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依稀的记忆中寻找当年的壮烈,这一天或许离我们很远,但时常萦回在他们的梦中。如今他们都走向迟暮之年,记忆就这样散落在仄逼的巷口、宁静的养老院、和他们零碎的生活中。这些老人大多眼神不济了,但在他们模糊不清的讲述过程中,偶尔会有亮光从眼睛里掠过,或许,那就是60多年前的烽火??

    3月19日,市精神病院,76岁的郝海元

    今天,去市精神病院寻访问郝海元。问在院坝里闲坐的几个人,X栋楼在哪里,他们指着身后的一排房屋,却说不上来到底是哪一栋,但一听说是找郝海元老人,一个中年妇女尖着声音喊:“哦,郝院长哪,早说,在那边。”

    开门的正是老人。从市精神病院退休后,由于身体的原因,他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家里。

    老伴过来,仔细盘问了记者的身份,然后爽朗地笑了,说明天是他们的金婚纪念日,山西老家的亲人们都来了。郝老说,妻子像个哨兵。

    郝海元是山西榆社人,今年76岁,13岁时在太行军区三分区参军。

    提起战争,老人立即来了兴致。“三九寒天,太行山的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连空气也冻得咔咔作响。我们穿着空心破棉袄,双脚冻得通红。平常没事的晚上,战友们聚在火堆前,用一根筷子,绑上一些棉花,随便在背上搔一下,虱子就沾在棉花上了,然后放在火上烧,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地响,就有人会得意地喊:‘看看,革命虫,革命虫!’”

    “我们住的那地方,离日本鬼子的据点只有2里路”,郝海元老人告诉我们。1942年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为了保存实力,有时我们一天要转移四、五次,夜晚睡觉也不能脱衣服。”

    有一次,实在太困了,郝海元把绑腿脱下,一边看着“哗啦哗啦”落下的“革命虫”,一边在想,日本人还远,应该没什么问题。

    结果早晨4点钟左右,巨大的吵声把他闹醒了,“自己被日军包围了。”他跑了出去,当他跑到一条深沟的时候,前面的一个战友倒下了,后面一个战友倒下了,而自己正巧在深沟里,躲过了一劫。

    后来整个部队终于顺利脱离了危险,至于原因,郝老回忆说是当时的一个炊事班长手里还有一颗手榴弹,他顿时急中生智,脱下鞋子,装上一些烧红的煤,向日军扔去,顿时野火烧成了一大片,因此救了整个部队。

    郝老的眼睛里闪着光芒,“人不去鬼不去的地方,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在他看来,自己的部队和战友是很聪慧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对付过去。

    而就在这一年,日本进行了残酷的二月扫荡和五月扫荡。在二月扫荡中,郝海元的父亲为保护公粮,被日军杀死,而在五月扫荡中,他只有4个月大的小弟弟也被冻死。说起这些,老人的声音有些暗哑。

    老伴进来了,拿出当年老人各种各样的纪念章和年轻时的照片,用革命军人的豪爽一一向我们解说着当年照片背后的情景,那些身着军装的照片,和那段峥嵘岁月被老人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保存着。

    客厅里传来儿女们的笑声,门铃响了,来道贺的亲人们都会带来一阵热闹的寒暄和欢呼,老人身后桌上放着一张那是几天前他和老伴去照的金婚纪念照,明天就是他们的结婚50周年了。

    离开时,老人有些留恋和不舍,蠕动着嘴告诉我,他现在有病,是胃癌。

    歌乐山第三社会福利院,82岁的郭晨

    见到郭晨老人时,他正趴在桌上专心地吃着面前的一大碗饺子,他一小块一小块的往嘴里送,慢慢地嚼着,很专心,全然不知记者的到来。老伴告诉我们,因为一身多病,平常老人吃一碗饺子需要半个小时。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大着声音给他打着招呼,他才抬头望着我们,有些吃惊。

    自从他退休在家,已经很少有陌生人来访了。但一说要讲当年抗日战争的故事,老人眼里闪过一种神采,他甚至一下子兴奋起来,立刻放下碗筷,扶着桌子要站起来。

    记者赶紧扶着他,叫他慢慢地吃,不用着急。老人竟说什么也不听,把重新握在手中的筷子再一次放下,又试图站起来。记者只好借口说刚到,累了,出去休息一下。他才重新安心的坐了下来,继续吃饺子。

    这是一排由黑砖墙砌成的平房,院内干净、清幽。郭老的老伴挂着刚洗完的衣服,不远的小路上,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正推着一个老人缓缓走过。

    现在是下午两点左右,一天当中最暖和的时间。

    “哦,问吧,孩子,”约莫过了两分钟时间,一阵洪亮的声音传了过来。郭老拄着双拐,挺直腰板,已经颤巍巍地站在了门口,对着记者满脸微笑。

    老伴连忙扶他坐在椅子上,把准备好的帽子给老人戴上,再轻轻地围上一条深黄色的围巾,整理好边角,仔细地看了看,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才离开。

    刚坐下来,记者无意间从门口望进去,发现里面的桌上还有大半碗饺子!这个调皮的老人,竟然趁大伙儿不注意,把饺子藏起来了。

    郭老出生在河南辉县,“我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孤儿,”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身世,由于从小父母双亡,在日本占领他们家乡的1938年,他参军了,当时15岁。

    一提起太行山,老人显得很激动,他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在太行山第四军分区的工兵连二排,而自己最为骄傲的一次战争记忆是1944年正月十五那天智取老顶山。老人的眼睛凝视着远方,四周是巍巍的歌乐山,他的记忆似乎在当年的战争场景中一泻千里。“那时的炸药包一般是2.5公斤一个,大的50公斤一个,”他挺直了腰板,比划着,告诉我们当年他就是这样,抱着炸药包向敌军的门扔去。

    在起身告辞的时候,老人突然得意地说:“我还写过两首诗。”自己没上过学,但这两首诗却“自我感觉很好”。他目光炯炯,向记者大声地朗诵起来,“炮火连天三九年,日本进攻我辽县,陈赓将军上前线,七七二团去阻歼……”老人的声音铿锵有力,仿佛让我们突然和那个年代发生了某种关系,再一次看到了当年的郭晨??那个高大威武,英姿飒爽的军人。

南岸红旗开关厂,78岁的杨成廷

    坐落在厂区内的这座简陋楼房光线不太好。敲开老人的门,老人显出了和郭晨同样的惊奇和激动。语气因激动而有些高亢和反复,“实在对不起,这两年脑子有毛病了,以前的事情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如果记不起来反而耽搁了你们,不好,不好,”他不停地摸着脑袋。

    “当年的炮声响啊,震得我现在什么都记不起了,脑子也有毛病,”老人念叨着让我们进了房屋。

    一进门是间只有几个平方的卧房,除一张床和一张沙发外,已经没剩下什么空间了,老人在靠窗口的床边,仰起头,等着摄影记者给他拍照。他弯下腰,揉捏着双腿,说:“天气一变,这腿就痛得厉害,很多年的风湿了。”

    因为战争带来的后遗症,老人现在除了脑子“越来越模糊”之外,腿脚也不灵了。为了和自己的腿脚作斗争,老人每天6点钟就起床,把前前后后的院子扫一遍,然后去麻将馆看人打麻将,训练自己的思维。

    军旅生涯在杨成廷的一生当中留下了涂抹不掉的痕迹,直到今天,老人仍然如战士般顽强。

    3月20日,渝北黄冠东和小区77岁的赵德铭

    这天正好是老人77岁的生日。

    妻子正打电话,叫女儿下班后早点回来,给爸爸庆祝庆祝。赵老坐在宽大的沙发上,一脸慈祥。

    61年前,赵德铭加入了第二野战军。据赵德铭回忆说,当时他们的根据地在太行山的郝玉村,离敌战区有七八十里路,那时他经常和二十来个战友到敌战区去喊话或放上几枪,“这是为了扰乱敌人,”他说,敌人不知对方有多少人,不敢轻举妄动,但由于在敌战区,而自己也势单力薄,一般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撤退。每周一般会去两三次,据说这是对付敌军的战略之一。

    而在赵老记忆中,打得很漂亮的一仗要算1944年12月到太行山下的原始县进行的一场战斗。枪炮声,炸弹声,震耳欲聋,那个时候敌人也喊,自己人也喊,冲进城去了,每前进一个地方都要跟敌人血战,有时候院子里面没院墙,敌人就撂个手榴弹,撂个手榴弹还没炸呢,(我们)马上拾起手榴弹,又撂过去,把敌人炸得那边没有声。

    “子弹轻轻从腿边擦过,只要没有穿过骨头,自己是一点也觉察不到的。”赵德铭说,有一次自己的手无意之间摸到腿,有冰冷冰冷的水,拿起一看,才发现是血,心理觉得立马就不行了,但只要自己没有发觉,是没事的,“一般的伤哪知道疼啊。”

    听说记者见过郭晨,赵老关切地问了一连串:“郭晨他怎么样了?说话还清楚吗?记忆力怎么样?”

    记者告诉他老先生还很有精神,只是最近身体不太好。赵德铭感慨地说,“我们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当年在太行山抗战时,每次开会见上一面,也没怎么说话,后来联系得更少了。”

    3月21日南岸弹子石91岁的杨养正

    今天要采访的是两个很特别的老兵。一位是曾经当年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一杨养正,一位是当年参加美国援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陈纳德将军带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6名中国人之一,国内目前惟一在世的美国空军“ 飞虎队”中国成员龙启明。

    弹子石正街一连串的石梯走下去,走到最底下,街道的人告诉我,那就是杨养正的家了。

    一道破旧的木门进去,是个几家人围成的窄小阴暗的小院。杨养正的老伴赵孝芳把记者迎进其中一道门里,对坐在沙发上老先生说:“报社有人来看你了。”

    一眼望去,这里总共有三间房屋,最里面一间有两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柜子,一把藤椅放在中间,竟然显得簇新得有些耀眼。

    中间一间也放着一张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沙发、一台电视和一个有些旧的冰箱。桌上一个很小的电饭煲正在“扑扑”地响。再过去一间,就是厨房。以前烧柴火的灶堂里有一些黑煤,赵老太太告诉我,现在他们烧煤了。

    老先生眨了几下眼睛,手在半空中点了点,“你坐,你坐。”老人热情地招呼着记者。其实记者早已坐了下来。赵老太太告诉我,他眼睛看不到了。

    记者这才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眼睛,双眸有些混沌,右眼偶尔转动一下,左眼比右眼要小,几乎是眯着的,不能转动,时不时地眨着。

    似乎觉出我在打量他,老人自言自语的解释到:“那是颗假的,后来安上去的。”

    1937年10月30日,日本向四行仓库发起总攻,坦克开进了“八百壮士”构筑的工事,杨养正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之中,看着轰轰前行的坦克,他从旁边的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对着坦克“啪啪”地扫射,突然,一块弹片射入他的左眼,他的左眼珠被击碎,巨痛让他顿时失去了知觉。当时他23岁,是少尉排长,风华正茂。

    后来,他安上了另一颗眼珠,不仔细看,还是和右边的一样。杨养正并没介意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永久的烙印。

    “他几乎每天都坐在沙发上,没怎么动。”赵老太太告诉我。

    “你应该出去走走,”记者建议到。

    “他眼睛看不到,到哪里都不方便,”他的一个女儿进来,插了一句话。

    “最开始我们也要扶他,但他一般都不让我们扶,有时会让妈妈扶他出去,但妈妈比他矮,也很不方便,后来也不让扶了。”

    老人穿着厚厚的一身衣服,坐在沙发上,像一座雕像。虽然坐着,仍然可以看出老人很高。老人仔细地听我们在旁边议论他,终于忍不住了,仰着头说:“我以前也经常出去的。”

    老人今年91岁了。他指的以前,是在右眼还看得到东西的时候,那时他爱陪着老伴,到家门口不远的南滨路上溜达,或者干脆爬上高高的石坎,到上面的弹子石新街去买两样小菜。

    而后来,右眼不知得了什么毛病,平时生疼生疼的,直到现在就几乎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赵老太太告诉我,现在他惟一的娱乐就是听听收音机,那里有他喜欢的戏剧,也有各种各样的新闻,老人听着听着会自个儿地笑开。而更多的时候,他更喜欢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用耳朵辨认着周围的动静。

    旁边锅里的饭“扑扑”地响,里面蒸着馒头,老人的牙掉了很多,几乎什么东西都嚼不动,但喜欢吃馒头,平时也只能吃一些馒头,喝几口菜汤。年龄大了,病也多了。

    杨老1977年从一个副食公司退休,去年年底每月的退休工资涨到了500多元,加上赵老太太每月的退休工资5 00来元,就是他们目前所有的收入。

    老人没有说自己穷。他只是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着当年自己和“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故事。并较真地告诉我, “实际上只有400多人,哪有什么800人哪,那是迷惑敌人的,”老人乐了,面对敌人,在敌人面前壮壮威风是应该的。 “孤军不孤,全上海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杨老始终不忘当年附近租界里躲避战乱的上海人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饭吃。

    “什么三个月灭亡中国,我们的保卫战也历时了近三个月,”老人显得有些激昂了,“这证明日本人错了。”

    后来,老人当过战俘,被关押了几年,凭着勇气逃脱了敌人的魔窟。老人回到家乡湖北随州,那里已经完全找不到家的模样,随后,他不得不来到重庆。在重庆,他认识了还在念书的赵孝芳,赵老太太说,当初她很崇拜“八百壮士”,尽管当时杨养正左眼失明,她仍决定嫁给他,他们商量好了,等抗战胜利便结婚。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开了,他们当时乐坏了,在第二天便大摆酒席,宣布结婚。

    老人说起这段历史时,依然谈笑风生。

    他叫老伴把奖章给记者看,赵老太太把早已捧在手中的忠贞奖章递了过来。

大渡口革新村,82岁的龙启明

    一座民居里面,记者见到了这位目前惟一在世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中国成员。老先生两天前生病了,正发高烧。

    龙启明,广东顺德人,出生香港。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刚刚考入香港政府工学院的龙启明被迫停学逃往内地,几经辗转,于1942年8月考入中国航空公司。两年后,他开始参加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中国??印度空中飞行任务。

    “现在身体没什么大病,只是偶尔会感冒,”他说,来重庆几十年了,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说英语也不说粤语,一口重庆话。但他还是喜欢咖啡,很少喝茶。

    “那时,我们每天要从昆明??印度往返一次,”龙启明说,当时的飞机没有增压设备,升到3000米高空时机舱就寒冷彻骨并且严重缺氧,但每次飞越驼峰时,大家都紧张得汗流夹背,然后,汗水在瞬间凝为冰霜。在龙启明的记忆中,驼峰山口变幻莫测的气流常让飞机失去控制或迷失航向,稍有不慎便会机毁人亡。

    “每次飞行前,同伴们都会在胸前划十字祈祷,因为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龙启明说,许多头一天还一起喝酒打牌的战友,第二天就葬身驼峰,尸骨无收。在驼峰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他与另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被调入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1952年,他调到重钢,在重庆一呆就是50多年。

    这名曾经在驼峰航线上出生入死的飞虎队成员以前每年都会回香港看望家人和朋友,而现在身体不太好了,很少出去走动。平时一些以前的朋友来了,会约上他们到附近的一家美国餐厅小坐一会儿。

    因为发烧,老人说话很艰难,记者不忍心打扰,起身告辞。老人很不安,颤着身子送记者出门,他很真诚,说等身体好的时候,他一定和记者好好摆谈摆谈。

    采访后记

    当年的抗日老兵何在?可好?目前重庆有多少抗日老兵?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上了这次探访之路。

    然而,直到采访完成,也没有得到目前老兵的最终统计。老干局的同志说,老干局只管老年干部,没有老兵的统计;统战部的人告诉记者,统战部主要是负责政策方面,对具体的数字也不知晓;目前记者只有从民政局了解到那里有一部分老兵的资料。民政局优抚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一百来位老兵的大概资料,不过大多都生活在各区县,生活比较困难,而当记者试图进一步了解时,另一位工作说优抚处没有,找抗日老兵可以到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在离退休人员工作处,这里只有民政局下属十多家单位的抗日老兵统计。记者终于在此看到了他们??这些很大部分不为人知,但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名字。

    短短的三天时间,我们拜访了的只是一部分老兵,但从这部分老兵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群体这些年的生活状况。由于战争时期给他们留下的痕迹,老兵们大多都忍受着各种各样病痛的折磨:胃病、风湿、残疾……

    由于年龄和疾病,他们大多都习惯呆在家中,但面对镜头,他们会很在意留给大家的印象,会努力地睁大眼睛,挺直腰板,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峥嵘岁月,看到了他们曾经的飒爽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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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 ◇上海市第四、五届优秀教育网站 ◇上海市网络文化协会首批会员 ◇上海市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会员◇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筹建顾问◇世界华人保钓联盟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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