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入侵东北开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就没有停止过。“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和广大人民群众反日浪潮的影响下，大批爱国志士、有民族气节的官兵、山林队等纷纷组织抗日武装。1931年12月10日，在清原、新宾、通化等地由孙述周等人自发成立的“血盟救国军”举旗抗日，成为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先驱；也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它的抗日斗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一、“血盟救国军”是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先驱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民党妥协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抗日。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1931年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发出党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的号召；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和开辟游击区。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此时，通化的反日组织风起云涌。早在1931年9月20日，辽宁省清原县中寨子村退役军人孙述周、新宾县留日学生张东郊正住在沈阳。他们亲眼目睹沈阳陷落和国民党政府采取的妥协不抵抗政策，深感亡国之惨，便相约回原籍联络同乡、旧僚，雪国耻、救危亡，组织抗日武装。
张东郊回到新宾后，便和他的朋友张显铭一起向亲朋好友讲述了“九一八”事变时的惨状，宣传抗日救国。1931年9月20日，具有爱国之心的县公安大队分队长盖光安、班长杜锡武，第二十步兵中队长李栋材等人深为感动，主动筹措武器，约期华变，将队伍拉出武装抗日。与此同时，清原县的孙述周回乡后，立即变卖了所有家产，携款奔走各地收购大批枪械运回家乡，做好了武装抗日准备。
1931年12月10日，李栋材假借“剿匪”之名，将队伍拉出集中在大苏河城与当日在新宾的孙述周会合，加入了抗日救国行列。
在大苏河城隍庙内，由张显铭宣读“抗日救国誓文”；孙述周大声宣讲“九一八”事变经过，提出：“今后之危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来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取刀划破食指，在庭柱上血书：“血盟救国军”五个大字。从此，这支抗日队伍正式建立起来。
“血盟救国军”的成立，用事实说明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不当亡国奴、民族兴旺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血盟救国军”的成立如星星之火，点燃了辽东大地。也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的序幕。
二、“血盟救国军”的抗日斗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血盟救国军”举旗抗日后，在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等县的活动非常活跃。首先缴了风倒树沟、小苏河自卫团枪械；并联络山林队首领，先后将山林队的“要的欢”、“二虎”、“九山洋”、“双红”、“占林”、“长山”、“双山”等收编， 这支抗日队伍，迅速扩大。为了继续扩大武装和解决武器弹药，孙述周、张显铭等人又秘密潜入到新宾、通化、柳河等县城发展队伍，并购买大小枪支100余支，子弹10000余发。斗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东边道保安司令”于芷山。
“血盟救国军”进驻柳河后，在广大地区张贴布告，宣布抗日救国主张，于芷山极为震惊，下令伪军围剿“血盟救国军”。阻止他们的爱国行动。首先命令伪新宾县长组织力量堵截“血盟救国军”，又派参谋处长吕衡督前往弯甸子、小苏河一带“慰抚”山林队，企图瓦解“血盟救国军”。同时，下令清原、通化、金川、柳河、新宾等地之敌，迅聚集通化、柳河一带，围剿“血盟救国军”主力。交战过程中，救国军要取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向敌军喊话“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宣传口号，使敌军心瓦解，军营混乱。
“血盟救国军”在孙述周的率领下进驻柳河县红石镇，并以此为抗日根据地，凭借深沟高垒，势险林密，准备进行长期抗日斗争、根据地建立后，“血盟救国军”进行了整编，推选孙述周为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将全军编为五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小队。申明了军纪，提出“谁敢动民间一草一木，必杀无赦”并编制了典籍，制定了抚恤伤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使队伍秩序进然，士气大振，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1932年1月18日，于芷山又使出一计，派伪军代表，请孙述周等人到柳河三源浦谈判。由于孙述周急于说服于芷山抗日，没有看清这个汉奸走狗的真实面目，孙述周、张显示铭、王绍卿等20名军官前去谈判，结果惨遭杀害。
综上所述，“血盟救国军”完全是民间自发的抗日行为，虽然当时的东北还没有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但是“血盟救国军”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部分。正如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国人必须进一步的认识抗战依靠民众这个基本问题。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民众力量这一方面”。
由于“血盟救国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它是民众自发的抵抗运动。虽然它也制定了部队纲领，但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军事、思想上的斗争策略，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就就失败了。但它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仍有其重要意义，它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它所体现的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东北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也唤起了广大爱国官兵及人民群众的进一步觉醒。不久，在广阔的辽东大地上，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了，他们吸取了“血盟救国军”的教训，总结经验，继续对日伪军进行顽强地斗争。而孙述周等领导的“血盟救国军”作为东北抗日斗争的先驱，虽然存在的时间短，但影响是深远的，在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