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坚持抗日，用不了八年，中国早就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美国原子弹扔得再多，苏联出兵再多，对中国也没有实质意义了。由此看来，中国抗战胜利，起着决定作用的既非“屈原”，也非“苏武”。于是，留下来的谜底，惟有“蒋干”和“共工”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到底是靠着国民党的努力，还是靠着共产党的努力才取得的？尽管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但是，由于这个疑问不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已经被提出，而且至今仍使无数的中国人感到困惑，那么，解开这个命题却也不无必要。

日本对中国的每一步侵略，都是利用中国分裂现状的结果

要解开这个命题，不能省略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分析。稍有中国近代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先是朋友，后是仇人，再是朋友，又是仇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关系的基本历史线索。而抗日战争，正是国共两党“再是朋友”的阶段。两党是怎样化敌为友的？西安事变是个契机，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却是以日本已经对中国发生的侵略为前提。当时的中国政局，有两个相互矛盾着的现象，一是内部分裂严重地存在，一是统一的趋势已露端倪。西安事变，正是把中国的分裂转换为统一的枢纽。

先说分裂。九一八事变之初，国民党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共产党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和“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政府”的口号。显而易见，两党政策主旨仍然放在了内战方面。除了两党战争之外，南京与两广的对立以及其他地方势力间的对立，也是每每所见。直到1936年两广事变平息，蒋介石得以全副精力运作剿共，致使共产党被压迫在西北一隅。日本正是利用中国内部的这种分裂，不仅轻易霸占了东北，还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并越过长城染指华北。应该说，日本对中国的每一步侵略，都是利用中国分裂现状的结果。

再说统一。一般来说，一个民族在它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凝聚力，这似乎是一种民族自我保护功能的自然反应。九一八事变及其以后几年日本连续不断地对中国的侵略，实际上已经使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无论是国民党的“安内攘外”，还是共产党的“武装保卫苏联”，在当时情况之下，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号召力。以对抗外敌入侵为中心，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可以阻止的，这从当时的社会舆情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对此，国共两党不能无所触动。　

其实，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共两党已经察觉到中日之间终将发生大战。因此，国民党在国联调处失败后，渐渐开始了抗日的准备，如修筑国防工事，进行军队整编，调整金融，着手国防资源调查等，并且在1936年度的国防计划中，突出了“攘外”的内容。而共产党方面，除东北抗联已经开始了抗日战斗外，江西红军也派出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也进行了以抗日为旗帜的东征。尽管当时的北上和东征，首先是为着寻求红军的生路，但仍具有抗日宣传的政治意义。

而当时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国民党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至西北一隅的时候，国共两党却通过不同渠道开始了秘密的谈判。对蒋介石来说，无论是以军事的手段，还是以政治的手段，只要能够使共产党降服，“安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对共产党来说，也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的应对，当然要以生存为首要。但由于外部条件所决定，这时的两党谈判不能离开抗日这个全国人民都在关注着的主题。在同样的主题之下，被蒋介石派往围剿红军前线的张学良也开始了与共产党的秘密接触。西安事变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之下发生的，由此，国共两党再成朋友，开始了以抗日为共同目标的第二次合作。

抗战胜利不能单纯归结为“蒋干”或“共工”的结果

了解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基本背景，再回到原来的命题。

先说谁是抗日的主力。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当时国民党已经完成182个陆军师的整编，空军拥有600余架飞机，海军舰艇百余艘共6万吨，而红军改编时仅有4万余人，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也正是由于这种实力的差别，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战争的初期，两党军队正是按照这样的分工很好地进行了作战配合。从这点来看，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抗日的主力。

但是，抗日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这就是中日双方矛盾的各自特点以及由此决定战争律。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可以比较快地占领中国大片国土；而敌小我大、敌寡我众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占领全部中国。于是，在日军推进线之后，形成了广大空间，这就使中国抗日军队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而按照两党约定的战略分工，共产党的军队成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和在这里消灭牵制敌人的主力。两个战场由此形成。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到底哪一个战场的作用更大一些呢？这似乎是回答本文命题的关键。先来看一组统计数字：

据国共两党战后公布，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如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在8年期间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是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

从上述数字来看，正面战场的牺牲和战果明显地高于敌后战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统计，即按兵力多少来算，敌后战场平均每个兵员歼敌数字和平均伤亡率又高于正面战场。

仅以上述统计为依据，就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我却认为，无论是哪种答案，源于这样的依据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在我看来，尽管如前述战争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划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但抗日战争面对的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敌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而这个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权利的整体战争。而从军事方面来看，两个战场也是缺一不可。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反过来，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消耗，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因此我认为，上述统计数字，虽是寻求答案的客观依据，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两个战场缺一不可，那么“抗战胜利”，就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是“蒋干”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共工”的结果。

两岸严重对立导致两岸关于抗日战争史描述的根本分歧

排除了二择其一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最初的命题。而这个命题之长期存在，表明抗日战争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而中国台海两岸的分裂，则是这种误区产生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又从朋友变成了仇人，国共内战的发生，最终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国民党败走台湾。从此，两岸处在严重的对立状态。而这种对立，导致了两岸关于抗日战争史描述的根本分歧。

在大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止，抗日战争史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阶段史加以描述的，因此难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仅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经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溃千里”、“不战而逃”，而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强调的也是“消极”、“妥协”、“分裂”、“反共”等等。即使有时提到正面战场，一般地也只是介绍和表扬国民党官兵个人，而对指挥者经常的评语则是“片面抗战”。这样的描述，不符合历史实际，容易产生误导，似乎国民党在战争中没有起到一点积极作用。

而在国民党治下的台湾，情况恰好相反。一般的史书并无对敌后战场的描述，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抗日还有一个敌后战场。即使提到共产党的抗日，也以所谓“三分应付”、“七分发展”来做评语。而国民党总结的历史教训，则是最使蒋介石等人感到切肤之痛的“共产党坐大”论。其实这也难怪，国民党最终没有完成以剿共为目标的“安内”。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中共不过只有几万人的军队，而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却发展到了百万人以上，并且占据了大片地盘，最终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下。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几年，共产党就取代国民党而执掌国家。

但是，这里面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首先，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来就没有隐瞒过要发展自己的意图，而国民党从来也没有隐瞒过对共产党的限制，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屡有冲突，甚至兵戎相向。但是，两党的矛盾最终没有妨碍以整个民族利益为前提的抗日合作。其次，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寻到了命运的转机，但所谓“坐大”，“大”是大了，却不是“坐”的结果，而是抗日的结果。另外，共产党在敌后的“大”，对战争的全局不仅无害，而且十分有利。这种“大”起到了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的战略作用，因此应该加以肯定而不是否定。

由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造成的上述分歧，对抗日战争研究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由于两岸的相互贬低，人们不禁怀疑：抗战胜利既非“蒋干”，也非“共工”，那么就只有“屈原”和“苏武”了。正是由于这样的怀疑，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今并没有真正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因此在历年的庆典中，欧洲总是受人瞩目，而中国却被看轻。这实在是国人的悲哀。

而值得庆幸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在抗日战争研究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开始思考怎样走出误区。当然，这种变化也有它的政治背景。从大陆方面讲，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是推动人们走出误区的外在动力，同时，学术氛围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拓展，又为人们客观描述历史创造了条件。同样，台湾方面，因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与中共毕竟有过的合作，也使得它对中共的态度有所呼应。在今天两党彼此希望成为对方朋友的背景下，从历史上寻找两党的契合点，八年抗战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