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胡兰成的《中国文学史话》，渗透着“大东亚文化”思想，即是书中一再张扬的所谓“人世风景”。

　　在胡兰成看来，西洋的文明一无是处，却奉日本的科学文化为圭臬。其论述的逻辑就成了??中国的好，西洋的不好，日本的最好。中国的所以好，是因为符合日本文明的标准。是大东亚的文化圈圈得好。“朝廷与民间皆生在人世的风景里”，这才构成人世的无限风景。

　　人世就是要有情有义。“我多爱这人世，愿意此刻就可以为它死。”。而且，“若说爱国，这就是我的爱国。”我正是出于爱国才投靠日本人，所以我在这里只讲“人世”，不讲国家。而我说话的出发点是文学，文学就应该超越国家社会，超越政治，所以你无话可说。

　　作者的国，仍然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的“国”，也就是所谓“人世”，所以“我多爱这人世，愿意此刻就可以为它死”。

　　“真人”，也就是他所谓的“有情有义”，这种“情”与“义”，是不谈国家社会、政治伦理的“情”与“义”。 “现在也有日本友人同情我是个志士，也肯热心相助”，胡兰成亡命日本后，日本人说他是“志士”，也就自诩为“真人”了。
　　 “日本人亦于自然界亲，对之是情；西洋人于自然界不亲，对之是欲讲征服掠夺。”日本人反倒不讲征服掠夺了！孰知这“亲”、“情”，正是觐觎与蚕食，是丧心病狂的“三光政策”。日本人这么可爱，当其杀进国门，我们仍然要心无旁骛，继续持守这平和，悠然于“渔樵闲话”之中。

　　在胡兰成看来，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以及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过是一场可笑可恨的闹剧：“民国世界的事，如辛亥起义及这次北伐，及至后来的抗战及解放军初期，皆是连乌合之众亦可以是好军容，许多来不及的人像花旦扮校尉，实在是新鲜。”（《今生今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我们将来还是要有君，是禅让制或世袭制都可”，世袭制没有民主可言，只有专制统治，胡兰成怎么竟然喜欢上世袭制了呢？原来，日本皇室至今仍然在世袭着呢。他之所爱，只能是日本天皇的世袭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