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昨日上午，来自加拿大的24位专家、学者在上海师范大学，倾听了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对日军的控诉报告。 “我们这次来中国，是专门来了解二战时期日本侵华时期的人权浩劫的历史，听了万大娘的报告后，我们对日军侮辱中国妇女的历史有了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加拿大籍华裔列国远女士说。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在向加拿大一行介绍，中国“慰安妇”目前只剩下40多位，他们自92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在向日本诉讼，索求认罪赔偿。但至今没有得到判决。苏教授说，这些为数不多的受辱中国妇女值得中国人和国际各界人士的重视和支持。
日军侵华史写入加拿大教材
据了解，这24位加拿大学者，由加拿大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组织，为了编写加拿大中学历史教材，专程来中国进行实地研究和考察的。他们27日、28日分别参观了上海浦东钱仓栈慰安所遗址、四行仓库、凇沪抗战纪念馆、虹口犹太难民纪念馆等。今日，他们将前往义乌、南京等地分别考察日军侵华时建造的“731实验基地”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
据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加拿大卑诗省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列国远女士说，它们在卑诗省曾编写了一份加拿大高中历史教材，名为《1931?1945亚洲浩劫人权状况及世界公民的历史责任》。在这份教材里，有日军侵华的历史，其中涉及到日军摧残中国人的种种罪行。为了让教师在教授这份教材时，对此历史有系统的了解，他们有组织老师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念头。同时，加拿大多伦多等地也将编写此份教材，于是，加拿大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对这些专家和老师进行了组织，26日来到上海，开始了走访历史的过程。
“慰安妇”第一人讲述受辱史
今年76岁的万爱花，1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5岁时3次被侵华日军抓进军营，惨遭蹂躏。1992年她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首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上，以亲身经历控诉50年前侵华日军对自己惨无人道的摧残，在20多万被日军糟蹋过的中国妇女中，万爱花是站出来控诉的第一人。
昨日，记者见到她时，她穿着一身带黑色小碎花的纱衣，纱裤，衬衣左领上别着一枚加拿大国旗标徽。她说，这是她第二次在上海向外国友人做报告。她说，她已经记不清楚在全国做过多少次报告了，自1992年以来，她曾6次前往日本，在日本的法庭上，控诉日军的暴行，要求日本谢罪和赔偿。“现在我已经这么大年纪，我不怕丢脸。把过去的经历说出来，感到羞耻的不该是我，应该是侵略者。”
据万大娘说：“我的身体就是日军的罪证！”抗日战争时期她曾数度遭受日军蹂躏，造成终身不育。1943年那年，她3次被抓进日军的军营，最后一次长达近1个月。前两次她自己都偷跑了出来。最后一次，日军撤退时，把她捆绑后仍进路边的河中，由于老乡的营救她被救了上来。据了解，万爱花大娘每一次被抓，除了受到严刑拷打外，还受到日军非人的蹂躏。
她在遭受了日本人的蹂躏之后，整个身体变了形，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来165厘米的个子萎缩到了147厘米，右耳垂也被扯掉了一块。
加拿大友人含泪听报告
昨日上午，加拿大专家、教师在听万爱花的报告时，数人都流下了眼泪。其中一位在加拿大专门撰写“慰安妇”书籍的学者，给万大娘送纪念品时，握着万大娘的手不停的掉眼泪。会后，一加拿大人说：”听了万大娘的报告后，我们非常感动，觉得万大娘真的很勇敢，她做为代表将自己的屈辱历史讲出来，肯定还有很多受到日军折磨的人没有机会说，但她们一定和万大娘一样，受到过非人的折磨。
这次加拿大代表团团长史格理(GREGORY SMITH)先生说：“以前曾了解到中国‘慰安妇’的一些情况，当这次我亲耳听这个中国妇女讲述出这段历史，我很激动。心里得到的这些感受，是无法从书中得到的。
史格理先生结合自己的家庭和国情，对万大娘的遭遇做了一个形象的评价。他说：“假如她是我的母亲或是祖母，如果她不能站出来控诉，可能会对我们的家庭产生影响，但她站出来控诉了，作为后人我们会分担她的痛苦。虽然我可能会认为有这样一个祖母或母亲，心理会觉得和别人不一样，但我会为她的这种勇气和精神感到骄傲。”
万大娘不认为自己是“慰安妇”
万爱花不认为日军对她犯下的罪行是所谓的“慰安妇”折磨。她在日本军营中受到的种种摧残，她都看作是日军威逼她的手段，包括性摧残。昨日，万爱花说，她曾在一年中3次被日军抓获，因为她是共产党员，日军每一次都对她进行严刑拷打，追问共产党员名单，但每次她都没有透漏一个字。万大娘说，至到1992年，她才被媒体称作为“慰安妇”，此前，她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称谓。
苏教授说，他一贯都认为，中国20万在抗战中受到日军摧残的妇女都不能叫做“慰安妇”，只能称做是日军的“性奴隶”。他说，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先后被逼成为日军的性奴隶，其中75%被日军凌虐至死。这些中国妇女都是被日军强迫的。
专家呼吁：政府应对慰安妇进行援助
作为长期帮助和呼吁关注中国“慰安妇”的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说，在2000年时，中国发现的日军“慰安妇”有六七十人，目前，只剩下了40多人，并且这些人都到了风烛残年。作为抗日战争受到折磨的民族前辈，他们理应受到政府和民众的照顾。但是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没有低保金，大多都是自然的农民。他们的生活也十分艰苦，除了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每个月寄给她们每人100元外，也基本没有其他的组织帮助过她们。政府应该出台一项硬性的制度，对她们这些战争年代受的折磨的人进行援助。
除此之外，民众也应该正视历史，记住那段受辱史。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这些受辱的妇女还普遍受到左邻右舍的歧视，大部分人觉得她们很脏，对她们不礼貌。以前还曾发生过把这些受日军蹂躏的妇女抓进监狱的做法。
对于目前有关拆除南京利济巷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的争论，苏教授说，保存屈辱历史遗迹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责任。但他并不认为一定要保留该处遗址的必要。做为慰安所遗址，国家应该保存一两处，让国民铭记历史，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屈辱历史遗迹都要保存，没有必要。主要的是以什么方式，真正能让人民不忘历史，吸取历史教训才是应该做的。
相关链接：
万爱花，自小被卖到山西盂县羊泉村做童养媳。1943年6月，日军扫荡羊泉村，已成为村党支部委员、副村长和妇救会主任的万爱花没来得及躲避而被捕。日军早上把她吊在槐树下，拷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名单；晚上则将她关在窑洞里，轮流奸污。她曾两度逃跑，却都羊落虎口，换来的是日军更野蛮的摧残。万爱花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1944年1月28日，以为她已经死去的日军将她扔进附近的乌河里。一位老人将她救起并偷偷送回万爱花丈夫妹妹的家。她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年。丈夫病逝后，她靠给人缝补衣服生活。
1992年，万爱花参加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东京听证会，成为第一个勇敢站出来的中国慰安妇幸存者。1998年10月30日，她和赵润梅、王改荷等10名山西慰安妇幸存者家属联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予以赔偿。
万爱花说，很多年以来，她为了躲避四周歧视的目光，四处游荡。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1992年起研究慰安妇问题，著有《慰安妇研究》等专著。1999年3月，上师大正式成立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是中国目前仅有的一家慰安妇专门研究机构，62位特邀义务研究员现正全力投入慰安妇寻访及受害事实取证工作。
慰安妇对日诉讼过程
▲1992年12月9日，65岁的中国妇女万爱花在日本东京举行的首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上，以亲身经历控诉50年前侵华日军对自己惨无人道的摧残，在数十万被日军糟蹋过的中国妇女中，万爱花是站出来控诉的第一人。
▲1995年7月8日，万爱花、赵润梅等6名中国妇女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并给予适当赔偿。
▲1996年7月19日，刘面换、李秀梅在东京地方法院作为原告出庭听证。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允许中国受害女性到日本法庭作证，指控当年日本在华侵略的丑恶行径。
▲1998年9月，又有10名受侵害的中国妇女站出来加入了诉讼的行列。
▲2002年，日本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国家无答责和超过时效为由驳回了刘面换等人的诉讼请求，两个星期后，老人们向日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2003年11月17日，上诉阶段最后一次开庭，之后将直接做出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