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徐州攻占后建立中国新中央政权的方针昭和13年(1938年)5月20日,攻占了徐州,在当时就大陆上的战局说来,虽然是一个很大的进展,但鉴于事变处理的前途还很遥远,为了集中国力今后直接解决事变,以期在本年内达成战争目的的前提下,应就内外政策即须施行的事项进行研究。本年6月13日,五相会议即以此为主旨,决定了“今后中国事变指导方针”,并且根据情况接受第三国的友好斡旋的条件。如果旧南京政府投降,便把它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之下;如果不投降时,便倾全国的力量把旧南京政府击溃或迫使其投降;同时,扩大并加强亲日各个政权,尽快使这些政权集其大成地统一为一个政权,形成为中国中央政府,以此使内外不能不承认新政权代替旧南京政府。

这就作为对中国中央政权树立的方针。

为了实施上述目的而决定的一连串的重要方针如下(参照中国事变第一部收集的《有关中国事变政策初期重要决定事项及资料》篇):今后中国事变的指导方针(昭和13年6月24日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投降时的对策(昭和13年7月8日五相会议决定);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不投降时的对策(同上);当前的对英外交方针(同上);随时局发展的对华策略(昭和13年7月13日五相会议决定);同上的修正事项(昭和13年7月22日五相会议决定);对英、德大使的提出和平斡旋建议的态度(昭和13年7月12日五相会议决定);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昭和13年7月15日五相会议决定);中国政权幕后指导大纲(昭和13年7月19日五相会议决定);联合委员会树立要纲(昭和13年9月9日五相会议决定)。

二、建立华北新中央政权的运动

这里要谈一谈在汪精卫的新中央政权树立运动之前,即在汪精卫自重庆出走之前,其他派系,特别是在华北提倡的建立新中央政权的运动。

在攻占徐州,特别是攻占广州和汉口之后,在受到刺激的一般中国人中,逐渐讨论到立即建立健全的新中央政府,以及这种新政权的机构、组织方法等等问题。当时,“临时”和“维新”两个政府的基础已经逐渐巩固,并于9月22日成立了两个政府的联合委员会。日本方面对它的态度,是一般中国人感觉得到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和该政权成立后的政府机构等等问题,都是在日本坚定不移的方针指导下确立的。组织新中央政府的运动,除了采取上述形式之外,其他方面是活动不起来的。许多人只限于暗中猜测日方的意见。

(只有吴佩孚一派的运动,因日本军土肥原机关积极援助而逐渐具体化,曾一时与唐绍仪取得联系。唐被暗杀后,即单独进行。吴为了响应“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民间的希望,终于决心出山。昭和14年(1939年)1月26日向全国发出了和平救国通电。1月30日成立了和平救国会,31日吴就任绥靖委员长。该会在达到吴出山的目的后,于2月8日宣布解散,2月11日在开封设置以吴为绥靖委员长的绥靖委员会。这个运动,结果在当年12月4日,因吴的去世而夭折。)攻占广州、汉口后,华北方面发起的建立新中央政权运动的主要情况大致如下:(一)组织联邦政府,采取总统制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朱华、池宗墨一派提倡的。主张中国的统一 政权,排除一党专政、个人独裁、达成王道政治,实现联邦政府、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

新政权首都设在北京,作为远方各省与中央的联络机关,照过去那样,设立东南、西南、华中、西北四个政务委员会。

还有,这个政权的主张是:承认日本是稳定东亚和领导力量的地位,并在统一国家内,废除一切军队,依靠警察力量以维持治安。加入防共协定,与日本缔结同盟。防御外敌由日本军担负。与日本签订经济同盟(关税、货币),以及实行其他经济合作。

这个运动的发起人是吴佩孚、靳云鹏、殷同、余晋和、池宗墨、朱华等,设置一个秘密委员会“中华兴国问题讨论会”,以便讨论具体的建国方针,但是由于委员会的步调缺乏一致而未成立。

(二)中央政府的政治形式虽然决定依据民意,但目前应以“参政会”实行过渡政治。这个运动以在特定地区设立“独立自治时或“模范时为其实现手段。

这个意见是以殷同的私人草案暗地里提出的。主张统治权基于民意,根本政治形式待时局安定后依民意的归趋逐渐决定;目前由各省市官民组织“参政会”,三年间根据民意,组织政府,执行治权。

新政府的施政方针是:调整外交,维持治安,扑灭赤化,励行裁兵,提倡产业教育,打破党人专政,整理财政,巩固政治权能,刷新吏治等。

地方制度,限定在军事区域中的某个地带内,解除军事管理状态,恢复自由独立的地方政权,并且作为复兴建国的政治工作的策源地,设“独立自治时制或“模范时制。前者要与既成政权的统治系统脱离,依据人民的公选制而成立;后者要作为既成政权的一员,赋予高度的政治权限。

(三)建立中华民国联合政府的运动。

这个运动是饶孟任(旧外交官)一派提出的,其主张大体与上述(一)相类似,中国由各民族、各地方可各自形成独立国家。各地方政府选出全权代表,组织中华民国全体的联合政府。政府采取总统制及国务总理制,只有特定政务共同处理,其他由各联邦国家自由采取措施。

三、建立汪精卫的新国民政府的运动

以上是汪精卫自重庆出走、建立新中央政权运动前的概况。当时我国政府决定的建立新中央政府方针,可以说是以协助汪精卫的这一运动作为基础的。汪的和平运动的最初表现,是由昭和13年3月开始的。当时与重庆政府内部有联系的高宗武,曾和日本方面,特别是和民间人士取得联系,探询日本对解决日华问题的意见,5月间,高宗武渡日与军方要人会谈,交换意见。

高回国后在汉口与汪精卫见面,汪精卫的这一运动自此有了进展。

汪精卫自重庆出走后到建立南京政府的主要经过内容如下,详情参看附录有关记录资料。

(一)从开始到汪精卫自重庆出走之前

汪精卫建立新政权运动,目的虽在促进日华和局,但结果因形势的发展并基于帝国处理事变的方针从而要求汪精卫出马,成为我们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以促进日华和局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高宗武与我方的联络,可以说是汪精卫这一运动的开端。

上面已经说过,早在昭和13年3月,最初是与民间人士联系,以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陆军方面开始与其联系的是:影佐大佐、今井和臼井两中佐;民间方面有:犬养舰前满铁的西义显、伊藤芳男、同盟通讯社的松本重治等。

中国方面最初派董道宁赴日,在东京与影佐见面,他拿了影佐的一封信回到上海向高宗武报告,高宗武于是到汉口与汪精卫会面。到了5月,高宗武由伊藤引导赴日,这样,与高的关系有了发展。11月20日,影佐在上海与高宗武达成秘密协定,内容是:(1)日华两国签订防共协定;(2)中国承认“满洲国”;(3)中国承认日侨在中国境内得杂居、营业,日本则考虑废除治外法权和交回租界;(4)为了互惠平等,进行经济提携,承认日本有优先权,承认开发华北资源;(5)赔偿日侨的损失;(6)日本军撤退(于二年内完成)。

这个协定是作为帝国方针而在日本国内决定的,11月20日在御前会议通过作为“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它的内容就是12月22日近卫首相谈话中发表的东西。同时这次御前会议的决定又成为帝国与汪精卫进行日华关系调整交涉的基础,也成为昭和14年(1939年)12月签订的汪精卫与梅机关之间的日华协议文书,以及同年11月30日签订的、具体表现于日华基本条约中的东西。

(二)从汪精卫自重庆出走到赴日

汪精卫在昭和13年12月18日自重庆出走,22日响应近卫声明,29日在河内发表了第一次的和平声明。至此,汪精卫的运动便表面化了。高宗武从上海到香港,2月1日在河内与汪精卫第一次见面,当时决定的结论是:(1)由国民党组织救国反共同盟会及军队。

(2)中日两当局发表共同宣言。

(3)取消“临时”和“维新”两政府。

(4)“国民政府”设在南京。

(5)交换使节、签订亲善协定。

高宗武携带这些条件赴日,2月21日在长崎登陆。影佐机关和汪精卫的运动,从这时起,与政府的外务机关发生关系,高宗武除首相外,并和其他要人会谈。他曾把汪精卫对和平结束的方法表示为:(1)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他援助斡旋;(2)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他以在野资格斡旋;(3)如果要他出来负责,他将出马。帝国对这个意见以五相会议的决定,促汪出马,3月18日,由田尻总领事把它带至香港,面交高宗武(尽管他看见了帝国的意见,但是他在赴日时得到帝国有意与蒋介石妥协的印象,而且也不满帝国对华方针,后来脱离了这个运动,于昭和14年1月,在香港公开了日华交涉的经过。在汪精卫工作的发展中,昭和13年4月5日,蒋介石曾作过暴露战术。),影佐、犬养和矢野总领事,赴河内与汪精卫会谈,昭和14年(1939年)5月8日,汪便到了上海。

在此以前,军部内也有人从作战的角度表示反对汪精卫工作的,但是经6月6日五相会议决定:为了配合对现阶段全面战争的指导,基于自主立场处理问题,建立新中央政府,可以作为一般的方针。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既成政权、以及翻然悔悟的重庆政府为组成分子。虽系中国方面的问题,但我方应适当协助其建立。同时将来的政治形式,应按照历史和现实情况,采取分治合作原则。至于其内容,除根据“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外,内政问题,由中国方面自行处理,并决定承认以放弃抗日容共、采取亲日“满”防共为方针的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同时准备使汪精卫与吴佩孚及既成政权等合作,建立具备文武实力的强有力的政府。这期间,并制订了积极争取重庆要人的指导腹案。其次,关于“临时”、“维新”两政权的处理,要使汪尊重两政府的功绩,表示与两政府合并的意见。

这样,汪精卫于5月31日从上海到东京,与平沼首相,近卫前首相、陆、海、外、大藏各大臣会谈,6月18日离开东京。于是帝国政府以汪精卫建立新中央政府为根本方针,并与汪精卫达成谅解。他便本照他的信心一意地向前迈进。

(三)从汪精卫离日后到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于6月18日离开东京,24日到天津,与王克敏和杉山司令官会面,并与吴佩孚会见,但意见不合。28日到上海,与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援道会见。7月3日在南京与山田军司令官会见。7月23日到广州,与军司令部协商,8月15日回到上海。8月28日召开国民党六全大会,发表宣言政纲,决定建立新中央党部,开始了各地党部的重建工作。9月1日向全国发出通电。19日和20日召开与梁、王的所谓三 巨头会谈,商讨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从9月下旬起,积极与各党各派、无党无派、财界、政界、文化界联络,完成与国家社会党的联络,继续与吴佩孚联络。军事工作方面主要侧重广东,以张发奎、邓龙光、李汉魂为对象。其他则以东北系的鲍文樾、杨毓?,西北系的刘郁芬、郑大章、刘骥,湖北、四川方面的杨揆一、叶蓬等。关于财政、经济政策,制订了研究方案,研究华北、华中的既成事实。12月30日,暗中与梅机关签订日华协议文书。昭和15年(1940年)1月16日,汪精卫对蒋介石发出最后的和平劝告。2月12日,汪与各党各派社会上孚有声望的人士会谈,认为关于建立中央政府的大纲和政纲等的意见一致,接着在1月23日和24日两天召开所谓青岛会议,于是在3月20日起的3天内召开了奠定新政府基础的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终于在昭和15年(1940年)3月30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成立了新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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