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中国现代汉语有百分之七十来自日本”的谬论-918爱国网

《凯迪》网站最近转载了《上海文学》随笔精品*第二辑*守望灵魂*中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的文章《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一文。文章说：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问：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王教授还在文章中得出结论：

“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仔细拜读了王教授的这篇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原以为王教授能在文章中为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根据，以证明王教授上述观点之正确。遗憾的是看完全文，不但没有能够发现类似的证据，甚至对上述观点是否能够成立也产生了巨大的疑问。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来谈一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还请各位多多指正。

一，中日外来语的定义

日语原来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后来从中国学习了汉字，于是将汉字作为日语的文字。在汉字输入日语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译音”法。比如日语中的“山”，日语发音是“YAMA”，于是就用“雅吗”这两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这样不仅麻烦，而且难度也大。

第二阶段是“译意”法。比如日语中的“山”，直接用“山”这个汉字来做日语“山”的文字，但是日语汉字“山”的发音不读“SHAN”而读“YAMA”。日本人把日语中这一类汉字的发音称为“训读”。与训读相对应的日语汉字的发音称为“音读”，比如“判断”，这个词汇原来日语中没有，所以就不存在“训读”的问题，可以直接摹仿汉字的读音，直接引用汉字的文字和意思，读近似汉语的发音“HANGDANG”，日语汉字也写为“判断”。

第三阶段是将汉字简化为“假名”。“假”在这里的意思不是“真假”的假，而是“假借”的假。假名有两种，一种称为“平假名”，是根据汉字的草书演变而来，一种称为“片假名”是根据楷书的边旁部首演变而来。在现代日语中，“平假名”一般用来当注音符号和表示语法关系的助词使用，“片假名”主要用来当“外来语”的文字符号使用。

第四阶段是将传统词汇和外来语词汇分开。在汉字刚刚传入日语时，自然带去了许多日本语言中原本没有的词汇，这些本当也可以算是外来语，但是由于日语是全盘接受汉字的文字，所以没有必要区别出外来语和非外来语。到了日本的现代，为了将来自西方等国的外来词汇与来自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词汇相区别，所以才产生了“外来语”的特别区分。

日语中的“外来语”，从文字形式上来说，是指用“片假名”书写的外来语，也就是说用汉字书写的单词全部不算外来语，换句话说，王教授在文章中列举的那些汉语单词，在日语中根本不被称为“外来语”。从发音上来说，是直接模仿外语单词的发音，也就是直接用日语的文字记录外语单词的发音，是纯粹的音译。从词汇来源上说，是指“从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传来日本的词汇”，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来自汉语的外来语，比如“饺子”，日语的外来语写成“ギョウ?ザ?”，发音为“GYAOZA”。

汉语中的外来语定义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公认的定义，如果望文生义，或按约定俗成的不成文说法，一般指来自外国的“音译”词汇，比如“苏维埃”，“咖啡”，“可乐”，“互联网”等。

由此可见，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的定义和范围都是非常不同的，王教授却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所以我对王教授是否具备足够的日语知识来讨论这个问题表示疑问。

二，中日外来语的数量

一般认为，汉语中外来语的数量很少，少得可以忽略不见，所以汉语中没有专门处理外来语的明文规定，更没有专门的外来语词典等。我想这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汉语固有的词汇量丰富，许多外国的新东西，都可以从原来的词汇中找出相近的词汇。二是汉语具有非常完善的造词功能，能够用固有的汉字将外来语词汇翻译得几乎与汉语固有词汇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汉语的造词能力非常成熟，翻译一个外来语词汇与创造一个汉语固有词汇几乎一样。所以就不需要在汉语词汇中特别区分出一个外来语的概念。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个不断更新和创作新词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必要根据这个词汇的不同来源而特别区分出外来语或非外来语？我想对于不同的语言来说可能结论会不一样，就目前来看，汉语是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由于日语本身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语言体系，无法像汉语那样从容自如地妥善处理外来词汇，尤其是在日本公布了“当用汉字”、限制汉字在日语中的使用之后，使得日语在处理外来词汇的能力方面更加脆弱，尤其是面对当代科技日新月异，新的词汇蜂拥而来的局面，只好退回到“音译”这条老路上去。由于直接用日语的片假名记录外来词汇的发音，使得日语的外来语数量与日俱增。更由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音译法，同一个外语词汇有几个日语外来语的现象也很普遍。这就使得外来语词汇成了日语语言学家面临的一大难题。

对此，日本人目前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几年出版一次《外来语新词典》。我手中有一本1999年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代日语外来语辞典》，那是根据在这之前日本出版的外来语最新词汇词典翻译编制的。在这本词典中已经收录了45000条外来语词汇。如果现在再编制，可能数量还要多。45000个词汇是多少？一般人可能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那么我给你一个比较的基准，一本《新华字典》收录的汉字词汇是一万二千条左右。
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这45000个外来语中没有一个汉字，也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一个王教授所说的，在当代汉语里占70%的那种“日语外来语”词汇。

所以，个人觉得，日语中的外来语词汇泛滥成灾，是当代日语文字不如当代汉语文字的具体表现之一。日本这个学生实在没有学好汉语。

王教授在文章中说，汉语中70%的词汇来自日语外来语。王教授能用如此精确的数字判定原本非常模糊的汉语词汇量，确实让人非常惊叹。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能看到这样精确的数字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所以不免对这个统计数字的真伪产生了疑问。

王教授告诉我们，这个数字是来自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的文章。我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对这个美国人提出的数据有过怀疑或作过任何的分析考证。我只从文章中看到王教授不仅对这个数字确信无疑，而且断定在中国过去一百年里，都有70%的日语外来语充当着汉语的词汇，以至于使王教授觉得“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

众所周知，一百年来，日语和汉语的词汇是在变动中的，日语和汉语中的外来语词汇也是一个变量，它不是一层不变的。那么我想请问，这个70%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是根据这一百年中某一年的汉语使用现状计算出来的，还是根据这一百年中不断变化的数据同步计算出来的？

如今的网上论坛充斥着许多异想天开、不负责任信口开河的论点，希望王教授对如此重大的数字是经过严肃的确认才发表的，而不只是轻率地以讹传讹。

三，汉语外来语的产生

王教授在文章中花了许多笔墨为我们介绍了汉语外来语的产生，特别介绍了日语外来语译法怎样战胜了汉语外来语译法。王教授还将1898年梁启超把日语《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翻译成汉语，定为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始，以鲁迅翻译过日本教科书等作为所谓日语“外来语”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的标志，以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理念，以及日本人翻译的“进化论”译案战胜了严复的“天演论”译案为依据，便断定日语外来语翻译法战胜了汉语的外来语翻译法。我觉得王教授的这番推断有着非常多的漏洞。

稍微熟悉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后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中有一条“开放五口通商”，在这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商人、传教师等来到中国，在这之后，更多的西方商人、传教师等合法地进入了中国。他们在中国经商、传教、办学校，这里面自然也要编制教科书。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地方，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也有很多人飘扬出海。在这样的中外交流中，许多的外来语产生出来，并在文人中和非文人中流传，应该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把外来语开始进入中国的时间定在六十年后的1898年是非常明显地对中国历史的无知。一个美国人这样说尚且情由可原谅，一个中国的教授也这样人云亦云，实在令人诧异。

从王教授文章中列举的所谓的日语外来语单词来看，比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在日语中并不被当成是外来语。为什么日本人不把这些词汇定为外来语呢？我想应该有下列几种可能：

1，像王教授所说的那样，这些单词是日本人根据汉字翻译制造的；

2，这些词汇首先被中国人翻译制造出来，然后传到日本去的；

3，由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翻译制造的；

4，无法确定究竟是由日本人最先翻译的，还是中国人最先翻译的；

5，不管是谁最先翻译的，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的造词特点或原理，甚至根据汉语的典籍等翻译制造出来的。如果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虑，而是从汉语文字的角度去考虑，那么这些词汇都是根据汉语来翻译的，区别只是懂汉语的日本人和懂汉语的中国人而已。所以都仍然属于汉语词汇。

6，是为了与战后日语中出现的大量直接用片假名音译的外来语相区别。用汉字翻译的外来语可以通过原来的汉字去联想外来语词汇的意思，而用片假名翻译的外来语根本无法想象其词汇的意思。

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就会明白上述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是可能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1869年，也就是说，在中国对西方开放了三十年后，才开始对外开放，才开始大量引进学习西方的东西，所以这些词汇先形成于中国再传到日本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我这样说的另一个根据是王教授提供的。王教授说梁启超在将日语《佳人之奇遇》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还不懂日语，但是根据日语的汉字可以明白文章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梁启超在去日本之前已经知道这些日语汉字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中国已经有了这些汉字词汇，所以梁启超才会一看就懂。

王教授在文章中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电话”，他说因为鲁迅先生曾将“电话”这个词汇说成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所以这个单词一定是日本人发明的。并且以有中国人将“电话”翻译成“德律风”，因而证明中国人的翻译如果不使用日本人翻译的词汇，就简直不通。其实中日两国文字中那些相同的单词，究竟是中国人首先翻译的，还是日本人首先翻译的，并不重要，实际上也不可能一一加以考证。但是只根据几个单词是日本人先翻译出来的，就推断说中国人的外来语词汇的翻译不如日本人的翻译，甚至把所有这些词汇都说成是日本人翻译的，实在是经不住推敲。

比如就拿“电话”这个单词来说，在日语中写成“电话”时，并不被日本人看成是外来语，只有在写成“テレホン”或“テレフォン”时，才被看成是外来语。而这两个日语外来语的发音如果用汉字翻译出来，恰好就是“德律风”。考虑到当时鲁迅身在日本，他所接触到的充其量是在日本的中国人翻译出来的“德律风”，甚至很可能是学习了日本人的音译法才弄出来的这样单词。不同的是中国人早就不再使用“德律风”了，而日本人直到今天还在同时使用着“テレホン”，“テレフォン”，“电话”这三个词汇。

严复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但是严复并不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的翻译家，更不是中国外来语词汇推广的官方代表。事实上外语翻译词汇的产生、流行和被全民确认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所以就算有证据能证明严复翻译的几个外来语不完善，也不能简单就认定日本人的词汇翻译战胜了所有中国人的词汇翻译。

从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统一推广简化字的实践来看就会明白，许多简化字不是根据专家学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先在民间流传，然后再得到专家学者的认可。我想外来语词汇在中国得到认可，也一样会经过这样的过程吧。当然也不排除先有个别专家学者提出来，然后得到大家的认可。

比如“MOBILE TELEPHONE”这个词，在日语中翻译为“携带电话”，现在简化为“携带”，在汉语中有过几种说法，有“携带电话”，“移动电话”，“行动电话”，“大哥大”，直到现在，才形成了最理想的译案“手机”。

“手机”这个词，你可以称它是外来语吗？这与传统的中国词汇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我以为是没有，因为这个词汇与我们给“提篮”，“吊桶”之类的东西起名时，没有任何不同。硬要把这一类词汇专门作为外来语来特别处理，是完全没有必要，也是非常可笑的。甚至以为只因为我们对这个词汇的不同叫法就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更属荒唐和异想天开。

更何况，在过去一百年中，日本与中国交好的时间非常短暂，与其同时，影响中国的外国文化还有许多国家。在抗日战争之前，西方列强在中国有不同的殖民地性质的势力范围，日本只是其中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直到中苏交恶之前，中国深受苏联的影响，事实上在政治经济体制，乃至思想、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是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模式。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后更是大量学习吸收西方的东西。

四，翻译的标准信达雅

只因为王国维批评过严复的翻译过分追求“雅”，王教授就否定了严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甚至把这解释成严复的词汇译案败给日本学人原因之一。其实在王国维和严复的时代，文人之间的争论和交流是很平常的，并不如今天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某人一句话，就成了大家共认的一段历史，充其量也就证明当时某人对某件事的某种看法而已。今日许多文人往往以当年文坛上的一两次交流中的片言只语作为今天做学问的依据，是非常片面的做法。打个不太妥当的比喻，有点像文革中的那一套。比如文革中的造反派根据鲁迅三十年代说的一句话，就把周扬等人打成“四条汉子”揪出来批斗。

在谈到外来语的翻译时，必然少不了谈翻译的标准。我不知道日本翻译界是否认同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根据我从事翻译工作二十几年的肤浅经验和对中国翻译界情况的了解，今日中国的翻译界依然是以这三条标准作为衡量翻译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就算我们能证明严复当年的翻译是由于太过雅而不便于普及，并成为他的翻译的一大缺陷，我们同样无法否认“信、达、雅”这个标准是错误的。只能说明严复的失败是没有能够严格按照他自己确立的标准去翻译。比如过分追求“雅”而损害了“达”。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关于“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一直是有争议的，比如鲁迅先生就不很认同，而主张“硬译”，实际上就是偏重“信”而害“雅”，正如梁实秋在批评鲁迅的“硬译”文章中所说的那样，“硬译”的出发点是为了忠实地将原著的意思告诉读者，可是让读者看不懂的“硬译”译文，又怎么可能让读者忠实了解原著的意思呢？

我们只要简单注意一下生活中的词汇，就能知道，凡是能够符合这三条标准的译词，都是好的受欢迎的可以流传下去的词汇。比如“手机”，“可口可乐”，“佳能”，“互联网”，“电脑”，“超市”等。

现代日语中的外来语翻译只强调“信”完全放弃了“达和雅”，结果造成外来语大泛滥，成为令日本学人头痛的问题，搞得日本人常常在自己的国家里不知道许多标牌上写的日语外来语是什么意思。由此亦可以反证“信，达，雅”是多么地缺一不可。

五，词汇与思维的关系

王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最耸人听闻的发言是“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我不是一个生物学家，也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具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即，使用怎样的单词是否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是否会成为接受某种新的东西的一种障碍。以我非常局限的个人经历来看，我想使用怎样的词汇是完全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左右一个人的思维习惯的东西是他的思想、道德、文化、习惯、时代背景等。

比如我是在文革中长大的，就算我们当时使用的汉语中的词汇70%是来自地道的日语外来语，我的思维习惯也丝毫与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没有关系，完全是地道的文革思维习惯。后来我学习了日语、英语等，更重要的是学习了解了日本人、欧美人的思想、文化、历史、思维习惯等之后，才逐渐改变了我在文革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但是尽管我已经与外国人打了二十几年的交道，接触了成千上万的外国人，但是我的思维习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我现在只是能够理解日本人、欧美人的思维习惯，也能在工作中按照他们的思维习惯去和他们共事，但是当我一旦回到没有外国人的工作或生活环境中时，我往往仍然会自然地恢复到儿时形成的思维方式上，只有在进行重大决策时，或进行严肃思考时，比如现在，才会以不同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以为只学会一些外国的词汇，就学会了外国的思维方式，好比说一些无知青年会说几句外语，就了解了外国，就可以像外国人一样思考、一样工作，一样合作了，那实在是太过肤浅了吧。

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座房子，词汇好比是砖瓦，语法才是大梁和基础，只要不改变大梁和基础，换用怎样的砖瓦，更何况只是部分地更换一些砖瓦，是不可能改变这座房子的基本结构的。我们用这样的词汇或那样的词汇表达，就好比我们穿这样的衣服或那样的衣服，我们可以穿日本人的衣服，非洲人的衣服，但不能因此就改变我们是中国人的属性。

汉语影响了日本人一千多年，不是70%的词汇影响，而是100%的词汇影响，还加上中国的思想文化等对日本的影响。可是当日本人通过汉字词汇去接受西方思想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在日本和西方中间，永远隔着一个中国？

王教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