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家书：穿越血与火的回忆 

■ 半月谈记者 王新亚
      

“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一个小学教员的悲愤呼喊

    “我对他了解很少”，今年７１岁的上海老人姚慰瑾在电话中对记者这样谈起她的父亲。在她４岁那年的１９３８年，父亲离开已经沦陷于日寇之手的上海到外地谋生，仅仅半年后便杳无音讯，据说因贫病交加而死，但无从知道死于何处。她已记不清父亲的模样，也只能在长辈的叙述中大略勾勒出他的形象：他叫姚稚鲁，是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员，为人耿直，疾恶如仇，对亲人和朋友具有爱心，非常爱国，诗、书、画都很好，常常给人书写扇面、写“百寿字”做寿礼，等等。除了一两张模糊的照片，父亲留下的便是一些抗战期间离沪后写给家里的书信。今年４月，当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启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时，姚慰瑾决定把这些信捐献出来，她说：“这些信也许态度有些消极，但却反映了战争给一个人、一个家庭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
    事实上，这些信不仅记录了姚稚鲁??一个小学教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踪迹，也为抗战期间的民间景象留下了鲜活的第一手记录。１９３７年８月，淞沪会战爆发，姚稚鲁一家所在的上海南市区老城厢很快陷于敌手，百姓纷纷逃难，姚稚鲁率妻子马芳珍和两个女儿慰瑾、亚瑾逃往法租界妻兄家。１９３８年４月，性格倔强的姚稚鲁不愿依赖亲戚过活，不顾有病在身，决意孤身一人离沪去外地求职。
    离沪后，姚稚鲁先后到过南昌、武汉等地求职，均无结果，１９３８年８月便彻底和家人失去了联系。由于这一阶段先后爆发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当时的国民政府集中兵力和日军展开决战，华中一带兵荒马乱，难民如蚁，贫病交加的姚稚鲁最终死于战乱之中是极有可能的。他先后寄回上海的信也能看得出写于匆忙之中，纸张大小不一，日记、书信形式各异，落笔草草，仓皇之势显然。他离家不久在南昌写的一篇日记里提到“霎时误传警报，群众纷避，我方惊愕间，乃称并无其事，可笑也。余之生死，早置度外，飞机炸弹等闲视之。故余所至，如温州亦曾被袭，丽水于前数日间飞机光顾至二三十架之多”。
    在南昌期间，他没有找到职业，心情极其郁闷，又接到家里来信说小女儿亚瑾出痧子，心如刀绞，在回信中写到“‘死’是人所怕的，到了死，甚么都丢了倒也干脆，像我活又活不了，死又死不了，这罪真够受哩！”由于战乱，南昌当时缺医少药，姚稚鲁灰心地写到“看一次，起码得四块钱，叫我出得起吗？……我的病，生在破家失业的时候，就是该死！我想要是早两年生这毛病，怕不至于到此地步吧！”
    姚稚鲁在南昌一信的最后，提到他所目睹的难民生活，借此宽慰妻子：“话又说回来了，天降劫数，遭遇不幸的，不是我一个，就像我们那里住着一家姓钟的，他们在泗泾有田地有房产，他自己在上海当教员。开战之后，他一家子带了千把钱逃难，一路出来，东西也丢了，钱也用得差不多了，他夫妇两个带上三个孩子，还有一位老丈母，住在示和里，看他们一家六口，每天限定吃一粥一饭，小菜吗？不过化几分钱，真节俭极啦！……还有一位是在蚌埠开洋货店的老板娘娘，逃难的时候和她的丈夫失散了，抱了一个小孩子，不过五六岁的罢，在点心店里求乞，我想像这种情形的一定不少，那么你比了他们好了！”
    之后，姚稚鲁又到了武汉投靠亲戚，但武汉已经处于大会战前夕，人心惶惶，他仍旧找不到合适的职业，下面这封信，便是他留下的最后几篇书信之一，其中的绝望和悲愤情绪无疑是对战争的最大控诉：
    离开上海两个月了，在这里只有忧愁苦闷，白白的吃了人家的饭，鱼啦肉啦，谁亏待了我呢？不过总是一个不自在，失业的痛苦，真够味哪！
    在中原大会战的准备声中，武汉密布着恐怖空气，走啦！走啦！重庆、成都、香港、上海，纷纷地忙着奔波，我呢，满望到了汉口，或许在生活上有一点儿希望，如今可毁啦！不单舍却你们，在外面度那可怜岁月，而且要跟上四姊逃难哩！……
    在武昌碰见了孟志杰、毕映泉，说到了上海的家中，只有付之一叹。卢炳章也到了广州，据说生意很不差，不过前几天广州遇到大轰炸，不知道怎样了？乱世做人，简直不是人，过到哪里就算，也忧急不了许多。这几天，这里谣言很大，说要“轰炸武汉”，管他呢！“在劫不在数，在数最难逃”，我便听天由命吧！
    寄上的小照是四姊去年在南京照的，她是走运的一个，可是现在腆着一个大肚子，要在轮船大车上拥挤，也很可怜的了。
    ……
  
                         “读书仍为重要”：生生不息的民族传统

    抗战期间，无论是在沦陷区、战区，还是在大后方，每一个中国家庭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正常的生活秩序已经被完全打乱，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都不可知。但是，许多身为父母的中国人仍念念不忘对子女的教育，在书信中谆谆教导，惟恐其荒废学业，堕入下流。这种对中国特有的读书传统的坚持，实际上蕴涵着对未来的希望，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正在于此。
    在湖北黄石市离休干部周鸿特的记忆中，就有一封这样的信，鼓舞了他一生：他的母亲汤铮训是一位教育战线的早期革命者，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曾在湖南配合党开展妇女工作，１９２７年加入共青团，３０年代又投入到抗日救亡和教育工作中。１９３８年秋，汤铮训携周鸿特的两个弟弟离开湖北的家，到湖南衡阳暂住，不料由于战乱再无相见之日。１９４２年，周鸿特已经８岁，远在湖南的母亲汤铮训非常挂念他的学习情况，写来一封信：

鸿特儿览：
    一别四年，无时不在念中。儿已渐长，应入校念书，今以世乱，母子离别，只令人兴叹而已。
    但读书仍为重要，此时虽无学校可入，儿得与祖父及姑姑朝夕相依，正可习字读书求教于长者也。
    上述读书一事，望儿努力勿怠，以慰亲心。
                                                    母铮训书

    １９４５年，抗战胜利前夕，身染重病的汤铮训因辗转流离、得不到及时治疗而饮恨辞世，这封信便成了她给儿子周鸿特留下的惟一墨迹。此后，周鸿特一直珍藏着这封信，甚至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也不忘带在身上。他兄弟四人后来都成为工程师、教授等人才，子女也都学有所成。周鸿特说，抗战年代留下的这封信，时时激励我和后辈们，刻苦学习努力成材，把一切都献给我们可爱的祖国。
    无独有偶，山西省太原市的离休干部李耀东也珍藏着这样一封抗战家书：１９４０年６月，在陕西参加抗日活动的李耀东收到一封父亲以双亲名义写的信，信是从山西汾阳的老家经河南辗转寄到陕西的。尽管战争旷日持久，生计艰难，这位清光绪２８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的中学教师仍对儿子寄予了很高的希望：

    耀东：于阴历五月一十日接到四月廿七日所发之信，得知一切平善，慰甚！对于我所指各点，既能躬行实践，即是上达之兆，你年纪尚幼，离我太早，深恐身不能修，走入堕落一途，勉之！经商之余，宜多多学字，取其收敛神气，镇定心思也。青年尤以养廉为第一着，但养廉必须俭，所以无论收入多寡，万不可浪费分文，致失养廉之基，一失足成千古恨，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生活日艰，到处皆然，汾阳自三月以来，九十天点雨未落，二麦歉收，大秋未种，小米每石竟涨至三十五六元上下，十室九空，诚可虑也！你能和你四大叔就近团聚，实为幸事，彼此互助，获益不少。我亦有意到你们那里团聚一回，但道途梗阻，未知能否如愿，此年老人之心情也。你姑丈既在就近，可常常请教，自有益处。……

父母合示       阴历五月廿二日

    信发出的第二年，即１９４１年，这位老父亲就病故了。然而这样一封饱藏着严父之爱的信，却让李耀东珍藏了一生，也鼓舞、鞭策了他一生。
                                                     
                   “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两个战士的心声

    在阴云密布的抗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里有两封来自抗日战士的信，便一扫战争的阴霾，充满了革命者对胜利充满信心的豪情和乐于奉献自我的情怀。他们在家书中不但对亲人表示了由衷的关心，也通过自己的书写让亲人受到胜利的鼓舞。也许，这便是我们能够持续八年抗战、最终迎来胜利的力量之源吧！
    有一封纸张发黄、信封破损的抗战家书，据它的拥有者、浙江的民间收藏爱好者周立峰多方考证，它的作者是一个江西籍的红军战士，经长征后到达陕北。而信写于１９３７年４月３０日，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红军尚未改编为八路军，但西安事变已经发生，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达成，因此信中提到了“国共合作”。这封普通红军战士写给江西老家的信流落民间，被周立峰在一次拍卖会上取得，其作者下落已不可考。从行文上看，作者文化水平不甚高，文法上有多处不通顺的地方（括号内注释为记者所加），但谈到抗日的情况时却流利而铿锵：

父母亲大人膝下：
    敬禀堂前万福金安！进（近）来身体是健康，饮食增加不？……（此处笔迹不清）想必家中合家平安，同家安乐，但是我离家已（以）后已有（许）久了，自从反攻以来未曾与家通信，我想家中就（像）是忘了我一样。自我反攻以（已）到达陕西?邑县太峪镇驻房（防），衣食住行是很平安，请你在家不要挂念。
    但是自三原与家通信一次，也未曾（知）家内接到了（没有）？现在也未见回音来，可不知家内怎么样？自我现在的国家，不过说在外便为了国家的事情。我在外，大家都是为着抗日的，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庭，为着自己的来做事！不过现在说起到达北方，使用国共合作、释放一切政治犯，联合许多了（的）抗日友军，国家已经和平。但是我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假是（使）家内接到我信，很快的与（于）家来信，不要迟慢，免得我在外挂念。来信到第一方（面）军第一军第四师十二团第三连。工作是很快乐的！
    金安！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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