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真正大团结的那6个月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37年7月17日，作为当时全国的领袖，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对日抗战。
7月7日，日军进犯芦沟桥，一位二十九军的军官回忆说：“7月8号早晨，我们在南苑受军训，早晨还没起床，听到炮响。起床集合点名时，队长就提出一个军事通报。日本人在打卢沟桥，大家都吼起来了，好！终于打起来了，是那么种心理。我们盼了很久的仗，终于要打了。”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做事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7月29日，日军占领平津，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战死。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随后，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等地方军政大员，还有将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参加会议。如此之多的地方实力派首领，以及中共红军领导人齐集南京，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曾与蒋介石打过仗，过去都曾不同程度地与蒋为敌。如今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大家终于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赴国难。最后，蒋介石宣布对和、战决策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齐刷刷起立。
历史学者唐德刚说：“近百年来，中国民族真正大团结，只有6个月。就是在西安事变之后的6个月。中国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大家心里愿望一致，都拥护蒋委员长抗日。”作家柏杨是河南人，他说：“那时一听说抗战，一听蒋委员长领导抗战，那股热情。那时我们羡慕的就是大刀队，我们唱军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现在唱起来还热血沸腾。”
纷争难断的抗战大战略
以前，共产党说抗战是自己打的，国民党则为之忿忿，每到七七纪念都总揽抗战全功，说共产党只是在坐大避战。后来历史学者又说抗战打早了，要不是“西安事变”相逼，放弃剿共，提前抗战，若再拖个一、二年，待中国受德式武器装备训练一百个师，到时再与日战，必不致被打得那么惨，受创那么重，也不会有战后共产党也打败国民党取天下之事。
但唐德刚则从更高的历史角度说：“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同日本的抗战，可能拖两年。中国抗战再拖两年不打，欧战爆发，日本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它是不是选择中国？或它是直接打苏联？若苏联被德日两国夹攻打垮了，那这世界大不同了。丘吉尔讲，世界历史常常是偶然的事件，如西安事变就是很偶然的事。这个偶然事件，影响世界必然的发展。我同张学良讲过多少次，张学良老喜引我的话，唐德刚说的，唐德刚说的。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不是现在这样。世界历史也改变了。”
今天谈起抗日的历史，一句话就是：“我们打不过日本。”当初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也说：“我们打不过有什么法子？”日本人曾说：“三个月亡中国。”中国人听了忿忿，但孙中山和蒋介石曾说：“日本人十天内就可亡中国。”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建立了一个头号的东方军事强权，而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则一蹶不振，两国的军力差距以几何级数拉开。如果当时清朝的统治稳定，励精图治，或可一搏，但当时中国已整个衰败了。病入膏肓，从脑到身，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都坏了，徒有个大身躯而已。满清推翻后军阀混战，列强帝国主义也各找代理人，奉系军阀受日人扶持，一旦不受制，日人就把张作霖炸死。奉系曾发展出一套现代化之武力，有东亚最大的兵工厂，也有飞机等，但军队的素质士气仍不高，此为张学良后来想联共之因，因为他认为“红军能经长征不散”，太可佩了，要是自己的军队不早垮了？因此他叫周恩来派人来整顿他的部队。这种部队先在上个世纪20年代投入军阀内战，郭松龄的反奉败死又削弱了东北军，加上中原大战后的入关，九一八事起东北空虚，日本人第一仗就兵不血刃地占了沈阳。
当然并非说东北军是当时军队中最强的，否则又何至于被国民革命北伐军所败。西北军、两广军队都有勇敢善战的，但整体说来仍差日本皇军甚远。何况是内战不断，正如军事学家蒋百里所说的：“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合则强，反之则弱。”中国的生活条件当时极弱，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蒋十分推崇，也就是认为蒋在抗战中能调动那样低水准的社会条件，坚持到日本战败，不能说战胜，实很难得，足称伟大。
当然，蒋介石也是中国在那时空下出来的领袖，他也有很多的弱点与错误。他领政的合法和正当性也有疑问。北方正统政府说他是叛党军头，共产党又视他是革命叛徒。党内胡汉民、汪精卫则认为他以兵谋篡党，这些矛盾都反映在抗战，抗战中他领那样个军，决那样的策，也有很多失误，但大历史总结看来，他化抚矛盾，调动全国力量，总算保住了国家生机。
首先是攘外还是安内之争。如果要安内剿共，就要与日本妥协，但日本又在“共同防共”之名下，一再扩张侵略；如果要攘外抗日，就要与苏联合作，停止剿共。这也是张学良与中共想打通西北，求取俄援之因。中国打不过，只有寻求俄援及后来的美援。战后雅尔塔密约外蒙的独立和今天台湾的问题都源于此。德国一直在抗战中调停中日的冲突，德国军事顾问到欧战开始才撤，淞沪抗战有人就怪蒋介石听了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依托上海”，结果中国1/5的军队，还是精华，断送在淞沪会战。
抗战前，蒋在联苏还是剿共间举棋不定，蒋得陈立夫、张冲在苏联的电报，可令红军输诚，联共抗日。但蒋仍想先消灭红军再谈联苏，结果西安事变突如其来，张学良逼蒋抗日，斯大林也力主保蒋。蒋重获新生，共党输诚，他也下了抗日的决心。
豪赌抗日的决心与本钱少的打法
大战略之难断如此，战术上也是一样。国民党常责共党在抗战中假打以保全实力为主，共产党则说国民党不认真打只想看住共产党，胡宗南的西北大军40万就是如此，但战场上打或撤涉及太多考虑，抗战重要将领郭寄峤记述“忻口会战”就谈及此。郭是东北军出身，曾参加郭松龄反奉之役，后来做新疆省主席，到台湾后做到国防部长。他是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的叔岳父。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与上海保卫战和台儿庄会战并列的的三大战役之一，平型关大捷也是此一会战的一部。当时第二战区长官是阎锡山，副长官是卫立煌兼前敌总司令，郭任参谋长。由于晋军军长李服膺，擅自弃守大同，蒋电令阎将李处决，郭说：“‘闻李服膺系阎长官外甥，阎长官以守备大同，是属临时决定，原无长远设施，自难长期支撑，恳先免予处决。’但中央一再不准，阎长官遵令忍痛将李军长处决。在激战中中央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及旅长郭廷珍等三人，从峤的指挥所驰往前线阵地视察，被敌机枪迫击炮射击，同时殉国。翌日，委员长蒋公曾由苏州打来长途电话，告诉卫将军，‘如不能支持，可后撤’。卫将军询我，我即接电话向蒋公陈述‘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一切不如人，必然不利，但晋省概属山地带，由北平到太原，全属山道，此地不打仗，吾人将无处可与日本人作战，中央已答应将孙连仲冯钦哉两军拨来，目前请委员长严令各军，迅速开来，我想我们可以把阪原兵团消灭，至少亦能毁其大半，在国际上可以增加我们一点荣誉，现在不能撤退。’委员长旋答曰：‘可以，你们相机决定。’在蒋公指挥作战，能如此放宽，由部属相机决定，殊属难得。”
郭寄峤与朱德关系很深，见蒋介石都是他陪着去，他到台湾还常引朱德批蒋批毛的话，王铁汉将军劝他不要讲，以免蒋不悦招祸。他说：“从1937年冬迄1942年春我离开第一战区时期，敌军比较重大总攻击，计14次，每次使用兵力，约五、六师团左右或以上，而约在1940年夏季攻势时，适值大雨滂沱，到处山洪暴发，交通隔绝，此役在太行山中南部之十八集团军刘伯承师徐海东旅，集中条山之中央军十四集团军、豫军等，均有极多斩获，敌死伤甚众，俘敌官兵亦数百人，后勤补给汽车两纵列，并有营妓500余人。战斗结束后，不数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到我中条山指挥所，告诉我：‘下午徐海东旅长（该旅属刘伯承一二八师，师有十二万余人，每旅有四万余人）要来见你。’二、三小时后，徐海东由朱德陪同来见我，我首对徐海东说：‘你此次在太行山战役，很有功劳。’朱德在旁边说：‘可是有功劳，但搞糟了。’我很奇怪，问朱德：‘为什么？’朱德说：‘我们本钱少，照他这样打法，不久便打光了，所以毛主席叫他到延安去再受训。’这一段话在我的头脑中印象很深，这一战役杀伤敌人不少，俘获亦多，十八集团军徐旅本身伤亡大约4000人左右，他们所用的战术是分段、切、截、追杀，大约与在赣南打法差不多，不过日军火力大，战志坚强，故结果十八集团军牺牲亦不少。这一点，我特别要写出来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军事教育和作指挥官的人们，要个别研究，战斗中，盲目勇敢，愿意牺牲官兵生命，是不应该的，最后结账，必然失败。共产党人海战术，北方冯玉祥打仗的大刀队战法，对装备拙劣火力微弱的敌人，是有效的。对重装备，火力强且有制空权的敌人，那便是自找过分损伤。在今日科学武器时代，战场上多是面式火网，不能用落伍战术随便把官兵生命牺牲，企图侥幸的成功。”
最重要的淞沪之战，李宗仁说：“检讨淞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
台湾名外交家陆以正就说：“八一三开始，政府中央军是精锐尽出，在上海拼命抵抗了三个月。事实上把所有最精锐的部队都摆到那去，都打完掉了。这在当时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赌博。但那是值得的，因为你只有这样子，才能使其它国家知道中国抗战的决心。尤其是八一三后，第二天八一四，我们空军第一次出来，到黄浦江上去炸日本停的军舰。那人心真是振奋到了极点，现在想起来都还可以流眼泪。”
忍辱负重的结果，得道多助的胜利
抛开种种关于抗战的战略、战术争议，其实说到底抗战的胜利是意志的胜利。张学良说：“如果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限量。”
柏杨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们全班哭成一团。认为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才几岁啊，小学二年级，七八岁。”
陆以正说：“我们那一代从小到大，受日本人的侵略，对每个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都非常反日本。而在台湾那一代，跟我的年龄差不多的人，那时他在做日本的皇民，所以完全不一样。我起先是在开封长大，九一八时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第二年一二八，我们家刚好搬到上海，住在济司斐尔路。那时日本人打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抵抗得非常激烈。真是以非常落后的武器，对付非常精锐的日本部队。那时我们住在沪西，越界租路的地方，看浦东那边晚上的炮火，房子烧得红红的，这印象之深刻，到现在不能磨灭。”
陆以正也看到了八百壮士的坚忍不屈：“四行仓库就是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四个银行联合的一个仓库。这个仓库正好在苏州河边上，所以派了一个营副叫谢晋元，带了几百人守在这个地方，挡住日本人。等到军队完全撤退后，四行孤军就没法再打下去了。公共租界为了人道原因，就让他们过桥到公共租界这边来，名义上把他们缴械。我记得就在上海沪西胶州路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集中营，把他们收容在那地方。结果这个地方反而成了抗战人的圣地。这些人关在那个里头，每天早晨还升旗，我常常与同学被带去参加升旗礼、降旗礼去劳军。那对我们是非常振奋的东西，国家抗战的象征。事实上那升旗典礼，非常的简单，是一个号兵吹个喇叭，看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去。”
抗战初期，英美袖手，苏联有偿援助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包括1000架的飞机和5亿元美金，这笔珍贵的援助，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联俄抗日，西安事变的基本目的达到了。蒋介石领导抗战，坚持到底，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但是更不应忘记的是，自助才能人助，如果中国撑不下来，重庆一失，苏联可能拿下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各省，与日本瓜分中国，中国会成为第二个波兰。
名教育家高梓说：“那时很了不起，可以说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敌忾同仇，打倒日本。天一亮就听到唱这个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那个时候很振奋，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们在青木关马路边上，看着那些青年，站在卡车里开着走，真了不起。”
“那时我们处在一种劣势。但我们抗战的意志精神非常的强烈。我们都有这个观念，我们人口比他们多，多多少倍。我们只要打死一个日本人，我们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就是这样想的。一定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那时在精神生活上可说比现在活得还充实。大家很苦，可是不觉得苦，觉得很快乐。觉得很有希望。”
不管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是如何成王败寇，屈辱以终，他在对日抗战中运筹帷幄、忍辱负重、坚持到底，终得胜利，实在是功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