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的赵忠义和74岁的赵宗仁--昔日劳工访谈-918爱国网

    74岁的赵宗仁老汉今天又成了新闻人物，他刚刚从日本国起诉回来。这是赵宗仁作为当年被掳劳工，第三次赴日本国就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向日本札幌地方法院提及相关诉讼了。这次诉讼虽然又一次败诉，但是，赵宗仁心中的道德天平仍然是丝毫不差。他心目中的国耻、罪恶、历史观、友情、感恩等观念绝对是朴实的，现实的。是沉淀一生的思考。他庄重而平稳的告诉我：“应该感谢日本律师，没有他们主持正义，在日本国的司法诉讼将没有光明。”

    我是抗战问题的研究者、抗战题材的报告文学的作家，我头一次从中国战争受害者嘴里听到这样的语言。
    我是怎么认识赵宗仁的呢，纯属偶然。我清明节前一天正采访84岁的劳工赵忠义老人，我们一起去了北京的炮局胡同。60多年前，赵忠义和六名八路被日军逮捕，一同被捕的县委书记当时就叛变投敌了。当时的八路军战士赵忠义就被押解到炮局胡同的日本兵监狱里，受尽严刑拷打。我和老赵看到，当年的日本兵监狱上的四个炮楼还完好无损，还保持当年的状态。只不过是用于射击的了望孔里塞满了砖头。
    日本已经投降了59年，当年被关押的八路战士赵忠义都成了耄耋老人。
    日本投降了59年了，在北京这个城市的中心还完好地保存着侵华日军使用过的建筑。
    日本投降59年了，在一个日新月异的城市中心，在车龙水马的胡同里，人们对侵华日军的遗留物依旧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中日学者、各国研究二战的媒体人都应该迅速的行动起来，拍摄“赵忠义和当年监狱”的人物映像，这肯定是最后的资料片。要想“人证”和“物证”“同在”，首先要遵守的就是自然法则。这样的机会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在哈尔滨的731细菌部队遗址前已经拍摄不到了。可以推理：数年后北京炮局胡同的日本炮楼儿再拍摄出来的作品也应该是我们人类社会的艺术片或者是文艺片的再创作了吧。
    我给84岁的赵忠义老人和四个高高的炮楼照了不少相片。
    当年，赵忠义是捆着进去捆着出来的，现在赵忠义走着进去走着出来了。
    炮局现在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武警上尉同意我们进去看看古老的建筑。带路的武警战士介绍说，当年抗日将领吉鸿昌将军曾经在该地英勇就义。紧接着，炮局就演变成侵华日军的监狱。有多少抗日志士活着进来死着出去，不得而知。老赵是幸存者，他活着进去，活着出来，现在又活着重新走进侵华日军的监狱、触摸当年的高墙；我能为他在当年的炮楼子前面照相感到有不可思议的新闻价值。
    84岁的赵忠义老人站在60前的侵华日军炮楼子前照相时，告诉我他昨天刚见了当年劳工赵宗仁，如果有时间的话，一起去见他？我这人不愿意凑热闹，但是，我想看见60年前中国人当亡国奴时认识的“难友”再次相见的情景。于是，就有了后面戏剧性的镜头。
    我开车开了近一个小时才找到位于昌平县的苏三四村。
    1944年11月，赵忠义和一百多八路军、共产党人一起从炮局监狱押到塘沽集中营。
    同一时间，赵宗仁在北京昌平县城被抓，押到天津塘沽集中营后押送去日本。
    赵忠义，赵宗仁同在北海道的北见市置户村集中营服苦役，不过在不同的支队。
    赵忠义和赵宗仁都经历了当奴隶的苦难，目睹了同胞的惨死。
    赵宗仁赵忠义在1945年11月一起乘坐美国军队的兵舰离开日本国返回中国。
    1950年赵宗仁、赵忠义分别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同美国军队作战。
    84岁的赵忠义又见到了74岁的赵宗仁，难友相间，倍感亲切。他们俩人一起回忆被押到日本国北海道服苦役、当劳工的情景。赵宗仁说：“我们队都是农民，所以，管理的比较松懈。赵忠义的一队都是地下党、八路军、游击队、共产党人组成，所以，要严加防范！”60年过去了， 74岁的赵宗仁已经去了三次日本国起诉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并要求日本国谢罪和赔偿！84岁的赵忠义老人现在还是“义愤满腔、投诉无门”。
    84岁的赵忠义对74岁的赵宗仁所说的：“受到日本律师的大力帮助”表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也难怪，侵华战争过去了60年，84岁的赵忠义把对日本国的印象停留在侵华战争时的景象里。而74岁的赵宗仁已经去过日本国三次了，他对日本国的印象应该是新鲜的，鲜明的，有层次的，有详细分析的。赵宗仁说：“我们面临的困难非常多，首先是经费缺乏；其次是日本国对于战争罪行的认可缺乏诚意、层层设障；第三，如果没有日本律师的帮助，诉讼几乎就停滞了。”中国有句成语叫“三足鼎立”，我理解赵宗仁所说的：“经费、诚意和帮助”是中国战争受害者就日本国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提及诉讼的“三足”，缺一不可。
    赵宗仁1930年4月10日生，北京昌平县苏家坨人。1944年11月12日在昌平被侵华日军抓住，当时14岁。当天，和赵宗仁一起被抓的有308人。根据赵宗仁回忆：从顺义高丽营到昌平苏家坨有八个村，村村都有被抓去当劳工的。所以，这些人都被编为一队。当天，这些同胞被日本兵押上火车，第一站是位于前门楼子前的北平火车站。第二天就押往天津塘沽集中营。11月19日，赵宗仁一行被侵华日军押上日本国轮船，一周后在日本下关、门寺登陆，后经福冈、长野、北海道、在置户村集中营服苦役。赵宗仁讲，他们队在福冈死两个，在长野死八个，在北海道死亡一个。1945年11月他回国时15岁。1950年到1951年他参加志愿军，在杨成武将军的警卫连当战士。由于冰冷和潮湿，他回国时得了严重的风湿性疾病，连走路都困难。几十年来，赵宗仁在极度的贫困中生活着。从1984年开始，他有了残疾军人的补助，当年是每月6元，现在已经涨到每月475元。
    赵忠义是1938年的八路军，他在炮局监狱和日本国所受的苦难就难以叙述了。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在北海道集中营，由于饥寒交迫和超负荷劳动，他们屋里七个人都患了病，吐血、尿血，日本人管都不管。那六位劳工都相续死亡了。日本投降他回国后参加了解放军，在入朝作战时他已经当上了营教导员了。赵忠义1952转业到北京木城涧煤矿，现在每月退休金有1300元。他刚找的老伴儿家就住在炮局胡同的边上，这使得他天天可以看见原来关押过他的侵华日军使用过的炮楼儿。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人文的关怀”？或者是“屈辱的回顾”、“胜利的烙印”、“希望的期盼”？我无从分析。但象这样实实在在的事例，在我们这个星球的人类社会中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84岁的赵忠义和74岁的赵宗仁有一点是共同的，作为日本国在侵华战争中的受害者，他们毋庸质疑的希望日本国就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所犯下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和赔偿。84岁的赵忠义最希望加入到日本国提及诉讼的行列，可惜，没有任何司法界的朋友帮助他。74岁的赵宗仁也希望再去日本，对在侵华战争中强掳中国人到日本服苦役的日本三井矿山、住友石炭、熊谷组、新日铁、地崎工业、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6家日本企业再一次提及相关司法诉讼。赵忠义和赵宗仁都认为谢罪赔偿是理所当然的，不谢罪不赔偿才是不人道的，不可理解和不能理喻的。
    我约84岁的赵忠义和74岁的赵宗仁参加摇滚歌手崔建的朋友会，我希望几十名崔建音乐的爱好者不但爱好音乐也关注我们祖国悲惨的历史；我希望84岁的赵忠义和74岁的赵宗仁给北京的音乐爱好者们讲一讲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和他们的亲身经历。没想到两位当年的劳工非常爽快的答应了。目前的局势是：北京几十名摇滚歌手放下手中的乐器，摘下眼睛上的墨镜，把长发卷到脑后，闭上他们粗旷粗野的歌喉，翘首期盼两位与他们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位老人。两位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饱受亡国奴之苦的老头子也希望走进头一次“安静的北京摇滚乐”，走进北京摇滚青年的天地。(中国作家协会作家  方军)

    人民网日本版   2004年04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