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10月26日报道：虽然战后东京大审判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依然有些重要的情节鲜为人知。最近，当年在东京甲级战犯审判庭上担任检察官的美国律师罗伯特?唐纳翰和从日本战俘营中幸存的美国老兵揭开了已被尘封的历史秘密。记者有幸聆听了这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并与他们单独交谈和进行采访。

9月29日，华盛顿中国城的利苑酒家迎来了一批八十岁左右的美国老人，他们是“奉天战俘联谊会”的成员。二战期间，他们曾前往菲律宾与日军作战，被俘后被运往日军设在奉天（沈阳）的战俘营。战后回国，他们以奉天为名组织了战俘联谊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延续至今。

今年的年会安排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华盛顿的日本侵略史学会特设午餐会，请他们诉说历史，并特邀唐纳翰和当年空降奉天、救援美国被俘将军的海外特勤上士海尔?里奇先生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故事。

唐纳翰的终身遗憾：“没能审判上头号战犯”

率先发言的是现年83岁的唐纳翰。尽管他腿有残疾，乘坐轮椅，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作为一名律师，能够以检察官的身份参加对二战甲级战犯的审判，应该说是一生的荣耀。但他却说，虽然参加了东京甲级战犯的审判，但却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因为“没有审判得了头号战犯”。

他说，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菲律宾、加拿大和中国等国组成了一个检察团，赴东京审判日本战犯。从美国派出的12名检察官中，他是最年轻的，只有27岁，也是当今惟一还健在的一个。

同年12月7日，就在珍珠港被袭纪念日这一天，东京国际法庭宣布开庭。检察团最主要的目标，本是审判日本天皇。他们搜集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裕仁参与了侵略战争的所有战争计划和部署，并且是最高决策者。但令人失望的是，日本天皇被莫名其妙地排除在战犯行列之外。

唐纳翰后来了解到，这一决定是由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麦克阿瑟将军和驻日本大使麦克罗伊三人决定的。麦克阿瑟首先提出，由于日本人对天皇绝对效忠，如果审判他，有可能使战争延长，那将引起很多麻烦，难以维持亚洲的稳定，建议不审判日皇裕仁。麦克罗伊表示同意。杜鲁门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决定对裕仁予以除罪处理。表面的理由是日本天皇只是象征性国家元首，发动战争的决定是由日本军人政府决定的。

几十年来，作为律师的唐纳翰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说：“我个人认为，那次审判没有做到完全的公正，因为未把最大的敌人绳之以法”。

不彻底的东京审判：忽略日军在华所犯罪行

这时，会场上有人提问：日军占领中国，做没做坏事，法庭审理了没有？

这又是一件让唐纳翰老人愤愤不平的往事。“我搜集了很多证据，其中最大的罪行是南京大屠杀，但法庭最后并没有审理。”

老人一五一十地向大家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东京国际法庭从日本宪兵队获得不少资料。其中很多是他们对参战士兵及其家属的审问记录，真实地记载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掠夺的罪行。

有的日本兵忏悔道：他们在南京简直疯狂到了极点，原以为自己是“天兵”，可以无所不为，后来受到良心的谴责，感到很耻辱，于是把日军的丑行真相告诉了亲属和朋友。

还有的记录显示，日军干的很多坏事都是军官指使的。如记录中显示，有的军官命令士兵：你们强奸妇女之后，一定要杀人灭口，不留证据。

收集全材料后，唐纳翰把这些证据呈交法庭。令他奇怪的是，来自英国的主审法官韦伯竟然问他：“你收集这些材料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起诉”，唐纳翰坚定地回答。韦伯生气地表示：“你用这些材料干你要干的事好了。”说完扬长而去。日军在中国罪行累累，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唐纳翰现在想起来还后悔，他在递交证据时没有进行注册，结果再想找回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时，它们已经不翼而飞。

唐纳翰认为，东京审判的不彻底与东京靖国神社的现状密切相关。他语重心长地表示，靖国神社所标榜的武士道精神，令人触目惊心。一入神社，便有再度成为裕仁子民的感觉。人们应该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可能。

有意掩盖的真相：美俘虏被当豚鼠作试验

日本“731”部队用中国人做生化武器试验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也曾专门用美国等西方俘虏进行过试验，以制造专门对付美英等白人的生化武器。因为这一史实一直被刻意掩盖着。

曾在奉天战俘营被关三年的罗伯特?布朗讲述了他在那里九死一生的经历。1942年5月，他在菲律宾被俘后，于10月乘坐被称为“地狱船”的日军运输船开赴中国奉天。船上什么设备都没有，一片黑暗。战俘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常常处于饥渴之中。忍受不住煎熬的人便撒手人间，可他们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饿极了的战俘，甚至以死尸果腹。

同年11月，经受了死亡的考验后，“地狱船”终于抵达奉天。令与会者难以置信的是现时站在主席台上身着T恤衫、牛仔裤，身高约有1米75的布朗在当时体重只剩下80磅。

战俘营设在一个旧兵营中。一天，一辆卡车载着一批戴着口罩、穿着白衣的日本人来了。俘虏们都很奇怪，没有人生病，他们干什么来了？这些医生模样的人给他们体检、打针、喷雾，并为他们编上号码。此后，很多人便相继得病死去了。

布朗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战后才清楚，这些人是‘731’部队的。他们把我们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布朗能够活下来，是得益于碰到了一个良心未泯的日本医生大木。大木把布朗留在医院工作，才使他幸免于试验。

回国后，布朗念念不忘大木。他在华盛顿的有关档案中查到了大木的下落。1955年，布朗去日本找到了大木的家。大木坦白承认，他是“731”部队的人，当时在奉天战俘营始终保持1500人，把白人战俘用于生化试验。布朗说，回国后，他把情况向政府作了报告，得到的回答是：这些事“不要公开讲”。

但1982年，当年负责调查“731”部队罪行，并建议不起诉“731”部队的美国上校军医默里?桑德斯十分后悔地表示，他们相信了日本人没有拿美军战俘做试验的保证，所以同意不起诉“731”。同时他也证实，日皇裕仁与建立“731”部队有关。

美军老兵的心愿：看看帮过他的中国农民

能讲简单中文的里奇告诉记者：“我的中文名字是李德和。我很想再去沈阳，看看当年给了我们不少帮助的中国农民。”

为了救援投降被俘的美军驻菲律宾的最高将领温莱特将军等高级军官，1945年8月16日，受过特种训练的里奇率领一行人，空降到奉天附近的农田里。当地农民得知他们的来历后，当晚设酒席招待他们，并给他们指路。里奇幽默地说：“多亏我会讲中文，否则连声谢谢都表达不了”。

中国农民热情好客和乐于助人的品格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回忆说，找到温莱特等战俘后，要把他们从被关押的“西安”地方送到奉天，沿途要走100多里路。他们所到之处，当地百姓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里奇说：“我们是一路上吃着中国饭到达奉天的。当时的中国百姓很苦，饭没有今天利苑酒家的这么丰盛好吃”。

在中国百姓的帮助下，里奇保证了温莱特将军按时赶赴日本，参加在东京湾密苏里舰上举行的受降仪式，以洗刷向日军投降之辱。里奇为此于1946年获得美国最高荣誉的国会勋章。

想回沈阳去看看的不只里奇一人。一位老兵听笔者讲英文，马上对我说：“希望你给我当当翻译，找到我在奉天的一位朋友。”他至今还记得那位朋友的姓名，只是由于发音的差异，辨认不清。他说，当时这位朋友刚刚生了一个儿子。看得出他是努力提供一切线索，想找到这位远在大洋彼岸，而且是分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朋友。

八旬老人的忠告：年轻一代不能忘记历史

二战中，日本的罪行不亚于德国，但在美英的主导下，在东京法庭，只从10000多战犯中，挑选了26人进行起诉，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仅有7人。而在纽伦堡，审判的战犯达约3000人。

战俘联谊会的鲁先生认为，这对中国太不公平。他在发言中强调，一定不能忘记历史，否则历史还会重演。

鲁先生认为，日本之所以不像德国那样能够正确认识侵略历史，与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有关部门应该欢迎这批美国老人到中国去，不仅满足他们回故地一游和会会老朋友的愿望，而且应该让这些已经年逾八旬的历史见证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讲述他们还不太了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