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罪行学术研讨会议程及文件集

时间：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下午13：30-16：30
地点：纪念馆影视二厅
参加人员：
中国受害劳工联谊联合会支援会（日本朋友等20人）
中国受害劳工幸存者遗属
天津在日殉难烈士劳工纪念馆、刘连仁纪念馆等国内来宾
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
台湾省的朋友（7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纪念馆部分人员  总计约50～70人
活动主持：  朱成山  张俊杰　林伯耀
议程（资料目录）：
1、中国被掳劳工幸存者邵义诚证言（西松安野,85岁）（8分中文）
2、劳工遗属吕满云证言（花冈,69岁） （5分中文）
报告： （**** 缺）
****猪八戒(花冈事件专家)：“1945年秋田花冈判决和国防安保法”（15分 日文）（需要逐句翻译）
3、徐永伦：“日军在浦口战俘营对劳工的奴役与屠杀”
4、高金素梅：“还我祖灵的历程”（20分）
5、吕正惠：“抗战时期台湾人民的抗日活动”（20分）
6、田中宏(一桥大学名誉教授)：“ 回顾花冈和解10年” （15分日文）（需要逐句翻译）
7、林伯耀（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的战争遗留问题处理的比较” （10分钟 中文）
****木越阳子（NPO花冈和平纪念会）（7分 日文）
“花冈和平纪念馆的建设－如何面对加害的历史” （需要逐句翻译）
8、志村墨然人 （画家，87岁，当时鹿岛组北海道玉川事业所职员）
“带着自责之心画强掳中国人的记忆” （7分 日文）（需要逐句翻译）
9、刘焕新（刘连仁纪念馆馆长）（10分钟 中文）
  “作为被强掳受害者的后代应尽的历史上的责任--如何面对受害的历史”

会议总结：朱馆长

--------------------------------------------------------------------------------

邵义诚证言:“安野案件”幸存者邵义诚回忆在日本当劳工的日子

引用：大众网-齐鲁晚报
（2009年11月03日）

2日，邵义诚展示相关材料。

　　人物档案邵义诚：85岁，是“安野案件”的幸存者。

　　“ 在日本每天超负荷地劳 动，大冬天地光着脚在河里清石头，一天只吃不到1斤的口粮。腿受伤了也不给治，直到干不动了才被关在一个小屋里不让出来……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时隔65年，邵义诚回忆起那8个月的劳工生活，仍然掩饰不住激动和愤怒，禁不住满身颤抖……

　　来青岛批发烟被“青帮”绑架

　　邵义诚的噩梦是从1944年7月份降临的。

　　在此之前，他在天津是一个“卖烟郎”，每天端着个盒子在大街上叫卖：“香烟，谁买香烟……”那年，他19岁，姐姐比他大两岁，妹妹比他小两岁，“父亲在1943年也莫名失踪了，应该也被抓去日本当劳工了，从那以后再没见过他的面，母亲带着我们生活。”

　　1944年7月份的那天，他从天津坐火车到青岛批发烟，“因为青岛的烟比我们那里便宜。”他下了火车，刚出车站不久，就被三个壮汉塞进了汽车。

　　到了附近一个旅馆，壮汉问他：“在日本那边给你找了个工作你干不干？”他连忙摇头，“我不去，我家里父母和姐妹都等我回去呢。”但是那些壮汉哪里容他多说，把他推进房间控制起来。

　　“当时我身上的700多元被他们搜去了，他们答应连同给我的500元安家费一起邮寄到家里去。我把地址留给了他们。事后才知道，他们根本没往我家里邮一分钱。这些人就是青岛的‘青帮’黑社会。”邵义诚说。

　　“一直呆了五六天，宾馆的人数渐渐增加到60人，后来又从济南拉来300人，一共有360人。”邵义诚说，后来他们才知道那300人大都是游击队、国民党，在战争中被日军俘虏。

　　每天干12小时只让吃5个馒头

　　360人挤在一艘船的底舱里，颠簸了一周的时间，“大小便全部在船舱里，根本不让出去。”

　　到了门司（日本地名），然后坐火车到了广岛，“这些地名我们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300人共分为4个纵队，“那300人每100人一个纵队，在山下挖隧道，我们60个人一队从山上清理河道里面的石头。” 邵义诚说，“我们60个人又分两个小组，第一组从早晨6点干到下午6点，第二组从下午6点干到次日早晨6点。”

　　“几十斤上百斤的石头，都是靠人工抬，冬天那么冷，水达膝盖，我们都站在刺骨的河水里干。”邵义诚说。

　　大概两个月之后的一天，邵义诚的腿被石头砸伤了，“也不给治，也不让休息，还让继续干。”就这样，邵义诚又坚持了两个月，腿烂糊糊的，几乎站不住了，老板才不让他继续干了。

　　“能干活的早晨一个馒头，中午和晚上分别两个馒头，病号每天减半，每天只能吃两个半馒头。”邵义诚和另外三个病号被关在一间屋子里。

　　治疗了两年才能站起来

　　1945年3月，包括邵义诚在内的13个病号被送回国。

　　“当时我的腿根本站不起来，几乎是蹲着回家的。”邵义诚以为自己回不了家了。邵义诚的母亲因为相继失去丈夫和儿子，精神备受打击，而且家里没有了劳力，她积劳成疾，又无钱治病，最终含恨而去。

　　“姐姐妹妹看到我回家，都不敢相信我还活着。我们家一共4间房子，回来之前被当出去了两间，姐姐妹妹为了给我治病，把剩下的住的两间卖了。我们搬出去到处找地方住。”邵义诚说，一直治疗了两年，他才渐渐能够站起来走路。#p#分页标题#e#

吕满云证言：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

我是花冈受难者遗属吕满云，我父亲叫吕百岁，是第一批被强掳到日本的花冈劳工。当年，时任村长的父亲年仅37岁，是个身强体壮的庄稼汉，全家仅靠父亲在农田里做活为生。父亲是赶集买东西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抓走的，几日音信全无，全家人发疯似的四处寻找，不久后传来父亲被抓的消息，爷爷、奶奶、妈妈和当时年纪尚小的我顿时惊呆了，奶奶、妈妈终日以泪洗面，爷爷、叔叔忙着卖地、借钱赎人，但还是没能救回父亲。

父亲被抓走后，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靠着父亲的辛勤劳动，全家人尚能勉强维持生活。现在，父亲走了，家里的顶梁柱没了，生活可想而知。爷爷整日闷闷不乐，奶奶整日唉声叹气，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四处投靠亲友，勉强度日。我们天天想、夜夜盼，祈求老天能够保佑我的父亲平安归来，但等来的却是，父亲惨死在日本的噩耗。得知此消息，全家如五雷轰顶，奶奶当即哭倒在地，爷爷痛不欲生。生活的拮据，加上父亲惨死的噩耗，一连串的打击，使我的奶奶爷爷和妈妈，相继病倒去世。我的四个哥哥也因生活贫困，病饿交加，也都相继离开了人世。我的家就这样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我家的遭遇，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所犯罪行的一个侧面、一个缩影，全国像我这样遭遇的家庭数不胜数。

不管时间过了多久，日本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直至今天伤痛依然铭心刻骨。我想作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能忘却日军曾经带给我们的伤害和耻辱。日本鬼子丧尽天良的兽行，曾在我国犯下的奸淫掳掠，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我们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

今天我在这里不想在掀起什么新仇旧恨，但是我一定要向日本政府讨一个公道，讨一个说法。日本政府在对劳工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做出让中国人民满意的举动。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历史，面对现实，谢罪赔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中日友好。

我们花冈人一定要坚持不懈的斗争下去，要让日本政府肯正视面对并反省这段历史，直到取得对日战后索赔的最后胜利。

父辈们，待到那一天，我们一定会点燃香烛，告慰你们。让那些屈死异邦的英灵们，永得安息。

劳工遗属  吕满云
2010年8月15日#p#分页标题#e#

日军在浦口战俘营对战俘劳工的奴役与屠杀

 江苏省文化厅     徐永伦

日军攻占了南京后，为了扩大侵略和经济掠夺的需要，于1941年在浦口的三井码头和日铁码头建立了战俘集中营，先后从华北和华中战场将5500多名国民党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战俘押解到这里做劳役，强迫战俘把从枣庄、徐州、淮南、马鞍山运来的煤炭、铁矿装上海轮运回日本。使战俘营成为日军掠夺中国矿藏资源的转运站，和残酷奴役与迫害战俘的人间地狱。

日军在战俘营实行法西斯的管制，在战俘营架起三道2米高的铁丝网，中间是一道电网，周围设有岗哨和碉堡。日军昼夜巡逻，警戒森严。日军采取“以俘治俘”的办法，将战俘编成大队和中队，一人犯罪，全班连坐，一班怠工，全队受罚。战俘每天要干12至16个时，在日军的刺刀下从事非人的苦役。动作稍慢就遭到处置，狼狗撕咬或扔到江里。据战俘钱广泰回忆，他在战俘小队当过记账工，抬一筐煤就发给一根竹筹，一天下来，他平均发给每二个战俘60根左右的竹筹，每筐煤炭重200斤，战俘每天要抬一万多斤的煤炭。劳役的强度可想而知，许多战俘被活活地累死，和掉进江里淹死。国民党第27军上校参谋处长谭天觉，因仗义执言，抗拒劳役，宁死不从，被单独关押遭受酷刑，被迫害至死。

战俘有了疾病不能干活，就被关进草棚搭的“隔离室”，无医无药，只能躺着等死。据战俘幸存者郑贵秋回忆，患病的战俘被编上号码，挨个躺在地铺上，头边放一盆刷锅水，如果那个病人不喝了，军医就喊人当作尸体处理。有些战俘只是患的感冒或者拉肚子，几天不给吃喝，小病也染上大病，许多人是被折磨而死。战俘吃的是红薯、高梁面、山芋头和发霉的豆子，有的战俘饿极了吃野菜，中毒和浮肿的不在少数。战俘住的是40米长的木板条钉的大草房，夏不遮雨，冬不挡凤，两头摆看尿桶，整天粪尿熏人。冬天冻得用草包套在身上，有的披着水泥纸袋和麻袋片上工御寒。

战俘营里死亡率很高，在严冬和酷暑时每天死亡10余人，最多一天40多人。战俘生不如死，有的结伴逃跑，抓回来就要处死。有几个27军的战俘逃跑被抓了回来，日军把他们分别捆起来，用绳子连成一串，拴在小火轮的后面活活地拖死。有个19路军的战俘抓回来绑在树上，日军往他的嘴里灌水，等到他肚皮涨大后，用一根约10公分粗的木棍把他的肚皮砸裂，血水喷出惨不忍睹。战俘幸存者冯金秀在四中队，队里有人逃跑了，日军就把全队的战俘集合，跪在地上，轮流挨棍子，不许吃喝，整整折磨了一天。

日军虐待和残害战俘劳工的暴行，迫使战俘濒临死亡的绝境，他们为了生存和自由，先后进行了三次暴动，都遭到日军血腥地镇压。发生在1942牟8月的第一次暴动，有数百人参与，许多战俘惨遭屠杀，逃出去的只有30多人，抓回来的100多人也无幸免，遭到枪杀和处罚。此次暴动后，日军淀泊场司令部加强警戒和监控，并与浦口和江浦两地的伪政权加紧联防，让他们协助日军管理和防卫战俘营，抓到有赏，跑了坐牢。1943年4发生了第二次暴动，当场就用机枪打死50多人，日军和伪军出兵追击和堵截，许多人未免遇难。1944年2月又发生第三次暴动，被打死和淹死100多人。幸承者王占魁带着七、八个人逃到江浦县的山里，得以虎口余生。抗战胜利后，浦口战俘营只剩下800多人，大部分战俘劳工残遭迫害和屠杀，长眠在战俘营的江边和周围的乱坟岗上，仅在坝子窑就掩埋了2000多名死难的战俘。

日军在浦口战俘营的暴行，对我们有三点警世：一是日军公然违反了国际上通用的《海牙公约》和《日内互瓦公约》关于俘虏政策的明文规定，肆意虐待、奴役与屠杀战俘，严重破坏了人类的文明，是对人类社会的犯罪。虽然发生在南京大屠杀的四年之后，但在实质上是南京大屠杀的延续。日军在南京大屠杀后，根本没有承认和认识自己的罪行，依然在虐待和屠杀战俘。