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到了芒市以后，变得平坦起来。这里是滇西纵谷区的尾部，几条呈扇形展开的大江和山脉间，形成一个个肥沃的平坝。受一位老者之托，我们来到重建的国民党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墓园，在一块墓碑前深深地鞠了躬。碑前已放有一束鲜花，不知是谁献的。
老者名叫刘志声，家住保山板桥。认识他很偶然，我们在别人的桌子上看到一部手稿，苍老的字体题写的书名叫《征魂》。等见到他本人，那双老军人的眼睛让你肃然起敬。老人中过风，心脏不好，站起来都很费劲，要给他拍照，他说：“不照了，难看。”东磐说：“当过兵，上过战场，什么时候都不难看。”老人被触动了：“那回忆录，是写我们团几千人的死亡！不是小说，不是电视剧！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就一句话，我们在一瞬间进入了他的世界。
刘志声是前第二军第九师第二十七团第三营少尉，1942年报考大理干训班，那是战争期间黄埔军校为反攻前线培训军官的。反攻开始后，他上了前线。他这一生无论经历多少坎坷都不会忘记1945年元旦的那个早晨，那是胜利到来之前，他的部队在国门前的最后一仗。
1944年反攻开始后，他的部队渡过怒江一路打过来，补充了四次兵员，到最后还是只剩下几百人。12月中旬，部队打过国境线，在一个叫黑猛弄的地方久攻不下。芒友会师在即，远征军司令部指责他们所属的左翼部队攻击迟缓。1944年12月31日，营长刘昌顺动员了所有能上阵人员拼凑了一支决一死战的队伍。整整一个晚上，所有的人都在磨刀，他们准备以死相拼。黎明之前，队伍上去了。
那天刘志声留守团部，开始还听到“杀呵！冲呵！”的喊叫声，再后来，没声了。回来几个人说：日本人死完了，我们的人也差不多了，营长、指导员和连长都死了。
刘昌顺战死后，团部接到了任命他为中校副团长的委任状，但刘昌顺再也看不到了。刘志声为死难的烈士清洗、换衣裳、装棺下了葬。就在下葬后的第三天，军部来了公函，要二十七团把少校营长刘昌顺、中校指导员王再煊和另一位营长的遗体运到后方的芒市。任务交到刘志声手上。他退出战斗，带着三份公函，回到黑猛弄。一封公函是要黑猛弄地方派人协助，第二封是让遮放汽车前线指挥部派车送到芒市，第三封是给芒市第二军留守处，要他们负责安埋。
第一封公函很快解决了，黑猛弄的乡长发动四十多位景颇族老乡把棺材挖出来，当天晚上就出发，翻过邦达梁子。第二天进入坝子后，天气热了起来，三口棺材气味越来越大，过路的人有的向他们敬礼，也有的捂着鼻子远远地躲开。到了遮放的前线汽车指挥部，找到一位少将，他把公函递上去，那位将军半句话没说，马上就派车。装车时，三口棺材那个臭呵，年轻士兵不敢挨，一位年纪大的军人说：“你们这些人哪！一点良心都没有，人家在前线把老命都泼出去了，叫我们抬一下，有什么难的。”这句话让刘志声死死记了一辈子。
汽车到了芒市的军部留守处，出来了几个人，远远站着。他们告诉刘志声，现在还在打仗，公墓没有确定在哪里。让他不要下车，直接开到芒市洗马塘土司家的别墅花园，找个合适的地点安葬了。留守处的态度也让刘志声死死记了一辈子。他说：“他们是为国牺牲的英雄哪，连起码的礼仪也没有，仗还没打完，怎么就冷酷到这个程度！”
在洗马塘边上的小山包上，刘志声找来认识的傣族头人，帮忙掩埋了三位烈士的灵柩。他向军部交了差，然后返回前线。
1950年保山的地委书记看上这个年轻有才华的刘志声做秘书，连派克笔都拿给他使用了。但是在填表的时候，他如实写了参加抗日战争的历史，于是，他整个生活都改变了。每逢政治运动，要他半夜起来交待问题，天是那样的冷，眼泪止不住地淌，他想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他做错了什么。“在那个时代，敢用肩头去顶的人没有几个呀。”他不敢过问整得他几十年一身肮脏的罪过是什么，直到老了才想明白，他该给后人有个交待，打日本不是什么卑鄙龌龊的事情。于是，他开始写那段让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也不会忘记的经历，写他作为军人的最后一项任务。
回忆录写完了，事情也来了。镇上有人知道他埋葬三个战友的惨痛经历后告诉他：那三个坟堆直到1970年代还在原地。听了这消息，老人心里那个难受呵，食不甘睡不宁，脑子里整天就只想一件事：管么不管？要管，怎么管？他退休时只有52元3毛钱的工资，中过风，有严重的心脏病。“我们这些人是有血的人哪！你叫我怎么办？” 烈士没有移葬墓园，他几十年前的任务就没有完成。
他托芒市的亲戚朋友，如果坟还在的话，清明时帮他买点纸钱供供，但没人给他回信。有个侄儿请了三天假陪他到芒市，中途堵车，冻了一夜，第二天才到芒市。下车顾不上休息，就直奔洗马河。原来的地形变了，成了军分区的打靶场。坟头也平了，一点痕迹没留下。借来锄头四处刨，想找到当年立的那几个鹅卵石，但直到太阳落山也没找到。住了一晚，侄儿的假期到了，强拉着把他推上了班车。
回到家，老人像丢了魂似的，跟什么人相处都不对头。板桥有位老兵，黄埔十期的。他说：“刘志声哪，这些人死了，是为国捐躯，碑不在了，坟不在了，可地点还在，你立个石头给他们吧，写上三个人的名字，也才对得起他们。”保山城里有位考古的老头叫苏渔耕，素不相识，听说这件事情，马上决定陪他一起到芒市。那是1998年，刘志声78岁。
没钱住旅馆，就住民工的工棚。工头敬佩他，管饭还派了工人。靶场的军人知道这事，停止训练让他安心地找。几天里，他们挖了十多个坑，在三个坑里发现蚂蚁窝和红色的土。不知道是否是为了安慰他，帮他挖坟的老倌告诉他，热带地方，人埋下去几十年，早被蚂蚁啃光了，那红土就是血土。他信了，用手绢包了三包土，找到芒市政协，毕恭毕敬地向政协领导行了个礼：“我代表三位死者的在天之灵，感谢首长宽宏大量的搭救之恩，允许我把血土带进墓园。”他的眼泪哗哗地流着，来到重建的第十一集团军墓园，把三包血土撒了下去。
回到家，他仍没放下心，节衣缩食攒下700块钱，连同几位老兵凑的钱，刻了一块石碑，用麻袋包好，托过路的客车驾驶员把碑带到芒市。“做人要有良心，我不做完这件事就对不起他们。”老人说，他这一生的眼泪几乎都是为死去的烈士流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遗忘已久的品格：忠信、仁义和承诺。
老人的心终于平静了，他说：“等我到了那边，见了他们，他们不会怪我的。”
第一次找遗骨的过程中，靶场边有一家人热心帮助了刘志声。女主人一会送凉水，一会送热水。那天天很热，大雨过后，一道彩虹出来，正好她来送水。第二年再去的时候，得知女主人生下了三胞胎。老人怎么看这三胞胎长得都像那三位烈士，认定了那三个孩子就是他再生的战友，并一直关注他们的成长。在芒市，我们专程看望了三胞胎孩子，也真怪，三个孩子长得高的高，矮的矮，一个不像一个，已经上小学了。
刘志声嘱托的事情我们一一照办了，但没有想到的是，三位烈士的故事还有老人不知道的另一面。在芒市，我们发现少校营长刘昌顺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一是刘昌顺当年攻打芒市时，就已为人所知；其次，还有另外的人在找他。刘昌顺是湖南人，洛阳兵科学校毕业，四十多年前，刘昌顺的外甥支边到云南，他的母亲要他打听舅舅的下落。刘昌顺到云南参加怒江战役后，就再没有消息，有人说他死了，有人说他到了台湾。外甥到了芒市后才知道根本不可能打听，“清洁边疆”的运动一个接一个，他怎敢打听一个“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直到1980年代以后，他才试图通过公安局的老姜??这位从1950年代就与国军老兵打交道的老公安??寻找舅舅的下落。在老姜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刘昌顺早先不知何时立的墓碑。但墓碑的命运更惨，被一个学校的教师垫在水龙头下面洗衣服，而且怎么说都不肯还回来。她说的似乎也有道理：“你拿走了，我用什么洗衣服？”外甥愤怒了，要起诉她。最后政协出钱，才把墓碑赎出来，连同刘志声新刻的碑一起，重新立在了新建的烈士陵园里。
这个故事我们没有告诉刘志声，他身体不好，会出事的。几年来，从我们进入这段历史开始，就不断地听到两个词汇：健忘，麻木！这不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里固有的成分，但你却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它。
刘志声不知道三位烈士有没有家人，但他认真地找过，结果却让他至今耿耿于怀。王再煊是他在大理干训班的同学，西康会理人，现在属四川省。几年前，他给会理县的人大和政协发过两封信，请他们查找王再煊的家人。他想告诉烈士家人，王再煊是为抗日而献身的英雄，不要望他了。当年参加军校的没有几个人，应该能查得到的。他请收信人给他几个字，免得挂心。不放心，带了个双挂号。信是寄到了，一个姓林的签了字，回执寄回来，但却没有任何回音。老人留着信的底稿和那个回执，那封信写得恳切，让人看了鼻子发酸。他说：“要是你我在这个岗位上，看到这封信能放得下去吗？这不是一个老倌儿的事，是一个国家的事呵，是对先烈的事呵，惨哪，王再煊！”
老人的记忆好极了，几十年前的景象还记得清清楚楚。
打象达那天晚上，东山上，月亮惨白惨白的，他们悄悄越过日军阵地。天亮时到达山坡上的何家寨了，才架起枪来煮早饭吃。晨霭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了。那一仗打得很惨，他们团死了七八百人。前些年，刘志声生病住院，遇到一个象达人，是老师。他问道：“我们死了几百人在那里，你们是否好好保护他们？”老师告诉他：保护什么呀，黄草坡上那些坟，后来就平了，再后来老百姓开地种庄稼，还开出一些烈士坟来。刘志声听了心里发疼，这些为国捐躯的人就这样永远消失了。他说“你是老师，你要教育你们的孩子，他们是为国捐躯的，哪家没有父母，哪家没有儿女，他们死在这个地方，连家里头都不晓得，只落得这个坟，你们还把它毁了。”
在医院，另一个象达人告诉他，小时听老人说，他家对面的大栗坡上，遇到天阴下雨或到黑到晚常听见鬼吼神叫的。刘志声愤怒了：“什么鬼呀，那是英雄。他们死了，无名无姓的，留下一个坟还被你们种了地。他们只是叫一叫，该出来掐你们的！天老爷哪，为国捐躯的人不该这么对待！”
实际上，有一句话我不敢在老人面前讲，死者已逝，真惨的是幸存者。在刘志声家里，我们看到他为一位叫陈志军的老兵写的困难申请。
这位老兵是四川同川县杨家沟下新桥人，原名左光松，是71军36师106团的重机枪手。1942年春由四川徒步行军到了云南，5月到保山，适逢日军已经到了怒江边，当天便奉命赶往惠通桥。公路上的汽车全被堵下了，送军队到江边。到达惠通桥的时候，国军在紧要关头把桥炸断了，但一百多名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过江，陈和战友在山头上用机枪扫射，日军挡不住退往怒江西岸，他亲眼看见有的日兵泅江而过，有的被水冲走。那晚，他彻夜站岗，听着团部的电话一夜未停。上面要求团长无论如何要顶住，团长则不断地紧急呼叫后方援兵。
陈的申请书里这样写道：战后“我在东村苦吃苦做，苦度时光，不觉已有55年。几年前，妻杨氏病故，不久儿子车祸身亡。至今我风烛残年痛苦地活着，四川老家多年音信不通，我老病缠身，度日艰难。请我政府本人道之情，救我于困顿之中，如蒙不弃，当感此恩，死而不忘。”
我注意到这份申请书的顶头有一行字：“2002年去世”，是刘志声后来加上去的。刘志声帮他写过若干次申请，写这份申请时陈85岁，死时89岁。不知他又会留下一座怎样的坟。刘志声的儿子说：他是个好人，一个和蔼和气的人。我问道：“他得到补助了吗？”刘志声说：“没有，到死都没有拿到一分钱。县民政科说没有这个政策。这些人是拿着机枪将日本人打回怒江西岸的，人家60年前不拿枪把日本人扫过江，还不知保山会怎么样？中国会怎么样？还要什么政策！”
人说50知天命，刘志声说，他80才知天命。他现在才知道，命该如此，不能强求。
老人有一句话说得伤感：国难当头三种人，第一种人挺身而出，第二种人做汉奸，第三种人躲了起来。战后却是第一种人遭人整。我们问他，那你现在后悔吗？老人喃喃地说，我们不是凉血汉，我们的血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