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战老兵徐华江谈宜宾挨炸记
徐华江对我说，当作战的时候，人之生与死，其间正如一纸之隔，无显著的区别；有时因际遇环境不同，应死反生，这在当年宜宾挨炸时就是明显的例子。但在当时和以后我并未向部队长或朋友透露挨炸的经过，如今已过了将近60多年（发生在民国30年<1941年>），鉴于世局的纷扰，以及一部分国人对战争的残酷可怕毫无概念，也毫无认识，不知回避战争甚至挑发战争；有时我们在观看电视有关两岸议题节目时，有台湾观众表示：
“我们不怕战争，也就是要打就来打！”并谓：“谁怕谁！”
两岸如真的不幸走向战争，那将是全体人类的不幸、世界的灾难。因为科技时代来临，杀人武器不仅威力强大，射程又远，当受攻击而不自知，更无肉搏战与短兵相接之可能，盖胜败早已因武器之摧毁力与社会之承受力而决定了。
虽然战争初期是局部性的，但后来各国为自身的利益，可能因此而介入，战争局面扩大，其后果不堪设想，谁都不能把这个地球“清洁”下来。因为人类的灾祸将不断发生，其中包括疾病传染或因战争而产生之怪病，如果我们能自我克制，化怨气为祥和，则战争可以避免。
徐华江将军说：我在我的飞行日记簿里，想找出当年被炸的日期，但在我记忆的年月里边怎么找都找不着，觉得真是奇怪，怎么没有记载？但事实俱在，因为当时，日机轰炸时把给我飞机加油的技工给炸死了；另外空袭宜宾的飞机是27架，循此线索翻阅有关书籍，发现是在民国1941年8月11日，因为在当年8月前后各两个月内，日机空袭宜宾无27架的记录，只有11日空袭宜宾时是27架，我在地面数来袭的日机就是27架，而被炸死的技工赵松涛烈士，亦正是当日阵亡。在其阵亡前后两个月并无其他人士阵亡，因此我确定是8月11日；而我的飞行日记簿在当月10日至20日并无飞行记录，所以我更加确定是8月11日在宜宾被炸。
损伤的飞机是在宜宾修理，我于8月20日前飞返大队驻地双流，因修复飞机工时约一周之久，与我在宜宾停留约一周之时间吻合。未能登记飞行时间，大概是机械人员未将记录表放在飞机内，因为在本场飞行，一般飞机记录簿都放在机械人员手中，待飞机降落后，再由飞行人员填写，可是我离场飞往宜宾就无从填写，因而漏记了这段飞行任务。诸如此类漏填作战任务的情形很多；记得在成都时，很多人向“航委会”反映，有些未填报作战任务，希望“航委会”承认，但“航委会”表示须有人盖章证明，并列册呈报。因此有的人费尽心思与气力，找同僚相关人员盖章证明，但呈报后往往批示回来的却是“无案可查”四个大字，当时许多作战任务当然是“无案可查”，如果“有案可查”，那也就不必报了。
在抗战时期不仅飞机落伍，更缺乏空、地无线电通讯，有时为拦截侵入领空的敌军侦察机，奉命由甲基地起飞，在某空域内搜索，如未发现即降落乙基地加油，随后再至另一空域搜索敌机；如此一天两、三次任务，可是在空中毫无发现，等回到原起飞基地，人已是疲劳不堪，加以未发现敌机，填写战报也就免了。可是这是作战任务，有任务绩分的，后来再想填报，得费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否则又会经批示“无案可查”四字结案。而这次宜宾被炸前后记录更是“空空如也”，幸有“中航”客机被炸的证明，不然这在战史上又是空白；所以今天要记述下来，以补战史的遗漏。
四川的作战与飞机疏散
1941年前后，正是日本空军在中国领空最嚣张的时期，几乎每天日夜都空袭四川各主要的城市及基地。当年的8月，日机更是变本加厉，对我各城市及机场加以破坏，我方为减少损失，将无法战斗的飞机疏散至四川西陲的偏远机场；另一部分飞机采取空中疏散，也就是当敌机空袭前起飞，避免在机场挨炸。
8月11日晨，我奉大队命令将一架霍克75式机飞往宜宾待命，当敌机有空袭宜宾情况时，再起飞空中疏散，以避免飞机在地面遭炸毁。是日由双流起飞抵宜宾降落，即告知宜宾航空站站长，其立即打电话给防空指挥单位，本场有飞机要起飞空中疏散。希望空袭来时早些通知。此时已有敌机三、四批侵入川境，我们约十余人在站长室等待后续的情报，可是40多分钟过去，未见有后续的报导，当即请站长再查询清楚，得知城内早已发放紧急警报，现在起飞已来不及了，站长嘱咐赶快为飞机漏油；另在半小时前，有“中航”客机一架由重庆飞昆明，因昆明有空袭警报而降落宜宾，因此机场有两架飞机。我因监看技工漏油情形，随技工至飞机旁，当开始欲漏油时，忽闻敌机27架成“品”字队形，由机场南方对着机场而来，心知不妙，赶快躲避。
弹落如暴雨 生死倏那间
正欲走避之际，已闻炸弹落下声，有如暴雨袭来，“哇！哇！”作响，立刻顺敌机来向卧倒，两臂抱头。续闻炸弹落下爆炸声，从南向北连续投弹，我正处于敌机轰炸线上，心想此次性命难保；突然有一炸弹落于身旁爆炸，人被沙土半埋了起来，携带地图与地图囊已不知去向，可能是被炸弹爆炸的强风与沙土给掩埋了。当我推开沙土站起来，发现炸弹是在我卧倒的左方爆炸，炸弹坑边距我约五寸远，这是一个生死边缘的距离，如炸弹爆炸点在靠近我五寸，我将直接中弹，如果炸弹再远五寸爆炸，我也将被炸弹片击中而受伤，甚至丧命。巧的是宜宾机场是在岷江的河床边上，无碎石与硬土，当炸弹爆炸时，弹片推着沙土四散飞扬，因此先击中身上的沙土而非弹片；更因日本惯用两百公斤炸弹，威力不强，再加上机场土质松软，让我逃过了一劫，否则我今天就没有机会接受你这位北京作家的采访了。
徐华江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抗日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人数都数不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