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拼死要尊严
两个月后，即1944年7月，耿淳被日本兵押上了一条海船，将被作为劳工押往日本去做苦役。汽笛一响，就要远离祖国了，300个劳工哭天喊地。
为躲美军的袭击，海船要在大海上航行七天七夜。日本人怕劳工们暴乱，把所有人关进船舱，为防海水进舱，还在外面蒙上防雨布。盛夏时节，人人纷纷中暑，几天内就死了三人。耿淳出面与日本人交涉。看到他军衔最高，日本人让他当劳工的大队长。耿淳对大家说：“弟兄们，千万要保住自己的身子，只要坚持，相信就还会有活着回去的那一天!”劳工们安静下来，耿淳把300人分成九个小队，还特别是分出了老人班和小孩班，让他们得到应有的照顾。
后来到花冈作业所，劳工的人数达到980多人，耿淳仍然是大长队，是劳工们的主心骨。作业所里，中国劳工简直就是日本监工木棒之下的奴隶。劳工们为铜矿挖四米宽、两米深的暗水道。日本地下水位低，挖下一米就见水，即使是冬天，飘着大雪，劳工们都得泡在水里作业。开始，劳工每人每天还能分到一小碗米。后来逐渐减少，以至只给少得可怜的一点橡子面和苹果渣。劳工死亡的人数逐渐增加。起初，日本人允许死一个烧一个，后来为节省燃料，要凑到八九个人才能烧一次。劳工的骨灰盒在一间小木屋里越堆越高。耿淳每日夜晚，都要到那小木屋里，为那些骨灰盒偷偷地烧上一柱香。劳工们人人瘦得如同一把干柴，人数以每天死亡十几个的速度递减，人们都熬不住了，纷纷要求大队长暴动。而耿淳又何尝不想大干一场呢?他虽为大队长，同样是奴隶，日本人殴打他的同胞时，不允许他说半个不字，有泪只能往肚里流。作为军人，他深知暴动的后果，劳工们赤手空拳，弱不禁风，哪里搏得过日本军人?仅需一挺机枪，就能把这些人杀光。在这四南是海的孤岛上，暴动，无异于自杀。因此他忍着，总希望还会把一些人的生命留下来。然而，有一件事，终于使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一天，一个名叫薛同道的劳工病了。此人23岁，原是八路军战士，身体很棒，如今已走不动路。耿淳说：“别上工了，去病号房吧。”薛同道说：“大队长，还是让我上工吧，病号房里口粮减半，更活不了。”路上，薛同道实在走不动了，坐在路边休息。一 个日本老太太可怜他，扔给他一个小米团。薛同道刚要吃，监工冲上去，打掉他手中的米团，并把他痛打一顿。回到驻地，薛同道被拉进一间木屋，几个监工围成一圈，一齐殴打薛同道，薛同道被打得满地翻滚，屎尿横流。监工们大多是战场上回来的老兵，出手极狠。最后，一个监工拿出一条独特的鞭子仅仅几下子，便要了薛同道的命。这时，劳工们的眼睛都气红了。有人小声告诉耿淳：“大队长，你看他用的是什么鞭子?是一条凉干了的公牛生殖器!”耿淳细看，发现果然是那东西，不由勃然大怒，士可杀而不可辱，想不到日本人竟拿这东西残害中国人!他再也忍不住了，不想再活了，而且相信绝大多数劳工也都不想再活了，那就轰轰烈烈地死一下子，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可以不要命，但却不能不要民族的尊严!当年的斯巴达克斯，率领奴隶们起义是为了活命，至少是多活几天。耿淳等数百劳工的起义，却是为了一死，以死换得尊严。
耿淳决定发起暴动。他对劳工们说：“ 怎么着都是一死了，拼了吧，不活啦!”劳工们一呼百应。
耿淳与几名骨干制定了暴动计划，具体过程是杀掉日本监工，冲出牢笼，奔向大海，与追兵血战一场后，集体跳海自杀，再也不当奴隶了。谁去杀日本人?路线怎么走?耿淳作了详细安排。
暴动时间，订在1945年6月27日晚11时。而临近暴动时，耿淳突然想起，监工中有个“老头太君”和“小孩太君”杀不得，这俩人平时同情劳工，“老头太君”常让有病的劳工“慢慢地干活，没关系”；“小孩太君”掌管粮食，时常多给大家一点口粮，暴动时漆黑一片，难免也会伤了他们。于是，为了解救这两个“太君”，耿淳毅然决然地将暴动时间，推延到这两个“太君”回家休息的6月30日。这冒有多大的风险!时间推延三天，700多人里只要有一人泄秘，暴动就会失败。中国的劳工们，个人生命朝夕不保时，心中依然充满义气。
6月30日，较量开始。20个精选出来的突击队员，乘夜色冲进监工住房，棍棒齐下，当场就砸死三个监工。可惜事先没将窗户钉牢，剩余的五个监工越窗逃跑，除一人被打死外，其他都跑掉了。整个矿山顿时大乱，到处拉响警报。没有吃饭的时间了，耿淳赶紧集合队伍出发。700多名内心充满仇恨、饥饿得几近疯狂、并且是完全绝望了的人，一旦打开枷锁，冲出牢笼，难免会像一股势不可当的洪流，冲垮他们所路过的一切村庄。然而，劳工们井然有序地穿行夜色中，没有惊扰一户人家。只因大队长耿淳曾说过：“不许进民宅，日本老百姓无罪，不能伤害他们，尤其是不能伤害妇女和儿童，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劳工是土匪。咱死，也要死个光荣!”中国的劳工们，自己身陷绝境，心里依然在想着别人的安危。他们手无寸铁，但具有伟大的人格，在人格的较量上，日本侵略者一败涂地，战后，连日本的一个作家都如此写道：“中国人是正义行动，杀人是有选择的。中国人可敬。日本人在中国执行‘三光’政策，真可耻!”
深夜中，劳工们没能冲到海边，到一座狮子山时，队伍就被冲散了。山下数万人前来围剿，劳工们精疲力竭，想搬石头和敌人拼命，石头没抱起来，人却栽倒在地，他们甚至连自杀的力气都没了，纷纷被俘获。耿淳预备自杀用的尖刀不知掉到了哪里。这时，他躺倒在地，把绑腿解下来，一头拴住树根，一头套在脚上，中间一个活结勒在脖子上，他用力蹬脚，活结越勒越紧，然而，就在他即将断气时，敌人抓住了他。这是耿淳遇到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匪首耿淳被俘”，当地报纸登出头号新闻。当所有劳工被迫在广场上跪三天三夜时，耿淳在牢房里日夜被拷打，几度晕死过去。在日本人的军事法庭上，耿淳一口咬定：“事情都是我做的。”一天，当地宪兵司令“大大太君”审问耿淳，双方如此交锋：
“是不是中国政府授给你颠覆日本的任务?”
“不是!暴动是为我们的尊严，是为挽救我劳工的生命。”
“你下命令他们都听吗?”
“劳工中多是军人，军人养成了服从的习惯。”
“你都指定谁打死了日本人?”
“不知道，那时很混乱。”
“按照法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
“中山寮我战俘死去数百人，何人应该负责!”
“这与直接杀人不同，直接杀人得抵命。”
我杀人我抵命，我愿剖腹。”
“这得考虑。”这时，“大大太君”又说了一句，翻译赶紧说：“队长，他说你伟大。”
耿淳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日本人蛮以为这个中国人必将死在他们的牢狱中，较量到此结束。他们万没有想到，这位中国人不久即重返法庭，成为指控日本战犯的重要人证。较量非但没有结束，相反又在法庭上重新开始。
较量终生
日本战败后，监工与劳工，地位大翻身。花冈作业所的几大监工，作为战犯被押上日本横滨军事法庭。回国养伤的耿淳，1947年9月重返日本，在法庭上，义正言辞地控诉监工们如何残暴地虐待被强迫沦为劳工的战俘。
最后，审判结果是：判处花冈作业所所长河野无期徒刑，判处花冈作业所中山寮寮长伊势、监工福和清水绞刑。至此，较量已见分晓。但耿淳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因为劳工们死了418个人哪!这些冤魂并没有得到赔偿。当年所谓的军事法庭，绝不会理会中国劳工的赔偿问题。中日双方数十年内没有外交关系，中国劳工也丝毫没有去日本“讨债”的可能。耿淳只能将遗憾深深地压在心底。
1985年，耿淳已是71岁老人。是年9月，他在一份参考消息上偶然看到一则新闻：“二战”期间日本秋田“花冈事件”幸存者刘志渠等四人，现向鹿岛组(现称鹿岛建设)提出赔偿要求。耿淳记得刘志渠，当年是耿淳派他去担任病号房里的看护。耿淳当即书信一封给定居日本的刘志渠。时隔不久，刘志渠便带着一个日本作家石飞仁，到河南襄城县拜访耿淳。原来，日本人民并没有忘记“花冈事件”。秋田县的群众还记得劳工暴动后秋毫无犯于老百姓，自发地为劳工们立了一座五米高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之碑”。在这些群众的眼中，耿淳无疑是中国人中的英雄。石飞仁著写《花冈蜂起??中国人强制连行》一书，为写耿淳，连监狱长都采访到了，如今见到耿淳还活着，他非常激动，回到日本便发表了《耿淳健在》的文章，立即在日本社会引起轰动。
今非昔比，在日本，如今连许多日本人都主张历史的问题必须要查清，中国劳工要向负有责任的日本企业追讨“说法”。耿淳觉得时机成熟了，便于1989年12月22日，以“中国劳工花冈事件受难者耿谊会”名义，向日本“鹿岛建设”郑重提出了三项要求，要求对方：一、必须郑重谢罪；二、在北京、大馆各建一座纪念馆；三、必须付以经济赔偿，986名受难者，每人500万日元。“鹿岛建设”拒绝答应后两项要求。耿淳等劳工代表怒不可遏，在众多日本正义人士支持下，于1995年12月20日，再次走向日本法庭，严正控诉“鹿岛建设”当年犯下的罪行，要求法庭主持公道。然而，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圆部秀穗根本不考虑中国原告的利益，中途极其粗暴的终止审理，受害者明明是中国劳工，却要判中国劳工一审败诉。这是耿淳在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所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挫折。
一审败诉。然而耿淳根本就不承认“败诉”的是中国原告。他说：“这只能说是日本在司法方面的黑暗。 (李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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