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岭之战

11月7日这一天从早上开始就淅淅沥沥下起一场秋雨，黄土岭这座冀北的小山村还记得当年情景的老人回忆。

下午16点，八路军晋察冀分区第一团团长陈正湘在团指挥所793高地上（当地群众称为白脸坡）拿望远镜向战场四周望，他的视线突然落在不远处那个叫教场的小村子中的一座独立小院??几名腰挂战刀、身着黄呢大衣的日本军官，正站在院里的平坝上，碰巧的是，正在陈正湘观察时，对方也有人不时举着望远镜往山上看??这会不会是敌军的指挥所？

陈正湘于是拎着望远镜找到了分区炮兵连，把望远镜递给炮兵连长杨九枰。杨九枰一看就明白了，回答说:“团长，我们就朝那边打！”于是当机立断指挥迫击炮手连发数弹。随着几声炮响，教场村边的小院子里腾起一股股烟尘，望远镜里再也看不见人影。

在河北易县教场村里，仍能找到当年被日军用作临时指挥部的那座独立的农家小院，当年见证此事的6岁孩童陈汉文，现已是位72岁的老人。祖祖辈辈居住在河北西部群山之中的这位老人说，除了多年前由于房子漏雨修过一次，院落基本上还是当年旧貌。

“当时屋里进来三个日本人，一个穿着像是军官模样的人面对门口坐在我家椅子上，另外两个忙着摆弄一个什么东西，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发报机一类的吧。”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院子中央，轰地一声巨响，房子都在颤抖。“那个炮弹是从东北那个叫‘十八道梁’的山上飞过来的，落在我家院子里，炸了一米多深的坑。”陈汉文回忆，对着门坐着的那个军官模样的人，刚把那个电话线接好后往外发话，就被落在院中的炮弹击中。

院子里的日本兵随即冲进来，把倒地军官抬起来迅速撤走了。当时无论是山上指挥战斗的陈正湘，还是院中的陈家，都还没意识到此时倒地的日本军官的分量。
“阿部规秀被击毙的确实消息，是后来才知道的。敌人的电台广播了阿部规秀中迫击炮弹丧命的消息，我听到了敌人的广播，延安毛泽东同志也从各方电台的广播中得知了这个消息，发来电报，查证此事，并指示我们对有功部队予以嘉奖。”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后来回忆，对战斗中被击毙的日军尸体，八路军方面“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将其一一掩埋。“我们只从部队查到了阿部规秀绣有两颗金星的黄呢大衣和金把钢制的指挥刀，后来，我把这些东西转交到了延安。”

阿部规秀是接替1938年被我军击毙的侵略日军常岗少将，来统帅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规秀又是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伪“蒙疆国驻屯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旅团长。1938年10月，原独立混成第2旅团旅团长常岗宽治少将被八路军在广灵县境张家湾打死后，日本军部乃以阿部规秀这个刚晋升为中将的名将接替旅团长职务。八路军在雁宿崖消灭其一个大队后，他恼羞成怒，亲自出马，声称要与八路军主力“决战”。

在亲率精锐“扫荡”之前，自负的阿部规秀根本没把“土八路”放在眼里。《朝日新闻》刊登了一封阿部规秀在临行前给家人的一封家信:“爸爸从今天起去南方战斗，回来的日子是11月13、14日，虽然不是什么大战斗，但也将是一场相当大的战斗。我们打仗的时候是最悠闲而且最有趣的，支那已经逐渐衰落下去了，再使一把劲它就会投降。”历史证明，他错了。

阿部规秀被击毙后，日本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阵亡公报。公报称，阿部规秀当时右腹部及双腿数处负伤，“但他未被重伤屈服，仍大声疾呼:‘不碍，我请求大家顶住。’然后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在负伤后约3小时死亡。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这个消息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全国各地报纸，当时都在头版头条报道黄土岭战斗经过，刊登各种祝捷诗文。毛泽东、朱德立即向晋察冀军区发来贺电，蒋介石闻知此事也异常高兴，给延安八路军总部发了贺电，并奖励军资3万元。

另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是，黄土岭战斗之后不久，驻张家口日军警备司令小柴曾经“屈尊”给当时我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写了这样一封信:

“麾下之部队武运亨通，常胜不败，鄙人极为佩服。现鄙人有两件事求教，一是请通知鄙人在黄土岭、雁宿崖被麾下部队生俘的皇军官兵数目、军职及他们的生活近况;二是战死的皇军官兵是否埋葬、埋在何处？可否准予取回骨灰，以慰英灵？”

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

位于冀中平原的白洋淀，水深面阔，芦苇茂密，物产富饶，是保定至天津间水运必经之地。进入白洋淀，有如进了一座巨大的迷宫，沟汊交错，芦苇密不透风，使人难辨南北。当地人介绍，白洋淀被3700条沟壕、12万亩芦苇、5万亩荷花分割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143个淀泊。而名扬天下的“雁翎队”就活动在这366平方公里的淀泊里。

“就是这迷宫一样的白洋淀，让当年的鬼子吃尽了苦头。”一个当地人自豪地说。1938年，日军侵占了冀中平原，在白洋淀的大村镇赵北口、同口等处，安上了据点，对淀中村庄实行“三光”政策。中共方面派人到大张庄召集猎户开会，动员他们拿起“大抬杆”(注:水上打猎的火枪)参军参战，反抗日寇的侵略。不久，有二三十人带着火枪参军，成立了水上游击队。原来他们在打水禽时，为了防止浪花打湿枪膛内的火药，在信口插上一根雁翎，这样每个猎枪上都带着雁翎，又加上猎户过去行围打猎时，小船行驶像雁翎群飞翔的“人”字形，当时的县委书记侯卓夫便为这支队伍起名为颇为诗意的“雁翎队”。

眼下，雁翎队刚刚打了一个胜仗，又在等待着下一次战斗。几天前，赵北口的汉奸张德清带着20多个日伪军，乘着一只汽船到新安据点。雁翎队得知这一情况后，就派班长赵老群带领队员，埋伏在附近的苇塘里。“他们巧妙地隐藏了船只，脱去了衣裤，全部跃进水里，在芦苇的边缘，派出一个侦察哨。为着不使目标暴露，放哨者在水藻的伪装下，仅仅把两只眼睛露出水面，让湖水不断地从他的鼻孔下静静地流过。”当时还是八路军120师宣传队一位“小八路”的穆青绘声绘色地写下这一幕。

下午15点多钟，一只巨大的拖船，用绳索拖拉着那喑哑了的运输艇驶近了。“突然，芦苇中一声凄厉的口哨，惊起了几只潜伏的水鸟，接着两旁芦苇的深处，激荡着一片水声和呐喊，两排长筒的‘排炮’和雪亮的马刀，便威严地排列在押船敌兵们的面前了。”这一仗打死日伪军20多人，而雁翎队无一伤亡。插着雁翎的船只，满满地装载了敌船上的白糖、香烟、罐头和大米，“使他们更加欢喜的却是缴获了三支三八式步枪，和一挺昭和十一年制造的轻机枪。”穆青的这篇《雁翎队》1943年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更为这支水上游击队增添了声誉。

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雁翎队从1940年开始成为一支更加有组织的队伍。他们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在共产党员殷金芬的率领下，有计划地配合八路军水上部队积极行动起来。这中间，他们曾发动湖上的乡亲们用下沉大树的办法，封锁了白洋淀中的每一条水道，又用无数的船舶搭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浮桥。这样，一旦发生敌情时，我们的部队便可以通过这些浮桥，迅速地增援。

雁翎队最后发展到100多人，成了白洋淀地区抗击日军的有生力量。浩荡的淀水，冬天里的冰面，迷宫一样的芦苇和荷花，都成了他们打击敌人的有利武器和屏障。而他们头顶荷叶、口衔芦管潜伏在芦苇丛荷花淀里的形象也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的不朽经典。

当年的雁翎队队员孙革和赵波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他们仍然居住在当年他们曾战斗过的地方。当时年仅十几岁的赵波积极报名要求参加雁翎队，因聪明机灵、水性过人而被挑选进侦察班，当了一名侦察员。

“有一次，我到县城取上情报往回走。当时天色已黑，我划船转过一片苇子地时，发现前面有动静，还听到妇女的哭声和骂声。我明白了，这是伪军拿同胞姐妹去讨好日本人。当那只船快过来时，我猛地划起船迎头撞去。船上的两个伪军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已经被我用桨打落水中。另一个端枪向我刺来，我轻轻一闪，顺势抓住枪管，飞起一脚，把他也踢进水中。就这样，我缴获两支步枪，还救下两名妇女。”提起往事，老人依旧豪气满怀。

1961年，徐光耀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在《河北文学》上发表;1963年，又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时至今日，电影《小兵张嘎》已被社会各界公认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世纪经典”，影响、教育了几代人。而很多媒体在采访白洋淀的老英雄时，也有意无意地在寻找“小嘎子”的原型。赵波和孙革也都曾被当作“活嘎子”报道过。但孙革和赵波两位老人的话耐人寻味:“我们没有人是张嘎，但也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小嘎子。”

战斗在敌后

11月7日，听说“黄土岭战斗”打响了的白求恩坚决要求上前线，“不能因为这点小病，让我休息，你们要拿我当作一挺机关枪去战斗”。其实，此时白求恩正艰难地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刻，5天后，白求恩病逝于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

按照计划，白求恩本来准备回国一趟，筹集医疗器械和经费，临走之前他将军区的20所医院巡视一遍。但就在此时，日军开始了冬季“扫荡”。白求恩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回国计划，带领医疗队奔赴河北滦源的摩天岭前线，在靠近火线的一座破庙里布置了手术室，顾不上吃饭、睡觉，抓紧时间抢救伤员。11月1日，因为一次手术，白求恩已被严重感染，但他却仍拄着一根树枝，率医疗队上了前线。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为挽救华北战局的危急，115师由陕西三原地区出发，东渡黄河、日夜兼程、开赴晋察冀，于当年10月在河北保定阜平成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除了时任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在冀东领导的抗日之外，著名将领吕正操、孟庆山受中共中央派遣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吕正操将军任八路军三纵队及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任冀中军区副司令员。

“到1939年11月，冀中抗日根据地统一的党、政、军建设已基本建成。”河北省党史研究室的赵胜军介绍。与此同时，从1939年5月下旬，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第二期“治安肃正计划”，多次集结兵力，在河北各地进行“扫荡”、“清剿”、“强化治安”，而冀中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侵华日军展开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殊死斗争，雁翎队便是在这场斗争中开展水上游击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地道战”也是平原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敌“杰作”。

地道是冉庄村的张森林先挖的。张森林在193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冉庄第一名共产党员。自1938年开始，敌人不断来冉庄骚扰，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掩藏物资，张森林首先在自己家中挖了隐蔽洞。这个隐蔽的斗争方式很快传播开来，这种单口洞又叫“蛤蟆蹲”，也是地道的开始和雏形。

“但这种洞的弱点是进出口只有一个，一旦被发现，便容易受到极大的损失。”赵胜军说。冉庄人民总结经验教训，把单口洞改成了双口洞，万一敌人发现一个洞口，洞中人员可以从另一个洞口转移出去。

但无论单口洞还是双口洞，毕竟只能隐蔽和防御，不能打击敌人，有时难免流血牺牲。不久，清苑县人民武装委员会来到冉庄，民兵和群众把原先的双口洞继续加宽加长，左邻右舍的地洞互相挖通，一家连一家，一户连一户，双口洞变成了多口洞。县武委会也搬到冉庄，亲临指挥。全村老少齐动员，根据战争的需要，边战边挖，最后终于构筑成了户通户、村连村，全长16公里的地道网。冉庄人民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构思精巧的地道口，全部地道由东西南北4条干线组成，并筑有东西支线11条，南北支线13条。

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的83岁老人周新宅当年参加过地道战。当时，村民们挖地道长达30多公里，户户相通、街街相连，形成能打能防的地道工事。日军曾多次围攻高平，都被民兵以地道为依托击退。

“刚开始民兵和党员都是不公开的。村子离日本人占的县城不远，抗日村民都是三五个人一组，组与组之间互不联系。后来，咱们力量大了，就公开和敌人干了。”“区里组织各村的民兵统一行动，割电线、破坏公路和铁路，我跟着去新安镇破坏过公路，还到新乐县破坏过铁路。日本鬼子报复，到村里扫荡，刚开始没地道，民兵躲在屋里偷着打，被围住就没办法了，牺牲过好几个同志。”周新宅回忆。

后来，高平村和冀中平原许多村庄一样，开始挖地道来对付日寇。据周新宅回忆，那时挖地道是秘密地挖，在夜里挖，村边还得有人放哨，发现有敌人就发信号，赶紧把土运走，把地面铺好，怕被敌人发现。挖地道时，日军常来扫荡，村民们边打边挖，断断续续挖了一年多，最后全村都挖通了。

当时村里共有三条干道，干道上有许多支线，每十户有个地道口，每个口都有个民兵负责，地道口上有地堡和工事，地道口内有防毒设备和障碍物，每隔十丈有通气孔。通气孔和地道口都很隐蔽，大都设在碾盘下、炕洞里、井内等，屋里墙上有枪眼、了望孔，村里街口有村垒，村边还有围墙，全村形成了完整的战斗工事。鬼子进村了，民兵们转入地道伺机杀敌。乘敌不备，民兵们已经从地下来到房上，居高临下，向敌射击。敌人占领了高房，民兵又进入了地道，从屋内瞄准房上敌人射击。民兵从伪装的地道出来，利用隐蔽的射击孔打击敌人。

在冀中广泛开展的地道战是战争中的杰出创造，它把无险可守的平原变为坚不可摧的要塞，抗日战争期间全冀中挖地道达125万公里，称得上是冀中的“地下长城”，成为打击日寇的地下屏障。

“共产党领导的山地游击战、水上游击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在数量上消灭了多少敌人，而是在气势上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日军的后方。”河北省党史研究史的赵胜军评价，“它们都是群众智慧在战争中不断积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