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之浙江义乌、衢州、湖南常德等六个地区的日本细菌战受害者、来之江西南昌的“花冈惨案”受害者后人以及我省“潘家戴庄惨案”原告团、泊头“军屯惨案”原告团、“中国二战劳工联谊会筹委会唐山分会”、正定“花冈受害者继续追究日本政府和企业奴役中国劳工罪责联谊会筹委会”的代表，于2002年2月8日聚合上海，和中外法律专家、学者探讨对日索赔的法律途经，谋求早日胜诉，让更多的受害者看到正义得到伸张、和平得到胜利的这一天，同时告慰已含恨于地下的受害者们。笔者对这些民间义士进行了采访。

       “潘家戴庄惨案”原告团团长孟兆德对笔者说：“60年前，日本鬼子一天屠杀我村1280人，我们祖祖辈辈积攒的财产被日寇抢劫一空，整个潘家戴庄被烧成一片废墟。我们起诉日本政府，要求责任赔偿，是想让全世界人民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潘家戴庄的村民老实厚道，崇尚和平，为了不让历史重演，现在我村齐心协力打赢这场跨国官司，我们有决心、有信心讨回历史的公道。”

       泊头市“军屯惨案”原告团召集人金凤文对笔者说：“我们“军屯惨案”是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报复无辜的铁证，仅因为在我村附近失踪了一名厌战的士兵，就刀砍、枪挑活埋了143人，我村的128人另15人是来我村的外地人，婴幼儿就占了58人，最小的不足一周。我们全村人节衣缩食，倾其全力要起诉日本政府，跨国诉讼，又是起诉一国政府，存在着许多困难，我们不但谋求海外华人的物质支持，更需要国内外法律界的专家、学者的技术支持，也希望让日本国内更多的人都知道“军屯惨案”，给在世的当年惨案制造者一个悔罪的机会，据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个日本僧侣代表团来中国，其成员就有当年惨案制造者，点名要到我们村，后来因故未来我村。为了让子孙后代都知道惨案，永久记住日本的侵略历史，我们在起诉日本政府的同时，集资近二十万元，占地4000多平米，修建了“军屯惨案纪念碑”暨“军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期工程，我们还要搞二期工程、三期工程，其中一项是收藏日本二战期间的一切军用和民用用品，建一相当规模的展室，现已建成两间，无偿供全国各地的青少年参观，教育下一代！”

       来之浙江衢州“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的青年代表吴建平对笔者说：“我家有两位亲人死于日本的细菌战，我们从1995年8月开始准备，到1997年正式起诉日本政府，整整搞了8年，至今开了27次庭，我的父辈们老了，身体不如以前了，我作为第二代接力的代表，我知道我的事业艰辛而神圣，面对今后的一切艰难险阻，我们有信心努力到胜利的哪一天！”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所谓的“花冈和解”的原告孙立告诉笔者，自己六十多岁了，还患有腿疾，是拄着拐杖在女儿的陪伴下从江西南昌赶来的。她说：“民间对日索赔是很复杂的，有的人看问题很简单、很天真、很片面，就是所谓的“花冈和解”这一欺骗原告、不承认历史、不谢罪、伤害中国人感情的东西，有的媒体报道为此大唱赞歌，造成很坏的影响。”

       唐山的劳工后人张山的收入就是一点退休金，这次代表唐山劳工来上海参加活动的费用，他一个月的退休金都不够，他向笔者说：“为了给上辈人讨回公道，不管搭多少钱，我也乐意，我是唐山一带劳工对日索赔的召集人，我家是健在劳工、劳工遗属的联络点，是他们的家，他们企盼着我给他们带回喜讯！”

       在这些人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妈妈，她是细菌战受害人，在白天参加完活动，又参加小组晚上加开的细菌战诉讼报告会，老人戴上老花镜，认真的作着笔记，笔者看到老人厚厚的笔记本已快用完。笔者从这些平常人的身上，看到了正义、和平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