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湖北省武汉市,我1922年农历五月十六日生于武
 汉。父亲袁胜阶,母亲张香之,我还有两个可爱的妹妹。由于家中生
 活贫困,我的父母无法养活女儿,我幼时不但没有上过学,还被送人
 做了童养媳,两个妹妹也先后送人做了童养媳,从此天各一方,再也
 没有见过面。我15岁结婚,丈夫王国东是个汽车司机,生活虽谈不上
 小康,但粗茶淡饭,还算过得去,特别是夫妇感情很好,生活恩爱。”
 
   “不料,安定的生活刚刚开始,第二年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就烧到
 了武汉,1938年6月,日军开始进攻武汉。这时我的丈夫到大后方去了,
 我无处可逃,只得留下。岂料我丈夫去四川没有多少时间,婆婆就看
 我不顺眼了,认为我在家是吃白饭,反正儿子也不会回来,便强逼着
 我嫁出去,这样我屈辱地与刘望海结了婚。次年我17岁时,生下一个
 女儿,取名荣仙。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亲骨肉。刘望海的工作也不稳
 定,为了活命,我也出去帮人做佣工。由于日军侵略,兵荒马乱,经
 济萧条,常常找不到工作。”
 
   “1940年春,有个武汉当地的女子叫张秀英的到处招工,说是到
 湖北其他地方的旅社去做清洁工。原来我并不认识这个30多岁的张秀
 英,但找工作实在不易,听张说有活儿做,我也报了名。报名时,有
 好几个小姑娘。我当时18岁,身高1.60米,长得比较清秀,在同去的
 七、八个女青年中,我是最显眼的。”
 
   “后来才知道,这个张秀英不是个好东西,她的丈夫是个日本人,
 会说些中国话,当时正根据日军的命令,准备找些中国妇女组织慰安
 所。这个人中等的个头,平时不穿军服,着西装,黑皮肤,眼睛鼓起,
 人称金鱼眼,当时的年纪约40岁。”
 
   “我离开了第二个丈夫刘望海,从江边坐轮船往长江的下游开。
 一开始,我的心情是很愉快的,想着终于找到了工作,吃点苦,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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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我们带到一个庙里。原来日军把这个庙做了军队的慰安所。门口有
 日本兵站岗,我到了门前,看到凶神恶煞般的毡颈??诺貌桓医?ァ?
 这个时候,我和同来的小姐妹多少猜到一点,大家便要求回家,我边
 哭边叫道:这里不是旅社,我要回家。但日本兵们端着刺刀不容分说
 就把我们赶了进去。”
 
   “刚进了慰安所,老板就命令立即将衣服脱光,以便检查身体。
 我们当然不肯。张秀英的丈夫就带人用皮鞭抽打。张秀英还指着我,
 凶狠狠地训斥道:你是游击队员的老婆(指袁竹林的丈夫去了四川??
 笔者),老实点。身体检查很快,因为我们都是良家妇女,根本没有
 什么性病的。检查后,老板给每个人取了个日本名字,我被叫作“吗
 沙姑”。我们每个人分到一间房间,大小约七、八个平方,里面只有
 一张床,一个痰盂。”
 
   “第二天早晨,房门口挂了一块六、七寸长,两寸宽的木牌,上
 面写着‘吗沙姑’。在慰安所的入门处也挂着很多这样的牌子。这天
 的上午,门外就来了大批的日本兵,于是,每个房间门口都排起了长
 队。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
 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此后,每天的生活就是做日本兵的性奴隶。一般,日本兵要买
 票进入,但要多少钱,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更不用说,也从来没有得
 到过一元钱。每日三餐由老板雇佣来的一个中国男人做,质量差,数
 量少。遭受蹂躏的妇女要洗澡,只能在厨房的木桶里轮流洗。当然,
 这个慰安所的中国慰安妇总共有好几十人,洗澡水到后来已脏得不行
 了。”
 
   “一个日本兵进入房间,在里面总要30分钟。晚上我们也不得安
 宁,常常有军官要求陪夜。一小时,二小时,甚至整夜的都有。来了
 月经,老板也不准休息,日本兵照样涌入房间。刚进入慰安所,老板
 就拿着一种白色的药片,说吃下去就永远不会有痛苦了。实际上,这
 是避孕药。开始,我常常将这种白色的药片扔掉,后来,老板发现我
 们都不吃,就看着我们吃下去。日本规定,士兵必须要用避孕套,但
 很多士兵知道我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会患梅毒的,便欺负我而有意
 不用避孕套,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就怀孕了。”
 
   “怀孕后,日子更苦了。我心想这样下去,早晚要被日本人弄死
 了;但我不能死,我还有父母亲。便暗中与一个被日本人叫做‘留美
 子’的湖北女子商量,决心要逃出去。但刚逃出去马上就被日本人抓
 了回来。日本人将我的头死命地往墙上撞,一时鲜血直流,从此就落
 下了头痛病。”
 
   “从一开始,军官藤村就看中了我。藤村大约是鄂州日军的司令
 官。最初他和其他日本兵一样,来买票玩弄。后来,便要老板将我送
 到他的住所,从此独占了我。看起来,我比起那些姐妹要轻松了些。
 但是,我同样是没有自由的日军的性奴隶。”
 
   “后来,藤村玩腻了我。正在这时有个下级军官叫西山的,对我
 好像很同情,便请求藤村把我让给他。藤村同意了。于是,我被西山
 领到了他的驻地。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经历,我一直认为西山是个好
 人。”
 
   “1941年左右,我得到西山的允许,回到家中去探望,才知道父
 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原来,我父亲长得矮,加之年迈,去做临时工,
 常常被工头开除,结果竟致饿死。”
 
   “我去找刘望海,也不知在何处,这时我没有地方去了,只能回
 到鄂州,仍与西山住在一起。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西山要我
 要么跟他回日本去,要么一起去石灰窑(今黄石市)投奔新四军。对
 这两条道路,我都拒绝了,我说:‘我要去找妈妈。’”
 
   说到这里,袁竹林叹了一口气道:“西山是个好人。他当了15年
 的兵,没有什么钱,衬衫也是破的,他曾对我讲,一次,他曾把日军
 的给养船打了个洞,沉了,西山看到中国人因为贩卖私盐而被日军电
 死,十分同情,便把一包包的盐送给中国人。不久,西山果然走了,
 从此杳无音讯。”
 
   战争结束后,袁竹林的生活也不平坦。
 
   “日本人投降后,我回到了母亲的家乡??武汉附近的一个山村,
 靠洗衣、做临时工与母亲一起维持生活。1946年,从朋友那儿抱养了
 一个出生只有70天的女孩做养女,起名成妃。”
 
   “1949年武汉解放后,我回到了武汉,住在吉祥里2号。一天我曾
 看到把我与其他姐妹骗入火坑的张秀英,张当时与一个老头在开商货
 行,我马上去找户籍警察,至今我还记得这个户籍警姓罗。但,罗警
 察却给我浇了一盆凉水:‘这种事算了,没办法查。’”袁竹林恨恨
 地说:“现在,这个张秀英肯定死掉了。”
 
   “本来,我与母亲的生活已经十分平静了,尽管内心常常因回忆
 起耻辱的遭遇而彻夜不眠。但是,善良单纯的母亲在里弄的一次忆苦
 思甜大会上,情不自禁,讲出了女儿被日本人强逼为慰安妇的悲惨经
 历,从此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祸害,小孩常追在我后面骂:‘日
 本婊子’,‘日本婊子’。”
 
   “1958年,居委会的干部指责我是日本婊子,勒令去黑龙江北大
 荒。我不肯去,居委会主任陈国珍、吴芝青就骗我说要查核户口本和
 购粮证,结果,就被吊销了。户籍警察勒令我下放,我被迫去了黑龙
 江,房子也被没收了。”
 
   “我在米山建设兵团整整呆了17年,种苞米、割大豆,天寒地冻,
 没有柴取暖;而且一个月只有6斤豆饼,养女饿得抓泥巴吃。真是尝遍
 人间的千辛万苦。有个股长叫王万楼,我永远记得,他看我实在太可
 怜,便帮助我办理了手续,我终于回到了武汉,这时已经是1975年了。”
 
   “现在,政府每月给我生活费120元,养女每月给150元,但是,
 现在养女和我一样,也退休了,我的身体早就被彻底给毁了,由于日
 军的毒打,几乎每日都要头痛,头痛时不能入睡,安眠药一把一把地
 吃,每晚也只能睡2小时,大半夜就这么坐着,等待天明。”
 
   这半个多世纪,袁竹林就是这么过来的。回忆往事,最后,袁竹
 林哭诉说:“我这一生,全毁在了日本鬼子的手里了,如果没有战争
 的话,我与丈夫王国东也不会分离。到晚上经常做恶梦,梦中我又回
 到了那个地方,那真是人间少有的苦难啊!”
 
   “我已经79岁了,没有几年活了,日本政府应该尽快赔偿,我等
 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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