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晨报：重解滇缅公路抗战地标-918爱国网

　　□撰文／邹　　容摄影／张翼飞

　　★2005年10月1日。老营，大理至保山途中。今天的滇缅公路，已部分被改造为柏油路面的“Ｇ320”，但某些路段仍保留着完整的弹石路面。图中左侧为新修的昆保高速。

　　★2005年9月28日。潘大妈说她什么都经历过了，不愿再讲“故事”。

　　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

　　及Ｇ320

　　★天子庙坡是滇缅公路的最高点。谭伯英描述过此路段的修筑情景：“由于附近都没有水，所以要用水箱从远处运来。”

　　★Ｇ320湖南雪峰山下1512公里处。

　　★这张被称为“滇缅公路或史迪威公路”的著名照片，由美国随军记者1943年5月所拍，曾困扰众多二战史研究者半个多世纪。此路段后被证实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附近。（右图为戈叔亚2002年摄）

　　★2005年10月2日。云南龙陵县松山。78岁的李正早说，这些刻着阵亡将士名字的纪念碑（上个世纪）50年代曾被拆掉，现在找回了几块，但名字都看不清了。

　　★707是当时的滇缅公路距昆明的里程数。它现在是施甸县的一个村名。据称，此村完全是一个因修滇缅公路而形成的自然村。

　　★2005年9月28日。惠通桥。

　　★楚雄至大理途中。原滇缅公路弯形石桥。

　　★松山战壕遗迹。

　　★2005年9月27日。云南驿。

　　以家乡的名义

　　两次长谈。戈叔亚的眼里都有泪。

　　这位云南著名的二战学者，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原谅自己对滇西抗战历史的无知。戈叔亚当过兵，后在云南师范大学学历史，选研二战。但直到大学毕业后的1983年，他到被徐霞客称为“极边第一城”的腾冲，“散步的时候”，才在县城一隅发现一处挂着“中国共产党腾冲党校”牌子的大门里竟是一片墓地，是埋葬着9000多远征军骨骸的“国殇墓园”。后来，去寻访滇西抗战主战场松山（龙陵县），漫山遍野的战壕，也曾让他震骇得一屁股摔到地上。到现在，戈叔亚已去过无数次松山，每次上山，心仍会怦怦地狂跳。

　　2005年9月23日至10月10日。湘江－－怒江－－澜沧江；雪峰山－－怒山－－高黎贡山。

　　我们用了整整18天的时间，往返于湖南与云南。

　　在这条漫长线路上，愈往边地，愈感一股血气逼人，我突然明白戈叔亚为什么总有眼泪－－滇西是一个更多记取和保存着抗战历史气氛的地方。而更让我们震惊的是，在这段被当地学者、老百姓深刻记忆着的历史中，湖南人，湖南将领湖南兵，是一个极其鲜明的符号。

　　“‘国殇墓园’埋葬着来自湖南72个县的阵亡士兵，战后在滇西落户的湖南战士不少于850人”。在国殇墓园的第二展厅，13个灯箱柱上记载着13位杰出的远征军烈士事迹，其中有3个是湖南将领，占近1／4的比例。

　　2005年9月30日。在远离湖南2000多公里的“国殇墓园，我们以家乡媒体的名义敬献了一个迟到的花圈。当时，我们还决心以家乡的名义，沿那条举世闻名的滇缅公路，去寻访那些长眠或一生流落在异乡的湖南战士。

　　而此后的事实，无情敲痛了我们的心－－我们来得太迟！

　　现在，我们只能以”历史不曾远去：寻访滇缅战线上的热血湘踪“之《重解滇缅公路抗战地标》、《滇西战场：遍地热血湘踪》、《彩云之南：不能忘却的战士》，献给那些被我们遗忘得太久的湖南籍远征军将士。

　　1944年的湖南与滇缅战线

　　“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蒋介石曾发出这样的慨叹，那是中国抗战历史″黎明前最后的黑暗″。

　　也就在同一年，湖南成为侵华日军大本营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1号作战计划”中最关键的作战区域。在湖南境内，自1944年5月开始的长沙、衡阳争夺战以及更早（1943年11月）发生的常德战役，无不与“正在进行的缅甸方面的决战密切相关”。

　　一份以“参谋总长东条英机 1944年5月26日”落款的“上奏”，曾明确表述“依靠本作战（1号作战，湘桂作战）将摧毁敌方在衡阳、桂林、遂川附近的主要空军基地，加以缅甸北部作战挫败敌方开辟印度支那联络路线的企图，从而得以钳制驻华美空军的活动”，“对敌方，特别是对重庆政权和美国将使之大为动摇和焦虑”。而长沙、衡阳以及之前“38天豫中38座城市的疾速沦陷”，曾一度被认为是“滇缅公路被切断，战略物资无力增补”导致。

　　湘江。怒江。1944年，它们在蒋介石的日记中分属“东战场”与“西战场”。那一年，两条远隔数千里的河流，抵抗、阻击与反攻，一样的热血翻涌。

　　61年后，两地战争伤痕，依旧触手可及。

　　一座桥，

　　一个滇西女人的一生

　　惠通桥，是原滇缅公路上横跨怒江的一座桥，长123米，宽6米。位于云南省保山市所属施甸县与龙陵县交汇处的怒江峡谷。

　　此桥1935年建成，1937年修“滇缅公路”时扩建，以其无可替代的独特地理位置成为“中国抗战补给线”的咽喉。据称，当时建桥的钢索，是″从缅甸的腊戌越过485公里丛林小径，由人马驮回″。

　　今天，如果沿320国道往中缅边境，将不再与惠通桥相遇。

　　2005年9月28日。我们从保山出发，仍然选择了老滇缅公路。几个小时的山路盘旋，绕过一些根本来不及数清的高山“Ｕ”形弯道，翻越数座连绵的怒山山脉之后，浑浊、广阔的怒江峡谷兀然跃入视线。

　　视线之下1000米，一座钢索吊桥，一座钢索水泥桥。俯瞰有缥缈之感。

　　其中，不再通车的吊桥就是惠通桥。

　　资料中，这段崎岖山道33公里，“海拔由1950米骤降到610米”。当年负责修建此路段的工程师，曾描述其强烈的气候变化使得“猪肉从峡谷山顶带到下面的大江边就已经腐烂了”。

　　史载，1942年5月，为阻击由缅甸长驱直入进犯云南的日军，中国守军曾忍痛炸毁惠通桥。此后，日军被阻隔于怒江西岸，直到最后投降，亦未能再向怒江以东进犯半步。1944年5月，中国军队发起“滇西复路战”反攻，经过8个月的浴血奋战获胜，惠通桥复修，中断了两年之久的滇缅公路才又开通。

　　惠通桥如今作为“云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禁止通行。旁边建有“红旗桥”沟通怒江东西两岸，并驻扎着边防检查站。

　　在此开设小杂货店的潘大妈，一生都与惠通桥有关。

　　潘大妈本名邹新兰，世居怒江边。自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几代都修路”。她称母亲就修过滇缅公路，“敲石头，当年还从车子上摔下来过”，“姐夫是南洋机工，老家是湖南人”。也正是通过姐夫，她嫁给了“国军的一个副排长”，“姓潘，潘国全，贵州人，打松山受了伤，来这里修被炸掉了的惠通桥”。潘大妈说，原来的滇缅公路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宽，“现在改了一下道，改道我们家也修过”。

　　潘大妈的老伴19年前就已病逝，因为当过国民党的兵，“五几年六几年都挨过整”，“但我觉得他人好，老实，打日本也很英勇”。

　　潘大妈说现在她就守着小杂货店，守着已经不过车了的惠通桥。“很多来采访的，说我是历史的见证人，要我讲故事，我不想再讲了”。

　　这个历尽沧桑依旧有笑靥的老人，显然已隐含着她身边的怒江一样的气质。风烟散去，不再愤怒，但你感到那一川浑浊的江水其实就是隐伏的急流。

　　它悄无声息地转着旋涡，决然南去。

　　必须脚底零距离地接触到每一段不同的路面，才有可能突然醒悟??“滇缅公路”、“史迪威公路”、“国道320”，这是三个怎样“交织而纠缠”着的不同概念。

　　滇缅公路　　英文名称ＢｕｒｍａＲｏａｄ（缅甸公路），1938年修建，自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畹町至缅甸腊戎，跨越怒江、澜沧江、怒山、高黎贡山。全长1153公里，中国境内长965.4公里。原滇缅公路工程管理局局长谭伯英《打通滇缅路》（戈叔亚译）一书中，曾称“整条路线上的地理和地质上最复杂、最艰难的部分都在中国境内”。

　　1942年5月至1945年1月，怒江以西被日军控制，这条中国抗战生命线被切断整整两年半。

　　史迪威公路　　原称中印公路，由美国出资，中美合修。1945年1月通车，1437公里。该公路“从印度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至中国畹町；北线经缅甸甘拜地至经腾冲、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

　　它是抗战后期通向重庆政府的惟一国际援助通道。后被蒋介石以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人史迪威命名。另有专家认为，史迪威公路应包括从印度到昆明，然后延经贵州、四川，直达重庆的所有路段。

　　Ｇ320　　　　从上海至畹町，全长4312公里，是全国13条公路主干线之一。它同样横贯湖南东西，在云南境内多数路段为原滇缅公路。

　　2005年9月下旬，我们参考着一本名为《缅边日记》的老书，尽可能地沿最初的滇缅公路行进，但仍在某些路段不得不“三线交错前行”。

　　《缅边日记》一书由云南二战学者戈叔亚先生提供，他认为这是关于滇缅公路最翔实、生动的线路记载，值得一提的是，这本“早于1941年出版”的小书，作者曾昭抡是西南联大著名化学教授，湖南湘乡人。

　　“我听到日本人还在打电话，‘莫西，莫西’”

　　由惠通桥沿怒江西南去，是龙陵。　　龙陵县腊勐乡松山，“属横断山系高黎贡山山脉”，这是当年据守滇缅公路的一个制高点，被美国军事家称为“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在如今的国道320“3456”公里里程碑处，可远眺这片滇西抗战史上最惨烈的主战场。

　　1944年6月??与悲壮的衡阳保卫战同一时间，2000多公里外，一场为打通“滇缅公路”的反攻战也正式打响。

　　这场历时120天的“松山战役”，进攻方是由湖南籍将领宋希濂所率的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先后投入了第71军、第8军、第6军6万余人）。最后，“中国官兵阵亡8000余人，日本守军1200余人几乎全部战死”。据称，在一个竖立着5号碑桩“核桃洼坡头”的地方，“第8军曾在此与日军肉搏血战，双方互抢撕咬战死者60余对，肠肺狼藉”。

　　2005年10月2日，龙陵腊勐乡松山大寨的李正早带我们沿着当年日军开凿的简易公路上松山。他告诉我们，战役结束时仅4平方公里的山头都成了红土，整座松树林，除了一棵小榕树，“其余都被炮火打光了”。

　　1942年5月，日军被阻于怒江西岸后，第56师团被称为“战争之花”的113联队即盘踞松山，修筑坚固工事，“碉堡都是用木头和好几层钢板筑的，美国人的大炮都炸不掉”。李说，日本人在这么一个山头阵地还可以开进汽车、坦克，“地下有电话、通讯、供水、照明等系统设施，有小型发电厂”，还有医院及慰安所。李曾经救下一个叫朴永心的朝鲜慰安妇，那个悲惨的姑娘当时怀有身孕，那张令人心酸的战地照片如今在网上仍可搜索到。如今，松山上日军营地、蓄水池、残堡及双方弹坑、肉搏地等18处遗址均有标志说明。

　　78岁的李正早，被日军抓去修过工事，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征为民夫，“因为只有15、6岁，年纪小，就送饭送开水送子弹”。李说，他见过打松山的湖南兵，只是不记得名字了，“打松山71军死了很多人，差不多半数，一个班一个班的没了，后来换了第8军，专门挖了战壕去炸日本人的碉堡”。一块遗址碑上记载了这两条150米坑道的辉煌功绩??1944年8月20日上午9时15分，120箱ＴＮＴ炸药被堆到日军碉堡下，炸飞了全部守敌。

　　61年后，这两条深达1米8左右的坑道，赫然犹在。

　　云南二战学者戈叔亚也曾来此寻访，他说“黄昏的时候，有风，突然就会觉得到处都飘来日本兵的影子，战壕里他们会突然伸出手抱住你的脚”。

　　李正早也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松山都有声响”。他自己曾跟两个表姐晚上路过，“就能听到日本人打电话的声音，’莫西，莫西‘，喂，喂的意思”。后当地百姓筹资做了一场大型的“水陆道场”（亡灵超度），“以后就不闹了”。

　　61年后的10月，是个宁静的秋天。我们在松山看到了战后重新生长起来的茂密草木，树林里偶尔会闪出几个放牛的孩子，他们不知道脚底下的土曾浸透鲜血。

　　所购买的云南省自驾游地图，在某些路段会出现“Ｔ”标志。直到采访车突然在这样的路面上“变声”蹦跳，我们才切身体验到什么是“Ｔ” 。

　　“Ｔ”就是“弹石路”。

　　谭伯英所著《打通滇缅路》称，所谓“弹石路面”，实际上就是不铺设柏油的“泥结碎石路面”。它用“从大石头上打碎或炸山得来的”大石头做路基，然后“在路面上铺设一层混含着泥土的，2－3公分的石子”。当年修筑滇缅公路，敲岩石块的多为老人、妇女和小孩。

　　这是一条由20万云南人在短短9个月的时间，付出3000人的生命代价，用非常原始的工具如镐、锄头和鹤嘴锄等，“用手刻出来”的一条令人惊叹不已的“奇迹公路”。后来，谭伯英赞叹“怒江峡谷上的许多拐弯都是公路上杰出的雕刻品，无论从工程学的角度还是从石雕艺术的角度看都是很好的”，“而那些无数镐、锄头的痕迹都留在了地上”。

　　据称，滇缅公路最早是“作为一条辅路”修筑，当时的政府并未预料它将成为中国抗战惟一一条物质生命线。所以，在“柏油很缺乏”的条件下，将其处理为造价相对低廉的“弹石路”。1942年，当谭伯英因庞大的军事运输量而“力争到铺设柏油的费用”时，滇缅公路恰被日军切断，仅将“畹町至龙陵路段铺设了柏油”。同一年，为阻击从怒江以西急进的日军，谭和他的工程师、筑路工人，还亲手炸毁了一些自己建造的桥梁、路面，对此，他们“心如刀割”。

　　63年。风烟沉寂。

　　如今滇缅公路最初的那些“弹石路”，仍有部分保存。当我们从柏油路面的国道不断“出轨”，转入老滇缅公路怒江峡谷一带，60年前险峻、突兀的景观依然“有一种可怕的精神魅力”，令司机不得不拼命握紧方向盘的悬崖岩石路面，依然需要所有经过它的人们具有无限的勇气。

　　“24拐”究竟在哪里？

　　“24拐”不在云南，而在贵州。

　　2002年正式考证出此历史细节的戈叔亚称，这一度是云南人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但对于贵州晴隆人以及经常出入云贵境内的货车司机而言，这实在是“不需要考证”的一个客观存在。“24拐”尽头与320国道相连，距县城约1公里，如今的行政地名是“晴隆县莲城镇五一村半官坡”。在此开着一家名为“24拐酒家”的李景明，今年52岁。他告诉我们他住在县城，“从小就到这里砍柴，割草，谁都知道这是24拐”。

　　2005年10月7日黄昏，我们在“Ｇ320”3450处找到这条有名的“24拐”。虽然路边的植物已远比60多年前的照片中丰茂，但极尽蜿蜒弯曲的山道，在暗淡的天光中仍历历在目。据称，“24拐”从山脚到山顶总长不过4公里，却连拐24个急弯。

　　“24拐”盘山公路始建于1927年，1936年由工兵部队改建竣工。抗战时期，该公路成为“运送美国援华物资的主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