宝珍等三位团长：“敌众我寡，当利用地形，以奇取胜，现值江水初退，江岸及铁道两旁多泥沼，须诱敌深入，突起攻击；见敌势挫或退败时，须拼死猛追；退至桥梁时即坚守，但我子弹缺乏，枪械又不良，非候敌进至百米射程以内，绝对不准开始射击。”及至战斗打响后，他又亲自电话通知诸部严阵以待，保持镇静，必须“诱敌前进，候敌到百米极有效射程内给以严重之打击，务将敌军全部歼灭”。而从战事的实际过程来看，他的这些部署和命令也确实得到了严格的贯彻和落实，如第一天的战斗中，前沿的守军就是在敌人进至相距“百米”处的有效射程内时才突然开火射击，结果打得敌人措手不及，纷纷倒地。“鏖战至近午，敌伤亡甚众”，不得不“溃退南岸。”至5日近午，当前方战事最“紧急时”，马帅竟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在枪林弹雨中亲临前线，与弟兄们并肩作战，并“指挥正面部队反攻，令骑兵自两翼包围（敌军），血战至旁晚，敌始溃退。”[1]及至战情发生重大变化、成千上万的敌军从正面扑来时，他又率领全军避开敌军锋芒，适时地从大兴车站转移到三间房等地的第二道防线，并凭借事先预设的工事继续阻击敌人的进攻。甚至到了最后阶段，当不得不考虑后撤时，他还是敢于派出小股精锐部队主动出击，如不仅命令涂全胜部迂回到大兴一带，于18日午12时“绕至敌后将敌司令部包围，出敌不意，击敌军官30余，掳获多门（日军最高指挥官）所乘之汽车，车内有金票十余万元，敌兵少数防守壕内，被我英勇将士以刺刀枪柄砍杀，全部溃灭，收获极大”；[4]而且，能够事先在省城东60里的杨家屯、九道沟子一带设伏，一举歼灭了由多门大佐（多门师团长之胞弟）所统率的骑兵四百余人，并迫使日军不得不撤回其它追击部队，从而确保了全军安全有序的战略转移。所以，江桥之战无疑是我国抗日战争史上的著名战例之一，故尽管其最后败退，但光荣仍然属于英雄的黑龙江守军。因为“敌之损失，……统共伤亡必在6000人以上。我军殉国者仅2000余人，约三则一之比”。故正如当时人所指出：“战争之结果，敌公认为‘皇军’之耻辱。而我第一次抗战成绩如此，民族英雄马占山之名腾播中外矣！”[6]因之，江桥之战显然是创造出了一个以寡击众、以弱敌强的大大奇迹，当然也就表明：只要众志成城，团结御侮，并且运用战术得当，则实力明显处于弱势的正义一方完全有可能打败强大的侵略者。
最后，江桥之战印证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这一真谛，反映了中华民族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志，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九?一八”之后的一个半月中，沈阳和吉林等地的相继陷落，辽、吉两省版图的迅速改变颜色，日军的侵略气焰和烧杀抢掠确曾让东北大地上空布满愁云惨雾。但中华民族从来就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侵略和压迫，而如上所述的黑龙江军队的英勇抗击暴日则恰恰是这种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故其义声所播震动寰宇，如熊熊火种一样地点燃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抗日爱国之热忱，正如当时的媒体所称：使煎熬在凄风苦雨中的亿万国人，“忽尔欣闻”“马将军的孤军奋战，叠破强敌。以残缺不全的东北一隅，敌倭奴全国之横蛮压迫而不稍怯，军人精神发挥极致”的“宝贵消息”，顿使一个半月来“极端悲痛羞愤”生活，“竟于一朝之间略得洗涤”，“其欢愉感激之忱，诚非笔墨所能描刻于万一”。[8]即由于江桥抗战重挫日寇消息的叠出，举国为之振奋，凡是炎黄子孙无不为之而欢欣鼓舞和扬眉吐气，不管是国内各族同胞，还是海外侨胞和华人，都将江桥之战的领导者和他所统帅的抗日军队视为国家之卫士，民族之脊梁，甚至于情不自禁地喊出了“马占山万岁”的口号。另一方面，江桥之战的结果也确实传递出这样的重要信息，即抗日有功，爱国无罪，因为马占山所曾担心的违令出战可能掉脑袋的恶果不但没有为现实，反而在战事正酬之际接连收到了来自北平行营和南京中央政府的嘉奖和授权，乃至于获得国民党四全大会所授予的“陆军上将”的殊荣。这一切不能不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和斗志。事实也的确如此，正是在江桥之战的直接影响下，原东北军将领李杜、丁超、冯占海等人于1932年初发起成立“吉林自卫军”，并组织了抗击日寇进攻的“哈尔滨保卫战”。大体同时，白山黑水各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包括原东北军余部的爱国官兵、形形色色的山林队成员以及农民秘密会社??大刀会和红枪会之类的民间武装力量，还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等等，也都以江桥英雄们为榜样，纷纷打着抗日义勇军和救国军的旗号揭竿而起，曾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和有生力量，并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其伪造民意、建立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当然，这一切也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意志，各地大中城市的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大中学校的学生频频集会游行，并结队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各界人士纷纷组织救国会，以各种形式开展反日爱国活动；工商业者也行动起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报刊纷纷要求抗日，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对内政策……，一个遍及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国浪潮迅速掀起。尤其必须指出的是，正在被国民党政府军队连续“围剿”而处于极其艰难状态中的共产党方面，继9月20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和22日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军之后，又采取了实际的行动而相继派出不少的党员和干部逐渐潜入东北地区组织游击队伍，并与当地的抗日人们相互配合，并肩作战，积极投入了武装抗日斗争的行列。凡此种种，都对后来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国各地抗日斗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江桥之战的抗战性质及其在抗战史上的重要地位
尽管如此，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江桥之战似乎已被许许多多的国人所淡忘，甚至于连学术圈子里的一些人也对它相当陌生；另外，有些人则似乎对其是否属于抗战范畴存有异议。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直接或间接地确认了它的抗战性质，如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即明谓：“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战斗”。[9]而来自齐齐哈尔的一位青年学者周喜峰的《论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说则是更为准确的定位，1996年，他的同名论文在纪念九一八事变65周年、西安事变6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即曾获得了积极的反响而被评为会议优秀论文一等奖；1997年在《齐齐哈尔社会科学》第4期上公开发表后，又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11期所全文转载。至2004年8月中旬，来自海内外各地以及日本等国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在齐齐哈尔纪念“江桥抗战”73周年的研讨会上，重新评价了“江桥抗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并认定江桥之战打响了中国抗日第一枪，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爱国军民对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抵抗”，[10]从而进一步地把对“江桥抗战”的宣传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鉴于该研讨会是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员会、齐齐哈尔市人民政府、齐齐哈尔大学、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等党政机关和学术单位所联合主办，并由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宣传部、民革齐齐哈尔市委员会所具体承办，当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黑龙江省官方的意见。这一切不仅澄清了某些事实的真相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确地揭示和阐述了“江桥抗战”之在中国抗战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且也确实起到了“以史为鉴”为作用，即在弘扬民族正气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方面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反响。也正是受到了如上认知的启迪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地对“江桥抗战”的性质形成了如下的认识：
首先，“江桥之战”不是个别人或少数官兵的自发抵抗行为，而是当时黑龙江省政府所策划的一场有领导、有组织并有相当准备和部署的中国军队武装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全国对“不抵抗”政策的声讨和纷纷要求抗日呼声的影响下，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显然也对不战而失辽、吉两省大部地区深感悲愤和悔恨万分，故在痛定思痛后决心亡羊补牢以收拾东北局面，于９月末在锦州重设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并电请南京国民政府获准而相继任命了东北三省的主席或代理主席。因之，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将军才有可能临危受命，并于10月20日到职视事，出任了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当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才有资格主持并“召集党政军绅商各界，在省府开会讨论（紧急应对时局的方针）大计，”并领导大家以省政府的名义做出“如果日军侵入我阵地即行抵抗”的正式决定；从而才有可能部署和落实了他所亲自领导的并由“卫队徐宝珍团、步兵一旅张殿九部孙鸿裕团、步二旅苏炳文部吴德林团、步三旅将军直属部徐景德团，共步兵五团；骑一旅吴松林部萨立布团、王克镇团、刘斌团、骑二旅程志远部涂全胜团、朱凤阳团、周作林团，共骑兵六团；炮兵团朴大同团”[11]以及兴安屯垦军苑崇谷部步炮兵（旋改编江省步一旅）等建制组成的黑龙江省军队的抵抗。而这一切也就使“江桥之战”在性质上已完全不同于“九一八”之夜东北军第7旅部分官兵们自发进行的抵抗活动，而是一场有领导、有组织、有准备、有部署的成建制的中国军队正面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
其次，“江桥之战”不仅仅是当时黑龙江省地方当局的政府行为，而且事实上得到了当时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各界人士的声援和支持，甚至连执政党??国民党四全大会的决议也明确地表示了肯定和赞许。据载，江桥初战告捷后，各地的慰问信、慰问电以及捐款如雪片一样地向黑龙江飞来，上海甚至出还特地生产出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并刊登出“愿人人都学马将军”的广告说。各界人士人们纷纷称颂马占山和其部下官兵们的英勇抵抗“使被人讽为缺乏军人资格的中国民族放出异彩，顿使世界各国对于中国民族之观感为之一变”；并殷切期望他们“再秣马厉兵，扫灭丑虏，克复国土，?戟东京”。[8]这一切显然也让先前曾指示黑龙江军队“务须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12]的张学良北平副司令行营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从中受到了激励，因而才有可能于11月7日同时“来电奖誉”马占山的“悍卫省土有功”，并一起授权其“全权主持[黑龙江省]军政”。其结果是不但让马占山将军本人从中倍受鼓舞而打消了违令出战的顾虑，也进一步地提高了他在全军中的威望，因形成了“各将领对马亦愿听命一切” [13]的局面。及至11月17日战事正酣之际，中华民国中央电台又广播了一条重要消息：“国民党四全大会议决，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兼边防副司令官马占山守土尽职，功在国家，实任为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驻江省副司令官，以陆军上将待遇”。[3]即作为当时中国执政党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也以决议的形式充分肯定了马占山将军所领导的江桥之战，并实际上代表中央政府对他给予了破格的提拔和极高的奖赏。至是，马占山将军所实施和领导的江桥抗战，事实上已经得到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支持，故完全可以断言，“江桥之战”已不止是当时黑龙江省地方当局的政府行为，也体现了中央政府的意愿从而具有了民族抗战的性质。
再次，“江桥之战”确实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武装抗击日本侵略的大规模军事活动，甚至称得上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或者说是个不算太小的战役。在这场中国军队摆开战场同日本侵略军的直接对垒中，双方之间先后投入的兵力总数逐渐增加到了五万人左右；而从所使用的火力上看，光是日本一方即已投入了包括20多架飞机、数十门大炮以及坦克车和铁甲车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现代化装备和武器，并形成了步、骑、炮兵与航空兵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立体进攻态势。前后足足打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战线也从开始阶段的江桥北岸大兴车站一带，转移到了离江桥近30公里的三间房等地，整个战区已波及到了数百里的地面。而从双方人员及物力的损失来看，单是“伤亡人数近2万人，日军伤亡6000余人，伪军伤亡近5000人，中国黑龙江军队阵亡2000余人，”[14]即约占所投入的总兵力的五分之二，足以反映出战斗的激烈和战况的惨烈程度。因此，“江桥之战”绝非是一次规模有限的军事冲突，而堪称一场较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或规模不算太小的战役，故所谓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爱国军民对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抵抗”之说绝非夸张之谈，而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结论。
最后，江桥之战确实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战。关于“第一战”的问题，实际上就在那场战争刚刚过后不久，一些亲历者们即已明确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因为当时人尹秀峰恰恰是根据他们参战期间的日记等有关记载以及回忆谈话而在其《江桥抗战日记》一文中所留下了“此为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开始之第一次”的记录。虽然，尹氏并没有明说此“第一次”的具体所指，但鉴于其所谓的前提是“江桥之役，自民国20年11月4日起，至19日止，计16天。距九一八只一个月16天”，[11]故可以断言，他所说的“第一次”就是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次战役”，也即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次战争，足见在江桥英雄们的心目中，抗日战争的第一次战争（战役）系他们自己所打，而在这之前并不存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其它战争。那么，他们的这一说法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呢？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从“九一八事变”当夜直到11月3日之前的一个半月里，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到底抵抗过日本军队的侵略没有？诚然，如上所述，“九一八”之夜确实出现了第7旅部分官兵的自发地武装抵抗活动，其行为也无疑是爱国抗日的武装活动并让侵略者付出了血的代价，故完全可以说是他们“打响了中国抗日第一枪”。但事情也就只能说到这为止，却无论如何不能把他们的自发抵抗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当时还存在着另一个绝对不容抹煞的重要的历史事实，即“九一八”之夜无论是第7旅也好，还是驻在沈阳的其它部队也好，作为整体建制的任何中国军队却都由于执行了上级的命令而被迫放弃抵抗，这才使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侵略的目的。而这也就不能不使四万万多国人痛心疾首和悲愤填膺到了极点，因为从当时敌我双方实力的比较来看，作为整个国家来说，日本的综合国力固然超过了中国，其军队的整体也比中国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如果深入分析下“九一八事变”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则又另当别论。即如有学者所分析：当时，“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持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则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因此兵力方面中方占绝对优势。”[15]而这还不包括至少多达上万人的公安、警察部队。不止于此，当时在东北的日军火力和装备也并不比东北军为强，何况我方还有飞机262架（内含少量民航飞机）和重炮、野战炮50门之多。至于说到双方军队的战斗力，则东北军显然并不逊于敌军，这从江桥之战中黑龙江军队的实际表现就可以得到答案。所以，如果当时当地的东北军能够抵抗并像江桥之战那样有着坚强的组织和正确的作战指挥的话，是完全有条件同侵略者进行较量并能够打败其急先锋??关东军的，或者退一步说，至少也不会让日军如此地轻易得手。然而，由于那股“不抵抗”主义逆流的冲击，东北军既未能在事变之前对日军的可能进攻采取任何防备措施，又于日军偷袭之际执行了“不抵抗”的命令而离岗后撤，结果酿成了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灾难性后果，即不但在一夜之间接连丢掉了沈阳和长春等多座城市，并且把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和难以计数的大量军用物资拱手相让给敌军而为其后来的侵略所用。故在这种情势下，不论“九一八”之夜第7旅有多少官兵拒绝执行“不抵抗”命令和进行了“自卫还击”，也不论他们的自发抵抗持续多久并造成了日军的多大伤亡，但却都只是仓促之间的个人行为，既代表不了任何一级的军方或官方的意志，也改变不了当时当地作为整体的中国军队放弃抵抗的这一既成事实。因之，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说法，同样难以成立。另一方面，从“九一八事变”到11月3日之前的这段时间，东北各地即使还爆发过其它的自发式的抵抗活动，例如9月19日在长春市南郊约6公里处南岭发生的一场激战，当敌关东军某部第4团第2营第5、第7连和1个机枪排于当日零时30分趁我驻军熟睡之机夜袭南岭兵营后，我当地驻军的官兵察觉后马上开火射击，于是而打响了一场堪称激烈的遭遇战，甚至于出现了双方士兵间的肉搏，从夜里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3时，南岭兵营才被日军最后占领，足证战事进行的极其惨烈；不过，同样由于“有不抵抗命令的限制”，遂使拥有3720名官兵和迫击炮、平射炮各6门、大炮36门的武器完备的两个整团的守军，居然惨败于仅仅半个营左右兵力的入侵者之手，所以，尽管守军们的抵抗所造成的日军伤亡甚至于超过了“九一八”之夜（据说达到了68人之多），但其性质却依然和“九一八”之夜的“自卫还击”大体雷同，即同属于自发性的抵抗活动，当然也同样不能算是东北军第671团和边防军炮兵第10团这两个团的整体抵抗，即并不是像江桥之战那样地成建制的中国军队的有领导、有组织的并有相当准备和部署的正面抵抗活动。这就是说在那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从未发生过像江桥之战那样的中国军队正面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当然也就彻底排除了江桥英雄们之贪天之功为己有而蓄意抹煞别人战绩的可能性；况且，自《江桥抗战日记》发表后的60多年来，并没有谁对其所谓的“第一次”说提出过异议。所以，完全可以断言，“第一次”说绝不是江桥英雄们的自吹自擂，而是实话实说，是对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和准确定位。既然如此，则60多年前的这一说法也就具有了极高的权威性，理应受到学术界的尊重和肯定。因之，所谓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战斗”或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爱国军民对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抵抗”的论断，无疑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结论。而周喜峰关于“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后第一次以反侵略姿态所进行的战役，是中国军队最早为守卫国土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的说法[14]则是相当准确的定位。我们这里则对江桥英雄们自己所谓的“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开始之第一次（战役）”说进行了更加充分的论证，并在如上所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将对江桥战争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定位由“第一次（战役）”简化为“第一战”。
江桥之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
综上所述，江桥抗战确实是20世纪前半期我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仗，这当然也就标志着中国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开始。对这一点，抗战期间的人们显然并无异议，即不但国民党方面予以充分肯定，唯其如此，才始终如一地承认那场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马占山将军为民族英雄, 并始终给予其以极高规格的待遇；而且共产党方面也同样地肯定了马占山将军和江桥抗战的历史地位，如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这个战争（按指抗日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16] 显而易见，他在这里所说的“开始”于“1931年”，指的是始于1931年的江桥抗战无疑，唯其如此，当1939年他到延安医治枪伤期间，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亲切关照，并特地为他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尊称他为“抗日英雄”。凡此都足以证明当时及后来的国、共两党都对这位抗日战争史上的传奇英雄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这一切当然也反映了当时国人的普遍共识：即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于1931年马占山将军所领导的江桥抗战。
但是，事情的发展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即在经过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人们又开始习惯性地把“七?七事变”视为抗日战争的开始日。尽管由于手头的资料所限，我们一时还弄不明白这一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并由何人何方先开的这个头；不过，有一点却是清楚的，那就是在大家所熟知的《毛泽东选集》中确实看到了这样的变化。如毛泽东1938年5月撰写的著名论文《论持久战》开宗明义就谈到：“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 [17]显而易见，这已经是在把“七?七事变”的爆发日作为抗日战争的开始日了。同样，在1945年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又有“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谓。勿须赘述，所谓的“八年”之说恰恰是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开始算起。
这样一来，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就不再是一个了，而是出现了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1931年说，另个是1937年“七?七事变”说。但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而只能确定其中的一个。那么，究竟是开始于1931年呢，还是从1937年算起？毫无疑问，只能是1931年。因为问题显而易见，只要承认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版图并同时确认由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江桥之战是黑龙江省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的话，则不论后来发生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中国抗日战争确实开始于1931年的江桥之战的这一客观事实。
然而，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抗战八年”或“八年半”的说法竟成为了人们的口头禅，也即实际上已经将1937年的“七?七事变”作为抗日战争开始之日。不过，“七七事变”日绝对不是那场战争的开始日，而只是全面抗战爆发之日或“抗日战争”历史阶段开始之时。因为如上所述早在它六年前即已爆发了江桥之战，随后，十九路军又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的抗日，1933年初何柱国率部在山海关抗日，同年3月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等地与日军拼杀，５月在察哈尔又有冯玉祥、吉鸿昌等领导的抗日同盟军的抗战，1936年又有傅作义将军率部在绥远的抗日，而东北各地相继出现的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以及抗日联军的抵抗更是前仆后继一直坚持了整整6年之久……，凡此一切无疑都是对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抵抗，理应属于抗日战争的范畴而不该被排除于抗日战争过程之外。唯其如此，各地的人们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实际上就已打过日本的将士们，理所当然地对抗战始于“七?七事变”说纷纷表示了质疑和不同的意见。而这些意见也确实得到了应有重视和部分采纳，即有关的权威性著述和大中学校教材都逐渐把1937年7月7日修订为全面抗战爆发之日或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之时，并将如上所述的抵抗活动定性为“局部抗战”，也就是说承认了它们的抗战性质。既然如此，只要顺藤摸瓜“找”到哪一战是“局部抗战”的第一仗，则抗日战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自然而然地也就得到了解决。然而，由于当时认识上的局限和分歧，实际上并没有确定哪一战才是“局部抗战”的第一仗，当然，也就未能具体的解决了抗日战争真正开始的问题。这样一来，也就只好继续地把全面抗战爆发日“七?七事变”实际上作为抗日战争的开始之日了。于是，所谓“抗战八年”或“抗战八年半”的说法依旧流传于神州大地，甚至曾以“抗战八年整”的词句传唱于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其结果是在亿万国人的心目中，那场战争依然还是仅仅打了八年或八年半的时间；至于涵盖了“局部抗战”六年在内的“抗战十四年”的概念，则别说是普通的百姓，就是许多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专业人员也同样地为之陌生或茫然。
这一现象确实令人感到尴尬和无奈。众所周知，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侵略我国已经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而如按照“八年”或“八年半”的说法，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我国在日本人整整侵略了六年之后才开始予以还击！假若史实果真如此，即在那六年中间我国的军队从来就没有正面的抵抗倒也无话可说，谁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竟然是这样地不争气而任人宰割和欺凌呢？但是，史实绝对不是这样，因为如上所述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男儿们不止在1931年的“九一八”当夜就进行了自发的抵抗，更重要的是黑龙江省的军队紧接其后不久就在江桥一带展开了有领导、有组织并有相当准备和部署的正面抗击战，随后又接二连三地在白山黑水各地和长城内外爆发了一系列的被视为“局部抗战”的大规模抵抗，足以证明包括东北军民在内的广大国人同自己的祖先们一样并没有屈服于外来的侵略和压迫，当然也就确凿证实那场战争绝不仅仅打了八年或八年半的时间，而是前后一共持续了十四年之久。而所谓“抗战八年”或“抗战八年半”的说法，则不仅在客观上具体否定了从江桥之战开始的差不多整整六年时间的一连串“局部抗战”都是抗战的事实而与历史实际完全不符，并确有可能造成我国连遭日本人六年侵略却从来没有还击过的错觉而自我贬损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形象；而且也给人们留下了东北地区和长城以外地方到底是不是中国领土的疑问？！岂不正为某些外国势力所谓的“长城以外非中国领土”之类的谬论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空间。显而易见，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将错就错地再继续存在下去了，因为“抗战八年”或“八年半”的说法，既与历史实际完全不符，又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故必须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代之以“抗战十四年”的概念。
或许有人会说，“抗战八年”说似乎并不错误，因为中国全面抗日战争历史阶段的时间恰恰就是八年略多一点。的确，从建国初期开始直至于今，学术界以及有关的著述，都把1937年的“七?七事变”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阶段中的第三阶段即“抗日战争阶段”的开始，而该阶段止于1945年8月。这无疑是科学的定论，因为它确实客观地反映了我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对此，我们并没有任何疑义和不同意见。但是，必须申明的是，“七七事变”虽然是中国全面“抗日战争”阶段的开始之时，却并不等于说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之日。因为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阶段的“抗日战争”与作为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抗日战争”实际上指的是两回事，即前者指的是“抗日战争”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个阶段中的第三阶段，后者指的是“抗日战争” 事件即我国现代史上被称作“抗日战争”的那一具体的重大历史事件。所以，二者之间虽然相互联系，却又有着严格的区别，无疑是两个属性不同的概念，当然也就不该人为地混为一谈或相互取代了，即不能用“抗日战争”阶段来代替“抗日战争”事件。因之，“抗日战争”阶段的时间多长与被称为“抗日战争”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打了多久是两个属性不同的问题，二者之间是不能够相互取代的。这当然也就是说，尽管前后恰恰是八年略多一点的“抗日战争阶段”时间与早已成为人们口头禅的“抗战八年”或“八年半”的说法大体重叠，但却绝不意味着也限定不了那场战争实际上只打了“八年”或“八年半”的时间。既然如此，则人们在探讨抗日战争究竟从何时开始时，根本就不必顾虑抗日战争阶段的“八年”说，而只须从实际出发地论证出并具体确认哪一场“局部抗战”是其中的“第一次”，也就水到渠成地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中国现代史二者间无疑具有不同的内涵，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角度来看，作为其四个阶段中第三阶段的“抗日战争”阶段的时间跨度自然是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也即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后八年的“全面抗战”阶段，但却涵盖不了1937年“七?七事变”前将近六年时间的“局部抗战”史，于是也就不得不把后者的内容记入前一个阶段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而如从中国现代史的角度考虑，作为其中那场重大历史事件??“抗日战争”历史的时间跨度，则绝不能局限于“全面抗战”阶段的八年时间，而必须从最初的“局部抗战”开始的时间即1931年算起，即中国抗日战争前后持续了将近十四年之久而绝不是所谓的“抗战八年”。因为显而易见，无论是“全面抗战也好，还是“局部抗战”也好，其性质都属于抗日战争的范畴，故中国抗日战争开始的时间只能是从“局部抗战”第一战开始的时间算起。
综上所述，江桥之战作为我国局部抗战的第一战，自然也就标志着我国抗日战争的开始，而其爆发日1931年11月4日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日。
[1]全国政协、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马占山将军[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46- 47.
[2] 全国政协、黑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马占山将军[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47-49.
[3] 尹秀峰. 江桥抗战日记[A]，马占山将军[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52.
[4] 尹秀峰. 江桥抗战日记[A]，马占山将军[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53.
[5] 尹秀峰. 江桥抗战日记[A]，马占山将军[c]，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44.
[6]尹秀峰. 江桥抗战日记[A]，载马占山将军[c]，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55.
[7]<滨江时报>评论员.马占山万岁[A]，载马占山将军[c]，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65.
[8]仲雨. 名满全美的马将军[A]，载马占山将军[M]，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68.
[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
[10]吴晓东、梁冬.百余专家会聚抗日第一枪发生地揭露日军侵华历史[G]哈尔滨：新华社2004.8月14日电.
[11]马占山将军[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54.
[12]谢珂.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A]，马占山将军[c]，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26.
[13]谢珂.抗战史上的光辉一页[A]，马占山将军[c]，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32.
[14]周喜峰.论江桥抗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j]，齐齐哈尔：齐齐哈尔社会科学,1997.(4).27-29.
[15]严冬.“9?18”反思??中国为何三日亡国[G][上]，北京：环球，2003.(18).
[16]毛泽东.论联合政府[A]，毛泽东选集[c]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983.
[17]毛泽东.论持久战[A]，毛泽东选集[c]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407
附注：此文已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5年第3期正式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