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律师团团长尾山宏先生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该律师团进行这样一场艰难、持久、规模宏大的诉讼的目的。 1999年6月刊载于《法和民主主义》
一、中国战争受害者行使权利理所当然
对提起诉讼的中国人来说，诉讼的意义极为明了。对于日军残酷行为造成的危害，他们有向日本国要求赔偿的权利。这一权利是以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私法为基础的。他们是中国战争受害者中极小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诉讼有代表诉讼的性质。他们的诉讼如果取胜，将会明显地促进和诉讼并行提起的战后补偿立法，从而使众多的受害者得到救济。
二、诉讼对日本人的意义
这个诉讼对日本人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要讲的不仅仅是中国人的诉讼，而是一切战后补偿诉讼的共同意义。
（1）日本至今未解决的残留问题
尽管战后已经过了五十余年，做为国家的战争责任，仍处于未解决状态。让日本的政治家和国民重新想起这个事情是这个诉讼的首要意义。无论是日本的政治家，还是国民的大多数，在战后补偿诉讼频频发生之前，很长一个时间里把这个事情忘得干干净净。
（2）日本人的良心──历史认识问题
这个诉讼使得日本人的良心何在为世人瞩目。这是日本人真实的历史认识和价值观问题。如果没有坦率地承认自己国家过去的犯罪、从内心深处谢罪的真挚态度，就不会出现国家负起责任，进行补偿的局面。战后补偿归根结底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这个诉讼会促进日本的政治家和国民纠正错误的历史认识或是使正确的历史认识进一步加深和拓宽。这意味着日本人和亚洲各国民众持有共同的历史认识，成为建立真正友好的基础。最近常说“亚洲中的日本”，但是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亚洲中的日本”是不可能存在的。保守政治家和财界人士特别应该铭记这一点。
然而现在的日本，否定过去错误的、无所顾忌的“自由主义史观”横行，更令人遗憾的是与其共鸣的人在增加。可是“自由主义史观”无论在国内如何，只要踏出国门一步，则全然行不通。这是因为它是远离当今世界趋势的异物。最近，不仅是过去的侵略国、战败国，就连战胜国也开始坦率地承认自己犯过的错误。
德国的例子人们知道很多，在此想仅举一例。95年2月13日在柏林举行的德累斯顿大空袭五十周年纪念仪式上当时的总统说：“任何人也不能抹杀纳粹的犯罪”、“我们德国人决不推卸自己的战争责任”、“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从历史中充分地学到了东西”。德累斯顿大空袭是二战末期、德国战败仅仅成为时间问题时发生的，在军事上毫无意义。地毯式轰炸使昔日美丽的街区踪影皆无，造成许多人的牺牲。英美的狂轰烂炸明显地带有感情色彩。然而总统在纪念仪式上说了上述的话。在德累斯顿举行的纪念弥撒上，除科尔首相外，来自姐妹城市的英国教会和俄国教会的神职人员也来参加，悼念牺牲者，祈祷和平。伊丽沙白女王的代表和英美高官出席了在德累斯顿公墓举行的献花仪式。如果德国议论他国之非，把自国反省放在一边，恐怕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97年访问印度的伊丽沙白女王希望在印期间访问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则，对此印度总理表示为难，认为“女王最好不去当地”，建议英国政府放弃这个想法。在阿姆利则，1919年4月约二万居民参加反英集会，英军开炮致使1500余人死伤（阿姆利则屠杀）。印度方面考虑治安和居民感情，表示为难。尽管如此，10月12日访问印度的英国女王于14日访问了阿姆利则，向纪念塔献了花圈。这在日本恐怕是不能想象的。
法国曾以二次大战期间的抗德运动之国而自豪，但现在人们承认抗德派不过是国民中的一部分，有很多人与德国人合作过。今天的孩子们受到的教育是维希政府与纳粹合作，使八万犹太血统的法国人遭逮捕。法国天主教会承认没有抵抗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表示谢罪。这是响应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94年发出的面向21世纪的呼吁（“承认昨日的错误是增强信仰的行为”），下决心发表的谢罪宣言。罗马教廷本身也对默认大屠杀的过错表示了谢罪。
另外，97年10月8日在二次大战中协助过德国的莫里斯（当时87岁）以违反人道罪被起诉，98年对其做出有罪判决。此人战后曾担任过巴黎警察总监及预算部长等职。如果在日本，“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就让它过去吧。那么大岁数了，怪可怜的，而且过去还是有功之人”之类的同情论调一定会增高，最终决不会被起诉。
在美国，二次大战中强制收容在美日本人的错误被承认，当事者每人得到了一万美元的补偿金和布什总统的谢罪信。美国的教科书里，美国曾被描写为自由和民主主义的样板，而今天在国家引以为自豪的开拓者精神的侧面，记述着对土著居民的土地掠夺。越南战争也做为一个极大的错误被记述于大部分教科书上。
如上所述，无论哪个国家，当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坦率地承认事实，进行道歉，并且做出补偿，这是当今世界的趋势。与此相对照，就可知道日本的现状是多么特别，多么异常。
（3）追求国家的更高价值。如何认识历史和价值观密切相关。
“自由主义史观”认为，争论自国之非是自虐的，会使日本失去自豪。这种认识除了否定历史之真实之外，还潜藏着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全然不同。前面谈到的美国对曾被强制收容的日本人进行补偿时，议会委员会的最终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是无法改写的。我们能做的是道歉，是做为国家对更高价值的确认，不是（用金钱）去勾消当年的事件，去取收支平衡”。
这段话同德国前总统那段著名的演说中的一节十分相像。
只有这样的思想方法才是民主主义的价值观。如果日本人（尤其是政治家）明确地表示了这样的认识，就会得到亚洲以至于世界人民的信赖和尊重，为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做出贡献。最近日本经济新闻“我的履历书”栏目中一位新加坡人士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坦率地批评日本。尤其是日本对战争中行为进行谢罪问题所持的明显消极态度。应该像德国那样，干脆地清算过去，向将来迈出新的一步……彼此认识过去的事实会成为将来合作的坚实基础。”
三、为了国际人道、国际人权法理的发展
这个诉讼从法理上看主要是将90年代以后的、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中心的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法理的发展运用于日本国内的诉讼，实现战争受害者的权力。在这点上，不仅有国内意义，而且有国际意义。
在国内，至今的战后补偿诉讼都是原告的要求被驳回。去年韩国人“慰安妇”事件中，山口地方裁判所下关支部的判决承认了“慰安妇”的部分要求。然而这个判决并没有承认原告本来的要求，而是以不积极立法（立法不作为）为理由，判给每位原告3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金（必须承认，这本身也是有其意义的）。这并不是由于被告国家方面在法律上战胜了原告。在法院，海牙陆战条约三条确定了被害者个人索赔权的解释等有关各法律问题在法理上的论据都充分提示出来，使得法院完全有可能承认被告的要求，而且如果遵照正义这一法律基本原则也应该这样做。尽管如此，由于法院至今对以上诸法律问题存在着消极论，或者说只有消极论，因而选择了消极论。
在这里，现行的司法体制起着决定性作用。法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不违反政府、执政党的基本政策。对于战后补偿，保守党贯彻着“已经解决了”的一贯方针，司法也追随着这个方针。
这里潜伏着一个重大问题。在战后补偿诉讼中，作为法的基本理论的正义得不到贯彻，必然招致国内外的不信任。去年11月英国原俘虏虐待事件判决后，原告代表会见记者时激愤地说：“这个国家没有正义。”法官自不必说，我们这些置身于法律界的人都不得不沉重地接受原告代表的这个发言。在这类事件的各个判决中，全然看不见回到法的基本理念上，对照这个理念探讨判决理由的行迹。看到的只是一味地用形式上的法理论使被告逃脱。9月份将迎来判决的731、南京、无差别轰炸事件诉讼中，我们注意在各论点上组织了坚实的法理论的同时，不断地呼吁法官返回到作为法的基本理念的正义上来探讨诸法律问题。
另外，在促进法院做出正确选择和决断上很重要的一点是提高国内外舆论。特别要使法官知道海外的人们对这个诉讼前景的强烈关心、对日本法院实现正义的要求和期待。法官的视野不被限制在狭小的国内，而应看到广阔的海外动向，这对于法官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断是必不可缺的。
四、“寄予全人类的诉讼”
“贡献于人类未来的诉讼”
得知731、南京、无差别轰炸事件结束了庭上审理，将于今年9月22日做出判决的法国人给律师团发来数封传真，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前略）我们确信这是寄予全人类的诉讼，我们用此信对被害者表示支援的同时，对不论在日本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为了正义同‘丧失记忆’而抗争、战斗的人表示声援和鼓励。”
读到这里，我在深受感动的同时陷入沉思。本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其后，残酷行为和大量屠杀持续不断，直至今日。这是一个人类的尊严、自由、人权被长期蹂躏的世纪。这一切告诉我们，追究半个多世纪前的日本军非人行为的诉讼毫无疑问是贡献于全人类，贡献于人类未来的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