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劳工”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小的“角落”。而且，它正象断了线的风筝；正在渐渐的、渐渐的淡出我们的蓝天。数也数不清的人根本上没听过“劳工”这个词汇；甚至好多人不知道当年日寇曾掳我同胞四万余人至日本国充当苦力。如今，中国的国土上仅存数百当年劳工的幸存者，他们也都是耄耋之人了，再过两年，他们将永远融化的蓝天里。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人们关心电影明星的热情远远高于其他。
数十万媒体人也是一样，他们之中关心劳工命运的人物几乎是微乎其微。
“这么大的中国还有谁关心劳工，采访他们、记录他们、歌颂他们？”
我忽然想起这个问题，请您回答我。或者是请您批判我？反驳我？
一
李良杰老人家住通县宋庄镇的一栋楼房里，我们实际上通了好几次电话才约定见面的。
两年前初见李老给我印象颇深：虽然严寒中的北京阳光明媚，却也是寒气逼人。可迎接我们的他却把春风般的微笑挂在脸上。李老汉身材高大、衣着整齐、满面红光、声若铜钟、精神矍铄。我观察他：第一，不象个农民；第二，他不象73岁的老人。第三，我开始有些怀疑他是否经历过被掳日本九死一生炼狱般的折磨。
我在河南省、河北省采访的劳工不下五、六十位。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把在日本国的悲惨经历所引发的精神抑郁带到了今天；他们都是老态龙钟、一脸的沧桑、一身的病痛。坐在他们身边采访马上就可以传染到当年当亡国奴时的屈辱和悲伤。而且，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生活的极度的贫困之中。虽然我们中国人当亡国奴的经历已经过去60年了。
??而老李不，他是个财主。从精神到物质。
没聊几句我就开始和他调侃，我说：
“老李呀，我看你不象个老农民、倒象个大干部呀”。
老李听了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转身帮我从车上拿下摄象机、三脚架；并把笑声、礼貌、和中国农民特有的热情把客人；也就是我们，一股脑地引导到他温馨的家中。
老李的夫人慈眉善目一脸的慈祥，她60上下，是个整整齐齐的河南老太太。扫一眼我就知道老李怕她，在中国社会一般幸福的家庭都是这个布局。
在电话里我们就聊过很长时间，今天，见到他的夫人，我很高兴。因为电话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是那样的吻合。在这之前，我就了解到老李一直被老伴儿“怒叱”为：
“有病！怎么七老八十的还变成了书呆子了？还要写什么书？”
老伴儿每周给老李炒一锅菜而后去亲戚家，她看见老李就来气，所以，“眼不见心不烦”。
我问老李一连七天都吃什么菜？老李微笑着回答：
“萝卜”。他补充到：“爱吃”。
老李的客厅有一圈讲究的真皮大沙发，茶几上是五颜六色的新鲜水果。如果在改革开放前谁家摆这些玩意儿的话，有可能是蜡艺品了。而当时是2002年的12月，我第一次采访老李就是这个时间。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
12月的北京就是冬天，它与丰收的秋天是不同的。
马上就可以听到2003年的钟声了。对现实再有意见的中国人，即便是一位牢骚满腹的人，也感觉到了时代的强劲脉搏；也感觉到生活水平的逐日提高；即使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人。更何况老李这个“摸过地狱之门”的人呢。中国“对现实不满的人”确实在减少，如果说一个人左眼看到了不公平的腐败，而右眼也确实目睹到了一天天的富足和美好。
老李的身份证地址在“河南省内黄县豆公乡李大朝村”，象他这样名不见经传的河南农民如果在二十年前，说是：“在北京郊区买一处公寓楼房、颐养天年”，??这样的事例恐怕是天方夜谈。当历史的一页翻到今天，中国农民生活中有这样的事例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胜枚举了。我在日本国生活过多年，从北海道到东京，从富士山下的富士宫市到日本国南边的大阪城我都驻足生存过。我认为老李的生活比一些日本国民的生活还好。首先，他住三室一厅百平方米上下窗明几净的房子，日本人俗称：3DK；其次，热水、电视、携带电话等等一应俱全。另外，他订阅11份报纸，光每月的电话费就在2000元人民币上下。这个电话费的消费水准是个什么概念呢？日本国民可能不清楚，简单的解释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国家公务员的月工资，被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农民每月打电话使用了。
给谁打电话呢？我很关心。
二
老李要写书，听口气是毕生的夙愿。而他自己所叙述的人生轨迹颇具传奇：
“农民、劳工、国民党军队、解放军、农民”。而且，老李人生的每一段都出彩儿。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每一段”的话，您也会有同感：他是应该出书写写自己的。
“我被抓到日本国的一年里，是生活在黑暗之中的，我常想自杀”。
“在国民党军队的一年中，我还没有看见光明，可以说是在黑暗中摸索。”
少年时代的他最爱听长辈讲三国、岳飞传，你会悟到：原来他身上有这些人的影子。
13岁时被日本鬼子兵抓劳工时他居然说：“让我爹留下！我去！”鬼子们还被惊诧了。
在日本国，鬼子让他当勤务员，他说：“我不伺候你！”他嘴巴立刻被抽出鲜血。
到了国军，他居然乘乱把“欺压咱弟兄们、吸老百姓血”的营长给枪毙了。
到了解放军，他立功八次，我亲眼见到朱德、林彪给他签字的《立功证书》。
当了农民后，他最大的成绩是教育出五位在北京经商的儿女。所以，他成了大款爹。
他最大的困惑是“每月怎么才能必须花完儿女让花完的一万快钱”。我开导他应该学习贪官污吏，“先去找小姐，再去下馆子，一万块三天就花完了！”他嗤之以鼻，说：“切！”
他最大的生活乐趣是资助贫困的乡亲们，他每年必给敬老院一定数量的钱而心安理得。
他憧憬着在有生之年再回到当年在日本国当奴隶的场所看看，祭奠死难的同胞。
他希望是有律师帮助他，就侵华战争中日本兵所犯下的罪行起诉日本政府。
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写一本关于自己一生经历的书。
三
写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对没有文化的李老汉更是如此。于是，他订了十几种报纸，边学边干。别看李良杰老人是个游手好闲的老农民，对天下事，他还真说的出个“子丑寅卯”来。虽然他常说错话，却足以见得他是在认真学习。
他拍着我的肩头说：“我早认识你！”??吓我一大跳。早？！多早？为什么？
“你等着”他转身进书房搜出一大摞河南省《大河报》来，“你看看，这不是你书在河南《大河报》的连载吗 ”。我拿着一大摞旧报纸不知说什么才好。不是所有“作者”都可以这样面对“读者”的，因为“偶遇”在生活中的概率太低了。
所以，我开始从心里感激起老李来。
写书，就不能光写自己，他还要写下“被掳日本劳工的血和泪”；也就是说要写别人。写劳工，就牵扯出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连带出中日关系的历史。而且，写劳工，不但要写当年被日本工头殴打致死的，还要和幸存者一起回忆出：饿死、病死、累死、工伤致死和自杀死亡的中国同胞的具体情况。这对于一个从没上过学的文盲来说，是很困难的。最重要的，老李在联系今天还侥幸生存的在全国各地的劳工们，尤其是河南省的幸存劳工们。这不但需要打电话，还要去上门采访。我们不提老李今年75岁，我们把数倒过来，57岁，而且是公费，又会怎么样呢？中国这样的人不多吧？
我们批判日本右翼的学者的人数比潜心研究自己劳工口述历史的人要多的多，要知道，研究“自己的苦难史”比批判别人“不谢罪！”要重要的多呀！我理解：“要先爱自己的国民，然后再批判外国逆潮流而动的荒唐意识”。在学术上，我认为这才是新思维呢。
写书，就要有素材，有生活，有联系，有感悟，有商讨，有对国家政策的分析，还不能闭门造车。所以，需要打电话，需要多方联络，需要看报纸。老李亲口对我说，他每一年订阅报纸的钱也需要三千多快钱。他说：“没有文化比贫穷还可怕！”
那么，这么多的钱上那里要呢。
“我儿子可不如你们，他不是文化人，他们认为我多花钱才幸福。还让我去旅游！”
嗔怪之余，老李悄悄对我说：“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孝顺哪，他们在北京给我买了这套公寓，而且，规定我每月必须要消费出人民币一万出去。这不，”他指着书架说：“所以。我订了十几种报刊”。
我分析不出他是责怪子女呢？还是夸子女呢？但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到了老李子女对老李的尊重和孝顺。感觉到勤奋的老李在子女的帮助下，也许真的能写出回忆录来。
我开导老李：“我国行政职务消费被媒体披露公私不分，一年浪费一个三峡工程。某些干部吃喝嫖赌全报销。一辆公车可养活40名下岗工人。可干部们照样天天开车回家，公家买单”。我告诉老李这是北京《信》报2003年9月19日19版的标题。
只要“吃喝嫖赌”，一万块钱花起来还不容易？用不用我教教你？
老李这次显然是发怒了，差点和我急了。他说：“我最恨腐败！”
四
老李说他父亲年轻时逃荒到了中国河北省的新乐县，1930年4月24日，他出生在河北省的石家庄。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已经记事了，当时：“逃难的人、失败的国民党兵向湖水一样向南流。货车上挤满人，到处都是人，火车比牛车还慢。我和母亲随着人流往南逃，从七、八月开始逃，第二年的春天又一次到了石家庄。1943年11月16日，日本鬼子来到我的家，四处搜，我还在挖白菜。鬼子没说任何话，上来就捆。保长对我说：‘别挣扎了，要不，抓走你爸爸？’我爸爸当时60岁，还有妹妹和妈妈。所以，我一挺胸说：
‘我去！把我爸放了！’
三个鬼子听了一楞，放下大枪、伸出大拇哥，向我称赞道：邀西！”
那是我学会的第一句日本话，我还重复了一遍，鬼子们都乐了。老李说：
我当时13岁，虽然瘦的象高粱杆，但是个子却不低了。鬼子用绳子栓住我的脖子把我象拉一头驴子一样拉到村口，我看到已经有我们村和邻村的百十人被抓。老阳当头，刺刀闪光，尘土飞扬、没吃没喝，我们被外国侵略者押着、浩浩荡荡的走到夕阳西下。在一个山洼里，鬼子让我们数百人都跪下，然后，四面架起机枪。
我想，我父亲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可不能死在这儿。趁着夜色，我就往牲口群爬。
抓来的中国骡子和马与抓来的中国人“一样的地方”就是听不懂日本话；“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们不认识日本机枪的厉害。它们饿了，就四处寻觅能吃的东西。鬼子知道牲口们走不远，所以没太计较，也就没开枪。我藏在一头大骡子下面，到后半夜，大骡子居然把我带进一片有草的山沟里。我悄悄骑上大骡子顺山沟往下走，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天蒙蒙亮，我到了行唐县。晨曦中，整个行唐县县城象死了一样的毫无生机。我好不容易敲开一家人的门，自我介绍我是逃出来的。我喝了三瓢水，又狼吞虎咽下几个饼。这家老人说：“15天前，这个村子的一百多青壮年都被抓走了，陆续逃回六人，你赶快走吧！”
一路上我紧走慢赶，拉着骡子回了家。等到了家，连累带吓的仿佛被扒了一层皮。一家老小由惊吓到惊喜、又惊恐万分的抱头痛哭。
村里当时就沸腾了，被抓走的乡亲们中只有我牵着大骡子回来了。直到今天，这个故事还在我的家乡里流传着，几乎家喻户晓。
当时，村里也有人指指点点的说我：“鬼子要知道你偷了人家的大骡子，非扒了你的皮不成！”我特别生气，反驳道：“那是咱中国人的大骡子，怎么能是偷？！”
后来，又有人逃回来证实：那次日本鬼子在我们村抓走39人，不到一个月死亡32人。
1944年10月13日清晨，日本鬼子又突然包围我们村庄再一次挨家挨户抓人，这一次，我没跑了。也许是经历过的原因，14岁的我还想再逃跑，但是，四处是端三八枪的日本鬼子兵，枪刺和军刀都闪着光。跑，也许吃枪子，走到那里说那里吧。我回头看了一眼头发、胡子都白了的爸爸，他的眼眶了充满了无奈的泪水。
这样，捆了我，上卡车。车上已经有二、三十个中国人，都捆着。等抓到一车人时天色也晚了，我们被日本兵用大枪押到东长寿镇警察局关押。当天晚上有一百多中国同胞，都是附近村的农民，第二天晚上就变成二百多人了。人一多，鬼子就怕我们逃跑，于是就把我们五个人一串用绳子栓起来。不管是吃饭还是上厕所都五个人一起，逃跑是很困难了。第二天，我们被押送到东长寿火车站上了一辆客车。客车两头是拿大枪的鬼子。车开动没一百里就有人跳车逃跑。鬼子向窗外伸头看了看，没开枪。大概是不用开枪了。
我马上想到一年前，那头帮我逃走的大骡子。因为是大骡子，所以日本兵没开枪。而今天跳车逃跑的也应该是头‘大骡子’吧，要不，鬼子怎么不开枪呢？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兵的眼睛里是什么？是人还是大骡子？
“咣铛、咣铛”作响的火车开到北平的前门站，我们一串、串的被押下车。透过日本兵的大枪，我们被栓成串的中国农民看见了自己的同胞??中国大城市、北平的人们。北平人和我们河南的农民就是不同，他们有的穿长衫、有的戴礼帽，有的剃光头、有的妇女穿旗袍，体现出中国女性的婀娜多姿，但还比不了我们河南收麦后下河洗澡的劳动妇女健康。同胞们抱着小孩看着我们，同情我们。忧郁、忧愁、无奈、惊慌和恐惧凝固在空气中。真是：
同胞看同胞两眼泪汪汪呀！??大家都是亡国奴呀！
在闪光的钢盔、枪刺面前，没人敢哼一声，亡国是全体国民每人的事情。
我的屁股上挨了一脚，别的人挨了枪托。日本兵不许我们看北平。
今天，我看见电视节目中的《动物世界》就发愣：虎、豹、豺狼扑住猎物，撕扯、争抢，满脸是鲜血。咀嚼的声音响成一片。成群的牛、斑马、鹿群、羊群老远的就那么看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在自己眼前被侵略者撕扯碎。那情景和我们当年是多么相似呀。
五
我们又被成串的押上闷罐车拉倒了塘沽。路过盐田，走过水庖，四周是电网，里面有一片房子。我们二百人进了木板搭建的房子，房子里有对面床，一百人挤一个。屋外由中国人组成的黑狗子看护，他们比日本兵还坏，黑狗子的衣袖上都套一个红底白字的箍，上面写两个字“警备”。他们对所有的人进门先打一棍子。进了门先脱衣服、上床。十月的塘沽还真有点冷。几百人一块儿没吃没喝，大小便都在屋里。两天后，每人发了一身衣服，只有自己的鞋和腰带。衣服是孙中山式、黑色。到那时就知道要去日本国了。
警备喊“开饭了！”大铁锅里是窝头、罗卜汤。走的慢一点就挨打。一人一个窝头。要命的就是这窝头，发霉的玉米面，里面都是生的，吃了就拉肚子，小便有血。当时，心想马上去日本吧，在塘沽必死。被抓来的同胞们也都想逃跑，可一边是海，三面都是日本鬼子的炮楼，拿大枪的鬼子的哨兵不远就一个，怎么逃跑呢？
关键的地方是没水喝。一天两顿的窝头越吃越坏。我是小孩，想跑，就四面乱看；里面的同胞今天看着还活着，明天就动不了了，被拉死尸的车拉走了。到第五天，我也不能动了，由于脱水，我常昏迷着。在抓来的同胞中有个汪精卫部队治安营的营长，他还穿着呢子军装。作为战俘，他还有个通信员。他让通讯员给我一点水喝。三口水，我活过来了。他让通讯员用个小桶再去接点水，不幸被汉奸发现了。那汉奸手起棍落，“啪、啪！”两下就把通讯员的头打裂了。我到死也不会忘了那个通讯员，他姓施，他为了救我才死去的。
我从塘沽到日本国，再从国民党军队到共产党的军队止，我从来没感到我生活有阳光。我一直在黑暗中，我一直想自杀，想死。从44年到48年，都是这样。
总算是挨到上船。许多人希望上船，上船的话，暂时还可以活着。上船的情景我还记着，那船上的烟囱咕嘟咕嘟的冒着黑烟。船从天津到了大连，又到韩国的釜山。海浪渐渐大了，海浪拍在船舷发出“啪、啪”的声音。我有机会看了一眼船外面，海浪象山一样一个一个涌过来。才走六、七天，许多人就不能动了。于是，日本兵每天下来用棍子挨个敲打船舱内的中国劳工，敲到谁谁就要坐起来，以示活着。不动的，就被日本兵扔到海里去，前后一共有13名同胞被扔下去。一次，日本兵的棍子敲到我的头上，由于晕船和疾病我实在动不了了。日本兵拉起我脚就往甲板上拖。这时，同胞们都不干了，他们爬起来说：“拿咱中国人不当人？咱们反了！”他们抱起我，给我喂水喝，我终于透出一口气。同胞们把我给救了。
船又走了几天到了日本国九州的门寺港。途中还是有人死亡的，最后的结局，还是让日本兵扔到海里了。因为有美国飞机轰炸，所以日本船走的非常慢。大约有二十几位同胞死难在一衣带水的汹涌浪涛里，直到今天，那海浪巨大的哀鸣声响仍然拍打在我的脑海里。
六
到了门寺港，所有的中国同胞先脱光衣服消毒，然后坐火车走了三个小时，来到福冈县第三煤矿。坐火车到煤矿一路上是黑烟滚滚，尽是日本伤兵。我吃惊的是：我看到日本国民们也是衣衫褴褛的！他们国土这么窄小，国民又这么穷困，怎么把我们中国的大片河山给占领了？我们中国数不清的国民怎么给日本国民当起奴隶来了？
拿大枪的日本兵不见了，换成了腰里别着手枪、手拿大棒的日本工头。
我们被带进一个大院子，里面是木板房子。院子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九州福冈县第三井坑”。当时咱们中国人共有297人。木板房内有上下两层大通铺，每人发了一个单子{布}。劳工们先编班，再编号。给我的衣服是6号。学日本语：“集合，吃饭，睡觉，大队长，小队长-------。”然后下井挖煤，每天干十三、四个小时。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谁也不知道谁叫什么，只知道自己的号码。
比起花冈铜矿的中国劳工，我们算是幸运的多。花冈劳工千人中在一年时间内被打死、饿死、病死418。我们的煤矿一年只死亡了44人，多数中国同胞还是幸存了下来。
我们每天早晨一个馒头一碗汤，中午两个馒头一碗水，晚上一个馒头一碗汤。
那时，每天就一个“饿”字，矿工是重体力劳动，从11月开始下井挖煤到第二年春天，同胞们都成了皮包骨头的人。进矿井时，同胞们互相搀扶着走，回来时有人走不动了，就死在路边上。矿山的周边都是黑色的地面，连草地也是黑色的。同胞们看鬼子不注意的时候就沿路拔草吃。
同胞王青山最倒霉，他拣了一片烂菜急忙一股脑塞进嘴里，不巧让狗脸木村看见了，木村平常就爱打人，这次他用木棍打得王青山浑身是伤。王青山当天晚上就没了气息。
回国时，我一人带了六个骨灰盒。一共死亡44人。其中一人伤的最重，他叫顾国良，上船、下船都是抬着。回国时已经站不起来了。
同胞中逃跑的有七人，可是，没有一个跑掉。一位叫赵广钱的同胞饿的实在受不了了，跑了。不久，赵广钱就被抓了回来，他被木棍打进木笼里一关就是三天。一头跑了的驴都比他待遇好的多。
事故一出，洞子里的人都被砸死。我们遇见一次冒顶，21名中国同胞被压在里头。我由于开卷扬机的，所以还活着。
第二年春天，死亡越来越多。五月的一天，木村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服侍白头发老头古本所长。我忽然想起我爷爷的话来：“饿死不吃下贱食、冻死也要挺直腰”的话来。我对两名日本人说：“我不伺候日本人！”两个日本人听了大怒，劈手就是几个大嘴巴。鲜血当时就从我的嘴里流了出来。他们又问：“你干吗？”我又摇头。两个日本人气急败坏把我打昏了过去。一桶凉水浇在我身上，我还是摇头。木村把我拖到木笼里，三天挨饿。我真的绝望了。三天后，我从木笼放出来时饿的只能爬着了。
给我们烧水作饭的是朝鲜人，他对我说，我都来七年了。我们一百多人只剩我一个了。他带我去后山，让我看一百多草带子，里面都是黑色的人骨头，都是朝鲜人的尸骨。那位朝鲜人说：日本人是我们的仇人，给日本人做牛马早晚也是死。于是，我认真思考怎么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早晚是死的话还不如早点死，还少受点罪”。我住的房子前面就是悬崖，只要往东边走几步跳下去的话，山下都是巨石，人摔上去，一下就会死的。我站在悬崖边想一步迈下去。绝望的时候我忽然想起爷爷、奶奶、妈妈、爸爸和妹妹来。
在凄楚的月光下，我把我的犹豫告诉了我的好友王吉锁，他马上抱住我说：“日本快败了！快败了！我们快回国啦！”听了他的话，我活了下来。
七
1945年8月15日，一个艳阳天。一个往日对中国劳工还算不错的日本工头突然跌跌撞撞的跑进来喊：“你们大大的胜利啦！听，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声音”。我们不完全知道他喊什么，反正我们已经感觉到解放的一天终于来了！大家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劳工们都跑到广场欢乐、拥抱。“??日本人投降啦！”我们的嗓子都喊哑了。
“去你妈的！日本鬼子工头！找他们算帐去！替死难的工友们报仇！”
不知谁一声高喝，我们都抓起铁镐、铁锨、铁棍齐声高喊着找寻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工头，那愤怒的呐喊可以冲破云霄。可是，平时欺压我们的日本工头早已经闻风而逃了，慢一点他们就会变成一滩肉泥呀！不到一年，死亡44名中国同胞呀！中国劳工聚在一起又都放声大哭起来！日本投降之前，中国劳工连哭的权利都没有呀！屈辱的心！愤怒的目光！终于有了天翻地覆的一天！大家把铁镐的木把都攥出了“吱、吱”的响声。
美国兵来了一个班，他们教我们打扑克。美国兵一来，我们马上有粮食吃了，除此之外，还有鱼、肉。真是晃若隔世。我们派代表去东京开会，国民党的代表说：“海里尽是水雷，要清理一阵”。直到1946年春节，我们从九州到门寺蹬上美国的军舰。蹬舰前，美国军队命令掳掠我们当奴隶的日本三菱公司给我们每人发了一点路费。当时那一点钱可买一块手表或者一身衣服，我们每人选择买了一套衣服，换下已经衣衫褴褛的劳工服。当时登船的有几百人，我们带上了所有遇难同胞的骨灰盒。美军兵舰在中国的天津塘沽靠了岸。
看见祖国，看见同胞，我们从地狱回来的人真是由衷的高兴，语言难以表达。
八
我是研究抗战史的，我是中国作家协会写报告文学的作家，我几次登门采访曾经当过劳工的李良杰老人。我们还一同去河南省的襄城县去看望了《花冈事件》中组织劳工暴动的耿谆先生。两位当年的劳工遇见一起自然是亲切万分、感慨万千。在我眼里，耿谆和李良杰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大英雄！国难当头，多少中国人迎着侵略者的炮火前进！多少中国人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面前站直了我们中国人的腰板！今天，他们两位战争幸存者最恨的就是日本国没有就侵华战争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赔偿。他们还蔑视叛徒、内奸。两位老人对我说：“抗战的时候中国有四大伪政权，他们是东北的儿皇帝溥仪；内蒙的德王、华北的殷汝耕和南京的汪精卫。抗战的时候有数万伪军帮助日军干坏事。可是，直到今天，还有为数可观的中国人当日本右翼势力的走狗，他们为了区区蝇头小利就出卖了广大中国劳工的利益。而历史上的昨天，和历史上的今天，中国人都没有清算这些日本罪恶势力走狗的罪行！真是可惜！真是可悲！真是可愤！两个劳工手紧紧握在一起，时而放声大笑，时而失声痛哭。我整整录象六小时，回京后做成六张光盘。
半年前，老李说他要回河南动个大手术。我们还约定手术完一定要电话联系，他大笑着满口答应。谁知道，直到现在也没他的消息！
老李！您健康吗？您的手机已经停机了，您北京公寓内的电话永远没人接听。您不慌我可慌了，我要马上把您写出来。
1946年4月回国的李良杰和他们一起回国的苦难劳工的命运是这样的：
“我们一下船就被国民党军队武装押送到一个日本统治时期的废弃监狱，苦难劳工们商量：咱们不能刚出虎口又进了狼窝??还是逃跑吧！夜深人静，工友们试试电网没电，就搭起人梯逃跑，还真逃出去不少人。”
“第二天，我们劳工又都被带到天津大学。94军121师363团长黄协南给我们训话：‘要不是我们国军打败侵华日军，你们在日本国怕也是早死了。你们应该为国家服务两年。你们有没有良心？’我想黄团长说的有理，就留下了。但是，我感到我还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 1948年12月，趁着兵荒马乱、战火纷飞，我把363团第一营的营长给枪毙了，他一直欺压我们当兵的。跟着，我弃暗投明、投奔了解放军的第四野战军。随四野，我们一直打到广东、广西、福建。当时，我们军的政委叫莫文华，军长叫田维扬。我当时在师部通信班当班长，常打交道的是在团里当通讯股长的张万年。如今，他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将军了。”
“在解放军五年，我感到被解放和解放他人的愉快。我感到每天生活在阳光里。那时，迎着枪林弹雨我始终高举红旗冲在前面，我前后荣立一等功五次，二等功三次。中南局书记陶铸在庆功会上给我带过鲜花。”
“1953年有人说我历史不清，去过日本，可能是特务，于是，我又回到河南家乡种地。”
一别九年！见到老娘，我跪下放声大哭。老娘说：“你被抓走！爹就气死了！”
老李说他后来看见陶司亮写回忆陶铸的文章就难过，看见写回忆彭德怀的书也大哭。
老李会哭？我从来不相信。百感交集，老李会大哭。我相信。
老李为人义气，村里人都念他好处。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居然都在他身边安然飘去。
老李种了一辈子地。如今，他是个在北京有公寓的老农民。可他依然天天吃萝卜。
他是一个每月必须花一万块钱的农民。可是，他艰苦惯了“出门还是骑洋车”。
老李这个老农民每月订的报纸比北京一个小机关订的还多，气人不？
老李当年被抓日本，九死一生，他今天还能有清楚的回忆！
老李的功勋证上有朱德和林彪的签字！谁有？
总之，75岁的李良杰老人浑身上下充满了故事。他希望自己写出自己一生的一本书来，并且，一直在不断的努力。他说：“日本国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我亲自经历过来的，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苦难的历史，我有责任告诉后人！”他曾经请人代笔，他口述，他付费用。可是，失败了。老李对那位作者的文笔有点失望，认为那位作者没有描绘出他内心世界要表达的那个境界。我感到：中国有很多作家，不管是河南省作家协会还是北京市作家协会的作家；或者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某位专业作家应该站出来和老人合作，完成他终生的夙愿：“给自己写出一本自己生平经历的书来。”
我衷心的希望75岁的曾经当过劳工的李良杰先生完成这一伟大的夙愿。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20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