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放不下的98颗心 -918爱国网

一

凤仪平，74岁，祖籍上海。
初见他是在北京一家饭店。令我吃惊的是他不象一位74岁的老人，文质彬彬的。
细细一品，他和其他劳工一样充满沧桑、充满艰辛、充满苦难。
劳工生涯只一年，苦难就足足可以贯穿人的一生。凤仪平也不例外。
当年被抓的日本的劳工有四万多人，如今活着的不过千余人。
他是被侵华日军掳到日本苦难劳工中走出的唯一医学专家。
我早听说他，一直想采访他。写过《尊严》的作家李珉女士向我反复介绍他，说“往往在电话中，凤先生就会泣不成声------”。
我想苦难的劳工谈及“劳工的苦难”时往往如此。我采访过百多位当年被侵华日军抓到日本国服苦役的劳工，我感到，今天，已经没人可以完全理解当年我们的父辈当亡国奴的滋味了。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作家的任务只是把这种滋味、这种口述的历史，尽可能的传达出来，留给我们的后人。留给我们的民族。留给我们的历史。
我决定自费去采访他。我把这一信息传达给凤仪平先生。
无庸讳言，我有我的难处。我已经退休了，工资有限。我不断的给领导写报告，我希望他们能从工作的角度出发资助我，当然，采访资料全部上交。凤先生在广州，我去一趟的话，往返的火车票加起来我的工资都不够。可是，听说领导要去加拿大和比利时。
1945年日本投降距今已经58年了，作为能讲述“口述历史”的老人已经寥寥无几了。最重要的是：诺大的中国，还有几人在做这样的采访工作？
有个插曲在这里有必要说一说，中国还真有这么一些人在锲而不舍的做这项工作。他们是哈尔滨的王小兵、上海的苏智良、王选、杨克林，四川的樊建川、云南的陈祖梁、沙必潞，北京的李珉等。日本国的右翼学者有强劲的大财团资助；而中国人恰恰相反，全靠自己。
我们中国受日本国侵略十四年，有3500万人伤亡。可以说在侵华战争中有无数的凤仪平在当过日本侵略者奴隶，但是，今天，凤仪平式的人物却屈指可数了。怎么办呢？

二

凤仪平先生自己来北京了。他现在就坐在我和作家李珉的面前。
“听说你们要自费去采访我，谁花钱都一样，还是我从广州来见你们吧。”凤仪平先生微笑着说：“我很忙，还要马上回去。”
“半个多世纪，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是漫长的。您又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不自己写一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呢”我问他。凤先生平静地回答：“我是外科医生，每天都有手术，拿起手术刀切开病人的身体，我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我几乎每一天都上手术台。但是，我不可以回忆当劳工的岁月。也不可以提笔写，因为，那是难以言传的悲伤、悲愤和悲情”。
凤仪平1930年12月出生于上海南汇县，1937年7月日寇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进而推开全面的侵华战争，几乎同时，上海沦为日寇铁蹄下的孤岛。那时，凤仪平刚迈进小学的课堂。上海沦陷不几天，他父亲的木材公司就破产了。
凤仪平清楚的记得：有一天深夜，游击队和日寇进行激战的枪声。
1944年8月，刚上初二的凤仪平被端着三八枪的日本兵抓到上海虹口的一个集中营。他们这一拨儿老老少少300人，老的有60多的，最小的就是凤仪平。那时他14岁。
“父母还不知道呢”，他们300人就被日军押一艘日本运输船上。
在黑黑的底仓，大家说：要把我们抓到什么地方去呢？有人说：是不是日本人要把我们的血吸干吧？众人谁也不知道船驶向何方，更不知道命运的福祸。
船在风浪了行驶了近一个月，后来，在日本国的门司靠了岸。
我调查过百十位劳工，知道战争时美军的飞机天天轰炸，所以船的行驶路线不同，而且，很慢。而“门司”在日本国最西边，是距离中国最近的港口。
凤仪平说，他们这些人在门司上岸后又被押上火车。车往北，经青森过津轻海峡到北海道的函馆。再转火车到栗山角田煤矿，下井挖煤。当时工具是半机械化，日本人全是工头。他们住的工棚叫“共荣寮”，每天吃的是土豆、萝卜汤和汤中几粒可数清的米。因为中国劳工不能洗澡浑身上下有虱子，所以，日本工头叫中国劳工“支那虫，或者南京虫。”
如果听到叫：“41号支那虫”，那，就是叫凤仪平呢。
每天清早大家都被叫佐藤的日本工头用皮鞭抽醒。顶着刺骨的寒风，大家穿着单薄的衣服走到角田坑洞口，然后，每人领一盏矿灯带在头上。开始下井。为了御寒，有人把纸片、草和破布都扎的破衣服里，走起路来哗哗直响。。
劳工的工作内容是：打眼、放炮、烟尘未散就进去装斗车。每天清早7点进洞，晚上11点监督检查，合格后才能爬出矿井，回到工棚。由于没有排风设备坑道中的空气污秽不堪、充满风尘。在日本工头的监督下，同胞们要拼命的挖煤、装车、往外推车。动作慢一点马上就会招来毒打。
凤仪平说：“我回国十几年了，每当咳嗽时咯出的还是黑色的带有煤粉的痰。那时，我在大学学医，我自己都害怕。我生怕被同学、同事看见这一情景。”
由于饥饿、寒冷、劳累、惊吓和残酷的暴打，有四名同胞先后上吊自杀；有几十名同胞先后病死、饿死。有十几个人开始往北海道的石狩山、石狩川方向的深山里逃跑。被抓回来的同胞不是被活活打死就是被毒打致残，没打死的同胞已经是奄奄一息，由于不给吃喝和严酷的寒冷，最后的结局还是死亡。
共荣寮的寮长是原关东军受伤军曹，叫小田岛，这个双手粘满中国人鲜血的家伙把中国劳工集合起来嚷嚷：“北海道四面是海！你们插翅也难逃！你们没跑的良民的有，逃跑的一律死拉死拉！”小田岛是个心狠手辣的人，他几天不亲手打死一个中国劳工浑身都不舒服。
我就亲眼见过一次。
64号是20岁的上海人杨启新，因为饥饿和劳累他走路直晃。中村工头上去一拳打掉了杨的门牙；小田岛照杨的后脑一棍，只听“啪”的一声，脑浆迸裂。杨启新就再没站起来。
1944年12月，日本国已经穷途末路，鬼子们狗急跳墙，小田岛大喊：“前方吃紧，我们要全力支援大东亚圣战！向天皇效忠！”从那之后，我们劳工被强迫劳动的时间更长了。角田煤矿的巷道每延伸一米，都是用我们中国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呀！每个掌子面，每根木头支架下都有咱中国人的鲜血和生命呀！可小田岛吼叫：“你们这些支那虫、南京虫、谁敢偷懒！我打死谁！我们会从你们支那那里抓来大批大批的苦力！”
在坑道里难胞们相遇也悄悄的说几句话，内容大多是：家中无人知晓，大家只有绝望。我们决无生还的希望了。想家，想念祖国亲人，想念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
由于绝望，我也想到了自杀。我在想着自杀方式：是上吊呢？还是从山崖上往下纵身一跃？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迅速脱离这个苦海？我在苦苦找寻着。
难胞们知道了都来小声劝我：“同胞们之中就你最小，你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我们的苦难告诉祖国人民！”同胞们的鼓励使我感到人间的温暖、使我死去的心中又升起一丝曙光。我决定把自杀的念头先放一放，先看看再说。
难胞中有两位受伤被俘的新四军，他们的宣传最厉害。他们说：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正在各个战场浴血奋战，日本军国主义一定会被赶出中国的国土！中国不会亡！
受难同胞中还有两个文化人，他们是劳工号8号的山要良老师和劳工号28号的费波老师。由于被捕前二位都是小学的教书先生，所以被受大家的尊重。他们二人悄悄的用小本子记录下先后死亡的难胞姓名。小本子100毫米宽150毫米长，有40页厚，就藏在工棚里，大家谁都知道。二位老师叮嘱我，将来，有一天，一定要把这个小本子带给祖国人民。这是咱中国人民深受日本侵华战争迫害的罪证呀！不久，这两位可敬的先生也分别惨死在坑道塌方和毒打中。他们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公公整整的字迹还留的小本子上。
接下来，我偷偷的接着记录，一位，又一位惨死者。
到1945年10月回国时这个小本子上已经整整记录了98位死难同胞的姓名、住址、死因和劳工的号码。整整58年了，这个小本子始终我和在一起。
这是咱中国98位死难的同胞呀！
两三天一死个。饿死、冻死、被打死、病死------悲惨呀。
就象发生在昨天，我始终放不下这98颗心。
说到这，凤仪平先生泣不成声。
凤仪平先生来北京是3月25日。26日一早，他先去天安门广场看了升旗仪式。他说：“看到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人山人海。仪仗军人整齐划一、铿锵有力，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幸福、生活安宁。我触景生情、百感交际，流下热泪。现在的国富民强、国泰民安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记录下的是凤仪平先生的原话，我不知该怎样修饰这些话语。

三

凤仪平先生是个坚强的人，是个儒雅的学者，是我们中国优秀的泌尿外科的医学专家。但是，回忆起悲惨的异国他乡的劳工生涯他还是不断的悲伤、悲愤，以致老泪纵横。我为了调整他的情绪不能不常常换个话题，或者给他倒杯茶。
风教授接着说：1945年10月，矿上来了两位个子高高的美国兵，他们是来找寻在北海道做劳工的美国战俘的。两个美国兵对大伙说：“你们怎么啦？还不知道吗？8月6日及12日，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已经于8月15日投降了！”
“我们得救啦！”劳工们都欢呼了起来。
我们一起被捕的有300人，不到一年时间被打死、饿死、病死、逼死1/3的人！
1945年10月我们离开北海道南下，重返押来的路线，路过长崎，我们见到原子弹爆炸后的惨景。日本国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罪孽深重的话，怎么也不会把战火最后烧到自己的头上！我们的终点是到福冈、饭冢的一个美军基地等美军军舰回国。后来，加上一艘日本的“明优丸”才把我们3000多中国劳工送回上海。
当地平线上见到中国的国土时，同胞们百感交际，都跪下了。抱头痛哭成一片。
1945年11月3日上海各大报纸都报道了“被掳异国他乡的受难同胞归国”的消息。
从我被抓走，我母亲由于找不到我，急的一病不起。这次，在病床上她伸出颤抖的手拉住我说：“孩子，那儿去啦！”
不到一个月，慈母就去世了。
我满身心创伤，大病一场。后来，我父亲说：“孩子，你再念初中吧。”于是，1946年2月，我又一次走进上海周浦中学。苦难是国家的、是民族的，是每一位中国人的。重返教室，我的手已经不会握笔写字了。心理的创伤使我常做噩梦------。为了转移自己的思维，我如饥似渴的读书。
一位女教师见我如此刻苦问我其中原委，我一时语塞、一言难尽，只有大哭一场。
1949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的锣鼓声，我走进了江苏医学院。对于我一个九死一生的孩子来说，没想到上了人民的大学。
1968年我生命的一部分，那个小本子被造反派收走了。那时，人们把去过日本的人都叫“日本特务”，去过美国的就是“美国特务。”1974年，这个“死亡记录”才终于回到我的身边，可惜之至，头两页已经永远丢失了！
“一个不热爱自己的民族是容易让别人当牛马使唤的，”我还想告诉凤先生另外的感觉：“您应该经历过两次苦难，时至今日，好胳膊好腿的你还可以做手术，知足吧！您哪！”
“国防部长罗瑞卿跳下去了，邓朴方跳下去了，您不是没跳嘛！”我想告诉他。
凤仪平教授的今天我就不想多说了。他作为我国的医学专家经常赴美国讲学，他作为泌尿外科的医生目前还工作在手术台前。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广州市民，他应该是广州市的骄傲。为什么呢？他九死一生之后再念初二，如此之坚毅，不值得表彰吗？他存留58年的小本子！??《我们中国劳工在日本国的苦难记录》应该被广州市博物馆征集。难道，不应该吗？常见媒体使用这样的话：“我们的时代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那凤仪平不就操着手术刀站的我们眼皮底下吗？
我作为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作家，我发现目前，已经没有一所学校请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军人、苦难余生的劳工和被侵华日军强暴过的妇女讲学了！??学生会的同学们！再过两年，你们这代人怕是想见到经历过抗战的人士，怕也是难了。广州市著名的大学不少，如果是德育在先的话，就应该首先恭请凤仪平教授去讲讲课。哪怕是课外活动也可以。他思维清澈、记忆惊人，我采访过的劳工中，好象只有他有如此的状态了。请他，不是讲医学，而是讲历史，讲抗日战争的历史，用他亲身的经历讲我们中华民族屈辱的昨天！
有人关心外国右翼干什么呢？我感到还是先关心我们身边的事吧。
我问凤教授动手术之前，收病人多少红包？
他回答只拿两千工资。我心里说：真是个书呆子！
我问凤仪平有没有过记者、作家采访过他？
我问凤仪平给没给过大学生们讲起他在日本的经历？
凤仪平说：都没有。我感到奇怪。
凤先生说：我会讲的，我不但要把我的经历告诉更多的中国年轻人们；为了死难的劳工们讨还血债，我还要起诉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国企业。
凤先生是我的长辈，可是，当着我的面他落了数次眼泪。
一次，是讲起他慈祥的母亲。母亲至死也不知他失踪的原因。
一次，是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劳工照片的前面。他在我前面哽咽、抽泣。空气都凝固了。
一次是面对康健律师拿出的当年日本国的《中国劳工名簿》。因为有他，也有大家。
凤仪平先生告诉我，他内心世界永远放不下的，就是这98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