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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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我们收到一篇题为《柯灵为何诋毁抗战文坛──回顾文艺与抗战关系的一场跨世纪争论》的文稿，作者的原意是向我们征求意见。文稿援用翔实的史料，着重叙述了文艺与抗战关系的一场跨世纪大争论的经过。这场发端于抗战之初的大争论，至今还在延续中。作者认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文艺到底要不要参加抗战？对于历来存在着外敌入侵忧患的中华民族，文艺到底要不要与民族共命运？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作家艺术家和文艺爱好者，到底该不该和敢不敢承担起爱国责任？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为此，我们征得作者同意后，决定在网上推出这篇文稿，欢迎广大网友们一起来讨论。真理是燧石，只有撞击才能见火花，相信真理终究会愈辩愈明。

　　抗战胜利已过了一个“甲子”。这是一场被史学界称之为“惨胜”的正义战争，中国人民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代价，值得永远纪念。回眸这场战争的艰难历程，文艺界曾经有过种种不同的声音，至今发人深省。正当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著名作家梁实秋先生就提出过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的主张，受到爱国文坛的激烈批评。直到抗战胜利四十余年后，另一位著名作家柯灵先生又昂然站出来，竭力支持梁实秋的主张，还要追根溯源，否定抗战文坛以至整个新文学运动，引发的阵阵呼应一直延伸到了新世纪。这就令大多数抗战亲历者和广大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难以认同了，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导致这场争议的继续。
　　
一、跨世纪之争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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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末，抗日战争形势正处于最为严峻的时刻，新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的梁实秋通过他掌控的舆论工具，提出并实践了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的主张。这一主张反映了消极抗战的政治动向，立即受到报业界和文艺界的批评与声讨，群情激昂，震动文坛与政坛，最终导致梁实秋成为《中央日报》的替罪羊而辞职离任。

　　梁实秋与他的支持者们，拒绝承认这是抗战大势造成的必然结果，指责“左翼文坛”“依靠断章取义入人以罪”，故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屡屡发表翻案文章。特别是从1986年起，大陆著名作家柯灵“挺身而出”，决心“仗义执言”，将“心中存在了五十年的疙瘩”转化为行动，掀起了新一轮翻案波澜。由于在抗战爆发之前，梁实秋曾代表新月派和“第三种人”，同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联盟之间，主要围绕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柯灵便认定这场关于文艺与抗战关系的争论，是“左翼文坛”出于“宿怨”的一种报复行为，因而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大的一场笔墨官司”，是由“左翼文坛”极左“宿疾”造成的一个最大的文坛冤案，竭力呼吁给以“平反”。为了达此目的，柯灵把批判对象从抗战文坛，一直上溯到左联与鲁迅，直至否定整个新文学运动。对于柯灵的这一惊世之举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传记作家姚芳藻于2001年底出版的《柯灵传》中，作了这样的描述：“仿佛是一股暖流融化了山巅上的冰雪”，“为大家带来春天的气息”，“宛如阵阵春雷，震动不仅国内，而且整个海外华人文坛”。(1)

　　任何史案能够经久不衰地持续争论，都说明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一场文艺与抗战有关或无关的论战，竟成了跨世纪之争，争论的实质始终是一个要不要爱国和敢不敢抗战的大命题。可是，这个大命题竟被柯灵巧妙地抽换了内核，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建国后曾经猖獗一时的极左思潮的不满与痛恨，把当年抗战文坛对梁实秋的批评，说成是“宿怨”的延续与“宿疾”的再现，亦即认定梁实秋是受到了“五四”以来一脉相承的“极左势力”的无端迫害，并借此否定整个抗战文坛与抗战文学，这就完全背离了历史真实。

　　探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环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我东三省后并未就此罢休，还处心积虑妄图吞并全中国。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向全国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各界积极响应，而国民党执政当局却一意孤行，继续坚持内战。直至次年底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承诺抗日。已完成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向我国华北和华东大举进攻，扬言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当年12月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又相继占领济南、徐州、开封、郑州、广州、武汉等一系列战略重镇，一路奸淫烧杀，大片国土沦丧，日寇还在华北扶植起了傀儡政权，以图巩固殖民统治。正如《义勇军进行曲》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就在这样的严峻关头，随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从南京迁到重庆的《中央日报》，在其所属《平明》副刊上，于1938年12月1日发表了该报新任副刊主编梁实秋撰写的一篇《编者的话》，提出了一个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的主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
　　
　　这一段话，单从字面上看似乎没有大问题。作者虽然讽刺了“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的人，对“抗战八股”表示了鄙夷，在承认“抗战高于一切”的前提下，说出了“稍为不同”的意见，语词上总算顾全了主从关系。那末，这段话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呢？只要对照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问题也就清楚了。

　　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终于顺应抗战民意，在庐山发表谈话，明确地宣告：“中国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就此，展现了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局面。全面抗战初期，两党两军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日寇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军队在主要战场上承担了战略防御的主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一起，共同粉碎了日寇企图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为最终通过持久战打败日寇奠定了基础。可是，自从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日寇开始将打击重点逐步转向愈战愈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伍，对国民党政府则改取诱降政策。当年11月，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也由对日作战比较积极的姿态，转向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姿态，为重开内战作准备。就在《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的话》十七天后的同月十八日，国民党上层和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其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带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一干要员离开重庆，转辗到达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赞同日本首相近卫文?声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公开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前后，以著名作家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文人也相继附逆当了汉奸。在国家民族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梁实秋撰写的《编者的话》，出现在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日报》上实非偶然，它体现了国民党战略转变的政治动向，由此遭到广大爱国民众的指责，原是理所当然的事。

　　“攘外必先安内”，本来就是蒋介石的一贯方针。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他宁可下达对日寇的“不抵抗”命令，也要亲自从南京赶赴江西指挥“剿共”作战；9月21日，他从“剿共”前线回到南京，在22日的南京党员大会上阐述了对待日寇大举侵华的决策：要“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当日，还召开国民党中常委会议，发表了《中央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全国绝对服从中央，严守秩序，埋头工作，勿问国事。在《致粤人电》中，更着重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全国各地爱国学生陆续到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不抵抗政策出兵抗日，当局竟于12月14日通令全国禁止请愿，17日又命令军警逮捕和枪杀请愿学生；1933年，蒋介石从江西“剿共”前线赶到保定，阻止国民党二十九军及其他军队抵抗向华北侵犯的日寇，给请缨杀敌的爱国将领下达严厉命令：“侈言抗日者杀勿赦。”至于后来停止内战决定抗日，是在全国人民的愤怒呼声中，由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用枪口逼出来的。蒋介石即使作出抗日承诺，事后仍背信弃义，拘捕杨虎城并最后将他全家杀害，还把礼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扣押审判，服刑十五年后仍执行终身监禁……

　　对照历史，就可以明白，梁实秋提倡文艺“与抗战无关”，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正符合了当局要求民众勿问国事的主张，以利于淡化抗战气氛，实施消极抗战的战略转变。

2

　　该《编者的话》，还公然嘲讽了具有崇高声望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所谓“文坛”，我就根本不知其座落何处，至于“文坛”上谁是盟主，谁是大将，我更是茫然。
　　
　　当时，文协就是全国抗战文坛的总代表，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武汉，不分党派、信仰和文艺主张，在一致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了当时全国除沦陷区以外的爱国作家和艺术家。郭沫若、茅盾、夏衍、老舍、巴金、吴组缃，冯乃超、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胡风、田汉、丁玲、许地山、陈铭枢、张道藩、陈西滢、王平陵、陈纪滢、姚蓬子、楼适夷、沈从文、曹禺、曹聚仁、曹靖华、张恨水、施蛰存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许多爱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声望卓著的爱国民主人士如邵力子、叶楚伧、于右任、柳亚子等也给予热情支持，积极参加文协活动或先后成为理事，著名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担任了文协的名誉会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在文协成立大会上曾经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演讲，其中说：
　　
　　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是在最近，则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2)
　　
　　文协在《成立旨趣》和《宣言》中明确宣布：“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抗敌救国是我们的旗号”(3)，还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同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恰恰针锋相对。具有广泛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文协的成立，是抗战初期最振奋人心的全国性大事件。可是，正因为国民党执政当局对文协这一爱国团体怀有戒备心理，梁实秋这位《中央日报》副刊主编依仗特殊的政治背景，才敢于无视其存在，采取如此轻狂的态度，并站出来对其进行公开挑衅。

　　至于“抗战八股”之说，已经成了当时一切消极抗战派诋毁抗战文艺的共用代名词。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讥笑抗战初期处于原生状态的抗战文艺，在广大同胞尚未普遍觉醒的情况下，否认提高来自普及的常识，似乎抗战文艺发出的第一声不能成为千古绝唱，就永远不许再出声，断言“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种论调的实质，就是不要抗战文艺。

3

　　在“陪都”重庆的爱国作家和艺术家们，从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者话语中，觉察到蒋介石故态复萌的意向，深为不安。首先对《编者的话》提出质疑的，是文协候补理事、会刊《抗战文艺》的编委罗荪。他迅速写出题为《“与抗战无关”》的杂文，发表于四天后即当月五日的重庆《大公报》上。文中的主要段落如下：
　　
　　由于这次的战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战争所波及到的地方，已不止限于通都大邑，它已扩大到达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在这种情况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做看不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梁实秋这一点“稍为不同”的意见，也有他的社会根源，他不过是代表了这一部分“稍为不同”的意见而已。说得明白一点，在我们的抗战阵营中，还有一些有着“稍为不同”的意见的人在，这些人是不大喜欢这个战争的，只为了大势所趋，也只好“最为欢迎”一番，骨子里满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情绪当然会反映到他们的代表人物那里去，梁实秋的要求“与抗战无关”，正是“投”这些人之“所好’，乃是一种很自然的反映，实非“标新立异”也。
　　
　　这篇杂文除去标点符号一共只有八百三十一个字，语气并不激烈，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抗战阵营中，有些人并不是真心抗战，而梁实秋便是他们的代表。《大公报》在发表此文时为了照顾当事人的面子，还特意将梁实秋的名字换成“某公”。不料“某公”太沉不住气，急急忙忙于次日的《中央日报》上，又发表了《与抗战无关》的同名而无引号的反驳文章，强词夺理，谴责“左翼作家”“造谣”和“断章取义”。同月9日，罗荪则在《大公报》发表《再论“与抗战无关”》一文，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都不应当与抗战无关，作为时代号角，反映现实的文学艺术，更其不能例外的要为祖国的抗战服务。并且用事实揭露了梁实秋在“九一八”后全国人民救亡运动的高潮中，本来就是一个公开的“不抵抗”派。

　　此时，上海版和香港版的《大公报》刚刚迁到重庆，合并为重庆版《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是著名的民主斗士。历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的《大公报》，在发表罗荪《再论“与抗战无关”》的同时也发表了若干同类文章，展开对《中央日报》与梁实秋的批评，因此便激起巨大反响。梁实秋有恃无恐，依仗《中央日报》的特殊地位，在十天之内连续刊出了《睡与梦》、《说酒》、《吃醋》等与抗战无关的消闲作品相抗衡。这一举措，充分证实了梁实秋的言论与行动的一致性，更证明了他作为《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的言行，与《中央日报》办报方针及当局政策的一致性。这一来，使人们更加确信：梁实秋的所作所为，决不是一种孤立与偶然的现象，“左翼作家”对其作出批评，绝非“断章取义”。

　　罗荪率先对《编者的话》提出质疑，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还在两年前的1936年初，在汉口《大光报》主编《紫线》副刊时年仅二十四岁的罗荪，就发表过一篇题为《“一二八”四周年》的文章(4)，对当年梁实秋在北平主编《自由评论》时的“屈膝主义”主张，作出过愤怒的指责:
　　
　　英勇的抗战，争取民族解放的反帝战争，将永生在我们的记忆中。四年来的事实告诉我们，“争取生存唯有战”。“屈膝主义”的失败和无耻是必然的结果。

　　在飞机大炮之外，他们有奴才，有学者，有狗……于是烟幕、欺骗、麻醉和镇压都来了。胡博士曾告诉我们等五十年，现在又有了抹杀一切的论者了。从“新月”而摇身一变到“自由评论”的梁实秋先生，在搬弄白璧德的艺术理论之外，他还懂得替主人说话：“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植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同’，我们应该干干脆脆的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自由评论”第三期）梁先生一连来了三个“不配”，之后告诉我们“应该干干脆脆的”“承认”是“弱国”，我以为梁先生实在还不干脆，干脆的应该是“承认我们应该做亡国奴”。其实梁先生没好意思说出口罢了。他的“不配论”和某些要人所发表的“注定的苦命”的皇皇大论，还不是一个鼻孔出气么？
　　
　　按理说，凡是真心爱国的人，听了罗荪这番义正辞严的批评，应当是会有所反省的。而梁实秋不仅没有放弃对入侵强敌的不抵抗主张，时隔不到两年，当他身居执政党最高机关报副刊主编的职位时，又进一步充当了消极抗战派的代言人。梁实秋和《中央日报》如此违逆抗日民意，自然触发众怒。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老舍，为此受文协委托，起草了《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5)，提出严正抗议，文中说：
　　
　　今日之事，团结唯恐不坚，何堪再事挑拨离间，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者？贵报用人，权有所在，本会无从过问。梁实秋先生个人行动，有自由之权，本会亦无从干涉。唯对于“文坛座落何处”等语之居心设词，实未敢一笑置之。在梁实秋先生个人，容或因一时逞才，蔑视一切，暂忘团结之重要，独蹈文人相轻之陋习，本会不欲加以指斥。不过，此种玩弄笔墨之风气一开，则以文艺为儿戏者流，行将盈篇累牍争为交相谇诟之文字，破坏抗战以来一致对外之文风，有碍抗战文艺之发展，关系甚重；目前一切，必须与抗战有关，文艺为军民精神食粮，断难舍抗战而从事琐细之争辩；本会未便以缄默代宽大，贵报当有同感。
　　
　　老舍曾与梁实秋一同留学美国，学成归来后一度既为同事又成邻居，私交很好。可是，面对文艺与抗战关系的原则问题，老舍却坚定地站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在公开信中给予严厉谴责。正当此信交到《抗战文艺》月刊编辑部即将发稿之际，国民党中央得到消息，深知这封义正辞严的公开信一旦见诸报章，后果不堪设想，便急忙让中宣部长兼文协理事张道藩亲自出面调停。文协负责人在商议对策时，为顾及团结抗战的大局，遂决定不再发表此信。这一封由老舍亲笔起草的原信，便由原文协出版部副部长兼《抗战文艺》编委罗荪保存了下来，一直妥善地保存到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在文革之后，庄重地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4
　　 文协的公开信虽未公开发表，但一场以文艺与抗战关系为中心的大争论，却由此迅速展开了。著名作家、艺术家郭沫若、茅盾、周扬、老舍、夏衍、田汉、吴组缃、艾青、叶以群、宋之的、张天翼、陈白尘、胡风、葛一虹、沈起予、巴人、姚蓬子等通过报纸、刊物、专著、演讲、座谈等形式，纷纷对“与抗战无关”论提出批评。为顾全大局，在不宜对《中央日报》多作直接指责的情况下，梁实秋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有人严辞责问：“梁实秋不劝人把抗战文章写好，而劝人写点不抗战也好的文章，是所为何来?” 梁实秋“爱国良知安在?”梁实秋“不是帮凶而何?”也有不少文章巧妙地批评了《中央日报》和国民党，如当年12月14日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上，发表了张恨水一篇题为《老板与厨师──也谈“与抗战无关”》的文章，把梁实秋比作糕饼师，说“这位糕饼师打泡三天，就引起了同行之怒，说做菜不用盐，不近人情，一致加以攻击”；“其实……大家忘了他是糕饼师，更忘了他的老板是吃淡食的。”(6) 次年一月，老舍、郁达夫、丰子恺、穆木天、魏猛克、安娥、王家齐、胡考八位作家还联名编著《抗战与艺术》一书，由独立出版社出版，集中批判了企图将文艺引向脱离抗战洪流的倾向。

　　1941年1月，老舍在《抗战文艺》第七卷第一期上发表题为《三年写作自述》一文，说到自己如果不管抗战去写与抗战无关的作品，“从生意经上看，这是个不错的办法”，而他却断然拒绝这样做：
　　
　　可是，我不肯走这条路。文艺不能，绝对不能，装聋卖傻！设若我教文艺装聋卖傻，文艺也会教我堕入魔道。此所以主张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者，还须“主张”一下者也；这么一主张，便露出他心中还是很难过呀。要不然，他何不堂堂正正的去写，而必有这么一主张呢？
　　
　　老舍并不是共产党员，他真诚朴实的语言却代表了所有爱国作家的心声。

　　争论的深入，涉及到如何提高抗战作品艺术质量的探讨，还进一步扩展了争论范围，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张消极抗战的政治势力，提出了文艺理应承担起暴露的责任，为扫除阻碍抗战的黑暗势力作出贡献。此时，正值国民党在广阔的抗战区域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际，这一论战便构成了政治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重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浩大的声势，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梁实秋本来就无意抗日，在抗战的艰险关头难免意志动摇，才说出了消极抗战派想说而一时还没敢公开说出的话，在遭到激烈声讨后，自然成了替罪羊，三个月后便让他“辞职”离开《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的岗位。次年，他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和处境，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申请获准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赴延安“慰劳视察”，不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致电国民参政会，表示对梁实秋“不予欢迎”，使他又一次受挫。

　　争论在不断深化，由重庆推向了成都、昆明、桂林、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不仅促进抗战作品的繁荣与提高，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也更加触痛执政当局的中枢神经。1941年初，蒋介石批准实施《黄河以南剿灭共军作战计划》，国民党再度挥舞屠刀，调集八万重兵，伏击英勇抗日的不足万人的新四军军部，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扣为囚徒，二千余官兵牺牲，四千五百余人被俘，只剩二千余人突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这一场同室操戈的血腥屠杀相配合，已展开于各地的文艺与抗战关系问题的争论，才被强权所扼杀。当年9月，郭沫若运用他的社会声望，写作了《今天创作底道路》一文，继续坚持对“与抗战无关”论作深入批判。该文在“陪都”重庆不能发表，便分别寄到桂林的《创作月刊》和成都的《笔阵》杂志上刊出，使正义之声铮铮于耳，不绝于世。

二、梁锡华为梁实秋翻案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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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6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国际性的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东德、西德、意大利、荷兰、香港和法国的汉学家，苏联的汉学家因国内政治动荡未能出席会议，却也报送了论文，台湾的代表因故缺席。中国大陆作家刘白羽、艾青、孔罗荪、吴祖光、马烽、高行健等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议是由法国胜家──波里涅克基金会主办并召开的，这个以促进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为宗旨的基金会，成立于1928年，创办人是美国缝纫机大王胜家（Singer）的次女、法国王子波里涅克（Polignac）的夫人云娜丽达（Winnaretta）女士；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巴黎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主任、法国著名汉学家于如柏（R?Ruhlmann）。

　　参加研讨会的有一百余人，多为西方学者，其中华人代表二十余人。与会者都可以对发言提出问题，由发言人回答。第一个发言人是刘白羽，他以亲历者的身份，概述了在血与火中诞生和成长的抗战文学，是团结战斗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整个研讨会的气氛活泼和谐，只有一个问题产生了明显的分岐，仍旧是文艺与抗战关系问题的史案。6月16日下午，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年轻教授、作家梁锡华（又名梁佳萝），宣读了论文《风暴之眼──梁实秋抗战时期的小品文》。他首先指责当年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批评是“不公正” 的，又特别推荐了梁实秋的一本《雅舍小品》，极尽赞美之词。而梁实秋当时的《雅舍小品》，恰恰是“与抗战无关”论的典型代表作，逃避抗战的严酷现实，体现了对侵略者的不抵抗主义。继梁锡华的发言后，与会的各国代表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艾青在发言中说：“假如日本人拿刀往我们头上砍，还不喊。礼貌上还说该让他砍。作为一个中国人讲不抵抗，那是脸皮特别厚。”吴祖光则以他自己的经历回答了问题，他当时年轻不懂事，写了一篇《睡与梦》，朋友们批评了他，却受到梁实秋的夸奖，还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出来，正因为这篇文章符合“与抗战无关”论。但现实是无情的，在敌机的轰炸中使他懂得“睡与梦”是不行了，只有奋起抗战才行。

　　针对梁锡华的观点，罗荪在会上作了一次集中发言。发言的要点，罗荪在《巴黎的抗战文学讨论会记略》(7)一文中作了概述，其中说：
　　
　　我在会上作了一次发言，对梁佳萝的观点表示不能同意，因为梁实秋不是以个别作家写了几篇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的问题，而他当时是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的副刊主编，在他主持的阵地上号召作家写与抗战无关的作品，而以“抗战八股”诋毁写抗战的作品。特别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西迁，汪精卫与日本暗中勾结，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奔走劝降，国民党当权者对抗战发生动摇，能不能把抗战坚持到底没有信心。而此时此地一份国民党中央的党报公然号召欢迎“与抗战无关”的作品，究竟是对谁有利？对这样的论调提出批评，是“不公平”的么？是可以容忍的么？
　　
　　罗荪的发言赢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可是梁锡华并不服输。当时有一位名叫刘志侠的作者写了一篇记述巴黎国际研讨会的文章，批评梁锡华为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翻案的发言缺乏说服力，梁锡华就在《巴黎研讨会两则》一文中，抓住刘志侠名片上载有从事出入口贸易的职务，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断言做出入口生意的“这些人根本离学术之宫十万八千里”，判定了从商者绝无置喙文学评论的资格。就在梁锡华发言后的第三天，台湾的《中国时报》就全文刊出他的发言。该报在《风暴之眼》的黑体特号大标题前，还刻意制作了一个黑底白字的醒目提要栏，从形式到内容，都颇具广告效应。提要称：
　　
　　抗战初期，左翼文人基于宿怨，如何由孔罗荪发难，向他们眼中的‘反动文人’梁实秋，下总攻击令。
　　
　　这一段话，恰好在六年后被大陆作家柯灵视为法典，用来当作为梁实秋翻案的总纲，从基调到措辞，都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并按此基调和措辞，作了极端发挥。

6

　　罗荪在《巴黎的抗战文学讨论会记略》一文中，曾把梁锡华为梁实秋翻案的事，说成是巴黎讨论会上的一支“插曲”，表明四十二年前的一段公案，还有人念念不忘，“也就更加使我们感到应该认真地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

　　原来，这支插曲并不是即兴演奏，有人事先就策划好主题并拟就了乐谱。梁锡华是有备而来的。有人赞扬他“小梁挑大?”，实际只是被人当作了炮手。整个表演的台前幕后，角色分工十分明确。会议开幕前，台湾《中国时报》便预设了《“中国的抗战文学”讨论会专栏》，让梁锡华先用手头掌握的会议资料，为专栏写就了第一篇文章，题目是《巴黎之会的序曲?出战孔罗荪》，在会议开始前两天的6月12日，由《中国时报》副刊在头题位置发表了出来。作者觉得身后有了依托，便踌躇满志地用挑衅的语气写道：
　　
　　有一幕看来够瞧的，就是梁锡华和孔罗荪这次都参与盛会。这两个人原非冤家，本来没有什么戏剧化的狭路相逢可演。巧合的是梁氏的论文系以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为主题，一下笔就非议孔罗荪当年带头断章取义向梁实秋恶言攻击之事。到时候，一在台上发言，一在台下聆听，惹起什么遭遇战实在难说了。
　　
　　此后十天，《中国时报》在该讨论会专栏中一共发了六大篇文章，梁锡华独占三大篇。次月8日，梁锡华又在该报以整版篇幅发了一篇总结性长文，题为《巴黎战后──漫记巴黎的所谓“抗战时期文学研讨会”》，还在《中国人月刊》第2卷第8期上发表了一篇八千多字的长文──《巴黎研讨会两则》；其后，台湾《联合报》副刊编辑部又安排梁锡华，于1981年初专程由香港飞到台北拜访了梁实秋。1月12日，《联合报》更以整版篇幅发表《梁实秋先生、梁锡华先生对谈纪实》，同时还刊发“杯酒言欢”的新闻照片。这么多文章，在标题和正文中杀气腾腾地用上了“风暴”、“战役”、“出战”、“总攻”之类的剌目字眼，就是要给人一种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态势，以“地毯式密集轰炸”的手法，掀起翻案大浪。所有文章汇成一个目标，就是声讨当年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人士”们“靠断章取义入人以罪”，“诬陷”了梁实秋。

7

　　梁实秋自然非常感激梁锡华和他的合作伙伴们，于半个世纪后能够演出这样一台热闹的翻案大戏。因此特地在他八十寿辰的前一天与梁锡华会晤，毫无顾忌地通过梁锡华向全世界坦陈了他一生的政治观点，叙说自己从青年时期在美国读书的时候起，就认为共产党是“真正的反动”，说共产党“靠了人多，靠了暴力夺取政权”；说共产党“不是反国民党，不是对我的反动，是对整个文明的反动，我有了这种想法回国之后，我看到左翼的作风实在是反动的。”(8)  这一番话，不仅概括了他对左翼文坛的毕生观点，同时表明他在抗战时期拥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姿态的虚假性。

　　对于上述言论和相关报刊的态度，参加巴黎会议的大陆作家代表和整个大陆文坛，共同保持了低调姿态，那是因为当时刚刚结束十年浩劫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百废待兴，对许多问题正在进行着必要的反思，何况面临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与台港学者之间的一些不同认识完全可以求同存异。因此，在巴黎会议上，大陆代表们对咄咄逼人的论争对手梁锡华，表现出了相当宽和的态度，罗荪还向梁锡华坦言：我们实在对梁实秋也没有什么，对他一些散文作品的艺术价值也并不否认。罗荪还向梁锡华发出了邀请：“欢迎你回到大陆来看看，我们招待你。”当与会的外籍朋友们把梁锡华拉向罗荪旁边一起合影的时候，罗荪更是含笑相迎，一片热情的鼓掌和善意的笑声訇然而起，还有令人眩目的照相灯光连连闪亮，都呈显出四海之内的文友们共同企盼炎黄学人团结和睦的真诚心愿，令人感动。然而，是非自有公论。参加巴黎研讨会的一位汉学家夏云，随后从日内瓦发到香港的一篇“欧洲通讯”──《记巴黎的“抗战文学“座谈》，引述了梁锡华的一段发言：“问题不在抗战与否而在是否文学作品；是否成于抗战年间，退一万步说，即使是附敌的汉奸文人作品，如果实在达到相当的文学水准，我们也得研究其技艺成就而另方面批评其汉奸意识。”谁都明白，梁锡华所指的也就包括了大汉奸周作人及其作品。夏云就此评论说：“这段文字中的‘即使是附敌的汉奸文人作品’几个字真是可圈可点。也真亏梁锡华在‘抗战文学’的讨论会上肯提出来。梁锡华太小看中华民族了。”

　　“抗战文学”如果“与抗战无关”，还谈什么抗战文学？梁锡华带了一部与抗战无关的代表作品──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到巴黎去参加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还大声疾呼要为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伸冤平反，实在是走了题、跑了调，未免贻笑大方。

三、柯灵再掀翻案波澜

8

　　令人惊奇的是，在巴黎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过去六年后，大陆著名作家柯灵终于忍不住了，在国内也掀起了新一轮为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翻案的攻势。

　　1986年7月，柯灵在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时，以其特约主编身份，为该丛书散文卷撰写了题为《回首灯火阑珊处》的引言(9)，其中用将近一半的篇幅，评论了发生在抗战初期的那场“最著名的笔墨官司”，即关于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的大争论。柯灵概括说：“这场争论，当时波及全国，经过四十二年之久，到了一九八O年，还在巴黎一次讨论中国抗战文学的国际会议上，余波未尽。”但遗憾的是，柯灵对于这场大争论的起因、背景和意义都作了歪曲的表述。柯灵在援用梁实秋《编者的话》中那一段引起争论的文字后，竟作出如下判断：
　　
　　平心而论，闹点情绪，说两句怪话，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这一席话之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错误。把这段文字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无关抗战的文字”，要不是只眼见事，不免有曲解的嫌疑。

　　我们抗战时期的精神积累，已属于历史范畴，当年的政策效应，何者为得，何者为失，已不难根据实践的结果加以检验了。
　　
　　柯灵把文艺与抗战关系问题这一场大争论的起因，归结为一方“闹点情绪，说两句怪话，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另一方则不顾大局，“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还是揪住以往的论敌不放，更把人家“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性错误”的文字，作孤立“演绎”，因此不是“只眼见事”，就“不免有曲解的嫌疑”。于是，一场震动全国扩展海外，并且余波涌荡几十年的关系着民族存亡的原则性大争论，在柯灵的笔下竟成了不应有的“宿怨”的延续。他还推而论之，称梁实秋式的言行，属于“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立足当前，放眼未来，高瞻远瞩，并蓄兼收”的一类。结论是：那些批评者连同“当年的政策效应，何者为得，何者为失，已不难根据实践的结果加以检验了。”

　　柯灵所指的“当年”，无疑包括产生“宿怨”的左联时期和爆发新怨的抗战时期；“政策效应”当然是指“左翼文坛”的政策效应；到底是谁为“左翼文坛”制订政策的呢？也就不言自明了；“实践的结果”又是什么意思呢？柯灵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明确诠释，指的就是以“文革”为标志的极左路线的破产。由此解析，柯灵认定从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到抗日战争，一直延伸到解放后的“文革”时期，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和相伴的新文学运动历程，都被一条“极左”路线所贯穿着。于是，柯灵就把全过程捆绑在一起，装进了贴有“极左”标签的筐子里，主张统统抛弃掉。出于这样的心态，他在《回首灯火阑珊处》一文随《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付梓的同时，又急忙投寄给纽约《中报》副刊和香港《星岛日报?大会堂》；在那一时期，他还发表了同一主旨的《致陈白尘、董健书》、《现代散文放读──借此评议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等文章，同样采取向海内外多家报刊一稿多投的做法，制造轰动效应，引领一些不明真相者闻风起舞。

　　柯灵既然把极左看成“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精神特征，那末，他要否定抗战文坛、左联乃至整个新文学运动，也就毫不奇怪了。

9

　　柯灵以为自己找到了极左的总根源，也就有资格对批评过梁实秋的“左翼文坛”进行嘲讽和训斥：
　　
　　学海无涯，艺林丛深，人事错杂，怎么能囿于有关或无关抗战，笼罩天地，执一以求呢？
　　
　　打个比喻：荒原上如果只有一把干草几根枯枝，不可能燃起遍地大火。没有偏见的人都不难明白，仅凭当年梁实秋“闹点情绪，说两句怪话”，居然能引发一场“波及全国”的大争论，成为“最著名的笔墨官司”，而且“经过四十二年余波未尽”，一直激荡到世界名城巴黎，在全球关注中国抗战文艺的国际学人中激起回响，这岂不成了“天方夜谭”？如果按柯灵的要求撇开“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那还谈什么“完整地理解”梁实秋的话？文艺与抗战有关还是无关的分岐，实际上体现着积极抗战与消极抗战两种对立思想在文艺领域中的碰撞，必然要爆发论战。

　　1938年，正是中国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日寇于1937年底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开始的大屠杀，进行了六周之久，一直杀到1938年的1月中旬，仅有尸体可证的被害中国人就达三十四万之多，全南京市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焚毁；当年6月，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决黄河之水阻滞日军，淹死八十九万民众，一千二百余万人流离失所，千里沃野成了荒无人烟的“黄泛区”；10月，偌大个广州城仅战十天即陷落敌手；武汉决战又告失败，伤亡四十多万将士；11月，蒋介石轻率使用“焦土抗战”决策，用自己军队的手在长沙燃起一片大火，烧毁了大半个长沙城，无数人葬身火海，一百多万户居民无家可归。日寇所到之处，更是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野蛮凶残的程度，为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在这样惨烈的背景下，梁实秋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上号召作家撰写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并连续刊登醉酒做梦吟风弄月的消闲作品以作引导，岂不是等于诱劝搏击在生死线上的同胞，放弃救亡重任去醉生梦死吗？

　　相隔半个世纪之后，作家柯灵以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用十分轻佻的语言教训“左翼文坛”：“怎么能囿于有关或无关抗战，笼罩天地，执一以求呢?”他闭眼不看日寇杀人的血光“笼罩天地”，掩耳不闻日寇灭我中华之心“执一以求”，偏要主张在炮火连天的抗敌鼓角声中掺进与抗战无关的雅乐。这样做，岂不再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情景？这样做，试问捐躯疆场的千万抗日英灵会答应吗？试问煎熬于战火中的几万万同胞能允许吗？

　　柯灵还教训“左翼文坛”说：
　　
　　嘘气成云，飞唾为雨，一窝风的习惯势力长期在我们生活里占着优势，酷爱绝对化，不承认人的多样，世界的多样，事物的多样，不企求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多样统一。不相信“人之好善，谁不如我”这种平凡的真理。热衷于举世诺诺，不容许一士谔谔。这种宿疾，该到下决心根治的时候了。
　　
　　不难看出，柯灵对“左翼文坛”已经到了多么深恶痛绝的程度。此话粗听似乎满有道理，特别是解放后曾一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形成过祸害无穷的极左思潮，全民族都有切肤之痛。然而，他却看错了时间，找错了对象。这番疾言厉色的训斥，完全套不上抗战初期的情况。

　　自“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后，凡是有爱国壮志的作家，不分党派信仰，绝大多数背井离乡奔赴前线或敌后，排除艰险，不怕牺牲，用自己的笔，直接参加了抗日斗争。身在海外的郭沫若，为了民族的解放，是“别妇抛雏”由日本返回祖国请缨抗战的。抗战的炮声一响，老舍宁可不当教授，也要离开古城北平，跋山涉水只身到了武汉、重庆，担任了全国抗敌文协的领导人，不仅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筹建各地的文协分会、捐献劳军、主办通俗文艺讲习会等，还拨冗写作了大量抗战作品。又如巴金，自抗战爆发时起，即担任《救亡日报》和《呐喊》旬刊编委，奔走各地，义无反顾地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全国文协成立后就当选为理事，后又兼任出版部副部长，也写作了以《抗战三部曲》为代表的许多反映抗战的作品。女作家冰心一当故都沦陷，忍痛抛却历年珍藏的书画典籍和艺术珍品，毅然弃家西南行，为的就是让自己手中的一枝笔能作为武器投入抗战，后来也成为抗敌文协的理事。那时候，执政党乃是国民党，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以郭沫若、老舍、巴金、冰心为代表的众多爱国作家们，无权无势，动口动笔稍不小心照样要受到各种专制法规的查禁制裁。生活在镣铐和枪口阴影下的抗战作家们，有什么本事“嘘气成云，飞唾为雨”？而向“与抗战无关”论首先发表不同意见的罗荪，只是一名亲历过东北沦陷之苦的热血青年，当时也不是共产党员，搞文学全是为爱国责任所驱使的身心奉献，赖以谋生的正式职业是邮局的一名普通员工，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转辗上海、武汉又到重庆，为参加爱国文学活动，几次成为当局的迫害对象。正因为他在两年前就看清了“屈膝主义”者的嘴脸，愤怒声讨过对日寇的不抵抗倾向，不满于“举世诺诺”，才要勇敢地站出来“谔谔”一番的。

10

　　在当时的重庆，谁有权不让梁实秋“一士谔谔”呢？梁实秋曾是敢同鲁迅对抗的主帅，被当局尊为文艺权威的显赫人物，自他登上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副刊主编的宝座后，不是一谔再谔、大谔特谔了吗？他还敢同当时被誉为“抗战文艺总指挥部”的全国文协唱对台戏，公然反对文艺为抗战服务。他之所以下台并非有谁不让他“谔谔”，只是逆潮流“谔谔”犯了民愤，动了众怒，执政的国民党也保不了他，只好“挥泪斩马谡”。当时，蒋介石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令”，要求所有民众都拥护“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的专制集权主义，“酷爱绝对化”的是他们，而不是抗战作家群体。正因为如此，多少爱国志士和共产党人不怕坐牢杀头才要起来呼号。

　　半个世纪后，柯灵用文坛教主般的口吻，像训斥黄口小儿似的训斥当年的爱国文坛：“不承认人的多样，世界的多样，事物的多样，不企求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多形式的多样统一”，敦促“下决心根治”酷爱绝对化的“宿疾”；还要启蒙整个爱国文坛懂得“人之好善，谁不如我”这个“平凡的真理”。

　　“人之好善，谁不如我”，原是近代高僧印光法师（1861─1940）的名言。柯灵向抗战文坛灌输这一“平凡的真理”，竟是为了借用“勿抗恶”的宗教理念，宣扬对日寇的不抵抗主义。

　　梁实秋和柯灵对侵略者所持的“勿抗恶”态度，都片面借用于宗教理念。梁实秋后来定居广州时，还结交了缙云寺的法舫和尚与日本著名?人?木大拙，借用他们的佛理来抚慰自己的孤寂心灵。其实，每当外敌入侵之际，不同宗教的很多教徒都曾为保卫家园进行过可歌可泣的斗争。曾与印光法师同时期的佛教高僧弘一法师，即中国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之一的李叔同（1880－1942），他在“卢沟桥事变”后，就曾勉励佛教徒爱国抗日，勇敢地喊出“以护法故，不怕炮弹”的呼声。在抗战期间遍地血腥的时候，柯灵断章摘句地拿出高僧的话来混淆敌我麻醉人心，对佛也是一种亵渎。东条英机、汪精卫和嗜杀成性的万千日本侵略者个个也是人，也“好善”吗？面对日寇杀戳而不主张抵抗的人，也称不上“好善”，而是纵恶。

11

　　为了赢得对历史论争的终审裁判权，柯灵在《回首灯火阑珊处》一文中还作了一番精彩的自我评价：
　　
　　我检查一下我自已在八年抗战中所写的东西，几乎可以说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包括直接间接。完全无关的是例外，那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写的，格于环境，不得不然。但我这样做，完全是发乎自然，出于自愿，并不表示我服膺“抗战有关论”。恰恰相反，我并不止一次皮里阳秋，对“言必抗战，文必杀敌!”的主张投以讥讽，因为我一直怀疑这种偏狭和机械办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
　　
　　出于掩盖真相的动机而造成的自相矛盾，难免让人啼笑皆非。八年抗战时期，柯灵一直心甘情愿地留在被日寇围困和占领的上海。他既要吹嘘自己在“八年抗战中所写的东西”“百分之百与抗战有关”，又要加上“包括直接间接”的伸缩语，再要加上“几乎可以说”的虚饰词，还要加上“例外”情况。这个“例外”非同小可！指的是三年又八个半月的上海沦陷期间所写作品，是与抗战无关的，只是因为“格于环境，不得不然”。那么，此前的四年零五个月总该都在鼓吹抗战了吧？然而一查，不对了，有的文章虽然与抗战有关，那却是劝导人们不要去抗战！

　　当全民抗战爆发十个月之后，留在被日寇包围而成“孤岛”的上海租界里的柯灵，正担任着《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主编，在1938年5月2日的《世纪风》副刊上，以他当时最常用的笔名“陈浮”发表了评论《切实一点》，公开主张对日寇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

　　文章的开头，柯灵也像梁实秋嘲笑“抗战八股”一样，起劲地贬斥“口号文学”，文末更讽剌呼喊抗日口号的人“放空心大炮”、“命如纸薄心比天高”，显然认为中国必亡的前途已经无法改变。柯灵说：
　　
　　目前中国也正是“杀!杀!杀!”的时代，热情的价值，应当更高了。然而跟着热情的价格同时在高起来的，却是理智，是深谋远虑，严密的组织，切实的工作。在前线用武器实行“杀!杀!杀！”的，当然也重要，在街上汗流浃背地奔走呼号的，当然也重要。但我们假如大家都去喊，还有谁来听？我们所有的男子一古脑儿上前线，一大批少爷兵老爷兵，踉踉跄跄的冲锋陷阵起来，胜利的把握，会比现在更大吗？

　　上海沦陷之后，许多热血之士都跑了。这是对的。但我们这里，实在也还需要切实沉着的工作者。我想：我们其实很可以不必再坐立不安，而有些教育，也大可不必若有其事的苦劝青年“到内地去”了。横眉先生以为“如果不能够走更远的路，做更多的事，肩更重的担，则还不如驻在岛上，生些火，洒些水，种些花草，来得切实而且有益。”（见四月二十八日本刊，《孤岛我见》）这实在是恳切中肯之谈。
　　
　　否定起点，也就是取消终点。这原本是一条铁则。在抗战初起之时就咒骂“抗战八股”和“口号文学”的人，虽然慑于人心所向的抗战大势，不得不做点应景文章，但心底里都是抵制抗战的。抗战开始还不足一年，离南京大屠杀还不足半年，当日寇杀中国人杀得血流成河的时候，正因为有人不愿抗战，爱国文艺家才要高喊“杀！杀！杀！”的口号，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战歌。柯灵说“大家都去喊，还有谁来听？”是喊的人太多了吗？还是有人故意装聋作哑？当时，中国人尚处在“一盘散沙”状态，日寇的进犯正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如能动员全中国青壮兵源的十分之一，就达二千多万，就可置敌人于灭顶之灾，何须要“一大批少爷兵老爷兵”去“踉踉跄跄的冲锋陷阵”？事实上，日寇铁蹄所到之处，不分老幼奋起抗敌的壮烈场面比比皆是，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只有身为青壮年又极端害怕面对强敌，宁愿当亡国奴的人才会故意危言耸听，拿老人孩子作挡箭牌。

　　柯灵挖苦说：“上海沦陷之后，许多热血之士都跑了”，试问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是跑向抗日战区的。喊“杀！杀！杀！”唤起民众，难道不需要深谋远虑和大智大勇吗？怎能说是不理智不切实呢？上海是一座发生过“一二八抗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的英雄城市，展现过轰轰烈烈浴血奋战的壮伟画卷。不妨对比一下被柯灵排斥于“理智”和“切实”之外的时代景象吧：就在“七七事变”的当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即召开成立大会，就号召上海的文化人士上前线，直接参加抗战。会议通过宣言庄严指出：“我们文化人士上前线，与全国同胞共同为抗敌救国而奋斗，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华民族是决不让自己的领土主权遭人侵犯的伟大民族！”当时，作为香港历史上第一本旗帜鲜明的抗日文艺刊物《文艺阵地》，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茅盾指出刊物的指导方针就是：“拥护抗战到底，巩固抗战的统一战线！”同年8月间，萧乾到达香港，参与了《大公报》的创刊，他在该报《文艺》副刊的复刊词中就呼号用文艺支持抗战，“即使基于国民的天良，我们也不能视若无睹。”并且预言：“这次可说是一个全民族的大会考。及格的固多，落榜的必也有。”(10) 巴金在“九一八事变”后写的《给一个中学青年》(11)一文中，也曾劝导青年到腹地即内地去，到民间去，为抗战作贡献。至于广袤神州的抗战呼声，更是惊天动地了。

　　今天的青少年也许难以想像抗战初期的形势有多么严峻！最为严峻的不是外来侵略者的凶悍，而是国内投降派和不抵抗派的夺魂喧嚣，以至在国民参政会上，爱国华侨陈嘉庚要愤怒提出在日寇退出国土前“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那些丑类中的代表人物，除了政府要员便是一些社会名流，他们恬不知耻地公开反对抗战，许多人早早地为自己当亡国奴作好了铺垫，写文章暗送秋波和立此存照便是某些文人最擅用的一法，头号文化汉奸周作人就是这样走上附逆之路的。上海沦陷后，这座东方第一大都市立刻成了日寇疯狂搜刮资源的重要基地，实行了严密的法西斯统治，除及时奔赴前线或内地的热血分子和原地坚守节操者外，也确有一批文人投进了敌伪怀抱。著名的“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还公开喊出有奶便是娘的口号：“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是主子”，顿时成了“东亚新秩序”的吹鼓手。另一名反对文艺为抗战服务的著名作家陶亢德，曾在1939年《鲁迅风》第7期上发表《关于“无关抗战的文字”》一文，呼吁对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应予赞成，毋庸异议”，转眼间就成了日伪文坛的宠儿，还腆颜出席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当时汪精卫的纲领性口号也就是“反对唱高调”、“抗战必亡”与“和平救国”。柯灵在《切实一点》中的话，对照汪精卫的主张如出一辙。这类话语后来都成了日寇驯养奴才的标准用语，也成了反对抗战和苟且偷安者的典型遁词。谁要是听从柯灵的教导在日寇铁蹄下“切实沉着地”工作，只能成为日寇“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模范帮凶。一切不抵抗主义者的蛊惑所造成的罪孽是无法从历史上抹掉的，否则不能解释汉奸汪精卫的军政文化系统，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展成为一支遍布半个中国的浩荡队伍，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先后竟会有五十多万国民党的正规军，成团成师成军整建制地投降倒戈，充当汪伪“和平军”的主力，配合日寇残杀中国人。当时在华日军约为二百万，而汪伪军竟超过日军而达到二百十余万，在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出现了一国的投敌卖国军队总数超过外来侵略军总数的可悲怪事，让中华民族为之蒙羞！

　　在风樯阵马的背景之下，最值得人们深思的是：梁实秋的《编者的话》只是表达一种消极抗战思想，而柯灵的《切实一点》，却是以奴隶总管式的口吻责骂抗日者，公然提倡俯首当顺民。并且，柯的《切实一点》要比梁的《编者的话》早七个月出台。足见柯灵竭力为梁实秋翻案，其重要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劣迹。

　　文章是人做的，没有骨气的人终究做不出有骨气的文章。日寇入侵以后，梅兰芳蓄须明志于上海市井，程砚秋隐居务农在北平郊外，他们就不信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那个理，宁可罢演过清苦日子，也不让日寇汉奸们赏心悦目，更不给他们粉饰太平，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他们的品格与柯灵冰炭相异。如果用“格于环境，不得不然”这样漂亮的遁词，来堵别人的嘴，他们照样可以天天演戏让入侵者开心，自己也可以快活逍遥，只要不改用日本“能乐”样式表演天皇下诏“征伐支那”的题材，过后还同样有理由吹嘘“百分之百”演的都是“直接间接与抗战有关”的戏，何乐而不为！梅兰芳和程砚秋拒不这样做，正是他们格外令人敬佩之处。文天祥有诗云：“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世界上凡是存在着或潜伏着内忧外患的任何民族，勇于抗强拒暴不甘受奴役的精神，永远是最可宝贵的精神。

　　柯灵还炫耀自己所以能“百分之百”地写作与抗战有关的东西，“完全是发乎自然，出于自愿”，并不是服膺“抗战有关论”的被动结果；又表明在这个“文艺可以与抗战无关”的问题上，他早就和不抵抗主义站到了一起，早就跟实行“偏狭和机械办法”而不利于抗战的“左翼文坛”有了斗争，并且是一种特殊的巧妙的斗争：“我并不止一次皮里阳秋，对‘言必抗战，文必杀敌!’主张投以讥讽”。

　　“皮里阳秋”的本义是表面上不批评别人而心中自有褒贬之意，是非常高超的心知肚明又引而不发的态势；而柯灵则更加高超，不但心中有褒贬，行动又“投以讥讽”，并且还“不止一次”，那就表明他同抗战文坛的对搏，既是十分自觉而且又是十分坚韧的“皮外阳秋”的战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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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毕竟从属于生活。当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了抗敌救亡的时候，“文艺必须抗战”，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民族生存的需要，时代文明的需要。这样的口号，对每一个中国文人都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有个著名帮闲文人曾今可，曾公开在报纸上推出他的词作《画堂春》，抒发过“且喝干，杯中酒，国家事，去他娘”的论调，痛遭人们唾骂；可是到了抗战烈火爆燃之时，他也振作起来，他的抗日诗作还同老舍、欧阳予倩、光未燃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一起，入选由正中书局印行的《抗战诗歌选》。当然，任何立论都有具体对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初，尽管在沦陷区仍有着不少作家在逆境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苦斗，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在抗战地区主张“一切为了抗战”的作家，并没有要求也不可能要求沦陷区的文人全部都来写抗日文章，让他们在日寇的屠刀下作无谓牺牲。当年身处沦陷区的中国作家，只要不步文化汉奸周作人之辈的后尘卖身投靠，无论是韬光养晦隐蔽待机，抑或写作与抗战无关与艺术有关的文章，国人依然视为患难同胞，完全能给予充分理解，对他们在血腥统治下所作任何形式的斗争，都寄予真诚的崇敬。至于自己口袋里揣着“良民证”，不惜卖乖帮闲，过后还要去抨击那些无所畏惧奔赴抗日战场的爱国文人，甚至因为他们主张在民族存亡关头应当写作与抗战有关的作品，就要咒骂为“嘘气成云，飞唾为雨，一窝风”的“宿疾”患者，咒骂成不顾大局盲目为“宿怨”而争斗的愚顽狭隘的一群，这哪里还有中国文人的道德良心可言！

　　谁都知道，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已于1936年初主动解散。而被梁实秋和柯灵口口声声所贬斥的“左翼文坛”，实际上正是抗战文坛，是聚集在文协旗帜下的一个广大爱国文艺工作者群体。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都有，标志着中华民族文艺界史无前例的大联合与大团结。遍及全国范围内的文协成员们，坚持文艺必须抗战的共同信条，继承着我们民族团结御敌、威武不屈的传统精神，战斗在抗日前线与后方，以一切服务抗战为己任，以创作与抗战有关的题材为光荣，通过努力实践，克服着初期作品难以避免的稚嫩现象，不断奋进。对待这样一支处于主战地位并体现着优秀民族精神的伟大爱国文艺队伍，柯灵却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恣意诋毁；对于首先向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提出质疑的罗荪，尤其耿耿于怀。当罗荪逝世后，柯灵还在《收获》杂志1996年第五期发表《悼罗荪》一文，借用“悼念”之名，炫耀自己如何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翻案，不仅敢于“涉及当世权威和许多前辈”，还“有意和罗荪唱反调，推翻他早有定论的历史功绩”，更把罗荪当年对梁实秋的正常批评，进一步诬蔑为咬人的“??”行为。

　　其实，即便在台湾文艺界，对这一场争论也有不同看法，比如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