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律，在民间跨国索赔问题上，正面 临一种严峻考验??中国劳工状告
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的《鹿岛花冈绑架中国劳工损害赔偿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也曾承认自己负有责任，然而东京地方法院为什么却要判决原告败诉?如此判决，连日本的新闻媒介和民众，都对日本法律的公正性产生了深 深的疑问。

               “花冈事件”东京判决，理失何处 

    日本法律，在民间跨国索赔问题上，正面临一种严峻考验??中国劳工状告日本鹿岛建设株式会社的《鹿岛花冈绑架中国劳工损害赔偿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也曾承认自己负有责任，然而东京地方法院为什么却要判决原告败诉?如此判决，连日本的新闻媒介和民众，都对日本法律的公正性产生了深深的疑问。

    1997年12月10日下午，日本关东地区天气十分寒冷，但东京地方法院旁听券发行处前仍排有长队，“花冈事件”原告的支持者们争相抽签，以获一张对“中国劳工索赔案”一审判决的旁听券。

    下午2：40分，东京地方法院103号法庭，73个座位的旁听席上，满是原告的支持者，连庭外走廊上未能入庭焦躁徘徊的人们，也都是原告的支持者。法庭内外，布满法警，空气格外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2：55分，以圆部秀穗为首的三名法官入庭，被告人、旁听人起立，但原告团及原告的律师们却端坐不动。一名摄像记者代表新闻界在庭内拍摄。

    3：00，贺部秀穗宣读判决：一、驳回原告请求；二、诉讼费用由原告承担；三、上诉期为60天。整个过程10秒，不等话音落地，原告席及旁听席立即爆发一片抗议声。圆部秀穗不作任何解释，匆匆溜走。

    判决后，中国劳工及其众多支持者们，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前游行抗议。同一天内，美国洛杉矶等地也举行了抗议活动。第二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电文，标题就是《日法院对花冈事件案作不公正判决》；日本各大新闻媒介也对此案做出报道，《东京新闻》发表社论《割断遥远的过去理所当然吗?》，文中质问东京地方法庭：“仅仅因为事件已经过去，就 中断对被告责任问题所进行的法庭辩论，是否合理?为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就要牺牲弱者，这是否合理?期待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早在宣判前，就有许多日本群众，写信给法院和“鹿岛建设”，要求他们正视历史。宣判后，许多日本市民立即打电话声援中国劳工。一位82岁的日本老人，自己生活不富裕，并且卧床不起，却把一张1000日元的钞票，寄给支持中国劳工打官司的一个团体。

    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为什么会是一个不合理的判决?

    新美隆说，当年被抓到花冈的980多名劳工，大多数是日军“扫荡”中俘虏的中国士兵，有的即使是老百姓，也被打上了“土八路”或“私通八路”的罪名。也就是说，被抓的都是战俘，那么无论到哪，这些人都应受到《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保护。事实却是，日本的许多企业，不仅当年不把这些人当作战俘对待，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仍把他们强行说成是自愿到日本挣工资的劳工，以图回避《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然而即使是算作劳工，“鹿岛建设”所作所为，也严重违背了《国际劳工条约》，也应受到追查。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日本国当年不仅承认，并且作为缔约国加入了这些公约，这些公约至今仍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发挥着作用，而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官们，竟然会置这些国际法于不顾，仅以援引日本最高法院1989年一个很小的判例，就把这三条国际法全盘否认了。所以，从国际法的角度讲，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不合法的判决。

    法官圆部秀穗援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判例?1989年，一个韩国人起诉日本一家企业，追讨战争中他所受到的损失，法院以诉讼超过时效为由，驳回了原告的请求。日本法律规定：侵权行为结束后20年，损害赔偿要求权消灭。圆部秀穗认为中国劳工1945年回国后，若有赔偿要求的话就应向日本法院提出，20年时间不短了，中国劳工不在规定的期限内诉讼，责任应由中国劳工自负。按这个法官的说法，中国劳工早在60年代，就已丧失了诉讼的资格。

    不仅是原告律师，整个日本律师界都对这一判决提出了批评。

    新美隆说，有关20年时效的规定，适用于处理日本国内市民纠纷，保障日本国内的秩序，对外国，尤其是对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援引该条规定，显然是有失公道。因为这仅是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规定，未征得任何被侵略国家认可。而且从立法者意图看，显然是未将日本在外国犯罪的问题列入时效之内考虑。以当年的侵华战争为例，中日虽然建交于1972年，但中国人真正有能力走出国门的时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一个公正的法官，不应仅考虑原告是否及时使用了损害赔偿要求权，而应考虑到原告到何时起，才有能力使用损害赔偿要求权。否则，我们表面上像是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际上我们却是在牺牲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弱者。

    其他律师更为尖锐地提出，国际法中并无时效一说，法官为何不从国际法角度看问题?“花冈事件”具有很强的国际性，日本法律又是非国际性，并且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应以日本一国之法强硬地代替国际法。

    除此之外，判决不合理之处，还表现在日本的法官及被告，既把强掳的中国人说成是劳工，又不肯承认对劳工具有“保护义务”，其借口是双方没有“合同关系”，并说在战时日本没有禁止这样做的法律，因此“鹿岛建设”对劳工们不存在安全保护义务。

    新美隆说，这说明日本的司法人员缺少起码的历史常识，中国劳工并非是自愿、而是在机枪、刺刀和皮鞭的逼迫下来到日本的，他们身无自由，如同奴隶，一切均处在“鹿岛建设”的支配下，当然不会有什么合同，况且也从没有人对他们提过“合同”两字。中国劳工与“鹿岛建设”的关系是事实关系，“鹿岛建设”就应该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按说这应是最起码的常识。

    新美隆还说，在此案的判决上，日本法院不仅置国际法于不顾，运用本国的法律时也是内外有别。例如，战时曾有不少日本人因工伤、毒气泄露等意外事故而受害，战后向有关企业提出了赔偿要求。当时日本一家非常有名的重工企业，为自己辩护说：“企业在战争中没能保护住工人，是因为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力量，根据日本战时的临时法，企业必须要为政府服务，因此这是战争行为，责任应由政府负担。”这一理由，到日本最高法院时被推翻，许多日本人得到了赔偿。新美隆一针见血地说：“若说战时日本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那么同样都是工人，同样都是在战争中受伤或死亡，为什么日本人就能得到日本战后法律的保护，外国人就要受到日本战后法律的排斥呢?日本法官这样做，会在全世界丧失自己的形象，人们会说：‘你日本人办事不公正。’那今后谁还会跟你交朋友!”

    日本人确实到了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自己国际形象的时候了。据了解，除《鹿岛花冈绑架中国劳工损害赔偿案》外，现有47件有关战争赔偿的民间索赔案正在日本起诉，其中涉华的案件已达10多件。不仅是日本人民，世界各国人民也都在关注着这些案件的判决。新美隆、内田雅敏等日本律师说：“战后美国、德国也都遇到过此类问题，起初由于法律条款的不健全，司法人员一时无所适从，后来他们修补了相关的法律，使许多问题得到了较为圆满的解决。日前日本也处在这种境地，我们希望日本能向美国和德国学习，不应盲目地自满，更不能带着政治偏见看问题，而应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法律是否完善了。”
?                     (李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