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列强傲慢地把军舰开到家门口了，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我们怎么办？这是发生在150年前的事情。在150年后21世纪的今天，一个叫袁伟时的中山大学教授在苦口婆心地教导我们，要热烈欢迎强盗来杀人放火，它要杀你的时候你不要反抗，以免一下杀不死还得给你再来一下干受尽疼；它强奸的时候你不要反抗，这样会舒服一点，没准还能体验到快感…………这是我看了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这篇长文后的直觉，心里很不平静，极为难受。我实在想不通，一个74岁的老人，一个老教授，怎么会写出这样哗众取宠的浅薄文章呢？难道他真的老糊涂了吗？看他如此鸿篇巨制，分明又精明透顶??文章的开头与马立的“新思维”的开头如出一辙，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精心炮制，既可以哗哗地争大把的稿费，又可赚得“异议人士”的美名……我想写一篇文章全面批驳他的谬论，但是因为工作实在太忙（还是当教授好啊，有的是闲暇时间弄自己的私活），一时抽不出时间，所以只好将我3年前一篇的旧文拿出来，稍加改动，算是我拍出的第一块板砖，聊表申讨，以泄气愤！
3年前，也就是2003年，有个别学者故弄玄虚，抛出了岳飞不是民族英雄的谬论。一时争论得非常激烈，我有感而发，写了下面的文章，对此错误观点进行批驳。没想到几年过去，这股“学术逆流”不断没有烟消云散，反而又卷土重来，而且是在《中国青年报》上整版发表。上一次是假借教育部修改教材之名，这一次干脆来个全面亮相，真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啊！佩服！袁伟时先生的论据可能是真是的，但是他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为何？因为他犯了以偏概全和本末倒置的逻辑错误。历史不容假设。任何以先入为主的假设为前提来研究历史，都是别有用心，都是在贩卖自己的私货。下面是旧文??
前一段时间，关于民族英雄岳飞的议论，虽然最后在教育部的申明中落下了帷幕，但留在一些网友心中的疑团却并未真正解开。后来的电影《英雄》因为涉及历史问题，又引发新争论，非常热闹。如果不是非典病魔突然袭来，大家视线转移，我估计不会这么快就结束。在这些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有些还非常过分，明显是在用历史问题故意混淆视听，贩卖自己的私货。这些动向，不能不让人警惕。
事实上，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关键在于是否能正确使用历史的前视点和后视点来研究和评价历史问题。
所谓“历史的前视点”，也就是用历史当时的视角来评价和研究历史问题，而“历史的后视点”则相对，是用现在的??即当代的角度来评价和研究历史问题。前视点通常关注个体生命在历史事件中的现实境遇，而后视点则更着重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归纳。这样讲比较抽象，我们可以举一下秦始皇修长城和孟姜女哭长城这个历史故事来做案例，它能比较生动地说明这个问题。
秦始皇统一中国，修筑长城，实行的是非常残暴的统治，人民群众颇有怨言，一些侠客义士也急于除之而后快。孟姜女可以说是普通民众的代表，她的丈夫被征去修筑长城数年不归，不远千里来到工地寻夫，才知道丈夫早已累死，所以痛哭不已，竟然哭倒了一段长城。这个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加入了后人的许多爱憎和想象（把长城哭倒，那是不可能的，古人还不懂搞豆腐渣工程，只是艺术的夸张而已），历代人民对他们夫妻遭遇的深深同情历两千多年而不变，所以孟姜女的故事流传至今，位于秦皇岛的孟姜女庙，香火也仍然十分兴旺。这既是对孟姜女不畏强权誓死抗争精神的讴歌，更是对秦始皇实行暴政的无声鞭挞。这样讲，使用的就是历史的前视点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从当时人民的立场来看待和评价这个问题。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现在的万里长城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形象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这又怎么解释？这就该说“历史的后视点”问题了。我们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修筑长城是他的伟大历史贡献，是基于现在的角度来评价他的历史功绩，这就是历史的后视角。为了抵御北方匈奴入侵，保护中原腹地不少骚扰，他下令征用了上百万的壮劳力，修筑了万里长城，外御强敌，内安黎庶。万里长城可以说汇集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是冷兵器时代最有效的防御工程。孙中山先生对此评价亦很高，认为秦始皇修长城的功劳可以和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如果没有长城，中国就不会有汉唐时代的兴盛，也不能同化蒙古和满洲等少数民族。这是非常正确的。
因此，我们既不能用孟姜女的视角把万里长城和秦始皇全盘否定，也不能用秦始皇的观点对以孟姜女夫妇为代表的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视而不见。我们既肯定秦始皇，又肯定孟姜女，这乍一看好像很矛盾，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的地方。但这恰恰是中华文化的奥妙和精华所在，即肯定之中有否定，否定之中有肯定。就秦始皇而言，如果他能实行德政来统一中国、修筑长城，是最理想的境界??这其实是对后代统治者提出了要求；而对孟姜女而言，在捍卫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应该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做统一考虑。这样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态度，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态度。那种把自己的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做法，是极端自私的行为，这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那种混淆研究历史的视角，妄下错误结论并大肆传播的研究者，也难逃借历史研究贩卖自己的私货的嫌疑。
不按照历史的前视点和后视点这一科学方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经常要闹笑话的，有时还会犯下严重错误。这一点，在当今各种历史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中，表现的最为突出，那种“戏说”历史人物的做法更是贻害无穷，制造思想和历史观的混乱。
对于民族英雄岳飞的评价，正确的方法是应该使用“历史的前视点”来分析和评价，在金人最初入侵中原的时候，他们的确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应当奋勇抵抗，所以率领广大军民奋起反抗的岳飞、文天祥等抗金将领成了民族英雄，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爱憎和意愿。而评价后来民族融合，应该按照历史的后视点来判断。但有些自以为是的所谓的历史专家，却混淆了这个问题，用今天的民族融合来否定过去的民族英雄反抗，这就像“关公战秦琼”一样荒唐可笑。在电影《英雄》中，刺客最后不刺杀秦王的设计，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反映出编剧、导演对历史的想当然，说难听一点就是，是无知??生生把２１世纪当代人的观念强加在２０００多年前的一诺千金的古代侠客身上。这不是在借历史题材贩卖自己的私货，又是什么？而且，借助电脑特技，把冷兵器时期的人力的较量，硬拾金庸大侠武侠小说的牙慧，搞成比现代武器枪战还邪乎的武打场面，在眼花缭乱的背后是思想的空洞和历史的贫乏。还有电视剧《走向共和》，也有同样的毛病，有一个编剧写到最后，居然被自己“塑造”的人物李鸿章等感动了。多么可笑！李鸿章、袁世凯、慈禧太后等当然有一定能力，“乾纲独断”，善用权谋，但他们也只能算是“乱世枭雄”。特别是袁世凯，如果说在慈禧太后时期，受其挟制你不能有所作为还可以原谅，但当孙中山先生将大总统之位让出来后，自己却反历史潮流而动，大搞复辟，这种人??嗨，历史的小人，居然在电视中被搞得那么风光无限，对他们的阴毒、残忍和反动本质却很少触及（居然没有戊戌六君子被杀的镜头，只有字幕！），真是令人遗憾。
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动态历史，任何一叶障目的研究都是错误的。是否弄清了历史的前视点和后视点问题，是检验这些历史研究者是否是真正的历史学家的重要标准。我认为只拥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却没有深刻的思想的研究者，是不能称为历史学家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既关注历史，又关注现实，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哗众取宠，弄巧成拙，莫名其妙地成了心怀叵测的民族分裂分子的“理论家”。这是需要深思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聚合体，各民族的民族英雄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英雄的历史宝库。这个宝库里既有岳飞、文天祥等汉民族英雄，也有格萨尔、成吉思汗等少数民族英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英雄。
??旧文结束。综上所述，袁伟时先生还犯了一个最致命的错误：这就是得他的历史观问题。同一个问题，因为研究人员的历史观不同，他们得出的结论会有不同，有时甚至截然相反。这一点都不奇怪。这是学术常识。这也是我国一直要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研究历史和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原因。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到了袁老先生这里，却变成了少见怪，大搞友邦惊诧论。侵略者把军舰开到你的家门口了，至于它用什么借口开炮，找几个理由开炮，都是次要的，都是细枝末节，唯有侵略的结果是不可能避免的，因为他们蓄谋已久??按照现代经济学的说法，已经产生了费用，必须捞回来，因为他们开着军舰不是来旅游的。但袁老先生却硬着脖子说可以避免，那真是太天真了。这种书生意气，让中华民族吃尽了苦头，到了21世界的今天，到了精确制导武器可以专打你教授的键盘的或钢笔的今天，还食古不化地像搞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真是可笑可气又可叹。在中外历史历史上，侵略者从来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希望他们仁慈，就如同希望强盗行善一样可笑。
历史观是价值观的基础。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历史观，就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非常不幸的，这个民族将毫无凝聚力，就会是一盘散沙，进而受人欺凌、任人宰割。就当代中国而言，如果没有统一的价值观，就无法凝聚实现民族复兴的意志。对中国青年来说，他们就无法形成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自己将自己子排斥在民族复兴的队伍之外，成为局外人，自己将无法与国家的发展共同进步。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的青年却对此关系国家和自己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到关键的时候迷失自己。这又是为何？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学里象袁伟时这样的教授，给他们灌输了完全相反的东西！痛心啊！现在，一个稍微像样一点的公司，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也就是企业价值观，更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大国，13亿人啊。如果全国人民都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那将大大加快我们民族复兴的步伐。但是，现在就是有那么一帮所谓学者或者文化人，就是想不通这个简单的道理，天天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东发西贴（我就不明白他们是否工作），蛊惑人心，涣散意志。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深受其害，有用的知识不学，尽搞旁门左道。它们的伎俩和小心眼，我门儿清。靠，想蒙我，还嫩点。我现在是工作太忙??这都是资本主义害的，没时间，要不然，我要把这帮人的可恶嘴脸一一揭穿。
还有一个问题：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让教授们谈很复杂，他们可以弄好几本砖头那么厚的书，结果越弄越复杂。但只要我站得更高一些，就可以非常好解答这个问题。细的没时间讲，我只想提醒袁教授一点，现代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是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其实，所谓现代化，有许多非人性的东西??比如在城市生存压力大、节奏快，还有污染等等。其实袁老先生文中的现代化不是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他的现代化说白了是西化，是想让中国人都变成强盗的羔羊，当列强举起屠刀的时候，我们不要用羊角进行自卫反抗，不要咩咩地惨叫。
还有一点，我们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西方人推崇的商业法则，其实就是丛林逻辑，就是弱肉强食，这也是非常不人性不人道的。一个公司成立了，就朝思暮想地想把对手整垮，为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阴招使尽使绝（美其名曰策划、推广、新技术）。他们根本就不考虑，一个公司倒闭了有多少人失业（他们还有阴招，鼓动失业者去让找政府的麻烦，把自己打扮成民权人士）？多少家庭遭殃？这时候，他们的所谓的知识分子良心到哪里去了？今年是狗年，无数嫉恶如仇的中国狗可是在等着啊。
我们加入WTO是因为我们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和土特产资源优势，否则我们拿什么同资本主义列强“博弈”??就是赌博，就是经济战斗嘛。最近泰国要与美国搞自由贸易，泰国人民不同意，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的手工劳动斗不过美国的机械化、高科技。就这么简单。但是到了教授那里，他却把它弄得很复杂。洋洋万言，不知所云。我们现在进行和谐社会建设，就是要规避这些风险，就是要纠正一些失误。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人口的大国，如果不防微杜渐，预防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和对关键产业的侵蚀，后果将不堪设想。
批评有两种，一是正面批评，一是负面批评。前者具有建设性，对社会和当事人均有帮助。我认为，这样的批评多多益善。后者，却是吹毛求疵，恶意挖苦，无理中伤，多见于外电报道。如何进行批评，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和道德水准及行业操守，由此我们可以看清他的立场，可以分清敌我。??只要帝国主义分子一天不停止诋毁新中国的言行、瓦解新中国的图谋，这个问题就永远存在。因为社会主义就像一面照妖镜，照见了资本主的罪恶本质，让所有的帝国主义者浑身不自在，50多年了，必预除之而后快。其实，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本来井水不犯河水，但是，他们却不答应。因为他们霸道惯了，因为他们想当地球的老大，因为他们想把第三世界变成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和自己产品的消费市场，不管第三世界人民如何贫穷，他们都要用巨大的工业、高科技逆差和资本投机，供资产阶级过上富裕而优雅的生活。天理何在？公理何在？
关于历史问题，袁老先生已经抛出了许多怪论，在网上一搜，一大堆。这些奇谈怪论被一些报刊编者和敌对势力一吹捧，74岁的老爷子竟然有些飘飘然了。这是我的拟猜，或者说推理，要不然，一个74岁的老人咋会如此精神亢奋？难道他有很多助手或研究生可以驱使？不知道，但我深知我的遗憾。这是一个媒体审丑的时代，霸占许多媒体和网站重要版面的，大多是那些奇谈怪论和花边新闻。审丑的作者和审丑的编者，他们已经构成了一个共同体，可谓狼狈为奸，共同制造出如此丑陋的精神食粮，无穷无尽地堆放在不谙世事的青少年面前……袁老先生说，我们的历史是教科书是“狼奶”，现在我想问一问他还有编发这篇文章的编辑李大同先生，你们共同制造如此丑陋的的精神食粮，是想让你们的后代变成羊呢还是变成狼？
中华民族实在是太宽厚仁慈了，面对此挖民族墙角、解构民族精神的民族异类（看他这么大年纪，实在不好意思使用“败类”一词，马立诚年轻一些已经受了此封），我们大家却没有像韩国人民逼迫演员李成延自杀一样来申讨他。是不是也正是因此，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才有了盛产汉奸的土壤？袁教授历史知识那么渊博，精力又如此旺盛，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这才是对中华民族最有用的事情，这才是解决民族劣根性的关键问题，这才是通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万一哪一天帝国主义者瞧咱社会主义国家不顺眼又打过来了，中华民族又会产生多少民族败类！袁教授会研究吗？但愿研究出来的结果不是把所有的汉奸都成了英雄。呵呵。
2006年1月19日晚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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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发表之际
看了袁伟时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后，心里很不平静。我实在想不到，一个74岁的老人，一个老教授，怎么会写这样哗众取宠的浅薄文章呢？我想写一篇文章批驳他的谬论，但是因为实在太忙，一时抽不出时间，所以现转发一个网友的帖子，聊表申讨！对这些民族败类，如果不把它批成过街老鼠，他们是会成精的。??
如果说汉奸是一种文化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组成部分大部分是被称为“百无一用”的文人。我想汉奸们的老祖先（《汉武大帝》中的那个为匈奴人卖命的老太监）如果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为他有这么多娘娘腔的后代而感到骄傲的。汪精卫已经是过去式，马立诚是现在式，中国还有数不请的青年XP作为他们的后备式。但老XP们们也不闲着，他们在老毛时代做缩头乌龟的时间太长了，现在言论自由了，再加上他们的主子在伊拉克推行“民主”推行的不错，老XP们终于座不住了，他们也出来清清嗓子了。但是他们的节奏显然适应不了时代的需要，所以他们就翻出历史教科书，教育我们中国人认清什么是他们所认为的“爱国”。
就在前两天的《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上就出现了这么“让人眼前一亮”的文章，作者是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他的文章的名字是《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文章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新意，无非就是又把义和团又揪出来骂了一通，但奇怪的是作者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归为中国人引起的。因为“马神甫事件”是中国人不遵守中法已经签定的不平等条约《黄浦条约》，擅自把胡作非为的马神甫处死而引发的。袁教授说这本该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因为中国人的完全可以切实履行条约，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中国的城市，而法办马神甫是中国人破坏了这一规则。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就差那么一个口实，就和美国人打伊拉克就等着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样，侵略的目标早就有了，袁教授把责任竟然推给了正当防卫的中国政府，好比918中国人真的破坏了东北的铁路，中日战争的责任应该有东北军来负一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耻。文章还提到大沽口战役是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这一仗直接造成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大炮都架到中国人的脖子边了，中国人的反击行为竟然成为了不爱国的表现了啊！
XP们口口声声挂在嘴边的就是人权，袁教授当然也不例外，但是他提到的是当时洋人的人权，提到的是洋人们的权利怎么受到义和团的伤害。如果我去袁教授家自由出入并且随便拿点什么，袁教授不说什么，他的家人也受不了吧？那么大到一个国家呢，洋人们如果不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逼着签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人面前耀武扬威，义和团的老百姓吃饱了撑的去烧他们的教堂，杀他们的人，更何况这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袁教授骂义和团反人类，反文明，那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血洗北京城算什么呢？
袁教授为历史摸黑的时候是写在中国民族主义盛行的时候，是写在伊拉克抵抗组织风起云涌的时候，这种只骂抵抗不骂侵略的文章又一次宣告了一个老XP与新XP又向汉奸的道路迈出了深深的一步。我只想奉劝一句：悠着点，别还没有等到夹道欢迎你的主子的时刻，你被义和团的后代从后头盖上一砖头。（作者：birdboy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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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哪，中国历史课本上谎话连篇>
作者: 丁峥 发表于: 2006-01-12
日前看了一篇袁伟时写的＜看哪，中国历史课本上谎话连篇＞的东西，不禁拍案叫绝。因为他的论点竟与西方国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不知道这个成语在这里有没有用错，因为到底有没有谋过，我并不知情）。
本来对这个作者没有什么影响，不过为了对该文有列深的了解，只得上ＧＯＯＧＬＥ查找一下，这才得知原来袁伟时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这可能也是很多网上的作者为什么要写一些令人不太愉快的话或照片而提高知名度吧，一如芙蓉姐姐之流）。对于哲学系教授一职，我曾有两个问题，第一，若然是哲学系教授那么也就是说他应当对别的课系不是那么的熟，且，既然身为该系的教授就应当多作一些专业的功课而不应涉猎太多，不过这一个问题到是可能解为，从广义上来说，哲学可能包涵一切其他的课系，但是第二个问题却让我无论如论也无法为他找到一个理由，身为哲学系教授而不知道用何种眼光去看待历史，并且任意的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犯罪．当年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我觉得袁伟时先生却应该弃文从医，这个从医并不是叫他去学医，而是叫他去医好他的脑子，然后再来发表文章．
其文很长，不过并无妨于本人一一反驳．
第一，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圆明园已然被烧了，而这种结果是否能够避免，如果基于假设基础的话，当然可以有许多种可能，但是对历史问题的回答或反思是只能建立在历史事实上的．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来要求以前的人，这人浅显的道理袁伟时教授却并不了解，于是，在许多环节中都用今人的眼光来要求前人，这个也就罢了，因为他本人可说反驳说，许多著名人物只会专注于高级的问题而不会留意低级的问题，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霍金除了思索物理以外，就连饭都无法自已吃．但是还有相对高深一点的，但却又是哲学中很基本的道理，（例如，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看起来，他也是不太清楚，也或者是他知道，但却故意回避．
在谈到战争起因的时候，他写道（或基本上来说，他同意，但该处的同意颇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历史课本上是就事论事的说，而他却是有点以偏盖全，不过先且姑妄听之）＂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如果简单的讨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的话，这种说法是可以接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书为什么这么写的原因；但是根本的起因却一定不只是简单的这个事实而已，特别是当他，作为一个哲学教授，更不应该把战争的起因简单化．他写道，“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哲学教授，黄埔条约的基础是什么，是否是合理而平等的条约，如果是，那么倒的确是中国无理在先，然后被打败也只能自认活该；如果不是，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或者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做了一些维护主权的行为后，除了被外国人作为借口而攻打中国之外还要被中国人，如这位先生之流，而责难呢？而所谓什么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更是荒谬至极，理由请参见鲁迅先生的《论费厄泼累应当缓行》一文。
很简单的事实就是，因为中国贫弱，所以外国军队就可以在中国做任何事，就到底，哪怕就是没有这一事件，以及别的什么类似外人入城问题,续修条约问题,阿罗号船事件等，都不是重点，只要洋人想打总是能找到借口的，这个杀了马姓洋人的地方官因为给洋人找了一个借口所以就变得该死了吗？不知道这位袁先生的书是怎么读的，不知道是否理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说你不知道吧，1937年，中国应该是没有做错了什么吧，日本人不是照样找一个借口打了进来吗？对这一点，不知道袁先生应当怎样做解释呢？又或者说，如果袁先生当时在场（不知此为中国之幸亦或为中国之大不幸），会如何应对呢？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我也想问，同是哲学家，你为什么就不学一下你的同行尼采去跳楼自杀呢？这并不是漫骂，这只是建议罢了，如果你不去自杀，我自然也不会强迫。
第二，义和团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他在文中提到，“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首先，如我之前曾经提过，我们是不可能要求前人有今人的思维。诚然，义和团有这个或那个的所谓反历史的行为，但是试问，在当时的环境下，我们对当时的人民还能有什么别的要求吗？在袁先生之流的人的眼中（除了袁先生之外，还有不少人对义和团也同样持有反对的意见），中国人安安份份的做好亡国奴竟难道成为了救国之路了吗？如果用今人的看法去要求前人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责问一下唐太宗，为什么没有去搞一下原子弹，以至于英国人打过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还手之力，也是不是应该责问一下明太祖，为什么没有研究一下F-22，以至于我们到现在为止台湾还没有回归呢？用今人的眼光去看前人的话，那么历史就要重写，那些个名臣都要被批，更何况是那些没有读过多少书的义和团呢？
其次，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史实我是听到过的，但从没认为（连想都没想过）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在我影响里，七七事变，甲午海战，鸦片战争，九一八，是为国耻，但从未听到过义和团的反帝行为也是国耻。
另外，按照袁先生之流的人对历史课本的要求，那么我们培养教育的目标就不是爱国主义了，而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投机。我们的后代也许不会再去学张自忠，而都会改投成汪精卫了，因为大可以说是曲线救国啊。
袁先生还写道，“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看完之后，不禁拍案叫绝，1999年美国提出的，到现在为止还未被全世界所接受的“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竟然也被袁先生用于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为借口了，试问，义和团在中国烧杀抢掠又关洋人何事，那怕杀了个把洋人又怎么样呢？君不见，前几天中国外交官在马来西亚被当地人暴打之后，中国也没有拉帮结伙的要去找他们理论吧。这种事本来就是中国人自已的事，从这一点上来说，袁先生远不如美国的历史学家。美国的历史学家们为了证明当年美国并非是去侵略中国，竟然还能拿得出所谓的光绪的求救书，说美国是应中国之请才去中国的。很明显，袁先生与美国人的目标一至，但是却颇有小巫的感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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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
作者：中山大学教授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2006.01.11】 中国青年报/袁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