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军在中国实施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细菌战，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历史事件之一。但是，由于日本对战争罪行的极力掩盖，更由于战后美国的庇护，也由于我们对战争罪行揭露的不力，长期以来世人对此知之甚少。近年来，人们较多地了解战时日军731部队在东北哈尔滨进行细菌战研究和试验的事实，其中3000人以上的抗日志士由日军宪警“特别输送”到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惨无人道地进行活体解剖，骇人听闻。而更为严重的是，日军对华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性细菌战，成万成万的中国平民因此而在极端痛苦的折磨中丧生，这样的重大事件却被许多史学研究者所忽视了！

    我们今天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却是战后国际社会严重的政治斗争所使然。由于战时日军细菌作战极其诡密，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出于冷战的需要与日本作了交易，掩盖了这一严重的战争犯罪，使这一罪行逃脱了历史的审判。由此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助长了日本政府和社会右翼势力的抬头，否认侵略的言行甚嚣尘上，不仅是对人道、正义的践踏，严重损害着中日关系，而且也构成了对世界和平与我国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细菌战问题与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问题一起，构成了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焦点问题。战后，中国、前苏联、日本和美国的有识之士对这一罪行进行了揭露和调查，中国受害地区民众也进行了伸怨行动。但日本政府至今未正式承认细菌战的事实，并继续隐瞒有关材料。这场斗争显得十分尖锐，并将长期进行下去。我们要高举正义、人道、和平的旗帜，扎实地进行日军细菌战的调查研究，才能在这场斗争中处于主动的地位，然而这项工作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我们的调查研究状况远不能令人满意。
调查并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尊严。我国是日军细菌战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对于日军细菌战的历史及其危害决不能漠然视之。要认真调查和研究，以还受害者公道与人格尊严，并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尊严。重视和正视战争遗留问题，关注民众的受害和痛苦，伸张民族正气；并且，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和研究，可以使人们痛感落后将要遭受的耻辱并且有被毁灭的危险，激励人们奋发努力，振兴中华。

一、 细菌作战是战时日军重要的战略安排

    日军为什么要进行细菌战？这要从细菌战魔头石井四郎谈起。石井，1892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千代田村加茂地区，1920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1927年获得博士学位，当时他已在日本陆军工作，并开始鼓吹细菌战。他列举了日本实行细菌战的理由，主要是日本这样能源短缺、兵员不足的国家，进行细菌战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威力巨大，而且它能够造成敌方的恐慌、影响敌人的士气，并迫使该国花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去控制疾病、大幅度降低该国的战争能力。所以石井多次强调，细菌战是唯一现代的武器，它可以挽救日本，并有助于日本称霸世界。

    石井关于细菌战的游说在1930年获得了进展，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科学家小泉亲彦的注意，他支持石井建立了防疫研究室。此后他还得到了陆军大臣荒木贞一夫、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参谋总部作战课第一课长铃木率道中佐、关东军军医部长??隆二大佐等支持，更重要的是直接得到了日本天皇的关注，而成为日本政府的国家行为。1932年，石井来到中国的哈尔滨，在一个叫背荫河的地方建立细菌战部队，并开始进行残酷的人体细菌实验。当时正是日本的经济大恐慌时期，但是石井依然能得到每年20万日元的年度预算，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很大的经费。到1936年，当时还只是中佐的石井事实上已掌握了1000万日元以上的年度预算。而以后众多的细菌战部队的建立，至少要投入2000万日元以上的年度预算。这些经费只能来源于用于研究特殊武器的皇家秘密专款。①1936年石井被任命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部队长，并在哈尔滨附近一个叫平房的地方强占了6平方公里的土地，建造了庞大的建筑，以进行更大规模的细菌实验，这支细菌战部队以后又称这731部队。细菌战部队是直接在天皇的命令下建立的，并一直得到天皇的特别关照。②多位皇族了解甚至参与了有关细菌战部队的建设工作。天皇的表弟竹田恒德，以宫田武中佐之名担任关东军首席主计官，掌管经费，并且负责审批到细菌战的访问者。天皇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亲王与关东军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曾访问过平房细菌工厂。1939年2月9日，在东京的陆军省大会议室，裕仁的弟弟秩父宫亲王，听取了石井的演讲。③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亲王也参观过平房。

    以后，又建立了大批细菌战部队。1936年这年，日军又组建了以动植物细菌战为目的的长春100部队（即“关东军军马防疫厂”）；1938年，在北京建立了甲1855部队（北支那防疫给水部；、1939年，在南京建立荣1644部队（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同年在广州建立了波8604部队（南支那防疫给水部）；1942年占领新加坡后，在新加波建立了冈9402部队（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等细菌战部队等。并且，还在各军设立防疫给水支部，在各师团设防疫给水班。日军庞大的细菌战部队网络的存在，表明了其对细菌战的重视程度。

二、日军细菌战规模巨大危害十分严重

    以往关于日军攻击性细菌战的实验和应用的研究，主要根据1950年公布的苏联伯力审判材料?《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1989年中国中央档案馆等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④一书，根据中国审判档案和中国军政部门的档案材料，大大充实了相关内容；1993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原日军参谋总部具体协调细菌作战的作战课员井本熊男大佐的工作日记，记载了1940年至1942年对中国进行的几次较大规模的细菌作战；尤其是1996年以后，中国浙江义乌、丽水、衢州、宁波，湖南常德，云南保山等受害地区的民众调查，使我们对日军对华细菌战实验和应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危害的严重程度是难以想象的。

    自1932年以来，日军就在中国东北进行了残酷的活人体细菌试验，作实施细菌战的准备。自1938年以后，日军开始实施细菌战，《细菌战与毒气战》中的档案就有日军在华北“投下细菌炸弹”、“在饮用井中投放霍乱和伤寒菌”等记载。这年，日军在中国东北与苏军冲突的“诺门坎事件”中，实施了细菌攻击，这在伯力审判中战犯西俊英已有供述。其后，日军细菌战的规模越来越大，疫种包括霍乱、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和痢疾等等，范围遍及华北、华东、华南。

    日军对浙江等地实施细菌作战，开始于日军在南京设立“中支那防疫给水部”（即荣1644部队）的同时，该部队首任部队长就由“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兼任，这时，国民党军政部门就有了日军将在江、浙、沪实施细菌战的情报报告。⑤

    1940年8月，日军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根据日军参谋总部、陆军省关于在浙赣沿线城市进行细菌攻击的决定，联合组成了细菌战行动部队?“奈良部队”，以杭州笕桥的原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为基地，对浙江等地实施了细菌攻击。井本日记记载：这次攻击的目标有宁波、衢州、金华、玉山、温州、台州、丽水，到10月7日为止共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输送细菌26次；温州采用的细菌空投方法是合适的，但须使用降落伞，台州的空投方法不合适；霍乱菌看来不太成功，鼠疫也许是成功的。当时中国地方军政当局明确报告了衢州、宁波和金华受日军细菌战攻击的情况，并进行了防疫工作。日军飞机于10月4日，在衢州县城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0月27日又在宁波城区空投了谷物和鼠疫跳蚤，11月27日在金华空投了鼠疫菌液。衢州和宁波相继爆发了鼠疫流行。衢州城乡死亡约2000人以上，①并传染到50公里以外的义乌县城，又造成数百人的死亡。宁波城区开明街一带爆发鼠疫流行，虽立即进行了防疫工作，但仍造成106人死亡。金华当时未出现鼠疫流行，表明日军直接空投鼠疫菌液效果不理想，证明了以跳蚤为媒介物是理想的。温州等地可能是空投了霍乱菌，被认为效果不明显。但是，除井本日记所载的飞机空投外，“奈良部队”还多次乘车外出，在河流和水井中撒布细菌。②

    1941年，日军对常德所进行的细菌攻击，显然已把细菌战作为重要的战争手段投入使用。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攻击，是为了策应日军第11军将在12月份发动的第三次攻打长沙战役。常德以粮仓著称，又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于是，这年10月，石井四郎亲率731部队远征队来到华中，再次与1644部队联合实施细菌战。11月4日晨，1644部队部队长大田澄直接指挥日机在常德36公斤鼠疫疫蚤，造成了1941至1942年常德及周围地区的鼠疫流行。当时在医院和隔离所的死亡人数约数百人，据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1999年的调查材料，在城内有姓名可查的受害死亡人数有4000余人，军人还不在内，其中一个兵站的新兵至少千人以上在这次鼠疫流行中遇难。

    1942年春，日军第56师团等进犯滇西，并实施了细菌战。5月4日，日军对云南保山投放了大量细菌弹，造成霍乱流行，仅保山城死亡就达6万余人，滇西数十县死者当以数十万计。③
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则把细菌攻击作为重要的战术组成部分，在战争中大规模实施。这年4月，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了日本东京等城市，并预定返航时在浙江衢州、丽水和江西玉山的机场降落。为消除对日本本土的空袭威胁，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

    浙赣战役从5月份展开，荣字1644部队立即配合进行细菌作战。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已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6、7月间，荣字1644部队以金华为中心，撒布了霍乱、伤寒等病菌，造成了大规模的疫病流行。由于中国军队迅速退却，占领该地的日军自身受到了疫病的侵袭，有万人以上感染了以霍乱为主的疫病，1700多日军军人死亡。④中国平民的伤亡更难以计数。

    这时，日军参谋总部决定在浙赣战役中进一步加强攻击性细菌战的份量，再派731部队组成远征队，由石井四郎亲自率领，来到浙赣地区，与荣字1644部队部分人员汇合，组成156人的细菌战队伍，随同第13军参与浙赣战役。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顾虑到细菌战给己方防疫造成的困难，并觉得牺牲山中乡下的百姓，会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的痕迹，曾表示反对意见。⑤对此，石井四郎强调了这是参谋总部的决定，并与泽田茂等商定，细菌战将在日军撤退之际的8月份展开，在居民逃亡地区从地面撒布细菌，以返回的居民为目标，造成疫病流行。

    8月28日的井本日记记载了细菌战实施的部分计划：在广信放鼠疫跳蚤和老鼠，在广丰放鼠疫跳蚤，在玉山放鼠疫跳蚤、老鼠并在米上附着鼠疫干燥菌，在江山和常山将霍乱菌投入井水、粘于食物或注射于水果中，在衢县和丽水撒布伤寒和鼠疫跳蚤。除上述菌种外，据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和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称，他们还为浙赣战役备制了数十公斤的炭疽菌。⑥

    这次细菌作战给浙赣沿线人民带来了空前劫难。日军于8月20日撤离江西上饶地区，8月28日撤离浙江丽水地区，8月31日撤离浙江衢州地区，上述地区都先后大规模地爆发了霍乱、鼠疫、炭疽、伤寒、副伤寒、疟疾、痢疾以及疥疮等疫病。根据衢州地区衢县、江山、常山、龙游四县不完全的档案等材料统计，这阶段染病在30万人以上，死亡约10万人左右。丽水地区就丽水一县的初步调查，疫病蔓延90个村镇，已核实的死亡人员有2252人。⑦浙赣战役结束后，日军继续占领金华地区，荣字1644部队在金华等地派驻了支队和分队。义乌县再次爆发严重的鼠疫流行，其中崇山村一村就死亡400余人。⑧金华则出现了炭疽流行。

    1943年9月、10月第12军59师团在鲁西的“霍乱作战”。由华北防疫给水部（北京甲1855部队）指导，以下各军叫给水支部，各师团设给水班。在馆陶、南馆陶、临清、堂邑等地，通过卫河决堤进行。12军军医部长川岛清。因水灾和霍乱死亡至少数万人。⑨

    1943年以后，浙赣地区的细菌战则由荣字1644部队独力承担。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的细菌生产量已达到相当大的规模，据4月日本陆军省军医局医事课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业务日记记载，荣字1644部队月生产鼠疫跳蚤5公斤，如能补充2万只鼠，月产量可达15公斤。

    1944年6月，日军在浙赣沿线再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龙游、衢州；8月进犯丽水、温州。在这次龙衢、丽温战役中，日军也同样实施了细菌作战。这时的荣字1644部队已具备相当的细菌作战能力，除南京本部外，还在其他城市设有12个支部，其中包括浙江的杭州、金华两个支部，在义乌等地还派有分遣队。同时，为加强细菌攻击的力度，在哈尔滨731部队还向荣字1644部队输送细菌。根据山下升的供词，在1944年，他三次从哈尔滨乘飞机把鼠疫、伤寒、白喉等细菌送到杭州、上海和南京。⑩这次战役，使浙江的疫病流行达到又一个高峰，由于日军进犯浙南，温州地区也出现了鼠疫和霍乱的大流行。

    由于日军实施攻击性的细菌战，疫病流行随着战争的发展，在1940、1942和1944呈三个高峰，而疫病的蔓延直至50年代才得到控制。日军攻击性的细菌战给浙江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我们从1942年浙赣战役时期日军第13军人员损失表上可见，该军战死1284人，战伤2767人，而战病达11812人，战病是战死的9倍，在细菌战大规模实施的第4时期（8月15日?9月30日），战病则是战死的61倍之多。11这清楚说明了细菌战的严重程度，其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更是不堪设想的。目前我们的调查还只在初步阶段，还只停留在几个点上（如义乌、丽水、衢州、宁波等地）和以鼠疫为主的个别菌种上，随着调查的深入，其严重性将会越来越清楚。我们认为，日军细菌战在至少屠杀了数十万浙江平民。

    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惨无人道，是严重的战争犯罪。它所针对的不仅是军人，更多的是广大的平民，其残酷性不仅在于其杀伤力大，而且表现在死亡的过程十分痛苦：霍乱上吐下泻，受害人往往成了人干；炭疽奇臭冲天、溃烂至死；鼠疫高烧、头痛难禁……。而且由于它具有严重的传染性，直接对亲友造成危害，所以又严重瓦解了社会人伦关系。

    细菌战的危害不仅是历史，而且是现实。细菌战受害造成巨大的精神创伤，至今没有平息，幸存的一批受害者终生残疾，仍在痛苦中煎熬。大规模的细菌战，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一些曾受细菌战危害的地区迄今为止仍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防疫工作，例如鼠疫疫区，要彻底消灭疫源地十分困难，一些地区至今仍发现鼠疫杆菌在鼠间存在，因此防疫部门要长期进行监测，历史上的细菌战仍然威胁着今天人们的生活。而且，由于细菌战隐藏性强，成本低，且随着生物科学的发展，其危害将更大，当今世界，美、俄等国，以及有些发展中国家仍有细菌战的研究，日本政府也在去年悍然通过了一个法案，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试验，细菌战的危险依然存在。

三、 美日对细菌战罪行的隐瞒及后果

    人们针对日本政府及其社会上出现的掩饰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的行径，常常把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的态度进行比较。但是，这绝不能以所谓日本民族的劣根性进行解释。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推原其始，在于国际政治中的重重黑幕。因此，与其比较两国政府的态度，不如比较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差别。实际上，正是东京审判史观为日本右翼的自由史观准备了基础。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放了原子弹，苏军也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日本政府举行御前会议，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但是，日本政府又以维持天皇制度为最基本的前题。由于731部队是直接根据天皇的命令建立的，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研究和对中国平民的细菌攻击惨无人道、并严重违反国际法，日军细菌战一旦被揭露，必然涉及到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所以，当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之际，日军参谋总部就立即指示731部队毁灭证据。参谋总部作战课参谋朝枝繁春中佐在8月9日得知苏军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的消息，就立即考虑到“731部队若落入苏军之手，真相大白于天下，必然发生天皇是战犯的大问题”12。翌日，朝枝立即以参谋总长的名义打电话给731部队，向石井四郎传达命令，要毁灭731部队的证据，并首先派飞机将53个博士级的医生撤到东京。朝枝还受参谋总部的派遣，故意被苏军抓住。因为在苏军进入东北之际，731部队人员虽然已全部回国，但是，一些曾在731部队工作过后又调到其他部门的人员被苏军俘虏，朝枝繁春就是为了向被俘的有关人员封口，以保守细菌战等秘密。13 8月15日上午8时半，在日本政府播出天皇“终战”诏书前夕，陆军省也再向731部队发出了毁灭证据的指示。

    根据参谋总部和陆军省的指示，731部从8月10日开始进行毁灭证据和撤退人员的工作。杀害所有作细菌实验用的“木头”??主要是被监禁的中国人，也包括一些苏联等国人，约405人；14派工兵炸毁建筑、设施；全部731部队成员优先坐军列撤离；为彻底保守秘密，在撤退之际，石井四郎要队员们随时带着氰化物；在长春火车站和釜山港，石井命令队员们在复员后，要严守秘密，队员不得相互联络，不得担任公职；此外，还用氰化物毒毙了约40名被细菌感染的队员15。

    美军占领日本后，也没有把细菌战犯列入审判调查范围。1945年8月，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美军占领了日本本土，并组织了远东国际法庭，以对战犯进行审判。当时在东京的美军军事情报部和战争犯罪指控部至少收到了数十份涉及到日军细菌实验的控告信，特别是针对石井、若松和整个细菌战医学研究机构的指控相当准确。如日本共产党于1945年12月14日提交的备忘录，披露了关东军石井细菌部队的活动内容，有一位叫今二节的，揭露石井进行人体实验，并对石井的背景十分熟悉。1946年2月10日和8月23日，原100部队的纪野猛和西村武给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写信，指控若松等解剖了很多盟军战俘，但都置之不理。1946年1月6日，《太平洋星条旗报》和《纽约时报》登载了有关消息。当局立即阻止了新闻媒体继续关注这一问题。检察官美国人莫罗上校根据《太平洋星条旗报》等材料，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并去中国搜集证据，4月，当他把材料交给首席检察官基南后，就奉调回国，此事也不了了之。

    美军情报和细菌战研究部门却十分关注传闻先进的细菌武器，多次派员全力以赴地进行调查。1945年8月，在美国陆军部要求下，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就率科学调查团赴日调查，底特里克营也于9月派莫瑞?桑德斯中校前来调查。1946年1月，石井被美方发现，底特里克营又立即派阿沃?汤普森从底圣里克基地前往东京讯问石井。1947年4月底特里克营又派实验计划部主任罗伯特?弗尔前来调查，弗尔认为日本人用人体所作的研究是无价的，并明确地向石井等细菌战犯们许诺，“调查只是为了取得科学的和技术的资料，与战争犯罪无关”，从而获取了大量的研究成果。1947年10月，底特里克营再派基础科学部部长爱德华?希尔和病理学家约瑟夫?维克特到东京调查，他们在取得更多的成果后，在报告中写到： “希望自愿提供这些情报的个人，因提供这些情报而免遭麻烦”。

    美国所获得和将要获得的资料包括由19名细菌战犯提交的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8000张细菌实验人体及动物解剖组织幻灯片，10名兽医的研究总结和20页19年来植物毁灭研究报告，石井撰写的20年来从事细菌战研究的各阶段经验总结。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研究成果分析后认为，日本的细菌战研究并不比美国先进，情报并非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其中的细菌人体实验，显示了细菌武器病原菌对人体的直接效果，因为，美国目前为止细菌武器的病原菌对人体产生的影响，需要从动物实验获得的数据来推算，其结果是非确切性的，远非完整的。希尔说：“新得到的有关人体接种特定量的传染病菌后，对这些疾病的感应资料，由于对人体实验的良心上的顾虑，在我们的实验室是无法得到的。到手这些资料迄今花费总额为25万日元，与实际研究成本相比只是九牛一毛。”这一观点在以后的有关讨论中多次提到。也就是说，正因为日军细菌战犯进行过惨无人道的细菌人体实验，因此就有了免除战争责任的价值。

    美国为了获得日本细菌战研究成果而决心掩盖日本细菌战的罪行。美国学者哈里斯查阅有关日军细菌战犯免责的档案材料。主张免除日军细菌战犯战争责任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日军细菌战研究成果、尤其是细菌人体实验的成果具有重要价值，只有许诺免除战争责任，才能得到这些成果，这个交易对美国是有利的，“化学战部队及情报部都认为从日本人提供的或将要提供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二是一旦提交司法审判，细菌战研究秘密就难以保守，美军细菌战研究的秘密和技术也有暴露的可能。唯一的争论，是这场交易是否会给美国带来麻烦的问题。

    美国与日本战犯的交易行为，暴露了美国在价值观上利益至上的虚伪和实用态度。当时没有人打算对负责与日本人进行细菌战交易的人提伦理、道德、传统西方的或犹太及基督教的人的价值的问题。从1945年11月份桑德斯的报告到1948年3月的联合参谋总部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以及所有的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看，影响日本及美国科学家们的伦理问题没有一次进入过讨论，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有人说过细菌战人体实验的令人憎恶，应予以起诉。唯一关心的是交易一旦公开，将给美国带来麻烦的可能性。
由于美国与日本细菌战犯的交易行为，东京远东军事法庭没有对此罪行进行审判，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日本，战争罪犯象自由人一样自在，他们重新登上战前社会精英的位置，培育着新的一代研究者，同时向人们反复灌输引导着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整个国家被笼罩在集体遗忘之中，并推动着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抬头。

四、对日军细菌战的诉讼、调查及其意义

    受害深重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日军细菌战的控诉。建国初，尤其在苏联伯力审判材料公布后，《人民日报》以及东北、浙江、湖南和江西等受害较重的省区报刊，刊登了相当数量的控诉文章。1952年朝鲜战争中，有证据证实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使用了细菌武器，而且，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也参与了这一罪恶行动。我国各地开展了反细菌战运动，并进一步展开对日军细菌战的揭露。其后，从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以很大的精力进行了卫生防疫工作，如成立鼠疫防疫所，从1954年至1963年不间断地在老疫区进行检鼠检蚤、灭鼠灭蚤工作，并且在1957年还对老疫区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这为以后进一步揭示日军细菌战打下了一定的基础。60、70年代，各地在编写村史中也留下了一定的材料。

    8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政界右翼势力抬头，而且日军细菌战新材料的出现，我国进一步重视这一问题。1984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日本发现的731部队的原始文件，各地的文史资料也开始征集有关史料，1989年，中国中央档案馆等编辑了《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公布了大量战时的有关档案，和战后日军战犯的供状，，对进一步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罪行具有重要意义。
 
    90年代，对日军细菌战的调查研究趋于活跃，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受日军细菌战之害的浙江义乌崇山村村民王焕斌、吴礼琴、王国强等，于1993年起草了《崇山村要求日本国履行细菌战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寄给中国外交部和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诉讼要求。

    1997年8月，中国各地细菌战受害者108人联合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以日本国政府为对象的诉讼；到1999年12月，又有中国各地受害者72人加入诉讼，前后180人，分别来自浙江省衢州市、宁波市、义乌市、东阳市、崇山村、塔下洲村、江山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共八处细菌战受害地。原告要求日本国政府对原告道歉,并对每个原告进行1000万日元的损害赔偿。旅居日本的义乌崇山村人王选女士担任了原告团团长、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任辩护团团长。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于1998年至2001年共进行了27次开庭审理，并将于2002年8月27日进行一审判决。

    这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由于日军细菌战是最丑恶的战争罪行，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没有被审判，因此，这场诉讼的进行，原告们慷慨激昂的事实陈述，实际上也是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审判，引起了中日两国媒体和美、英、加拿大等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心灵震撼，日本政府已无法轻易抹杀细菌战罪行的事实，中国人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其二、对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右翼势力作了有力的反击，维护了民族尊严。细菌战受害原告们不仅在法庭上陈述了日军细菌战的事实，并且在开庭前后，和日本正义人士联合，进行了示威活动并组织过多次巡回演说，壮大了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声势，给左翼团体以相当的鼓舞。尤其是王选女士来回奔波，在国际上成为知名的活动家。细菌战辩护团与原告团相互配合，他们表示：“我们细菌战辩护团，与进行艰难斗争的中国细菌战被害者们一道进行了诉讼。我们决心为了使细菌战诉讼获得胜利，与中国的原告们、中国的民众、研究者一起战斗到最后。”16

    其三、举起了人道、正义、和平的旗帜。日军实施细菌战，是严重违反海牙条约和日内瓦条约的反人道战争犯罪。尤其在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人们特别关注生物武器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和威胁。揭露战时日军对华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残暴罪行，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人道、正义、和平价值的珍贵，对维护人类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四、大大推动了对日军细菌战受害的调查。细菌战受害诉讼又是一次较广泛的群众动员，受害地区有民众们开始组织起来进行调查。从1996年起，浙江义乌崇山村的退休干部王培根，联络了义乌其他受害村落的骨干，组织调查组，通过“老年协会”等系统，进行了艰苦的访问调查，目前关于义乌市内日军细菌战鼠疫受害的调查已基本完成；从1998年起，浙江丽水莲都区的陈史英等，通过“新四军研究会”也对丽水地区的细菌战受害进行了系统调查；此外，宁波、衢州、金华等地都组织了相应的调查委员会，展开了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批书籍，17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在义乌、宁波、衢州等地建立了纪念性建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也设立了相关课题进行研究。

    关于日军细菌战的调查研究，随着中国民众民族意识和人的权利意识的增强，已在一些区域实际展开，被长期掩盖的一些问题得到了揭露和核实，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就整个日军细菌战的事实而言，所涉及的调查研究还仅仅是冰山之一角。我们知道，日军细菌战几乎遍及中国全境，就调查研究较多的浙江省而言，也只是涉及了八个点和鼠疫受害等个别菌种，霍乱、炭疽、伤寒等菌种细菌战受害尚末真正展开，至于日军对动植物的细菌战的调查更没有进行。问题的严重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害者和知情者的稀落，这一相隔60多年的重大罪恶的大部分事实将会被永远淹没。

    我们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对待这一历史悬案。动员一定的社会力量，展开广泛的调查。纪念我们的民族英雄和牺牲者，在国际斗争中立于主动的地位，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难以忘却的教训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