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老人的回忆：耿谆 芦老永 柳寿欣

    耿谆老人回忆道：

    严冬到了，冰天雪地，寒风刺骨，难友们仍身着单衣，赤脚穿着草鞋，整天泡在冰凉的污水之中。冻得实在难忍，大家就拣些水泥纸袋绑在身上御寒。但被日寇监工发现后，统统收回烧掉不准再用。这些监工们，都是侵华战场上受伤回国的的日本官兵，几乎人人心狠辣，我们随时会遭到日寇监工的毒打和凌辱。夜里就更难熬了，每人只盖一片破毯，冷得不能入睡，常常几个人背靠背坐着取暧，瞌睡极了就倒成一团。病号室里彻夜都有人哀叫：冷啊、冷啊。为了使病号暖和点，我吩咐在工棚的通道里，架火取暖，腾出破毯子给病友盖上。非人的折磨，使难友们越来越支持不住，仅半年时间就死去二百余人。我向灰大队长，深感挽救有责，曾多次向日寇要求增加口粮、改善生活条件，但却一无所获，日寇总是阴沉沉地回答：“粮食的没有，你们大大的不好。”

    1945年3月以后，日寇为了赶任务，巧立名目叫做“突贯期间”，就是搞突击，每天要做16个小时的苦工。难友们稍有怠慢，就横遭日寇的拳打脚踢，在这种超强度的劳动下，饮食却更为恶劣。当初，每人每顿饭只能半饱，后来粮食又减，每天两顿改吃橡子面，此种面粉蒸成干粮，黑得象土，硬得象石头，吃后人人腹痛、写肚，因此病倒者、死亡者日多，有时一日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病室中常有上百人躺倒呻吟号饥，我每次到病室，病号都握住我的手，声泪俱下，呜咽着说：“队长啊！我要是多吃一口饭，还能站起来。”有的刚说完，就离开了人世。

    难友路老坎快要饿死，想见我一面，我过去时，他已奄奄一息，一见我来，满眼含泪，强打精神地拉住我的手说：“队长啊，给我弄口饭吧！我死后不能当饿死鬼啊。”但对这一枳的要求也难以办到，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悲惨地离开人世。他死时双目圆睁，饱含着无限遗恨。我难过地用手轻轻地抚下他的眼皮，禁不住滴滴泪水洒在死者的脸上、身上，在场的人也都泣不成声了。

    难友刘泽玉身患重病，但不肯休息，因为监工规定：挂病号者口粮减半。为了多吃上一口饭，他硬挺着病躯上工。收工时，他蹒跚地走在后边，附近一位日本老太太见他十分可怜，扔给他一个米饭团，不料被外号“铁拐李”（该人名叫桧森，在中国战场上曾被打掉一条腿，人称“铁拐李”，此人心狠手辣）的监工看见，晚饭后，“铁拐李”喝令刘泽玉脱光衣服，一阵棍打脚踢，不大功夫，便打得满身是血，不省人事。“铁拐李”叫人拿凉水把他泼醒，又用烧红的铁条烙他的腿部，刘泽玉惨叫一声，又昏厥过去。此时，监工福田，又用正燃着的烟头，烧刘泽玉的脖筋，直到其一动不动才狞笑而去。

    一天，几个难友把专管火化尸体的李担子揪到我的跟前，气愤地说：“队长，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打死吧！”此时，李担子跑在我面前，无限羞愧、悔恨地说：“队长，我该死，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条狗！”原来，李担子在火化难友尸体时，偷偷地割了一块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着，偷吃充饥。听着李担子的哭诉，我心如刀割，李担不是饿得没办法哪能会干出这种事来？这难道是李担子的罪过吗？这是日寇逼出来的呀！于是我慢慢将李担子扶起，告诉他以后不要再这样做。当时惨景何止这些，平常难友们因饥饿难忍，误食草根、野菜中毒而死者也不时发生。

    同年6月中旬的一天，难友薛同道身体虚弱，收工时跟不上队，在路上拾一苹果核充饥，被监工看见，当场遭到拳打脚踢。晚饭后，日寇监工集合全体劳工，当众把薛同道推倒在地，几个监工凶神般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个叫小田的鬼子，手执牛鞭（公牛阳具）暴跳如雷地对首薛同道的头部、腰部乱抽。我们这位受尽了非人折磨的难友，在日寇的毒打下，几天之后便悲惨地死去了。日寇伊势竟凶狠地说：“死了死了的好！”

    芦老永回忆说：

    一天，我正从山坡上提着空草包往下走，听到惨叫声和骂人的声音，不由得转头看到，那倒在地上的难友，身子慢慢抖了抖，手脚便挺直了。清水又叫着在他身上打了几棍，踢了几脚。提着木棍的清水见他仍不动，骂着“巴格亚路，乌索，乌索！（混蛋，装死，装死！）”弯下腰把他的头扭过来看了看，见他瞪着双眼，清水恶狠狠地说：“死了的好！死了的好！”命令两个人把尸体抬走了。

    柳寿欣老人谈到刘泽玉被打时的情景说：

惨哪，惨极了！小日本不拿咱中国人当人看待呀，打人都是往死里打。打刘泽玉用的木棍一米多长，染着红、白相间的颜色，手握的一端是圆形的，别一端是三角形的。还用烧红的铁块烫他，那么重的伤还能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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